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陈亮、叶适的实学
陈亮和叶适的学说，历史上习惯称之为事功之学，按照今日的观点称之为实学。“实学”这一概念，有悠久的历史。到北宋，理学家们已较多使用，但其实学概念不同于今日所谓实学。今日所谓实学，基本特征是指“崇实黜虚”，即反对空谈心性，提倡经世致用的思想。
一、陈亮的永康之学
陈亮（1143—1194年），字同甫，号龙川，婺州永康（今属浙江省）人。南宋时期唯物主义哲学家，著名的文学家。因其家居城外龙窟村，世人称他为龙川先生。陈亮是“浙学”中永康学派的创始人。
陈亮的哲学思想，概括起来说，是“务建实迹”的实学特征；“盈宇宙者无非物，日用之间无非事”的世界观；“善量彼己之势”，“因其势而顺导之”的方法论；以及“奇变之道，本乎人谋”的历史观等。下面分别进行简述。
陈亮哲学思想的根本特征是“务建实迹”。宋末元初的思想家刘壎在他的《隐居通议》中评述道：南宋时期“当时性命之说盛，鼓动一世，皆为微言高论而以事功为不足道，独龙川俊豪开扩，务建实迹。”[204]这就是说，务实二字是陈亮哲学思想的突出特征。所以如此，这是当时的历史环境固有的客观矛盾的哲学反映。陈亮青年时期面对的社会现实是异族入侵，山河破碎，大批百姓流离失所。正直之士，力主抗争，收复失地，统一中华。而朝廷内议和派当权，思想界性命说盛行。这都是图苟安于一时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下，陈亮政治方面力主抗战，痛骂议和派。反映在哲学思想方面，则是他极力反对空谈性命之说，力主务实。他说：“言必责其实，实必要其成。”即是说，言论、学说、意见等等必须合乎实际，而不能脱离实际；要解决实际问题，而不能空说一阵而束之高阁。应该说，这种言实相符，办事必成的思想，至今仍有积极的意义。陈亮认为，包括看待人、考核人和用人，都必须从实际出发，要警惕那种“中实无能而外为欺罔，位实非称而意辄不满”的人，不能“心知其不足任，而姑使之以充吾位；使之既久，而姑迁之以慰其心。”[205]陈亮的务实哲学直接针对的是空谈性命的理学。他曾经尖锐地指出了性命学说的危害：“自道德性命之说一兴，而寻常烂熟无所能解之人自托于其间，以端悫静深为体，以徐行缓语为用，务为不可穷测以盖其所无，一艺一能皆以为不足自通于圣人之道也。于是天下之士始丧其所有，而不知适从矣。为士者耻言文章、行义，而曰‘尽心知性’；居官者耻言政事、书判，而曰‘学道爱人’，相蒙相欺以尽废天下之实，则亦终于百事不理而已。”[206]陈亮的论述表明，“尽心知性”、“学道爱人”的道德性命之说，纯粹是“相蒙相欺”的不务实之举，不务实必废实，空谈误国，危害甚深。就连陈亮的平生所交，如朱熹、张栻、吕祖谦、陆九渊等也都称陈亮的思想“是实有经济之学”。其“务建实际”的实学特征，由此可见。
“盈宇宙者无非物”是陈亮世界观的基本观点。他说：“夫盈宇宙者无非物，日用之间无非事。古之帝王独明于事物之故，发言立政，顺民之心，因时之宜，处其常而不惰，迂其变而天下安之。”[207]陈亮提出的“盈宇宙者无非物”的命题，其意很明白，就是把物质作为宇宙的本原。这就和理学、心学从根本上划开了一道界限，在当时的学术领域可谓有独树一帜之功。由“盈宇宙者无非物”引申到“日用之间无非事”，把“物”的概念和“事”联系起来，把社会生活亦看作物，这是有重要意义的。处理社会问题必须“明于事物之故”，才能顺民之心。这又把民心和“物”联系起来，并特别强调“明物故”才能“顺民心”，在当时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思想上来说，都有深刻的价值。陈亮还提出“因时之宜”，才能处常安变。这一思想也很可贵。其中蕴含着我们今日所言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之义。“物”和“事”都是变化的，而不是绝对静止的，有常有变，解决社会问题必须“因时之宜”。这一观点又体现着朴素的辩证法思想。特别是，陈亮还强调物中有道，事中有道，必须“因事作则”。他说：“天地之间，何物非道。”[208]“夫道非出于形气之表，而常行于事物之间。”[209]“夫道之在天下，何物非道，千涂万辙，因事作则，苟能潜心玩省，于所已发处体认。”[210]这反映了陈亮关于“物”与“道”的关系的认识。道和物是不能分离的，有物就有道，道是物的道。并且，物之“千涂万辙”，要“因事作则”。这里的“则”，也就是“道”，就是事物的内在规律性。既看到了事物的复杂多样性（千涂万辙），又看到了事物的内在规律性（“道”与“则”），解决问题必然“因事作则”，具体问题具体对待。这一思想是很深刻的。
陈亮认为，“智者之所以保其国者无他，善量彼己之势而已矣。”[211]“当理而后进，审势而后动，有所不为，为无不成，是以英雄之主常无敌于天下。”[212]“善用兵者，因其势而顺导之。”[213]这就是陈亮“量势”、“审势”、“导势”的思想。“势”也就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形势、趋势，即实际状况。“量势”、“审势”、“顺势而导”，也就是要把事物矛盾双方的力量对比、变化消长的情况弄清楚，从而根据实际，引导前进，进行实践，这样才能“为无不成”，“常无敌于天下”。这些观点仍然体现了陈亮“因实”、“务实”、“崇实”的实学思想。
陈亮重视“人谋”在历史事变中的作用，具有“奇变之道，本乎人谋”的历史观。他在这方面的论述很多，其所讲的“人谋”主要是指将相的谋略。也就是说，陈亮比较重视人在社会历史事变中的主观能动作用。他说：“自古英伟之士乘时而出佐其君，其所以摧陷坚敌，开拓疆土，使声威功烈暴白于天下者，未有不本于谋者也。”[214]还说：“夫奇变之道，虽本乎人谋，而常因乎地形。一纵一横，或长或短，缓急之相形，盈虚之相倾，此人谋之所措而奇变之所寓也。”[215]包括指挥打仗、治国安邦等社会历史活动，胜败治乱，关键和根本在于“人谋”，即人的谋略和筹划，同时也要“因乎地形”，注意客观条件。这种思想表现了陈亮思想唯物而辩证的特质。
上述可见，陈亮哲学思想的基本特征不仅仅是功利之学，而是“务建实迹”的实学。其思想渊源上承北宋李觏实学思想的启蒙，陈亮在南宋扩而广之，使实学在我国哲学发展的源流中占有一席之地。尽管当时在理学的排挤之下难以得到更好的传播光大条件，但其在学术思想的发展过程中的重大作用是不容抹杀的。他作为理学批判者的先驱，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二、叶适的永嘉之学
叶适（1150—1223年），字正则，浙江永嘉（今浙江温州市）人。晚年住在永嘉城外的水心村著书、讲学，因此人们又称之为水心先生。他的思想属于“浙学”中的永嘉学派。永嘉学派的先驱，可以追溯到北宋熙丰时期的“九先生”，即周行己、许景衡等九人，他们都深受二程伊洛之学的影响。把永嘉之学从承接二程统纪，发展为与之对立的事功之学的先驱是薛季宣（1134—1173年）及其弟子陈傅良（1137—1203年）。叶适继承薛、陈，遂集永嘉之学之大成。同时，叶适还继承北宋改革派经世致用的学风，积极提倡事功务实，研究与国计民生、国家危难息息相关的问题，反对忽视“功利”专尚“义理”的空谈。于是，叶适将注重实事实功的永嘉之学推向**，形成了与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一样有影响的学派。叶适的哲学思想，具体表现在下列诸方面。
其一，“道归于物”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叶适和陈亮一样，善于抓住道和物的关系问题展开争辩，同样反对“尽遗万事而特言道”的唯心主义本体论。在当时哲学基本问题的争论中，叶适肯定了道不能离物，有物则有道，正确地回答了物和道的关系。他说：“古诗作者，无不以一物立义，物之所在，道则在焉，物有止，道无止也。非知道者不能该物，非知物者不能至道。道虽广大，理备事足，而终归之于物，不使散流，此圣贤经世之业，非习为文词者所能知也。”[216]叶适通过讲诗，指出文章作者必须借具体事物才能表达一种思想，说明了只有“物在”才有“道在”这样一个普遍、根本的哲学道理。就是说，物所在之处，也就有道在，物是有限的，道是无限的。不懂得道就不能概括物，不了解物就不能达到道。道虽然广大，总结一切理，贯通一切事，而最后还是要归之于“物”，这样才不至于“散流”。他认为，道寓于物之中，是不能离开物的；“物”是天地间最根本的存在，“夫形于天地之间者，物也。”[217]世界上既没有“无极”、“太极”之类的精神本体，也没有“清虚”、“一大”之类的物质实体，而只有无穷无尽的有形之物。这样，叶适这种“以物为本”的物质观就同“以理（心）为本”的唯心主义本体论划清了界限。不仅如此，叶适还进一步对程朱理学、陆九渊心学离器而言道，空谈性命义理之学说，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说：“形而上者谓之道。按一阴一阳之谓道，兼阴虽差，犹可也；若夫言形上则无下，而道愈隐矣。”[218]意思是说，以“道”兼有阴的一方，于理虽差，犹有可是者。至于以道为形而上者，谓其不在形而下之中，即“言形上则无下”，“道”就更加隐而不见了。这是对程朱理学把“形上”与“形下”、道与器分开，离器言道的批评，也是对薛季宣的道不离器说的发挥。
其二，“生即动，何有于静”的动静观。叶适对当时哲学领域所讨论的动静问题，也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当时，无论是程朱理学家，还是陆九渊心学家，都认为世界的本体以及万物的本性是“静”的，至于“动”则是由外部原因引起的。《礼记·乐记》中“人生而静，天地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这句话，是理学家和心学家非常肯定、乐于称道的，把动与静、性与欲对立起来，正是他们“尊性而贱欲”的一个重要依据。叶适与此相反，他在评论这句话时明确指出：“但不生耳，生即动，何有于静？以性为静，以物为欲，尊性而贱欲，相去几何？”[219]这是说，“动”是人以至万物的本性，只要它生下来，存在于世界上，它就是动的，而且万物也正是在运动中生成的。叶适说：“易者，易也。夫物之推移，世之迁革，流行变化，不常其所，此天地之全数也。”[220]这是说，运动是天地间万物万事的普遍规律。人的作用就在于根据客观的发展变化的规律来推动事物的变化。那么，自然界万物运动变化的原因又如何呢？叶适说：“飘风骤雨，非天地之意也；若其陵肆发达，起于二气之争，至于过甚，亦有天地所不能止者矣。”[221]认为像“飘风骤雨”这样的自然界万物的生成及运动变化，都是由于万物内部阴阳二气矛盾双方相互作用的结果。叶适已初步从事物的内部寻找运动变化的原因，这一思想是值得肯定的。
其三，“格而通之”、“内外交相成”的认识论。在程朱“格物穷理”和心学的“求理于吾心”争论达到十分激烈的时候，叶适在认识论上提出一个尖锐问题：“格物”是“格而绝之耶”，还是“格而通之耶”？[222]“绝物”是主观与客观相隔绝，“通物”是主观与客观相通。一“绝”一“通”概括了对待客观实际所采取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叶适肯定了人类的认识是来源于客观世界，人的认识受客观世界的决定，一刻也不能脱离客观世界。他说：“中庸曰‘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是故君子不以须臾离物也。夫其若是，则知之至者，皆物格之验也。有一不知，是吾不与物皆至也；物之至我，其缓急不相应者，吾格之不诚也。”[223]在这里，叶适运用唯物主义的反映论解释了“格物”的含义，指出格物就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从而取得对事物的认识。这是坚持了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与程朱的“格物穷理”、心学的“格物格心”说完全相对立的。关于获得知识的途径，叶适提出了耳目与心官并用的“内外交相成之道”。也就是说，叶适认为，“格物致知”的过程，就是人的耳目与心官并用，即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综合过程。其中感性认识是依靠于“耳目之官”获得的，是“自外入以成其内”的认识；而理性认识是依靠于以“心为官”获得的，是一种“自内出以成其外”的认识，二者交互作用才能形成全面的知识。所以，叶适说：“古人未有不内外交相成而至于圣贤”。[224]以此，叶适批评朱、陆等人“专以心性为宗主”，耳目之官废而不用，其结果只能是“舍实事而希影像，弃有用而为无益？此与孟子所谓‘毁瓦画墁’何异，盖学者之大患也。”[225]一针见血地揭露了朱、陆等人的唯心主义先验论实质及其社会危害性。
其四，“不抑天下之道”的功利主义道德观。叶适和陈亮一样，也是不离功利而谈义理的。也就是说，坚持功利与道德的统一，是叶适的基本观点。具体地说，他主张维护封建道德不能脱离关心民间疾苦和搞好国计民生；道德修养不能徒事空谈而要通过实事实功来体现。叶适身任多年的官职，对现实情况了解得较为深切。在他的著作中，对当时的政治、军事、法律、财政、金融、民事等各方面的问题，都有深刻的论述，并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在涉及伦理道德与国计民生的关系时，他主张“崇义以养利”。叶适认为，“昔之圣人，未尝吝天下之利”，而是使人们据礼仪名分而得应得之利。如果“操利天下之权而示其抑天下之意”，则只能为争利而“天下相攻之不暇”，并不能使人们“靡然心服”。所以，他“以为必有不抑天下之道，而使之知其上有皆欲与之之心。任之者皆贤且能，而不肖者自知其不当得而无所归怨。”[226]所谓“抑天下之道”，即是程朱以封建伦理来抑制利欲的主张。叶适所主张的“不抑天下之道”，即是把道德和功利统一起来。这种崇道德而重功利的思想，有其合理的因素和价值，其功利主义的道德观在我国伦理学说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