第四节　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主要以介绍和传播“唯物史观”为主，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在这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20世纪30年代便达到介绍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并开始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尝试，以艾思奇、李达、毛泽东等人为主要代表，产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基本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

一、唯物辩证法论战

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逐渐成为中国哲学思想界的主流。新康德主义在中国的代表张东荪惊呼：“这几年来坊间出版了不少关于唯物辩证法的书。无论赞成与反对，而唯物辩证法闯入哲学界总可以说是一个事实。”[43]为此，他首先挑起了著名的“唯物辩证法论战”。

这场哲学论战主要分两个阶段：1931—1934年，主要是张东荪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哲学思想与叶青为代表的假马克思主义的论战，论战的主将分别是张东荪和叶青，基本上属于资产阶级哲学内部的争论，表面上是“非难”与“捍卫”唯物辩证法之争，实际上都在程度不同地曲解和攻击马克思主义哲学。1933—1936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邓云特（邓拓）等人参加论战，对张东荪和叶青的观点均进行了批判。

1931年9月18日，张东荪在《大公报》副刊《现代思潮》上发表了《我亦谈谈辩证法的唯物论》一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概念进行非难，挑起了20世纪30年代唯物辩证法论战。接着，他又发表了《辩证法的各种问题》、《动的逻辑是可能的吗》等文章，1934年6月，他撰写了长达3万多字的《唯物辩证法之总检讨》，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进行总批判。10月，他又将批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章汇集起来，以《唯物辩证法论战》为名由北平民友书局出版，把唯物辩证法论战推向**。

与此同时，托派分子叶青，伪装成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批判”张东荪。他先后发表了《哲学到何处去》、《动的逻辑是可能的》、《张东荪道德哲学批判》和《张东荪哲学批判》等文著，1935年，他仿照张东荪的体例，将批判张东荪的文章汇集起来，取名《哲学论战》。这样便形成了“唯物辩证法论战”的两大对立阵营。

张东荪等人观点主要为：第一，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没有什么新的意义，只不过是把黑格尔的辩证法“颠倒了一下”，“马克思辩证法所以错误到不可救药，其原因一半在于黑格尔本身。换言之，即黑格尔本身就有错误和糊涂处；马克思不过再加一些新的错误罢了”[44]。第二，认为辩证现象并不是天下万物所共有的，所谓辩证法的“变”只是“逻辑的变，而不是空间的变、时间的变、与事物的变”。第三，认为哲学是不能有党派性的。“哲学之所以能存在，完全是靠着思想自由。无思想自由即无哲学。使‘哲学’与‘党派’二字联缀成一句，即等于取消哲学而只留党派”。第四，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否定之否定”规律是一种“历史定命论”，反对用它来解释人类历史发展。第五，认为世界上不存在辩证法所说的“矛盾”，否认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他认为“对待”、“负面”和“矛盾”三词的含义是不同的，对待是指有对偶的东西相待而存，负面是指除了这个东西本身外其余的一切，矛盾是指两个命题不能同时皆真而言。

叶青等人，主要贩卖的是托派和当时苏联哲学界唯心主义机械论的观点，主要为：第一，提出所谓“新物质论是观念论和物质论的统一”，新物质论是观念论与物质论调和的结果。第二，提出所谓“哲学消灭论”，认为黑格尔以后只有科学而没有哲学，宗教—哲学—科学是三种“历史的知识体裁”。第三，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还原为黑格尔的“三段论”：“正—反—合”。第四，主张所谓“外铄说”，认为内因与外因可以无条件转化。

当时，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也参加了唯物辩证法论战，不仅批判张东荪等人公开对唯物辩证法的非难和攻击，而且揭露和批判叶青等人的伪马克思主义的谬论，阐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观点。

1933年12月，邓云特在《新中华》第1卷第23期上发表《形式逻辑还是唯物辩证法》，率先对张东荪的观点进行了批判。1935年5月，艾思奇在《读书生活》第4卷第2期上发表《关于〈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10月，又发表《几个哲学问题》，此后又发表了《论黑格尔哲学的颠倒》，主要对叶青的反对观点进行了批判。

针对张东荪对唯物辩证法的攻击，邓云特指出，唯物辩证法是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一般规律的一般运动和发展的法则，辩证法是从诸现实的历史运动变化的诸现象中获得的，“一切本来是对立统一的，矛盾的运动与变化的，因循发展的。一切事物绝对不是‘不可测’的”。针对张东荪和叶青将马克思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混为一谈的错误，艾思奇认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有质的不同，是对黑格尔哲学进行唯物主义改造的结果，既抛弃了他的唯心主义，又要“改正那被压歪在黑格尔哲学里的辩证法”的结果。针对张东荪哲学无党派性的观点，艾思奇从正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一切哲学都按照对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不同回答而划分为两大阵营的基本观点，论述了哲学的党派性原则。批判了张东荪把哲学当作“千古不决”的玄学的论点。针对叶青的“哲学消灭论”，艾思奇认为哲学并没有消灭，它永远有自己独立研究的对象和领域，当然也绝不会再像以前那样，成为超乎科学以上的玄学。针对叶青的“外铄论”，艾思奇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内因是第一性、外因是第二性”观点，认为内因是一切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

这场关于唯物辩证法的论战，持续了较长的时间，涉及的问题也很多，在当时哲学界影响很大。此时正在成长中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努力宣传并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纯洁性，保障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健康传播。

二、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形式上的中国化，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和通俗化，使其普遍地变成为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的中国气魄和中国作风，普遍为人民大众所接受，变为中国人民所易理喻的形式；二是内容上的中国化，即在内容上以中国革命和实践的内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的丰富化和发展化，从而产生出具有中国特点的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20世纪30年代，唯物辩证法在中国思想界得到广泛传播，为使一般民众易于理解和掌握这些深奥的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和通俗化的任务便迫切地提到了日程。艾思奇、沈志远等人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和通俗化的著名代表。

1934年11月，艾思奇在《读书生活》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专为大众写的“哲学讲话”——《哲学并不神秘》，此后，他在该刊上每期写一篇文章，到1935年11月，共发表了24篇，后来集结成书，名为《哲学讲话》，又名《大众哲学》。艾思奇在这本自称“入门的读物”中，开宗明义提出“哲学并不神秘”，哲学与日常生活的关系是密切的。他用当时群众熟悉的事例，揭示哲学的真面目。他说，在现实生活中，人们遇到失业或困难，有人想自杀，有人相信命运，有人奋斗求生，就是因为各人思想的根底不同，哲学思想就是人们的根本思想，是人们对于世界一切的根本认识和态度；为了正确认识事物，我们就要有意识地懂得最正确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样，艾思奇的每次“讲话”，都使用通俗易懂的文字，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溶化在人们日常习见的、浅显的事例和熟知的谚语、故事中，像拉家常一样，娓娓写来，步步深入，引人入胜。比如，《一块招牌上的种种花样——观念论和二元论》、《用照相作比喻——唯物论的认识论》、《不是变戏法——矛盾的统一律》等，采取谈话讲故事的体裁，使抽象的观念具体化、趣味化，把哲学从玄妙的宫殿里，拉到了日常生活中，使人们初步懂得了什么是唯物论、唯心论、辩证法、形而上学等哲学道理；在《七十二变》中，用孙悟空的七十二变比喻本质与现象的关系；在《雷峰塔的倒塌》中，生动而深刻地论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规律。

艾思奇的《大众哲学》

正因如此，这本书一出版，便赢得了众多的读者，成为一本脍炙人口的畅销书，立即风行全国。从1936年到1948年12月，竟印行了32版。李公朴赞扬说：《大众哲学》“是用最通俗的笔法，日常谈话的体裁，溶化专门的理论，使大众的读者不必费很大气力就能够接受。这种写法，在目前出版界还是仅有的贡献。”又说：“尤其值得特别一提的是这本书的内容，全是站在新哲学（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引者）的观点上写成的。新哲学本是大众哲学，然而，却没有一本专为大众而写的新哲学著作。”“这一本通俗的哲学著作，我敢说是可以普遍地做我们全国大众读者的指南针，拿它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其后，艾思奇陆续出版了《如何研究哲学》、《实践与理论》、《哲学与生活》、《知识的应用》等通俗哲学读物，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

为了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1938年4月，艾思奇首先提议发起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运动。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化“在打破从来哲学的神秘观点上，在使哲学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接近，在日常中也指导人们注意哲学思想的修养上，是有极大意义的，而这也就是中国化现实化的初步”。然而，“通俗化并不等于中国化、现实化。因此它也没有适应这激变的抗战形式的力量”。所以，“现在需要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提议发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现实化运动。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正式发起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运动，要求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以创造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为推动这一运动的开展，艾思奇、刘少奇、张闻天等人率先响应。艾思奇发表了《论中国的特殊性》、《抗战以来几种重要哲学思想评述》等文章，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和实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三、李达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的中国化

1936年，李达写出了《社会学大纲》一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作了系统而深刻的论述，代表着20世纪3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对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理解的较高水平。《社会学大纲》的特色，在于介绍和阐述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的同时，尤其注意说明和发挥列宁的哲学思想，而且综合和吸收了二三十年代苏联学者的哲学研究成果和思想资料，表达了作者自己哲学研究的收获。

第一，比较全面地论述了列宁关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不可分割的思想，坚持将二者合并在一起作为一个有机的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体系，而不是分割开来阐述，这是李达建构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体系的显著特点。

李达像及其所著的《社会学大纲》（下图）

第二，认为唯物辩证法是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一般发展规律的科学，是一种科学的发展观，有着严密的科学体系。他依据列宁关于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和实质的思想，说明了在辩证法的诸多规律中，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是辩证法的三个根本规律，其中尤以对立统一规律为最根本的规律；他用对立统一规律去说明辩证法的其他规律，又在原则阐述其他规律和范畴中，将对立统一规律具体化。这样，他便以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从不同层次、不同侧面去研究和说明辩证法，从而把辩证法的严密体系展现出来。

第三，依据列宁的理论指导，说明和发挥了对立统一规律的学说。他说：“对立统一法则，是辩证法的根本法则，是它的核心。这个根本法则，包含着辩证法的其余法则——由质到量及由量到质的转变法则、否定之否定的法则、因果性的法则、形式与内容的法则等。这个根本法则，是理解其他一切法则的关键。”由此，他对对立物的统一与斗争的意义及关系、“拮抗”的含义及对抗性矛盾与非对抗性矛盾的关系、矛盾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等作了详细阐述。

第四，全面阐述了认识与实践的关系，说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是辩证法、逻辑学和认识论的统一。并提出了认识运动的公式，即“实践——直接的具体——抽象的思维——媒介的具体——实践”，认识就是采取这样的圆运动而发展的。他断言：“所以认识的这种圆运动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是由相对真理到绝对真理去的发展过程。”

第五，认为认识的过程是由物质到感觉、由感觉到思维、又进而发展到知觉和经验的过程，这是认识的感性阶段；而建立于感性、经验上的思维，则是更高的阶段。感觉是最初的契机，思维是最后的契机；前者是直接的知觉，后者是媒介了的知觉。人类的认识过程，是在时间基础上由感觉起到思维为止的认识过程。但这两个阶段既不是个别的独立的认识，也不是独立的两个阶段，而是“互相渗透”、互为条件的。感觉上给予的东西，在思维中也是没有的。思维是由感觉发展来的，思维的过程，是感觉明晰化的过程。思维要靠感觉提供材料，感觉要靠思维的抽象作用才能将事物的本质、规律与现象区分开来。所以，感性认识与理论认识是“互相渗透”的。

总之，李达通过自己对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系统而持久的研究，在《社会学大纲》中非常详细而深刻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原理和原则。

如果说艾思奇所写的《大众哲学》，主要偏重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和通俗化的话，那么，李达所著的《社会学大纲》，则偏重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上的中国化，是他根据自己的理解和研究对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作全面的论述，其论述的全面、系统、深入和准确，是过去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所未达到的。这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部马列主义的哲学教科书。它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依据中国实际进行“中国化”的改造、消化后取得的优秀成果。基本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的“中国化”目标，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结构和体系框架。

四、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毛泽东（1893—1976），字润之，湖南湘潭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和杰出领袖，也是近代著名的思想家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的哲学思想是在革命斗争中逐步形成的，具有特别鲜明的实践性。1930年5月，毛泽东写了自己的第一篇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反对本本主义》。在该著作中，毛泽东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科学论断：“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把调查研究纳入认识论，在系统阐述调查研究这一唯物辩证法的工作方法过程中，批判了本本主义的唯心主义实质，在中共历史上首次提出了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唯物主义思想路线，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1937年7月，毛泽东发表了《实践论》这篇重要哲学著作。《实践论》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的高度，对中国革命的经验进行了概括和总结，对中共党内一度存在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思想根源进行清算，形成了“辩证的知行统一观”。

首先，它阐明了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首要观点。毛泽东把实践明确规定为“社会实践”、“变革现实”和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既指明了“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又说明了实践的多样性，认为“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他强调了实践在认识论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来源，“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它推动着认识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目的。他说：“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外界认识的真理性标准”，认识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

其次，它以实践为基础，论述了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毛泽东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的思想，提出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到实践的两次飞跃说。他认为，第一次飞跃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实现这一飞跃的条件是既有十分丰富的符合实际的感性材料，又要经过将这些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这一飞跃，是认识的真正任务，但认识运动并未到此为止，还必须把理性认识再运用到实践中去。第二次飞跃就是从理性认识到实践，这样才是认识发展的全过程。对此，他概括说：“认识从实践开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飞跃。”实现这一飞跃也必须经过一个中间环节，把“是什么”转变为“怎么做”，实现改造世界的目的。

最后，它揭示了认识真理的道路，概括了认识运动的总规律。毛泽东发挥列宁关于认识发展“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的思想，将认识运动的总规律概括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达到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由于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永远不会完结，所以，认识真理的道路是一个不断从相对真理走向绝对真理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开辟了认识真理的途径和道路。

1937年8月，毛泽东发表了《矛盾论》这篇重要哲学著作，又从哲学的高度对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进行科学的总结和概括，形成了“辩证的矛盾统一观”。

首先，该文以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论述了唯物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种宇宙观的根本对立，揭示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特征。他继承和发挥了列宁关于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的思想，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是唯物辩证法最根本的规律；指出形而上学的宇宙观是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唯物辩证法是用全面的、联系的和发展的观点看世界；强调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事物内部的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外因只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其次，该文以矛盾的普遍性为指导，分析了矛盾的特殊性，解决了两者的关系问题。他根据中国革命实践的需要，明确把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作为对立统一规律的一项内容来论述，丰富了唯物辩证法的理论宝库，对于完成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有着重要实践意义。他指出，矛盾的普遍性是指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并与每一事物发展的过程相始终；它是事物的共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和普遍的。矛盾的特殊性就是矛盾的个性，它可以概括为三种类型：一是从各种矛盾之间互相依存的关系来看，各种物质运动形式以及各种事物的矛盾都带有特殊性；二是从事物发展上看，每一物质运动形式在其发展的不同过程中、同一过程的不同阶段上，矛盾也有特殊性；三是从矛盾内部来看，在事物同一发展过程中，矛盾双方各有其特殊性。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就是共性与个性的关系，共性包含于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同时，共性与个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毛泽东强调：“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

再次，该文论述了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与非主要方面相互转化的原理。他认为，在许多矛盾中，有主要矛盾与非主要矛盾之分，主要矛盾规定或影响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在一对矛盾中，有主要方面与非主要方面之分，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的性质。抓住了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可迎刃而解；抓住了矛盾的主要方面，就能把握事物的性质。所以，他强调：对于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的方面和非主要方面的研究，是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同时，主要矛盾与非主要矛盾、矛盾主要方面与非主要方面在一定条件下又是可以转变的，而这种转变会直接导致事物性质的变化，所以，更值得注意。

最后，该文还具体论述了矛盾双方的同一性、斗争性及其关系，进一步揭示矛盾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毛泽东着重发挥了列宁关于同一性的相对性和斗争的绝对性的思想，认为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与无条性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他通过对矛盾斗争形式的分析，提出了对抗与非对抗两大类矛盾，认为矛盾和斗争是绝对的，但解决的办法有两类，一是采用对抗的方式，主要解决对抗性矛盾；二是非对抗的方式，主要解决非对抗矛盾。两类矛盾是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所以，当用不同方式解绝不同性质的矛盾时，应采取正确的方针政策，促使矛盾向有利方面转化。

《实践论》与《矛盾论》的发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运用和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它从多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表明一种符合新的时代需要、带有鲜明中国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已基本形成。毛泽东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对教条主义进行了批判，特别充实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是毛泽东哲学思想成熟和系统化的标志，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的重大突破。

抗日战争爆发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更加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用于指导现实的革命活动，并依据丰富的实践经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逐步成熟，并为全党所公认。

毫无疑问，毛泽东哲学思想，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继承，又是对它的丰富和发挥。它的基本理论特征、基本原理和范畴，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致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但它又是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特别是中国古代朴素的辩证法和认识论思想的批判继承，是对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概括，因而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它的形成和发展，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任务的基本完成。

注释

[1] 胡适：《实验主义》，《新青年》第6卷，第4期，1919。

[2] 同上。

[3] 胡适：《实验主义》，《新青年》第6卷，第4期，1919。

[4] 同上。

[5] 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183页，北平，北平人文书店，1936。

[6] 张东荪：《认识论》，124～125页，上海，世界书局，1934。

[7] 张东荪：《认识论》，123页。

[8] 张东荪：《多元认识论重述》，《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101页，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9] 张东荪：《认识论》，126页。

[10] 同上书，126页。

[11] 张东荪：《认识论》，126～127页。

[12] 张东荪：《哲学ABC》，104～105页，上海，ABC丛书社，1929。

[13] 同上书，108～109页。

[14] 张东荪：《宇宙观与人生观——我所献议的一种》（续），《东方杂志》第25卷，第8期，1928。

[15] 金岳霖：《知识论》，13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16] 同上书，356页。

[17] 同上书，364页。

[18] 金岳霖：《知识论》，365页。

[19] 同上书，462页。

[20] 同上书，917页。

[21] 金岳霖：《知识论》，930页。

[22] 梁漱溟：《朝话》，13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40。

[23] 熊十力：《新唯识论》，30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

[24] 熊十力：《新唯识论》，490～491页。

[25] 同上书，444页。

[26] 熊十力：《新唯识论》，315页。

[27] 同上书，317页。

[28] 同上书，343页。

[29] 同上书，389页。

[30] 《三松堂全集》第4卷，551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

[31] 同上书，552页。

[32] 同上书，596页。

[33] 同上书，552～553页。

[34] 同上书，553页。

[35] 郑家栋：《现代新儒学概论》，242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

[36] 贺麟：《近代唯心论简释》，3页，重庆，重庆独立出版社，1943。

[37] 同上。

[38] 贺麟：《近代唯心论简释》，59页。

[39] 贺麟：《近代唯心论简释》，56页。

[40] 同上书，57页。

[41] 同上书，66页。

[42] 同上书，67页。

[43] 张东荪：《唯物辩证法之总检讨》，《唯物辩证法论战》，135页，北平，北平民友书局，1934。

[44] 张东荪：《唯物辩证法论战》，1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