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古史学的极盛时期

两宋史学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这些变化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史学观念的深化，从资鉴求治到贯通天人古今，思考历史的走向，反映出史家、思想家从更高层次上对历史的总结。二是修史制度和修史机构日臻完善并得到了统治阶级的高度重视。三是史家辈出，群星灿烂。四是史学典籍丰富，新的史书体裁出现。特别要提出的是，史学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变化是社会变动的反映，同时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发展又是紧密相关的，就两宋文化来说，理学与史学的相互作用是我们要着重探索的课题。

一、修史机构的完善

宋代的修史机构主要有起居院、日历所、实录院、国史院、会要所、玉牒所等。修史机构的完善是宋代右文政策的体现，也反映了宋代帝王力求从历史中、从前朝帝王理政的得失上，寻找值得借鉴的经验教训，以摆脱危机，巩固自己的统治。

1．起居院　宋代设立的起居院，是起居注编修的地方，其官佐由左、右史发展而来。宋初在门下省设起居郎一员，中书省设起居舍人一员，名义上是记注之官，而实际上是“以起居郎、舍人寄禄，而更命他官领其事，谓之同修起居注。”[1]起居郎、起居舍人“不治本省事，以三馆校理以上修起居注。天子御正殿，记注官不侍左右，唯朝对立于香案前。常日则更番递直于崇政、延和二殿，行幸则从上出入，皆所以书言动，备记录以授史官”。[2]宋初虽设起居院，但“关勒送史馆，不复撰集”[3]，也就是说宋初起居院并无多大职掌。到淳化五年（994年），起居院徙移禁中，并制订起居格式，拟修注制度，这样起居院才开始修注工作。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曾诏谏官兼修注者，因后殿侍立，许奏事。宋代起居之官的选用比较慎重，因为记注之官接近帝王，有时参与朝政，所以选任时“例以制科进士高第，与馆职有才望者兼用”[4]。起居注官是被视为荣耀的职官，更甚者，馆职升迁，起注官是其中介和台阶，诚如欧阳修所说：“选三馆之士当升擢者，乃命修起居注”[5]。宋代所修的起居注，并非只记皇帝的言行，有时也记重要的朝政，诸如朝廷命令、赦宥，执政官以下进对，文臣御史、武臣刺史以上除拜、祭祀、燕享、临幸、引见之事，日月、星辰、风云、气候之兆，郡县祥瑞之符，闾阎孝悌之行，户口增减之数等[6]。修起居注的根据，除左、右史所记内容外，“间有不得预闻者，并以台、省、寺、监及诸处供报文字修纂”[7]。起居注作为当代史，主要是记述帝王的言行，帝王本人是无权看的。但是宋初修起居注“先以进御，后付史馆”[8]，皇帝是必须首先审阅的，结果造成记注之人“唯据诸司供报，而不敢书所见闻”，“事关大体者，皆没而不书”[9]，因此许多重要的东西因为怕引起帝王反感而不敢写进去。宋代的起居注从太宗淳化五年（994年）开修，一直到南宋末年都没有停止，但大多散佚，尚存者有周必大《起居注稿》一卷，周密辑《乾淳起居注》一卷。

2．日历所　日历所创建于唐朝后期，宋立国之初即建日历所，并把编修日历作为一种制度固定下来。宋初日历所归门下省编修院，专掌国史实录，修纂日历。元丰四年归史馆。元祐五年（1090年）又归国史馆，北宋末年又还归秘书省。日历所“以著作郎、著作佐郎掌之。以宰相时政记、左右史起居注所书会集修撰，为一代之典”[10]。所以编修日历，一般以宰相提举，所依据的资料是“依时政记、起居注及诸司报状，排日甲乙，编而集之”[11]；同时也广泛搜集一些文臣武将的墓志、行状等。因此宋代编修日历材料是比较丰富的，制度也相当严密。诸司提供的文字有期限要求，过则罚之；编修官若出现文字错误，同样也要受到处罚。宋代修日历，从太宗朝开始一直未断。现存宋代的日历有《熙丰日历》和《建炎日历》等。

3．实录院、国史院（或作国史实录院）　实录院和国史院都是国家修撰正史的机构，实录是官修当代编年体的成书，国史是官修纪传体的成书。宋初史馆是修史机构，元丰改制后，“每修前朝国史、实录，则别置国史、实录院”[12]。一般以宰相为提举，修史人员则为别曹贴职学士为之。国史院、实录院隶属于秘书省。元祐五年（1090年），国史院隶门下省。后又归秘书省。宋代编修实录，“以日历为根底；日历之纪次，以时政记、起居注与诸司之关报为依据”[13]，同时还要征集大量的私家撰述以及元老旧臣的回忆录等，所以实录资料是相当丰富的。宋代历朝都有实录的修撰，大多已佚，今存者有钱若水、杨亿等人所修的《太宗实录》残本。

宋代所修的国史，属于后一朝修前一朝的正史，从太宗雍熙四年（987年）开始修太祖朝正史，到南宋宝祐五年（1257年）修成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国史。两宋写成十三部正史，不过都已佚散。宋朝所修的国史，属于当代人所修，可信程度较高，但由于受到政治形势的影响，国史在撰写过程中难免有溢美隐恶、褒贬失当的情况，同时宋代又流行御览国史的陋规，史书中出现曲笔现象难以避免，出现了所谓“国史凡几修，是非凡几易”[14]的情况。

4．会要所　会要所也是秘书省下设置的修史机构。编修会要，也是以宰相提举，行政隶属上基本与日历所、实录院、国史院同为一套组织，只是编修官及所修书的内容不同，故有不同的机构名称。会要所编辑会要分别门类，记录一代典章制度及文献掌故。主要是为当政者提供垂鉴的材料。王应麟说：“自昔帝王之兴，必有一代之制，著在方册，作则垂宪。若夫国有大典，朝有大疑，于是稽以为决，操以为验。使损益废置之序，离合因革之原，不待广询博考，一开卷而尽见，此会要之书所以不可废也。会要之书，典故尽在，所以弥缝律令之阙，相为表里”[15]。把会要的作用提得相当高，这就要求编修会要应力求完备、准确，以便达到“信叠矩重规之盛，便遗训故实之求”[16]的目的。宋代编修会要引用的资料是很丰富的，大致有国史、日历、实录、诏令等。因为会要许多内容涉及朝廷机密，因此，严禁雕印和传抄。如元祐四年（1089年），苏辙使辽回国后，曾上书神宗要求立法禁绝雕印和传抄会要、实录，他认为：“凡议时政得失，边事军机文字，不得写录传布。本朝会要、实录不得雕印”[17]。如果不这样做，“若使得流传北界，则泄露机密”[18]。南宋时立法规定：“诸雕印御书、本朝会要及言时政边机文书者，杖八十。并许人告。即传写国史、实录者，罪亦如之”[19]。法律虽有严格规定，在实际过程中，官僚往往需要援引旧例，还是有写本流传的。

宋三百多年共修会要十一部，皆已散佚。

5．玉牒所　玉牒所主要是掌修皇室族谱。其机构设置一般在秘阁之中。宋代的玉牒所始设于太宗至道初年，宰臣提举。宋代所修的玉牒有四种，即皇帝玉牒、仙源积庆图、宗藩庆系录、宗支属籍[20]。皇帝玉牒类似于正史中的帝纪，“专书一代大事”[21]。玉牒所虽属修史机构，但因其内容专属帝室，所以其规模要比实录院、国史院、日历所、会要所小得多。

官修史书，宋代为盛，修史机构的完备，修史制度的健全都比前朝有很大进步，尤其官修史书属于当代史范畴，更推动了统治者对修当代史的重视。宋代重视修史，主要出发点在于“订正旧史，以明国论”[22]，完全是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但是官修史书汇集了大量的文献，这就为私家修史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因此官修史书促进了宋代当代史的发达；完备的修史制度，对宋代史学的辉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新史体的创立

宋代史学的另一个显著变化是新史体的创立。宋人是富有创新精神的，宋代文化的创新是多方面的，其中在史学上的突出成就就是史书体裁多样化和新体裁的创立。

《通鉴纪事本末》

首先是振兴编年体史书，其代表作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两汉以后，编年体史书也有一些名著，如荀悦的《汉纪》、袁宏的《后汉纪》，但相对纪传体史书的情况而言，编年体史书名家少，传世之作更少。从唐后期，史家开始不满意这种情形，就纪传、编年体孰优孰劣展开争论。北宋建立，宣传春秋大一统的《春秋》学发达，要求贯通历史总结盛衰的思潮出现，这些都促使编年体史书再度繁荣。其次是纪事本末体的创立，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是以事件为中心，同时吸收以时间为中心的编年体及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的长处，自成一体。宋孝宗称赞袁枢的作品，说是“治道尽在是矣。”再者是朱熹创立的纲目体，其代表作是《通鉴纲目》，此种体裁的特点是“表岁以首年”，逐年上行外书年岁甲子等；“因年以著统”，即正统之年，岁下大书，非正统者，两行分注；“大书以提要”，用醒目大字把该年史事以提要形式写出来；“分注以备言”，概括来说，是详注史事，辑录史论、史评。这种形式能更好体现出朱熹理学观点，又能反映历史过程的连续性，突出历史大事，把叙事与评史论史糅合为一个整体。另外一种是学术史体裁，李心传的《道命录》与朱熹的《伊洛渊源录》是学术体裁史书，它开启了后世学案体史书之先河。

三、史学思想的发展

两宋史学思想发展经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北宋（960年）至仁宗庆历元年前，即康定元年（1040年）前。这一时期史学思想没有大的突破。这一时期学术思潮的主旨是“尊王”、“求鉴”。孙复等的《春秋》学，强调“尊王”，适应了北宋的加强皇权专制统治的需要。太宗、真宗时期完成的四大部书，即《太平御览》一千卷，《太平广记》五百卷，《文苑英华》一千卷及《册府元龟》一千卷，突出文化学术及史学编纂主旨，这就是求历史的“龟鉴”。

这一阶段史学思想没有大的创新，但新的因素已经萌发，经学上要求“不惑传注”，反对墨守旧说，提倡致世的主张。

第二阶段是从庆历元年（1041年）至北宋灭亡（1127年），这一阶段史学思想的主题是“资鉴”、“求理”。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两部不同风格的史著，就史书体裁说，一是纪传体，一是编年体。但两者都强调从历史中寻求经验教训，以史学作为“资治”的途径。庆历年间疑经惑古与发明经旨两方面结合，导致理学**。从欧阳修、程颐到邵雍都在求历史盛衰之“理”。如果说庐陵史学还只是提出历史盛衰之理的话，那么，程颐则是全面论述天理支配社会兴衰的思想家。邵雍的《皇极经世书》是把宇宙与人类社会打通，论述历史的皇帝王霸发展各个阶段，以元会运世周期说，解释历史的变动。

第三个阶段是南宋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即所谓的中兴四朝。“恢复”、“中兴”是当时政坛上的两大口号，也是史家治史的两个兴奋点。史家、思想家希望以自己的学术工作，推动皇帝去恢复失去的土地，使社稷中兴。具体地说，这一阶段史学思想主要特点，可以归纳为以下诸端：

一是总结当代史的意识增强。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和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等一大批史著，写当代史、本朝史，为的是从历史中找到兴亡教训。

二是关注民族关系交往的意识增强。这一阶段是宋金交争到宋金分立的时期。李焘、李心传、徐梦莘以及熊克、洪皓、楼钥、范成大等人的作品都涉及民族关系的记载，并记录了金人的社会生活、风习等。

三是历史盛衰过程认识的发展。朱熹与陈亮展开义利王霸之争以及叶适关于社会经济的作用的论述，都从深层次上思考历史过程问题。

四是史学的社会价值的思考。有的史家主张要使史学成为一门“实学”、“有用之学”；有的史家重视典章制度研究，作为治理社会的借鉴。

五是史学批评的发展。郑樵的《通志》是一部纪传体通史，但这部史书中突出的是史学批评精神。《通志·总序》对宋代学术作了一个总的评价，是“经既苟且，史又荒唐”。他在《诗辨妄》中主张：“《诗》、《书》可信，而不必字字可信。”从前一阶段的疑古惑经到史学批评的深化，是史学发展的重要方面，也是人文精神在史学中的反映。

六是史学的理学化的发展趋向与坚持史学自身独立发展之间的矛盾在发展。郑樵在《通志》中批评理学是“空谷寻声”的虚无之学，提倡史家写史应当只记实事，不应当任情褒贬。朱熹强调史书记实事的要求，却又要使史学会归理学之纯粹，以宣传天理纲常之正，基于这一点，他不满意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朱熹改作的《资治通鉴纲目》确实做到了“岁周于上而天道明矣，统正于下而人道定矣，大纲概举而鉴戒昭矣，众目毕张而几微著矣。”[23]这是一部典型的理学化了的史书。就总体来说，史学出现了理学化的倾向，但没有成为理学的附庸。

第四阶段是从理宗朝（1224年）到南宋灭亡即帝昺祥兴二年（1279年）。南宋后期，朝政腐败是一日盛于一日，中兴梦破灭了。理学家地位日益上升，而理学也发生了新变化，一方面朱陆水火，又一方面朱陆门人相互出入，其流弊则是朱学流于训诂，陆学流于禅。前一时期史学思想是生机勃勃，南宋后期史学思想显现出来的是杂驳景观，文献学重训诂、重考订之风渐盛。史学思想的主题也是两个：言边阃，讲节义。分而言之：

一是史学总结意识进一步发展。黄震的《黄氏日抄》对理学作了总结，王应麟的《困学纪闻》、《玉海》体现出学术总汇、历史总结的特点。宋末元初马端临《文献通考》从文献汇编的角度总结中国历史，突出的是对宋代三百多年兴衰变通张弛之故的思考。

二是文献学的兴趣增强，重文献、重考订史学风气兴盛。王应麟、黄震的考证之学、胡三省记注之学、马端临的文献汇集考索，汇集成这一时期文献学的气势、规模。总的说来，史学思想是墨守有余而创新不足。

三是史著中凝聚民族情感。南宋衰败，终于亡国。作为大宋遗民，黄震、胡三省在自己著作中写出亡国的痛苦，反映出民族的情思。一些史家，入元不仕，倡导“节义”，黄震甚至饿死于宝幢山。由于对历史前途的迷茫，因而在总结历史兴亡经验时，对天命史观、谶纬学说持更多的保留态度。

两宋史学思想的发展，欧阳修的庐陵史学开出新风气，然后进入到众帆竞发、百舸争流的局面。二程、邵雍及朱熹以天理论历史兴衰，司马光的涑水史学重名分等级，言“资治”，稍后郑樵突出的是史学批评与会通思想，二李及徐梦莘着重当代史的总结。及至朱熹的考亭史学后，史学思想突出的是当代史总结意识与言节气的民族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