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人品高洁，松柏长青
1.孙思邈和“药王袍”
孙思邈，唐朝京兆华原人（今天的陕西省耀县），该县那时属于京兆长安管辖。
隋文帝开皇元年(581年)，孙思邈出生在孙家塬村一户普通农民的家里。他自幼身体瘦弱，饱尝了疾病的折磨。为了支付儿子求医费用与购买汤药，父母几乎化尽了全部家产。这是他在所著《千金要方》序中提到的。孙思邈自幼好学，读书很用功，七岁上学，由于他聪明好学，七岁时就能“日诵千余言”。十二岁时，长安一带传染病流行，他的家乡也有许多人患了传染病不治而亡，这一切都给幼年的孙思邈的心灵以深刻的印象。由于孙思邈发奋学习，二十岁时，便精通老子、庄子及诸子百家学说，又兼好佛家经典，学问渊博。当时洛州（即今洛阳）总独孤信曾见过孙思邈，见他年青有为、博学多才，赞他为“圣童”，十分器重他。
孙思邈在京城时，正值皇后难产，生命有危险，皇家太医院的医官们已束手无策了，忙请孙思邈前去医治。因为他精通妇科，手到病除，皇后顺利生产，母子皆保平安。
唐太宗闻讯高兴得半晌合不上嘴巴，他准备把孙思邈长留身边，专给皇家看病。心想，这该是对他的重用了吧!于是召见孙思邈，说：“你救了皇后的命，功劳不小。朕想赐你长安城里一所房产和万两黄金，你看如何?”孙思邈说：“陛下的深恩，我十分感激，但我是乡下郎中，用不着这些东西。”唐太宗很奇怪，对这些人人都需要的东西，他竟回绝，问他想要什么，并答应“不管要什么只管提，朕都会给你。”他回答道：“我要的只是请陛下放我回乡。”
唐太宗没想到孙思邈会提出这种要求，又不好失信。继而一想，他救了皇后的命，我要是连一件象样的赏赐也不给，天下人会怎样说我呢?想了一想说：“你既然不慕荣华富贵，朕只好放你回乡。朕还要封你为药王，赐你王冠王袍，你不得推辞。”
孙思邈只得接受下来。于是他戴上冲天冠(王冠)，帽翅是向上翘的并绣有金线；穿上大黄袍(王服)，带领徒弟，骑马离开京城。
这件事马上传遍了长安城。大将尉迟敬德是个火爆脾气，听说之后，气得七窍冒烟，拍着桌子大叫：“我为大唐江山，南征北战，左臂受伤，至今不能抬起，可是我才封了个鄂国公。他孙思邈不过是个乡下草医，竟封了王，位在我等之上，真是岂有此理!我定要打落他的冲天冠，扒下大黄袍，出出这口怨气!”
敬德右手提鞭，跨上战马，与随从们飞一般出了城。几个时辰后，在今天的陕西富平县追上了孙思邈师徒俩。敬德看见孙思邈戴的是帽翅向下的顺天冠，穿的是普通官员的大红袍，和听说的完全两样，搞得他不知所措。
尉迟敬德愣住了。孙思邈和颜悦色地问他何事追赶。敬德支吾了一阵，忽然捋起左臂袖子说：“孙先生，如今长安内外，人人都说你医术天下第一，我这左臂举不起来，特请你来治治。”
孙思邈下马仔细查看了他的左臂说道：“我一针就能扎好。”敬德哈哈大笑说：“为治好左臂，我前后请了不下百名郎中，少说也挨了千把针，都没有用，你却说一针就能治好。好大的海口!要是扎不好如何?”孙思邈指着脑袋说：“老汉把它送给你，如果治好了呢?”敬德说：“我给你站班听用。”于是孙思邈不慌不忙，掏出银针，在敬德左臂的一个穴位扎了下去，过一会，拔出针。敬德将左臂一举，咦，果然自如了。他满脸通红，说不出话来。
孙思邈拱拱手，上马就走了。敬德连追了三次要实行诺言，为他站班听用，还要送他黄金一千两、良田八百亩，都被孙思邈拒绝了，并对他说：“我是个医生，治病是本分，我从来不要求病人报答。”敬德听了既敬佩又惭愧，心悦诚服地说：“我还是为您站班吧，您的医术这样高明，医德又如此高尚，给您老人家站班，值得!”孙思邈笑着对他说：“如今战乱未息，国家正需用人之时，等天下太平之后，将军再来跟我不迟。”敬德无奈，行过大礼之后，只得带着人马从原路回去了。徒弟接着对孙思邈说：“师傅，你真是料事如神!咱们一出城你就想到朝廷会有人不服，要追赶刁难，您将王袍反穿，黄袍变成了红袍!将帽翅扳低，拆掉金线，把冲天冠改成了顺天冠。现在，您将袍正穿，帽子也改回原状吧?”
孙思邈摘下王冠、脱下王袍，扔在地上，说：“我是个自由自在的民间医生，何必穿戴这种衣帽!”
据说老百姓十分崇敬孙思邈，将王冠、王袍拾起来，挖了个穴埋在地上。不久，原地就长出了**，花瓣的颜色就象孙思邈反穿的王袍(外红里黄)，名种**“药王袍”由此而得名。后来尉迟敬德果然到五台山上为孙思邈站班。这便是药王庙中孙思邈塑像旁还有敬德立像的原因。当年敬德别孙思邈的地方，今天还叫回马庄呢。
点评：
“我是个医生，治病是本分，我从来不要求病人报答。”朴素无华的语言更加衬托出了孙思邈高洁的人品。现代社会中那些唯利是图的人们听了应该感到惭愧吧。
2.廉颇负荆请罪
廉颇是春秋时赵国的大将，他智勇高强，是赵国安邦定国的支柱。可他有一大弱点——比较看重个人的名位：蔺相如被封为上卿，担任宰相之职，朝见国君，位置排在他的前边，对此他心中极为不快。这天下朝回到家中，越想越觉得愤愤不平：“我身为大将军，驰骋疆场，出生入死，攻城占地，屡建奇功，名震诸侯，这容易吗?”他在房中急速地踱着步，时而注视一下墙上的宝剑，牙齿咬得咯咯作响；时而急速地摇摇头，用拳头击打着掌心。
在座的人都很吃惊，但谁也不敢说一句话。沉默良久，有个门客大着胆子说道：“将军心中有何不快之事，说出来大家也好给您宽慰宽慰。”廉颇忿忿地说：“有什么可宽慰的!他蔺相如有什么能耐?不就是凭着那三寸不烂舌，一口伶俐齿，保住了一块小小的和氏璧，逼着秦王敲了一下瓦缶吗?”
听到这里，那些人才明白原来是为蔺相如升迁之事。他们自然也心怀不满，因为这也关系到他们的利益。于是有的便火上浇油起来，“蔺相如的高位来得也太容易了!要论能说会道，恐怕在座各位也不比他差，只是没有他运气好罢了。”
“廉将军比起他呀，那真是天上地下了!”
“凭他本来只不过是个食客还要排在大将军的前边，真不能让人忍受!”
大家你一言他一语，廉颇越听火气越大，便咬牙切齿地说：“叫我要坐在这卑贱之人的下首，简直是一种莫大的侮辱。我见到蔺相如非羞辱他不可!真真气煞我也!”
廉颇生性耿直，喜怒哀乐全部挂在脸上，从不掩饰自己的好恶。
蔺相如知道强秦的一次次进犯是廉将军统率大军击退的，就是自己“完璧归赵”、“渑池斗秦王”的事情，胆量也是来自廉将军这强大的后盾，功劳也有廉将军的一半。
最近听说廉将军为此事非常生气，而且扬言要侮辱自己。老将军正在气头上，自己的心情是无法同他说清楚的。怎么办呢?只有忍让是上策。
一连几天，蔺相如都称说自己有病，不能上朝。可这终究不是解决矛盾的办法，还是同缪大人商量一下吧。这天，相如乘车去缪贤府。冤家路窄，正好碰上了廉颇。
蔺相如车仗正行之间，远远看见廉颇骑着一匹雪白的骏马，闪电一般飞驰而来，从人前呼后拥，好不气派。蔺相如见状，急令手下人说：“快!快让道!”从人不敢怠慢，立即调转车头，向小巷中驶去。廉颇催马来到近前，一看是蔺相如的车仗，一句客气话也没有，仰面大笑，扬长而去。手下人等也洋洋得意，比打了胜仗还高兴。
蔺相如宽宏大度、一再退让的做法，引起了门客们的非议和责难。特别是让道之事，似乎使他们丢尽了脸。第二天，他们相约一起来见相如，开门见山地说：“蔺大人，我们这些人抛亲离友，到您这里做事，是因为仰慕您崇高的品德。”
“多谢各位!”相如诚心地说。
“可这几个月来，我们实在憋气，我们想不通，您和廉将军同为上卿，而且位置又在他之上，他到处说您的坏话，而且扬言要羞辱您。”
“你们切不可道听途说。”相如告诫说。
“可事实上您老是躲着他。就拿昨天的事情来说，凭什么我们要给他让路?他那高傲的神情，实在叫人受不了。”
“就连那些随行人员都不正眼看我们。”有人补充说。
“是呀，我们也不比他们低一等嘛!”有人随声附和着。
“蔺大人，我们无能，请允许我们辞职!”大家异口同声地说。
“你们真的要辞职?”相如微笑着望着他们，继续说：“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大家的情绪平静下来。“你们说说，是廉将军厉害，还是秦王厉害?”
“当然是秦王厉害喽!”大家同声回答，用不解的眼光望着相如。
“对嘛，凭着秦王那样的威势，我敢单枪匹马，深入虎穴，在他的朝廷上呵叱他，侮辱他的群臣。”大家听着都不住点头，流露出敬佩的目光。相如接着说：“我蔺相如再无能，难道仅仅怕一个廉将军吗?”
“是呀!”大家沉思起来。
“但是，我想，强秦之所以不敢派兵攻打赵国，是因为有廉将军和我两人在。”相如扫了一眼大家，接着说：“两虎相斗，必有一伤。高兴的只能是秦王，可受害的却是赵国百姓啊!”
“那就该这样委曲求全吗?”大家虽然觉得相如言之有理，但仍余怒未息。
“我这样委曲求全，是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呀!”
“蔺将军真是深明大义啊!”大家由衷地赞颂相如。
“再说，廉将军是个以国事为重的人，过一段时间他自然会明白过来的。”相如说得很坦然真诚，对廉颇充满了敬意和谅解。
蔺相如的这一番肺腑之言，很快就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这位老将军坐不住了。心中就像打翻了五味瓶子，苦辣酸甜，难以言表。被自己瞧不起的“卑贱之人”，尚且处处想着国家利益，不计个人恩怨。我是一位堂堂的大将军，却这样目光短浅，为了一个位次先后的芥豆之事而耿耿于怀，置国家安危于不顾，一旦为此招来外患，我将何以面对赵王，面对百姓啊!再说，传扬出去，各国诸侯会怎样看待自己?想到这里，他不禁出了一身冷汗，头脑一下子清醒了。
于是，他脱去上衣，背着荆条，让宾客在前引路，徒步穿街过巷，径直来到蔺相如门前。相如听到禀报，急步出门相迎。廉颇一见相如便倒身下拜。蔺相如哪里敢受大将军如此重礼，赶忙还礼相搀。
“老将军不必如此，快快请起，快快请起!快与老将军看座!”
“廉颇乃一介武夫，见识短浅，不知道蔺将军宽厚忍让到如此地步。今日特来负荆请罪，请将军处治。”廉颇诚恳地说。
廉颇光明磊落的胸怀，勇于改错的精神，使蔺相如深受感动，两个人不但冰释前嫌，关系反而更加融洽。
点评：
廉颇负荆请罪的故事历来被人们奉为勇于改错的典范，它教育我们做人要光明磊落，胸怀坦**。有的人做了错事从来不敢承认，认为这样有损自己的面子，其实不但不会损了面子，反而会得到别人的尊敬。
3.魏征犯颜直谏
说起唐太宗李世民及“贞观之治”，人们就不能不想到以敢于犯颜直谏的魏征。确实，在与李世民相处的几十年里，魏征总是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对李世民的错误直言相劝，不惜得罪甚至激怒身为皇帝的李世民。这在“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封建社会是极为难得的。魏征的耿直倔强、忠心耿耿和李世民的从谏如流都已成为历史上的美谈，他们两个相得益彰的关系也成为令人神往的古代君臣关系的典范。
还有一次，爱玩鸟的李世民搞到了一只非常英武的鹞鹰，他对这只鹞鹰爱不释手，经常架在自己的手臂上玩赏。这天李世民正在逗鹰玩，远远地看见魏征向自己走来。他知道魏征一向反对自己玩弄花鸟，因为这一类的玩乐会分散精力，耽误国家大事，便偷偷将鹞鹰藏到了怀中。偏偏这一回魏征有很重要的事来向李世民请示，一说便是一大通，李世民连插嘴的机会都没有，他又不敢将鹞鹰从怀中拿出来。结果等到魏征把话说完，李世民三言两语把魏征打发走了，再掀开龙袍一看，鹞鹰已经被闷死了。李世民有苦说不出，只得自认倒霉。
魏征的忠心耿耿和直言不讳，不但李世民极为赞赏，就连皇后长孙氏也深为叹服。在李世民的女儿长乐公主出嫁时，就公主的嫁妆应不应该超出她的姑姑永嘉长公主，魏征和李世民又发生了分歧，魏征认为按照古代的礼制，公主的嫁妆不应超过她的姑姑。视长乐公主为掌上明珠的李世民自然听不进魏征的这番话，两人又有一番争执。后来李世民将魏征所言讲给长孙皇后听，以贤慧著称的长孙皇后忍不住感叹道：“臣妾经常听陛下夸奖魏征，但一直不知魏征究竟好在哪里。今天听陛下这么一说，才知魏征真是个敢于直言的社稷之臣。臣妾与陛下虽是夫妻，但是平常说话，都要先看陛下的脸色，怕引得陛下不高兴。而魏征与陛下不过是君臣关系，却能如此数落陛下的不是，只要他说得对，臣妾以为陛下应该听他的。”其实李世民心里早就觉得魏征说得有理，听长孙皇后这么一说，不但立即采纳了魏征的意见，还下令赏赐了魏征。
当然，作为身份悬殊的君臣，魏征和李世民之间的关系，也并不总是这样风和日丽、充满喜剧色彩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李世民确实能以大局为重，以封建君主少见的肚量和胸怀接纳魏征的大胆进谏，但是，身为皇帝的他，毕竟长久生活在众星拱月的气氛中，加之才干远远超出一般君主，他本来就有极强的自尊心，因此有时也难免对魏征的苦口婆心产生抵触情绪，严重时甚至失去理智。
有一天，李世民早朝后回到内宫，脸色十分难看，一边还在恨恨地自言自语道：“总有一天要杀了这个乡下佬!”这话被一旁的长孙皇后听到了，皇后便问李世民说的是谁。怒气冲冲的李世民朝门外白了一眼，说：“除了魏征还有谁?这乡下佬总是在大庭广众下强辞夺理，和朕过不去。要是人人像他这样，朕这个皇帝还怎么当?”
长孙皇后没有说话，悄悄退了出去。过了一会儿，长孙皇后身穿在重大典礼中才穿的朝服站到了李世民面前，李世民见状吃了一惊，连忙问皇后为何作这样的打扮，皇后一反平时的温厚柔顺，正色道：“臣妾听说君主圣明则臣下敢于直言。现在陛下有魏征这样的直言之臣，说明陛下英明，万民有福，臣妾怎么敢不来向陛下郑重道贺呢?”长孙皇后的一番话，说得有理有节，不温不火，李世民听后，如梦方醒，他羞愧地执住皇后的手，说：“多亏娘娘提醒，要不朕要铸成大错了。”
在李世民身边的文武大臣中，像魏征这样敢于不顾一切地进谏的直臣毕竟是个别的，绝大多数大臣见到李世民仍然是唯唯诺诺、百依百顺，明知李世民有错也不敢当面指出，而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上书议事时倒常常是慷慨激昂、充满正义感的。对此李世民觉得很奇怪，便问魏征道：“好多大臣上书议事都有很精辟的见解，怎么他们见了朕的面就讲不出个所以然来了呢?”魏征考虑了一下，便答道：“其实，据微臣所知，百官们如果有事要面奏陛下，常常要仔细考虑好多天，可以说他们面见陛下前是胸有成竹的。可是等到他们见到了陛下，原来已经考虑好的话常常连三分之一都讲不出来，这固然是他们在陛下面前感到拘束和紧张，也实在是因为有些劝谏的话难免要惹得陛下不痛快，要是陛下不鼓励他们放开来说，他们哪里敢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呢?”
听罢魏征的这番话，李世民恍然大悟。从此，他便尽量在文武大臣面前展示自己温和、可亲的一面，减少他们对自己的敬畏之心。可以说，魏征以自己在皇帝面前的特殊地位和通情达理的分析，为同僚们争取到了一个宽松和谐的环境。对于自己和群臣的亲密关系，李世民曾经不无得意地自夸道：“隋炀帝喜欢猜忌和提防别人，临朝时对群臣很少说话。朕和他不一样，与群臣相亲相容，犹如一人。”
在和李世民共事的十多年中，魏征犯颜直谏的事数不胜数，他以他的正直、忠诚、识见超凡赢得了李世民的信任和赏识，也赢得了满朝文武的尊敬，从而成为历史上最有名的大臣之一。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当了15年宰相(魏征于贞观三年拜相，任秘书监参预朝政)之后，他因病逝世。在他病重期间，李世民曾亲自到他家探望，死后又为他安排了隆重的葬礼。时隔很久，李世民仍然不能从失去魏征的惆怅中恢复过来，他曾经情不自禁地对侍臣们说：“人以铜为镜(古人以铜制镜，光可鉴人)，可以整理自己的容貌；以历史为镜，可以看到朝代的兴废和人事的沧桑；以别人为镜，可以知道自己的优点和缺点。现在，魏征去世了，朕少了一面镜子!”
点评：
也许，魏征这面“镜子”，直到今天仍然具有借鉴作用的。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要忽视身边的“魏征”!
4.忠厚耿直狄仁杰
狄仁杰，字怀英，并州太原(今山西太原)人。初唐时期杰出的政治家。
狄仁杰曾历任汴州判佐、并州都督府法曹、大理丞、宁州刺史、江南巡抚史、文昌右丞、豫州刺史等职，武则天时两度拜相，深受武则天器重，是为数不多的在武则天手下得以善终的重臣。
狄仁杰出身名门，祖父和父亲都担任过唐朝的高官，但他生性醇厚，从不以出身骄人，因此很年轻的时候就得到不少长辈的夸赞。还在他当并州都督府法曹时，同僚郑崇质奉命出使去一个很遥远的蛮荒之地。偏偏郑崇质有一个年老而且多病的母亲，郑崇质丢下老母只身远行，心里很不是滋味，狄仁杰见状十分同情，便求见作为主管长官的长史蔺仁基，对蔺仁基说：“郑崇质的母亲老弱如此，我们怎么能忍心他在万里之外还为老母担忧呢!”随即便自告奋勇，要求代替郑崇质出使。狄仁杰的举动使蔺仁基深受感动。此时蔺仁基正和司马李孝廉闹矛盾，两人不但在公事上互相拆台，而且平时形同陌路，都以看对方的笑话为乐事。面对涉世未深却如此急公好义的狄仁杰，蔺仁基非常惭愧，于是他硬着头皮找到李孝廉，把狄仁杰的所作所为从头说了一遍，并深有感触地叹道：“与仁杰相比，我们难道能不自惭形秽吗?”李孝廉果然也深受震动，两人居然从此和好如初。
不仅对情同手足的同僚如此，即使是对曾经诋毁过自己的人，狄仁杰也能从大局出发，不计个人恩怨，与他们和睦相处和共事。
他第一次拜相后，武则天有一次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他说：“你在汝南当豫州刺史时，干得很不错，但还是有人说你的坏话，你想知道这人是谁吗?”
狄仁杰知道，这个时候只要自己点一点头，武则天便会把那个人的名字说出来。但这除了使自己平白多了一个仇人外不会有什么好处，于是他不卑不亢地答道：“陛下如果以为微臣有什么过错，微臣请求陛下给微臣改过自新的机会，假如陛下知道微臣没有错事，则微臣万幸，他人的谗言又何足道哉!所以微臣不想知道此人是谁!”
在大臣们之间制造不和，一直是女皇帝武则天行之有效的驭下之道，想不到这一招却在狄仁杰面前失了效。武则天失望之余，却也不得不在心里赞叹狄仁杰的厚道。
狄仁杰刚到京师担任负责审判罪案的大理丞时，有一次左威卫大将权善才、左监门中郎将范怀义误砍了皇帝祖坟昭陵的柏树。唐高宗李治十分愤怒，一定要审理此案的狄仁杰判处权、范两人死刑，但是按照法律，两人犯的这种“罪行”却只够免职的处罚。狄仁杰便如实对李治汇报说：“权、范两人够不上死罪。”李治正在气头上，自然顾不得什么法律不法律，他恨恨地说：“权善才等竟敢砍我祖陵上的树，实在是胆大妄为，狗胆包天，我不杀他，我就是祖宗的不肖之子。”
说到这儿，李治已经面红耳赤，显然是动了真怒，但是狄仁杰视若无睹，他不紧不慢地对李治讲述了法律上的有关条文，说明判处两人死刑的不当之处。李治被他缠得心烦意乱，一气之下便要把他赶出去。但是此时，一贯温文尔雅的狄仁杰却变得执拗起来，他神色凝重地对李治说：“犯颜直谏，自古就以为是一件难事。然而微臣以为，碰到桀、纣这样的昏君确实是难，但是遇到尧、舜这样的明君则容易得很。现在，权、范两人法不当死而陛下非杀他们不可，这样法律还有什么权威性呢?老百姓又如何根据法律来约束他们的行为呢?为了一棵柏树就杀掉两位将军，后代又会怎么看待陛下呢?”
狄仁杰这番话，说得很有策略，前面的两句，其实是在暗示自己之所以敢对李治如此顶撞，是因为把李治看作了尧、舜那样的明君，这样先捧一捧李治，后面的说话得激烈一些也就没有关系了。果然，听完狄仁杰这番议论，李治的怒气消了不少，权、范两人的死刑之议也就由此作罢。
点评：
对待朋友、同僚乃至政敌，狄仁杰都可以说是一个谦谦君子，但是，在涉及到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时，他却十分固执，寸步不让，他的这种敢作敢为忠厚耿直的品性至今仍值得我们学习。
5.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李广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人，西汉名将，以勇敢善战著称。
李家世代善长射箭。孝文十四年(前166)，匈奴大举入侵萧关，李广以良家子从军，抵抗匈奴的进攻。他“用善射，杀首虏多”，被任命为郎官。李广多次随文帝射猎，格杀猛兽，英勇异常，文帝不禁赞叹道：“惜广不逢时，令当高祖世，万户侯岂足道哉!”
吴楚七国之乱时，李广为骁骑都尉，跟随周亚夫战于昌邑下，名扬天下。由于梁孝王私自授予李广将军印信，回朝后，他没有受到封赏。以后李广历任上谷、上郡、陇西、北地、雁门、云中太守。
为上郡太守时，匈奴大举内犯，景帝派一个宦官跟随李广“勒习兵击匈奴”。宦官带领几十名骑兵前行，遇见三个匈奴人，就跟他们打了起来。这三个人射伤了宦官，“杀其骑且尽”，宦官就赶紧逃到李广的营帐。李广说：“是必射雕者也。”于是带上一百名骑兵追击那三个人。这三个人无马步行，行了数十里，李广命令手下骑兵散开，从两边包抄，由他亲自射杀那三个人，射死二人，活捉一人，果然是匈奴的射雕能手。李广把俘虏绑上山，远远地看见有几千匈奴骑兵奔了过来。匈奴兵看见李广，以为是汉人诱敌的疑兵，大吃一惊，立刻上山列下阵势。李广手下的一百名骑兵也很害怕，“欲驰还走”。李广说：“我去大军数十里，今如此走，匈奴追射，我立尽。今我留，匈奴必以我为大军之诱，不我击。”于是李广命手下骑兵说：“前!”走到距离匈奴阵地不到二里的地方，停了下来，李广又下命令说：“皆下马解鞍!”手下的骑兵吃惊地说：“虏多如是，解鞍，即急，奈何?”李广笑了笑说：那些匈奴兵认为我们会退走，现在“解鞍以示不去”，正好让他们确信我们是诱敌之兵，过了一会儿，一名骑着白马的匈奴将领出阵来监护他的士兵。李广上马，带着十几名骑兵，边跑边射，射死了那个匈奴白马将领，然后重新才回到队里，卸下马鞍，“纵马卧”。匈奴兵始终觉得他们可疑，“弗敢击”，半夜时，就撤退了。第二天，李广回到大军中。
武帝即位后，李广人为未央卫尉。他以骁骑将军的身份参加了马邑之战。为右北平太守时，李广被匈奴称为“汉飞将军”，都躲开他，好几年不敢侵进右北平。后来李广做了郎中令，多次跟随大将军出征匈奴。元狩四年(前119)，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军队大举征讨匈奴。卫青为使新失去侯爵的公孙敖立功，把李广由前将军调为右将军，行东道。东道迂回遥远，水草少，结果李广的军队迷了路，耽误了和大将军约定的军期。大将军的长史急切地催促李广手下幕僚到大将军那里受审对证，李广“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愤而自刎。
李广历任七郡太守，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他为将清廉，所得赏赐，立刻分给部下，与士兵一起共饮食。李广做了四十多年二千石俸禄的官吏，却家无余财，他也始终没有过问一下家产的情况。李广“呐口少言”，和人闲居时，就在地上画军阵，“射阔狭以为饮”，他一生“专以射为戏”。李广带领军队，走到水源缺乏、粮食继绝的地方，找到水，“士卒不尽饮”，他就滴水不沾，士兵“不尽餐”，他就一口不尝。李广对待士兵“宽缓不苛”，所以士兵都很爱戴他，“乐为用”。他诚恳谨厚，像个乡下人，“口不能出辞”。李广死的那天，天下无论认识他和不认识他的，年老的和年少的，都为他痛哭流涕。这是因为他那忠实的本性，真正感动了众人。难怪史学家司马迁用“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俗语来比喻李广人格的伟大。
点评：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桃树不招引人，但因它有花和果实，人们在它下面走来走去，走成了一条路。人只要真诚、忠实，就能感动别人。
6.许衡说摘梨
许衡(1209～1281)，字仲平，号鲁斋，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人，元代著名理学家、教育家。
许衡幼时“颖悟不凡”。年十六，从其舅学习吏事，但不愿为吏，决意求学，专心研究儒家经典。后来他从姚枢处求得程颐《易传》、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小学》等，遂手录以教授门徒。后移居苏门，与姚枢、窦默等一起讲习儒学，凡经传、子史、礼乐、名物、星历、兵刑、食货、水利之类，无不研究。他曾对人说：“纲常不可一日而亡于天下，苟在上者无以任之，则在下之任也”，慨然以道为己任。
至元二年(1265)，许衡奉忽必烈命入中书省议事。他几次上书，力陈“北方之有中夏者，必行汉法乃可长久”，主张“修德、用贤、爱民”，“设学校，使皇子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人于学，以明父子君臣之大伦”，并与太常卿徐世隆等定朝仪官制。至元七年(1270)，他被任命为中书左丞。当时，忽必烈急于财用，专一信用平章政事回回人阿合马，使领尚书省六部事，总理全国民政、财赋。许衡多次弹劾阿合马“专权罔上、蠹政害民若干事”，忽必烈不听。
许衡生于乱世，志在从政，却未受重用，于是请求解职。至元八年(1271)，忽必烈以许衡为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从此，从政失意的许衡即致力于教育事业。他奏召门生王梓、刘季伟、姚燧等人为伴读，使“分处各斋，以为斋长”。他用小学、四书及所著《太学直解》、《中庸直解》、《大学要略》、《编年歌括》、《稽古千字文》等作教材，亲自给国子们讲授，课余则使学习礼仪，对元初的教育做出了贡献。
许衡志向远大，“一言一动，必求其然与其所当然，不牵于爱，不蔽于僧，不因于喜，不激于怒，虚心端意，熟思而审处之”。他七岁入学，问老师：为什么要读书?老师说：考取功名罢了。他又问：仅仅如此吗?这句话使老师格外惊奇。他逃难到徂徕山，得到王辅嗣的《易》注，不顾兵荒马乱，夜思昼诵，并身体力行之。一次，盛暑天经过河阳，非常想喝水，路边有梨树，结了果实，大家争着摘梨吃，许衡在树下却无动于衷。有人问许衡为什么不去摘梨吃，许衡说：不属于自己所有却去摘着吃，不可以。那人说：兵荒马乱，这梨树早已没了主人。许衡说：“梨无主，吾心独无主乎?”问者对许衡的笃诚大惑不解。
许衡主张“一毫不义弗受”、“以道不行为忧”，继承了程朱的理学传统，在哲学上属于客观唯心主义。但他在外族入主中原、鼎故革新之际，以儒学教育蒙古子弟，并身体而力行之，对蒙古族的汉化和封建化是一个很大的促进。
点评：
一个人的信仰或许可以被查明，但不是从他的信条中，而是从他惯常作为所遵循的原则中。许衡不去摘梨吃，因为梨不是自己的，不管梨树的主人在不在，他都能做到“一毫不义弗受”，“以道不行为忧”，实在令人敬佩。
7.不为五斗米折腰
陶渊明，名潜，字渊明，一字元亮，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东晋著名诗人。
陶潜是晋代大司马陶侃的曾孙，自幼志趣高雅。宅边有五棵柳树，他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表达自己以“文章自娱”“不慕荣利”、“忘怀得失”的志向。后来陶潜因为亲老家贫，被迫出任州祭酒。由于不堪吏职，不久就解职而去。后来州里欲召其为主簿，他拒绝应征，甘心“躬耕自资”，过羸疾不堪的生活。江州刺史檀道济去看望陶潜时，他“偃卧瘠馁有日矣”。檀道济颇为不解，说：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如今先生生长在文明大化的世界，何必这样折磨自己呢?陶潜平静地答道：“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檀道济送给陶潜粱肉，他拒绝接受，“麾而去之”。
陶潜后来任镇军、建威参军。为彭泽(治今江西湖口县东)令时，一次，郡督邮到县里巡视工作，手下的官吏告诉陶潜应束带去见督邮。他仰天长叹道：“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毅然解印离职而去，并赋《归去来》表达自己的志向：“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从此开始了“引壶觞而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而寄傲，审容膝之易安”的田园隐居生活。
陶潜生活在东晋、刘宋之交的大动乱时代。当时，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都十分尖锐。北方少数民族在中原割据混战，不断骚扰南方。东晋王朝苟安于江南，豪族地主对人民进行残酷压榨，农民起义不断爆发。同时，东晋王朝内部也不断发生争权夺利的斗争。起初是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专权。接着是桓玄起兵反晋，夺取了政权。嗣后是刘裕消灭桓玄，代晋自立。陶潜目睹这些流血斗争，认识到政治的腐败和仕途的险恶，终于“耻复屈身”，“不为五斗米折腰”，采取了洁身远祸的态度。
陶潜乐于“夫耕于前，妻锄于后”的田园生活，对于“环堵萧然，不蔽风日，裋褐穿结，箪瓢屡空”的窘境，常常怡然自得。这种清介自守、不趋炎附势的人格，也反映到他创作的大量诗歌之中。陶渊明前期作品，常常叹息行役的辛苦，表达受人羁缚的苦闷，抒发对仕宦的厌倦和归田的愿望。归隐以后，其作品多描写躬耕生活，抒发重新获得自由的愉快心情，作品的字里行间，反映了对当时官场的不满和否定。语言冲淡自然，不假雕饰，又含蓄浑厚，在中古诗坛闪耀出清美的光辉。
点评：
陶渊明宁肯过躬耕自资，羸疾不堪的生活，也不愿从事权贵，他叹道：“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并毅然解印离职而去，这种品格，在封建社会的官场之中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8.姚崇倡廉自廉
姚崇，唐朝陕州硖石(今河南三门峡南)人。曾任武则天、睿宗、玄宗三朝宰相，兼任兵部尚书。姚崇为稳定武周，革除积弊，开创“开元盛世”，推进社会进步，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他是一位颇有政绩的人，同时也是一位倡廉、自廉的官吏。
姚崇的《五诫》，即是他自身品格的表露，又是他吏治思想的集中体现。在《执称诫》中，他要求“为政以公，毫厘不差”，为官应“存信去诈，以公灭私”，“官者，庶人之师，其身既正，不令而行，在下无怨，唯上之平”。在《弹琴诫》中，他强调治国的感化作用，主张“移风易俗”，“治国之道，大急小缓”。在《执镜诫》中，他告诫官吏应“内涵虚心，外分郎鉴”，“刑不可滥，政不可贼”，“如镜之明，断可以平；如镜之洁，断可以决”。在《辞金诫》中，他要求官吏“以不贪为宝”，“以廉慎为师”，“凡所从政，当须正已”。在《冰壶诫》中，他指出“与其浊富，宁比清贫”，“耸廉勤之节，赛贪竞之门”，“清白遗其子孙”。他言行一致，以身作则，为人师表。
开元前期，姚崇身为宰相，却没有自己的专门宅第，全家人住在离朝廷很偏远的地方。他上朝处理政务后常常不能回家。就住在附近一个叫罔极寺的寺院里。有一次，姚崇患了疟疾，就让家人到罔极寺来照料他。在寺院里，他还带病协助上常令源乾曜处理政务。每有大事，源乾曜就到寺里去请教姚崇。源乾曜与姚崇接触较多，十分敬佩姚崇严于律己、廉洁勤俭的生活作风。他奏请玄宗皇帝让姚崇搬进四方馆(属中书省)居住，玄宗当即批准。但姚崇感到四方馆太豪华，又藏有公文，不便住进去，遂坚决谢绝。玄宗感动地说：“设四方馆，为官吏也。使卿居之，为社稷也。恨不可使卿居禁中耳，此何足辞!”
开元二年(714年)，玄宗令吏部尚书魏知古赴东都考察选择官员。姚崇的两个儿子在东都任职，依恃姚崇有德于魏知古，招权请托。玄宗得知此事后，想考验一下姚崇。一次，玄宗装作不在意的样子，问姚崇：“卿子才性如何?今何官也?”姚崇很坦率地介绍了两个儿子的情况，说他们“为人多欲而不谨”，并估计两个儿子在东都会去找魏知古走后门。玄宗听后，解除了怀疑他会为儿子掩饰的顾虑，高兴地问：“卿安从知之?”姚崇答道：魏知古本是小吏，是我引荐他当了宰相。两个儿子一定以为魏知古会出于感激我的心理，为他们开后门，答应他们的请托，允许他们行不当之事。原来，姚崇的儿子在东都招权请托之事，是魏知古回到朝廷后报告给玄宗的。玄宗见姚崇并未为儿子隐瞒，倒觉得魏知古太不给姚崇面子了，故认为“薄知古负崇，欲斥之”。姚崇坚决请求道：“臣子无状，挠陛下去，陛下赦其罪，己幸矣；苟因臣逐知古，天下必以陛下为私于臣，累圣政矣。”玄宗觉得姚崇言之有理，于是取消了自己的打算。
开元四年，姚崇的两个儿子劣性不改，“广通宾客，颇受馈遗，为时所讥”。姚崇所信任的中书省主簿赵诲“受胡人赂”。这两件事都影响到姚崇，使姚崇感到自己再担任宰相对国家不利，于是，他奏请玄宗皇帝辞去宰相职务，举荐广州都督宋璟担任宰相。姚崇的自尊、自重，深得世人称赞。
姚崇不仅自己为官清正，以身作则，同时对朝廷的腐败现象极为反感，进行了不懈的斗争。长安四年(704年)，姚崇任相王府长史兼礼部尚书，掌管国家典礼等事。武则天宠幸的张易之在定州(今河北定州)私立寺庙，要从京都强迫迁移十名高僧到定州。寺僧们对张易之的无理之举不满，向姚崇苦诉，姚崇下令停止迁移。张易之几次向姚崇请托，姚崇毫不惧其骄宠，坚决予以拒绝。结果，姚崇遭张易之谗毁，被降职使用。
睿宗继位后，重新起用姚崇。姚崇竭力革除弊政。当时官僚机构臃肿，百官泛滥，选拔官吏的制度混乱。特别是公主、后妃们，依势用事，大搞“斜封官”(即皇帝受公主、后妃等人的请谒，任意颁下敕书任命官员，用斜封交付中书省)，各树朋党，网织裙带关系，扰乱吏治，致使政出多门，铨选官吏的机构形同虚设。买官卖官现象严重，一些庸碌之徒花钱就可以买到官职。官多为患，滥官充溢，竟出现了宰相、御史及员外官办公时连座位都没有的现象，当时被戏称为“三无坐处”，影响了正常的政务活动。面对这种混乱状况，姚崇联合宋璟等人向睿宗进言：“先朝斜封官悉宜停废”。睿宗采纳了他们的建议，罢免斜封官数千人。
玄宗继位后，姚崇辅佐玄宗严格铨选制度，继续罢免以前的斜封官。对于用请托等不正当手段谋取官职的，无论是谁，姚崇都坚决予以制止。开元二年，申王李成义向玄宗请托，要求把他府中的阎楚圭由录事(九品)破格提拔为参军(正七品)玄宗答应照顾。对此，姚崇坚决反对，上书皇帝，指出量材授官的权力应归属官吏任命部门，反对因亲故之恩就得以升官晋爵，覆前朝冗官泛滥之辙，扰乱国家法纪。姚崇的力争，使玄宗收回成命。自此，向皇帝请谒讨官的恶习，大为收敛。薛王李业的舅父王仙童，仗恃李业是皇戚，为非作歹，欺压百姓。御史弹奏了王仙童的罪行，李业为舅父开脱，向玄宗说情，玄宗想要宽释王仙童。姚崇说服玄宗，使王仙童得到了应有的惩治，“由是贵戚束手”。
开元九年，姚崇去世。当时，国家经济状况比较好，社会上特别是在官吏中厚葬成风。姚崇对这一风气极为反感，他列举古代圣贤薄葬的故事教育他人，批评厚葬之风。姚崇去世之前，向子孙们留下遗嘱：不准崇佛敬道，不准为他厚葬，只给他穿平常的衣服，不要抄经写像。并告诫他的子孙们去世以后，也要按照他所嘱咐的去做。姚崇节俭安排后事的故事，也被世人传为佳话。
点评：
一个人的所作所为足以说明他是什么样的人，姚崇在儿子有错时不为儿子开脱，虽然他很容易做到这一点，他还拒绝了皇帝赏赐的豪华住所，说明了姚崇是个严于律己、廉洁勤俭的人。
9.铁面包公
包拯，字希仁，宋庐州合肥(今安徽肥县)人。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中进士，被任命为大理评事、建昌县(今山西永修)知县。“以父母皆老，辞不就。”数年后，父母相继去世，他才出去做官。
景祐三年(1036年)，包拯在京城等候朝廷的任命，恰巧住在相府附近。当时的宰相吕夷简早就听说包拯是个孝子，又是一位颇有才干的人，也很想见见他，认为他选择这个居处可能是为了便于拜见自己，于是就一心等待他过府拜谒。不料包拯接到天长县(今属安徽)县令的任命，便立即离京赴任而去。当吕夷简知道后，大为惊异，同时对没有见到包拯深感遗憾。在封建社会的官场里，像包拯那样不奉承巴结权贵之人，实属罕见。
在任天长县知县时，一天，有人控告家中的牛舌被割，希望包拯为自己破案。包拯令其回家将牛宰杀去卖。不久，有人来告私杀牛的人，包拯说：“为什么割牛舌又来告人家?”那人“惊服”。由于这次巧断牛舌案，包拯明察善断的美名不胫而走。
宝元二年(1039年)，包拯调任端州(今广东肇庆)知州，端州盛产砚石，自唐以来，端砚久负盛名，为文房四宝之一。宋代规定，端州每年都要向朝廷上交一定数量的端砚。历任知州，不仅如数完成规定的贡品，而且一般取数十倍用来馈赠权贵。致使砚工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包拯到任后，命令制造砚台的工人只制足贡品数额，余数自行销售。他任期届满“不持一砚归”。百姓奔走相告，称赞包拯为官清廉。庆历二年(1042年)，包拯被任命为殿中丞。
次年，包拯改任监察御史。建议：“国家岁赂契丹，非御戎之策，宜练兵选将，务实边备。”“废锢赃吏，选守宰，行考试补荫弟子之法。”庆历五年夏，出使契丹。契丹依仗国力强，动辄向宋提出无理的要求和指责。契丹皇帝令典客质问包拯说：“雄州(今河北雄县)新开便门，乃欲诱我叛人，以刺疆事耶?”包拯反驳道：“涿州(今属河北)亦尝开门矣，刺疆事何必开便门哉?”其人自以为无理，“遂无以对。”他顺利地完成了使命。
庆历八年，包拯任三司户部副使。在任注意发展生产，关心百姓疾苦。皇祐元年(1049年)他奉命经河北调发军粮，发现漳河两岸尽是沃壤，可人民不得耕种，邢、沼、赵三州民田一万五千顷，却都用来牧马。他奏请朝廷，建议将耕地全部分给百姓耕种交租。朝廷同意了他的建议。
次年，包拯改任天章阁待制、知谏院。多次评论斥责皇帝亲近的权贵宠臣，请求废除一切由皇帝从内廷而不经过有关机构降下的恩命。又分别进上魏征的三道奏疏，希望皇帝能把它放在座右，作为龟鉴。还上书皇帝，指出天子应当明于听取采纳正确的见解，辨别朋党，爱惜人才，不要有先入为主的看法等七件事；同时要求皇帝清除刻薄之人，抑制侥幸之辈，纠正刑法，申明禁令，不要大兴土木，禁止妖言惑众的不法活动。这些建议多数被朝廷采纳实行。他与谏官吴奎、陈旭等七人共同弹劾宋仁宗宠妃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三司使张尧佐，凡庸之人，徒缘宠私，骤阶显列，自任以来，万**讥。陛下何庇一尧佐，上违天意，下砩人情。”张尧佐看到众怒难犯，不得已辞去宣徽使和景灵宫使。仁宗皇帝被迫下诏：“后妃之家，毋得除二府职位。”从而杜绝外戚擅权的悲剧发生。
皇祐四年三月，包拯为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数月后，徙高阳关路安抚使，“因籍一路吏民积岁所负公钱十余万，悉除之。”自皇祜四年到至和二年(1055年)，包拯先后任扬州(今属江苏)、庐州(今安徽合肥)、池州(今安徽贵池)等知州，江宁府(今江苏南京市)和开封府(今河南开封市)知府。其间最为棘手的莫过于庐州和开封府。庐州是他的故乡，亲朋故旧颇多，容易陷入人情圈内，徇私枉法。可他到任后，前来拜访的亲朋皆吃了闭门羹，大多失望，不敢仗势欺人。包拯认为，为官必须清廉，“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不能讲私人情面。一次，其堂舅依仗他的势力，横行乡里，当包拯接到控告堂舅的状纸后，派人把他捕来，审问清楚，依法将堂舅打了七十大板。消息传出，百姓奔走相告，称赞包拯秉公执法，铁面无私，“自是亲旧皆屏息”。
包拯既不顾私亲，也不畏权贵。他以无私无畏的精神赴任开封府尹。常言道，京官难当，因为皇亲国戚、宦官、权贵集中在京城。他们直接通天，依靠皇帝这个大后台，可以为非作歹，一般府尹不敢惹他们。包拯到任，首先革除不便诉讼的程序。原来百姓告状，必须先将状纸交给门牌司，由门牌司官吏转递，他们从中勒索钱财。常言说，天下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这是当时的真实写照。门牌司撤销后，百姓可以直接到府衙投递状纸，申冤告状，贪官污吏不敢敲榨百姓。开封城内有一条惠民河，达官贵人侵占两岸的土地，修建了许多花园和亭榭，致使河道越来越窄，越淤越浅，一遇大水，泛滥成灾，广大市民，深受其苦，包拯全部将它毁去。一旦发现有伪造地券，不管是什么人一律上报皇帝，撤掉官职。包拯“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他的态度一贯严肃，因而人们说他“笑比黄河清”，尽管如此，“童稚妇女，亦知其名，亲切地呼曰‘包待制’”。他为官清正，京师传说：“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
嘉祐四年(1059年)，包拯由谏议大夫升任枢密直学土，代理三司使。他在三司时，凡是仓库里供应皇宫的物品，过去都是摊派到外地州县，增加百姓负担，包拯特地设置场务机构向百姓购买，使百姓没有了这项困扰。
他曾经说：“我的后代子孙做官，如有犯贪污罪的，不准放他进入家门，死后也不准埋葬到我家的墓地里。不遵从我的这个志向，就不是我的子孙。”他要求将这条遗训刻在石头上，砌在堂屋的东壁上，“以昭后世”。这条遗训充分显示了包拯为官清廉的高尚情操。
点评：
包拯性格严峻刚直，痛恶官吏的苛刻，做事力求诚实宽厚，虽然嫉恶如仇，然而未曾不以忠宽之道待人，与人交往不随意附和，不以虚伪的言辞和笑脸取悦于人。虽然身居高位，但衣服、器物、饮食如同没有做官时一样。包拯为官清廉对当时及后世的人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10.颜真卿骂贼
颜真卿字清臣，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人，唐朝大书法家，他的“颜体”字端庄雄伟，遒劲郁勃，世称“颜鲁公。”玄宗天宝年间，出任平原郡(治在今山东陵县)太守。其时，安禄山起兵反唐的迹象已经十分明显。颜真卿便以阴雨连绵、防备城墙滩塌为由，组织人力整修城池，高垒深壕。同时，根据城中丁壮劳力，暗中积蓄粮草。表面上，则饮酒会文，泛舟外池。安禄山派人暗中侦察，以为颜真卿乃书生，不再多加戒备。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安禄山自范阳(今北京)起兵。所过州县，望风瓦解，竟无敢拒之者。玄宗大为叹息：“河北二十四郡，岂无一忠臣乎!”等颜真卿的使者绕道至长安奏明平原郡正在设防抵抗，玄宗“大喜”。在这期间，颜真卿秘密联络各郡义士，10数日便征集上万丁壮，经过短期训练，选拔将领，以备死战。
安禄山攻占洛阳后，杀留守李憕及卢奕、蒋清，派段子光带着三人首级招降河北。一到平原郡，颜真卿立即将段子光斩首，并安葬了李憕三人。这一举动，产生了巨大影响。景城、饶阳、河间(在今山东、河北一带)数郡纷纷起而杀掉安禄山所派官员。颜真卿进一步与常山(治在今河北正定)太守、从兄颜杲卿联络，欲联兵断掉安禄山的归路，以缓其西进。颜杲卿设谋杀安禄山将，打通井陉口。于是河北诸郡响应，十七郡皆归朝廷，合兵二十余万，“共推真卿为盟主，军事皆廪焉”。玄宗知道后，立即加颜真卿户部侍郎，兼平原防御使。他便进一步联络清河郡(治在今河北清河西)、博平郡(治在今山东荏平县博平镇)，以三郡之力，大破安禄山军占领的魏郡(治在今河北大名)，夺回魏郡。此间，北海(治在今山东益都)太守贺兰进明亦起兵，颜真卿以书召之并力。当安禄山攻占长安，玄宗亡蜀，肃宗即位后，颜真卿立即以蜡丸密封遣人秘密上表肃宗，告以河北诸郡仍为唐守。肃宗以颜真卿为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依前河北招讨、采访、处置使，并致敕书，亦以蜡丸送达。颜真卿当即颁布河北各郡，并派人到河南、江淮等地散发，各地始知肃宗为新皇，抵抗乱军的斗志也随之益坚。为打通长安与范阳之间的道路，安禄山派史思明等急攻河北，饶阳、河间、景城、乐安相次失陷，唯颜真卿所在的平原及博平、清河三郡依然死守。
至德元载(756)十月，在河北艰苦抗战整整一年的颜真卿，终因寡不敌众，决定弃郡渡河。经江淮，历荆襄，辗转半年余，于次年四月至凤翔朝见肃宗，授宪部(刑部)尚书，加御史大夫，留在朝中。史称，颜真卿在朝，“军国之事，知无不言”，“虽天子蒙尘，典法不废”。正是因为他勤于朝政，恪尽职守，“为宰相所忌”，“被御史所构”，几次遭贬为州刺史。代宗即位后，再度入朝检校刑部尚书知尚书省事，累进封鲁郡公。其时，宰相元载用事，怕朝臣论奏其短，便请代宗准许：百官凡欲论事，皆先报其部长官，各部长官再报宰相，然后由宰相决定是否上奏。颜真卿认为这是代宗“欲自屏耳目”，乃直言上疏：“虽李林甫、杨国忠犹不敢公然如此。今陛下不早觉悟、渐成孤立，后纵悔之无及矣!”同时表示：“实知忤大臣者，罪在不测。不忍孤(辜)负陛下，无任恳迫之至。”于上疏激切指责“李辅国用权，宰相专政，递相姑息，莫敢直言”，大快人心，都“争写内本布于外”。元载越发忌恨，奏其诽谤，被贬州官。元载伏诛，再入朝。德宗即位，杨炎为相，改颜真卿为太子少傅，“外示崇宠，实去其权”。卢杞为相，亦颇忌颜真卿。
建中三年(782)十一月，李滔、田悦、王武俊、李纳称王，以李滔为盟叛唐。随即，李希烈自称天下都元帅，亦自立为王。接着，李希烈派部将陷汝州、围郑州，东都洛阳军民又一次惊恐起来。德宗欲以一位“儒雅重臣”去说服李希烈“革心悔过”，宰相卢杞趁机推举颜真卿。下诏之日，满朝失色，以为“失一元老，为国家羞”。有的大臣一面密表请留，一面迎于道路，却已追之不及。颜真卿也深知此行必死。便给其子留下六个字：“奉家庙，抚诸孤”。初见李希烈，其养子千余人环绕侮骂，并以刀锋逼之，颜真卿足不移，色不变，严厉斥责说：“尔等闻颜呆卿无?是吾兄也。禄山反，首举义兵。及被害，诟骂不绝于口。吾今年向八十，官至太师，守吾兄之节，死而后已，岂受汝辈诱胁耶!”在李希烈处两月有余，暗中与大将周曾等联络，准备杀李希烈，以颜真卿为节度使。事泄，周曾等人被害，颜真卿被囚于龙兴寺。兴元元年(784)初，“四王”上表谢罪，唯独李希烈自恃兵强，欲谋称帝，问颜真卿：“不能屈节，当自焚。”面对柴堆烈焰，颜真卿毫无惧色，投身赴火，被制止住。又过了半年多，德宗满朝回到长安。李希烈弟李希倩因在叛乱之伍，被朝廷斩首。李希烈为此大怒，派人于龙兴寺杀害颜真卿。
点评：
颜真卿在安史之乱中，为骚扰安禄山后方，领导了艰苦卓绝的敌后抵抗斗争；入朝后，不顾权臣谗忌，恪尽职守；劝慰叛军首领，义无反顾，大义懔然。身处乱世，不仅为官至勤，而且实践了自己的诺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1.文成公主入藏
公元634年，正是唐王朝的鼎盛时期，唐太宗李世民励精图治，锐意进取，使唐王朝迅速达到了天下大治的局面。社会安定，生产恢复，人民安居乐业。唐太宗灭了东突厥后，又派李靖击败了西南的吐谷浑（我国古代民族之一，在今青海省，谷音ｙù），打通了西域的通道。西域各国纷纷和唐朝交往，远在西南的吐蕃（我国古代藏族在青藏高原建立的政权，蕃音ｂō），也派使者来了。
当时的吐蕃赞普（吐蕃王的称号）名叫松赞干布，是个能文能武的人才。他在十三岁的时候，就精通骑马、射箭、击剑等各种武艺，而且爱好民歌，善于写诗，受到吐蕃人的爱戴。他的父亲死去后，吐蕃贵族发动叛乱，松赞干布靠他的勇敢才智，很快把叛乱平定了。
年青的松赞干布并不满足吐蕃的贵族生活，为了学习唐朝的文化，他派出使者，长途跋涉，到长安来要求跟唐朝建立友好关系。唐太宗也听到吐蕃的名声，愿意跟他们结交，还派使者到吐蕃去回访。
过了两年，松赞干布又派使者到长安向唐朝求亲，唐太宗没有答应。吐蕃使者怕松赞责备他不会办事，回到吐蕃后，向松赞撒谎说：“唐天子快要答应把公主下嫁给我们啦，因为吐谷浑王也去求亲，才把我们求亲的事给担搁了。”
吐蕃和吐谷浑两国本来就在闹摩擦，松赞干布听了使者的回报，更加怨恨吐谷浑。他马上出动二十万人马进攻吐谷浑。吐谷浑王看吐蕃军攻势很猛，抵挡不住，就退到环海一带。
松赞干布打败了吐谷浑，乘胜打到唐朝境内的松州（今四川松潘），又打了个大胜仗。
松赞干布骄傲起来，派人威胁唐朝说：“如果不把公主嫁给我，我就带兵打到长安。”
唐太宗生气了，派大将侯君集带兵反击吐蕃。吐蕃将士对松赞干布挑起跟唐朝的战争，本来不愿意，看到唐朝派大军前来，都要求退兵。松赞干布眼看蛮干下去，要遭到失败，就向唐朝求和。
唐太宗本来愿意同吐蕃友好，也就同意讲和了。
公元640年，松赞干布又派了个能干的使者禄东赞带了一百人的出使队伍，备了五千两黄金和许多珍宝的厚礼，到长安去求亲。
唐太宗接见了禄东赞。禄东赞传达了他们的年青国王想跟唐朝友好的心愿，说得娓娓动听。唐太宗心里挺满意，就在皇族的女儿中，挑选一个美丽温柔的，封为文成公主，把她许嫁给松赞干布。
据说，使者禄东赞是个绝顶聪明的人。后来，在青藏高原的人民中，流传着一个“五难求婚使”的动人故事：
禄东赞在长安求亲的时候，各国来求亲的使者很多。唐太宗下了一道命令，要前来求亲的使者先解答五个难题。哪一国使者能够解答，就答允跟那国和亲。
第一道题目是要求把一根很细的丝线，穿过一颗有九曲孔道的明珠。禄东赞把丝线系在一只蚂蚁的腰部。蚂蚁带着丝线，爬过明珠的九曲孔道，丝线也就带过来了。
第二道题目是把一百匹母马和一百匹小马驹儿放在一起，要求辨认出哪匹马驹儿是哪匹母马生的。禄东赞把母马和马驹儿分开关了一天，断绝了马驹儿的饲料和水。第二天，再把它们放在一起。饿慌了的马驹儿分别奔到自己的母亲那里去吃奶。它们的母子关系也就认出来了。
禄东赞通过了一道道考试，最后一道是要从2500名美貌年青的女子中，找出谁是文成公主。禄东赞凭他敏锐的眼力，一下子就把那仪态大方的公主认出来了。这些传说不大可能是事实，但是却反映了吐蕃人民对唐蕃友好的愿望和完成这个使命的使者的赞美。
公元641年，二十四岁的文成公主在江夏王李道宗的护送下，动身到吐蕃去。唐朝廷为公主备了一份十分丰富的嫁妆。金银珠宝，绫罗绸缎，当然是少不了的，除此以外，还有许多吐蕃没有的谷物、果品、蔬菜的种子，药材，蚕种。她还带了大批的医药、种树、工程技术、天文历法的书籍。
文成公主出嫁的消息传到吐蕃，从唐朝边境到吐蕃，一路上都有人准备好马匹、牦牛、船只、食物，接送文成公主。松赞干布亲自从逻些（今西藏拉萨）赶到柏海（今青海鄂陵湖或札陵湖）迎接。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在那里举行了隆重的婚礼。
婚礼结束后，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越过雪山高原，到了逻些城。公主入城的那天，逻些人民像过盛大节日一样，载歌载舞，夹道欢迎。松赞干布还在逻些按照唐朝的建筑格式，为公主专门建造了一座城郭宫殿，给公主居住。
点评：
文成公主在吐蕃生活了四十年，她为汉藏两族人民的友好联系和发展藏族经济文化作出了贡献。直到现在，在西藏的大昭寺和布达拉宫，还供奉着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的塑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