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民国哲学发展的基本线索

民国时期的哲学，与晚清哲学的发展是一脉相承的，但又有其特色。它是在广泛输入和消化西方哲学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这是一个由西方哲学的输入和消化，到逐步建构中国现代哲学的发展过程。

正如我们在前章所述，民国建立后，西方哲学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到五四时期便形成一个**。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康德、尼采、杜威、罗素和柏格森等近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都得以输入、介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五四时期输入的主要是唯物史观，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以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开始大规模传扬，到30年代便形成了介绍辩证唯物论的**。现代西方哲学方面，传播的则主要是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罗素的新实在论哲学和柏格森的生命哲学。

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西方哲学得到了更进一步的介绍。从希腊柏拉图哲学到近代培根、笛卡儿、休谟哲学，再到康德、黑格尔哲学都被广泛地介绍到中国来。

西方哲学在中国介绍的深入和广泛，极大地开阔了中国哲学家的视野。他们已经不满足于单纯的介绍和解释，在不断翻译和研究过程中，逐步地形成自己的哲学观点和思想。民国时期的中国现代哲学，正是在这样大规模输入西方哲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从总体上说，民国时期的哲学经历了一个从输入西方哲学到建构自身体系的过程，但由于阶级、阶层和思想观念多方面的差异，建构的基础和努力的方向有着巨大的差别。大体而言，它是沿着三个方面、四种路向发展的。

第一，三民主义哲学思想的形成与演变。晚清以来，西方近代进化论思想在中国得到大规模传播，在接受并消化进化论思想的基础上，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将近代进化论哲学，与中国传统的唯物主义思想结合，创立了三民主义哲学体系。1917—1919年，他撰写了《心理建设》《孙文学说》，此后，又撰写了《军人精神教育》《知难行易》和《三民主义》等哲学著作，形成了一套三民主义的哲学思想：以“以太”为宇宙本原的唯物主义进化自然观，以“行”为“知”的基础的“知难行易”学说，以“民生是历史的重心”的民生哲学。

唯物主义进化论的自然观和知难行易的唯物主义认识论，是孙中山哲学思想的精华，但其社会历史观基本上是唯心史观，其“民生史观”包含了唯心主义的成分。所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哲学体系，有合理的精华，也有唯心主义的倾向。正因如此，在他死后，三民主义哲学便逐渐发生了微妙变化。后来，国民党的“理论家”戴季陶打着“三民主义”旗号，先后发表了《三民主义之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提出了“求生冲动”的民生史观和唯心主义的“道统说”、“仁爱”哲学，实际上是继承并发挥了孙中山“民生史观”中的唯心主义倾向，用以对抗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戴季陶之后，国民党的中宣部长陈立夫又撰写了《唯生论》和《生之原理》两部哲学著作，建构了所谓“唯生论”哲学。其主要内容为：“生元”为宇宙的唯一本体、宇宙处于无限进化中的宇宙观；光大生命是人生的理想的人生观；民生是历史进化的动力和文化的中心的历史观。他吸收西方现代科学成果，并接受中国古代某些唯物论的因素，对孙中山三民主义哲学思想进行了独特“发展”，形成了自己的“唯生论”的哲学；但同时，他又继承并发挥了孙中山唯心论思想倾向，将“生元”视为生命与宇宙的根本动力，带有明显的唯心主义神秘色彩。蒋介石在20世纪30—40年代发表了《自述研究革命哲学经过的阶段》、《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行的道理》等哲学著作，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号，提出了“力行哲学”体系，作为国民党统治势力的哲学思想。

这样，孙中山创立的三民主义哲学体系，从戴季陶的“民生”哲学开始，中经陈立夫的“唯生论”，最后演变为蒋介石的“力行哲学”。他们虽都自称继承并发挥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哲学思想，是三民主义哲学的发展，而实际上，无论是“唯生论”还是“力行哲学”，都是从孙中山哲学思想那里找到一些根据，同时又给予某些改变和补充，从而变成了陈立夫和蒋介石的哲学思想，因而都是对孙中山哲学思想的曲解和唯心主义倾向的发展。从孙中山经戴季陶、陈立夫到蒋介石哲学的演变过程，实际上是经历了一个从追求所谓“求生的冲动”到追求所谓“生命本体”，再到追求所谓“本能良知”的过程，这是一个越来越趋向于极端主观唯心主义的过程，也是一个越来越趋向腐朽没落的过程。

第二，中国现代资产阶级新哲学体系的建构和发展。中华民国成立以后西方哲学的大规模输入，为中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体系的建立提供了必要的前提。中国现代哲学新体系的建构，主要是沿着两条思路进行的。

一是从中国传统哲学入手，继承儒家哲学的传统，同时吸收西方近代和现代哲学思想和方法，用现代西方哲学思想和方法对儒家思想进行改造和重新阐发，使儒家哲学重获新生，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这条思路和努力的方向，就是“现代新儒家”哲学的发展路向。

在五四时期，对中国儒家和佛教思想曾进行过认真研究并对中国传统文化怀有深深恋意的梁漱溟，在1922年年初出版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开始用西方现代哲学的重要流派——柏格森的唯意志论来改造中国儒学，率先进行了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现代哲学结合的尝试，建构了一套直觉主义的哲学体系。这套哲学体系，是柏格森唯意志论、佛教思想和儒家思想的结合体，但基本精神是儒家的。因此，梁漱溟成为现代新儒家的奠基者。

受过正统儒学训练，而对西方现代哲学，尤其是柏格森哲学熟悉，并直接师从德国哲学家倭铿学习哲学的张君劢，在1923年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继承并发挥了宋明理学“陆王”心学一派的思想，同时用倭铿、柏格森的哲学补充并改造心学，创立了所谓“新宋学”（“新玄学”），发挥了儒家的人生观，特别是心学家的修身养性、内求于心的哲学传统，提出了“自由意志”的人生观和以“我”为界的物质观。张君劢也成为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之一。

20世纪30年代，对佛家唯识宗思想有深刻研究的熊十力，于1932年出版了《新唯识论》文言文本；到40年代中期出版了《新唯识论》语体文本及《读经示要》、《十力语要》等哲学著作，建立了新儒家真正意义上的哲学思想。提出于“体用不二”的本体论、“歙辟成变”的辩证法的一套哲学体系，发挥了陆王心学“心性论”思想。冯友兰发表了《贞元六书》，继承程朱理学思想传统，并借鉴了西方维也纳学派的经验主义哲学，重新建立新理学的形而上学，建构了一套“新理学”的哲学思想体系。同时，贺麟发表了《近代唯心论简释》、《知行合一新论》和《儒家思想的新开展》等论著，用新黑格尔主义的思想，发挥并改造陆王心学，建构了一套“新心学”哲学体系。

这样，从五四时期开始，中国一部分哲学家站在中国儒家哲学的立场上，在了解和吸收西方现代哲学的基础上，开始用西方现代哲学的理论和方法从不同的角度对宋明理学进行发挥和改造，形成了新儒家哲学流派。

二是从西方现代哲学发展的趋向入手，在介绍、消化和接受西方哲学的基础上，紧跟现代西方哲学发展潮流，把握现代哲学的主要问题并试图加以解决，从而建构现代中国哲学体系。进行这种努力的主要有胡适、张东荪和金岳霖等人。

胡适是五四时期在中国介绍美国实用主义最著名的代表。在介绍实验主义哲学的过程中，他通过自己的理解和消化吸收，对实用主义哲学有了自己的看法，虽未形成自己的一套哲学体系，但的确对实用主义方法论有所发挥，并在当时产生巨大影响。

张东荪是20世纪30年代哲学界公认的对西方哲学了解最广泛、介绍西方哲学思想最积极的哲学家，也是最早在介绍和吸收西方哲学基础上试图有所创见的哲学家之一。1929年，他出版了《新哲学论丛》，1934年又发表了《多元认识论》。受新康德主义的影响，在接受现代西方新实在论和柏格森哲学基础上，他提出了“泛架构主义”和“层创进化”的宇宙观，“多元的认识论”和“主智的创造的”人生观，建构了一套所谓“新哲学”体系。金岳霖则依据对现代西方逻辑实证主义的透彻理解，对认识论问题进行了深刻研究，在40年代撰写了《知识论》一书，建构了一套完整的现代知识论体系。成为当时中国哲学界最有成就的哲学家之一。

张东荪和金岳霖等人，主要是沿着近代以来西方认识论的哲学传统而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的，他们对于认识论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精辟而富于启发性的见解。这些见解，显示了中国哲学家在探讨西方哲学问题上的睿智。

第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和毛泽东哲学体系的形成。马克思主义哲学输入中国后，立即便面临着一个与中国革命实践和中国哲学传统相结合的问题，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中国化的过程，实际在它一开始被介绍到中国来时就已经开始。李大钊、陈独秀在介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同时，便形成了自己的一些哲学思想，并开始进行将唯物史观运用到具体的实践中去的尝试。20世纪30年代，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广泛传播，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便有意识地在接受、消化和理解的基础上，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工作。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和大众化的代表；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中国化的典范。而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发表，则标志着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形成。

民国时期的哲学，正是从这三个方面、四种路向不断发展的。这是从横向上看。

从纵向上说，民国哲学发展大体经过了三个阶段。从民国成立到五四时期，主要是大规模输入和介绍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阶段，尚没有可能进行系统的中国哲学新体系的创建；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到30年代前期，随着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进一步传播，民国哲学开始进入创立新哲学体系的尝试阶段，不仅出现了戴季陶的“民生”哲学和陈立夫的“唯生论”哲学，而且梁漱溟、熊十力、张东荪都在努力建立现代资产阶级的新哲学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也有了较大进展。20世纪30年代后期到40年代，是民国哲学的成熟阶段。三民主义哲学发展为蒋介石的“力行哲学”；熊十力、冯友兰、贺麟等人已经建构了新儒家哲学；金岳霖的知识论体系逐渐完备，张东荪哲学更趋成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决定性成就，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最终形成。

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绝不可能超脱现实和时代，而提出和坚持某种哲学的人，更是具有一定的阶级性的，它必然代表着不同阶级和阶层的思想意识。民国时期的哲学尤其如此。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一种革命哲学，又是一种革命者进行革命的思想武器，所以，便自然受到了它政治上的敌人——戴季陶、陈立夫、蒋介石等统治集团的围攻和谩骂；同时，由于它与西方资产阶级哲学体系的根本差异，也受到了所谓要坚持“纯正”哲学的中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家的非难和攻击，20世纪30年代张东荪挑起的“唯物辩证法论战”最为典型。然而，最有生命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没有被禁锢和消灭，反而在与其他哲学思潮的冲突和斗争中，一步步发展、成熟起来，并最后取得了在中国哲学思想界的主导地位。

这就是民国哲学发展的基本态势和主要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