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4.辨伪的主要内容
邮票是微型艺术品。它上面载有许多反映自身独特性质的重要信息。邮票为了适应邮政业务需要，既便于使用，又有别于其他有价证券，因此它有齿孔、背胶等。另一方面为了使邮票不易被仿造、变造，邮票非常讲究纸张、印版、文字、刷色、暗记、水印等，这些又是其它有价证券共有的特性。所有这些均是邮品辨伪极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和参考依据，邮票辨伪，主要就是对上述要素真伪性进行鉴别。
（1）纸张
早期邮票的用纸是比较混乱的。古典邮票大部分用质量最好的“手抄纸”
印刷，这种纸的最大特点是韧性好，不会发黄发脆，但缺点是厚度不匀，因而造成古典邮票纸质薄厚有差异。例如，中国的第一套邮票就存在这种明显差别。1878年第一期发行的海关大龙邮票，是用半透明的薄纸印刷的，因此被称为 “薄纸大龙”。而1883年第三期发行的海关大龙邮票使用的纸就比较厚，不透明，被称为 “厚纸大龙”邮票。而阔边大龙邮票的用纸很脆，普遍影响存世新旧票的品相。以后世界各国多采用 “机制纸”印邮票，使邮票纸张厚度的均匀性大为改观。
分辨纸质有助于区分邮票的印刷年代或特定环境。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法国的 “播种”邮票是用白纸印刷的，而在战争期间用的是质量较差的发灰的毛纸。
1919 年，拉脱维亚共和国成立之初，因为没有可用于印刷邮票的纸张，就使用德军遗留下的大量地图，把邮票印在地图背面。其他的国家，也曾经用卷烟纸、食品配给证等 “临时代用纸”印刷邮票。这种情况在战争或经济困难时期出现得比较多。
在中国的解放区邮票中，也曾出现过类似的使用代用纸印制的邮票。1942年淮南区交通总站发行的无面值 “稿”字邮票，是淮南报社分发给通讯员用于寄递稿件及通讯的。这种邮票多数印在使用过的电报纸背面。原电报纸上有用铅笔写的电码数字和用钢笔写的中文译文。
1947年，在东北安东印制的毛泽东、朱德像邮票 （安东二版）也是使用代用纸印刷的。但是长期以来集邮界一直无法搞清楚究竟用的是什么纸张。
为了搞清这个问题，集邮家张文光收集了大量的这次印刷的邮票。当他把这些邮票的背面拼在一起时，竟然显露出一个女演员的画像，还有“明星便笺”
四个字，从而断定这种邮票是印在明星信笺纸的反面。
这种特殊环境里产生的特殊邮票用纸，元形中为辨别这些邮票的真实性，提供了宝贵的依据。掌握了它们的各种特征，就获得了辨伪的主动权。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邮票使用的纸张逐渐走向正规化、专门化，和钞票一样，印制邮票也使用特殊的专用纸张。印刷邮票的专用纸称为邮票纸，由国家定点生产、定向使用。这种纸的特点是细洁光滑、吸墨性强，有韧性，手感柔软，耐水洗，平展性好，各国使用的邮票纸并不一致，有各自的特点，但上述最基本的特性一般都具备。
目前，常见的伪造邮票的用纸大多都是铜版纸、有光纸等。这类纸张一般手感硬挺，纸质较脆，光滑而吸墨性差，即使轻微折叠，纸张也会产生折痕，受潮或浸水后还会掉色。
新中国自 1962年至 1963年间先后发行的“梅兰芳舞台艺术”、“儿童”、“熊猫”、 “金丝猴”等4 套无齿邮票，使用的纸张与同时发行的同图案有齿邮票的纸张不同，前者纸质较薄，从而便于区别。可惜后来发行的无齿票“糜鹿”，与有齿票图案和纸质完全一样，使伪造者易于变造骗人。
近代，各国为了扩大邮品材质种类，曾竞相选用一些非纸质材料印制邮票，例如：铝质、银质、金箔、丝绸、塑料等，对这些特种材质的鉴别，则需要专门的技术知识，另当别论。
（2）水印
世界上各类重要的文件、有价证券和纸币大都采用带水印的纸张印制，水印已成为防伪的重要手段。世界上早期的邮票也大量使用水印纸印制。以后，由于邮票印量剧增和水印纸成本较高等原因，带水印的邮票逐渐减少。
邮票上面的水印可以分为三种。一是 “单式水印”，即在每枚邮票上，都有一个位置和图案均相同的水印，亦称“一票一水印”。二是“复式水印”，即水印图案在全张邮票上规则排列重复出现，而每枚邮票上的水印图案位置却彼此不同。三是 “全张水印”，即在一整张邮票上，印有一个大的水印图案，在每枚邮票上，只有该水印图案的一个小局部。
有些邮票目录上详细列出了水印的图案、位置和类型等资料，有的还附有图示。由于一般目录图示上的水印图案是从邮票正面观察的，和集邮者多是从邮票背面观察水印相反，因而邮票目录上的图示水印基本都是反的。
世界各国使用的邮票水印图案千姿百态，且不同时期有变更。例如，1840年，英国发行第一套黑便士邮票时，即开始使用有 “皇冠图”水印的纸张印制，一直延用了 20 多年。1862 年瑞士邮票的水印是双层的椭圆形中有一个十字。1923年至 1927年捷克邮票使用的是菩提树叶图形水印，到了50 年代水印则改为五角星图。苏联邮票上的水印，在 1921年使用V 字形图案，1922年用言形图案。前东德邮票上的水印则是用国名缩写 “DDR”字母构成。中国最早使用有水印纸印刷的邮票是 1885 年清朝海关邮政发行的 “海关二次云龙”邮票，俗称 “小龙”票。邮票上的水印图案是中国古代的太极图。还有1894 年清朝海关邮政为慈德太后 60 寿辰发行的 “万寿纪念”邮票，邮票的水印仍是太极图。邮票水印还有一种复杂的情况。早期有些造纸厂为表明售出的纸是该厂的产品，将纸张都加上厂名水印。有时使用这种带造纸厂厂名的水印纸印制邮票，就会出现特殊的水印。例如，1895年发行的我国 “台湾民主国邮票” （“独虎票”）就是印在有造纸厂厂名的水印纸上，由于水印图不连续，所以只能在部分邮票上见到。民国初期的邮票一直未用水印纸印制。后来由于赝品增多，邮政部门遂决定改用有水印纸，特在英国定制了大批的水印纸张。这种纸坚韧而薄，含有民国邮徽——篆文“邮”字水印。1940年起在香港印刷的孙中山像邮票中，中华版有水印票5种，大东版有水印票10种，商务版有水印票 19 种。还有 1940 年发行的香港版长城图航空邮票，有水印票 10种，均与无水印邮票混合同时发行，情况较为复杂。
新中国邮票上一直没有水印。1992年 1 月 25 日，中国邮票总公司发行的 “壬申年”（生肖猴）特种邮票首日封，采用水印纸印制，水印图案是中国邮票总公司的徽志。这是新中国邮品首次使用有水印纸张印制。
（3）印版
邮票是邮资凭证，方寸之地，既要美观又要防伪，因此世界各国都精益求精地印制，以提高它的水平。
目前我国发行的邮票一般都采用雕刻、影雕、影写三种制版形式进行印制。雕刻版是经过雕刻者在钢板上艺术加工刻出原版后制版，采用凹版印刷。
其特点是墨色厚实，线条清晰，可以显出不同的层次。它的印制效果艺术性强，最能防止伪造，是印制有价证券理想的工艺手段。
采用雕刻、影雕版印刷的邮票，其印刷效果无法用平版印刷表现出来。
例如，特 57 “黄山风景”和T.46 “庚申年（猴）”这两套邮票都是采用影雕版印刷，图案上的线条非常清晰，用手摸能够觉得出来。而前几年出现的这两套票的伪造票，都是用平版印制的，票面一片平滑，有经验的集邮者几乎一望便知是伪造品。
1987 年至 1988 年，在南京、九江等地的邮市上，甚至出现了以彩色复印机复印伪造的 “黄山风景”、“金鱼”、“梅兰芳舞台艺术”邮票及“牡丹”小型张等高档紧俏邮品。这些假货的欺骗对象，主要是初集邮者。
由于影写版印刷技术操作简便、印刷效率高，生产成本较低，因此我国的邮票以影写版居多，但是这种邮票以及用胶版印刷的邮票容易被伪造团伙仿造出极逼真的赝品。再加上彩色复印机的出现，又多了一个仿造的途径。
尽管邮电部为防止伪造，在设计印制邮票时加了暗记，但这些暗记是保密的，广大集邮者仍无法用它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因此，集邮者们曾不断呼吁，多采用雕刻版印制邮票才是防伪的上策。
一种新发行的邮票，一旦印完规定的发行量，即停止印制，并且从此不再印刷。这是邮票区别于其它有价证券最显著的特点之但是，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有些国家的邮政当局也会把当年发行的邮票印版取出来翻印新邮票。例如，1864 年英国邮政当局就曾再版过 1840 年发行的黑便士邮票，发行 “再版”邮票在国际上不常见，由于受到国际集邮界的强烈反对，因此，一般情况下现在很少有哪个国家敢冒此种风险。
1955年 1月10 日，邮电部决定将1949年至 1952年发行的24 套纪念和特种邮票重新制版印刷发行。这些再版邮票每枚印量多达 250万枚，是原版票印量的六七倍。由于引起国内外集邮界的种种猜测和误解，我国以后再也没有再版纪特邮票。必须指出，新中国所以要再版大批的纪念和特种邮票，完全是为了促进集邮活动的发展。解放初期，国内邮政业务不是很多，集邮活动暂时处于过渡、调整时期，所以新中国早期的纪念和特种邮票的印量和留存量一般都很少。以后邮政业务量加大了，集邮活动也渐渐地发展起来，到了 1955年 1月筹备成立集邮公司时，已没有多少可供出售的储备邮品，正是为了解决新出现的集邮者收集新中国邮票的困难，邮电部作出了再版邮票的决定。为了便于邮政业务人员及集邮者区别原版和再版票的种种差异，邮电部还发布了有关文件。
再版邮票，对缺乏经验的集邮者是很大的危险，如果辨别不出原版、再版，就会遭受经济损失。以再版票冒充原版票也是一种赝品欺诈的行为。因此，掌握再版票的特征，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辨伪研究。
（4）背胶
邮票背面涂刷胶层的目的是为了使用时便于粘贴。背胶的有无与胶质的特征，也是鉴别邮票年代和真伪的重要依据。例如，新中国初期发行的邮票，大多数是无背胶邮票。60 年代初采用的多为糊精胶，胶层较厚，颜色发黄、发亮，对湿度敏感，胶面受潮容易发生粘连。60 年代中期开始采用PVA合成胶，胶质浅白，很薄，光亮度比糊精胶差。这种化学胶抗潮性强，不易发生自粘。目前，世界许多国家都采用化学胶，但仍有一些国家使用糊精胶。
邮票的背胶并不都是白色的，一些国家曾使用过特殊的背胶。这些比较特殊的背胶，成为辨别真伪的重要特征之一。
有些国家的邮票背胶上带有纵向或横向条纹，有的还有水印花纹图案，以防止伪造。1923年捷克斯洛伐克发行的一套共和国五周年纪念邮票，黄色的背胶上有方格条纹。中心部位都有一个由捷克斯洛伐克邮政的缩写字母“CSP”组成的图案，因此，有的邮票，可以从背胶上鉴别出版别和发行年代。
苏联邮票的背胶有好几种，不同时期有明显的差异。50 年代曾采用过一种发亮的背胶，粘性很强，贴在信封上，很难揭取。
背胶有真假之分。许多早期发行的邮票，背胶受潮湿影响，会呈深褐色，甚至使邮票产生卷曲或龟裂。这也是辨别早期票的一个重要特征。但是，也有的邮票背胶部分或全部脱落，变成 “残胶票”，使其价值降低。于是，有的作伪者就在邮票上重新刷一层假背胶。
鉴别背胶真伪的方法，主要有三条：①观察胶层是否厚薄均匀，色泽正常。尤其是背胶有水印图案或条纹图形的，要仔细观察辨认。
②注意观察齿孔。正常的邮票印制过程是先刷胶后打孔，由于伪造品是在邮票打孔后补刷背胶的，胶水会渗入邮票齿孔，甚至渗流到邮票表面。如果发现邮票的齿孔尖端被胶水包住了，没有撕断时造成的纸纤维露出，即可肯定是撕开后刷的胶。
③对于那些伪造得非常高超的假背胶邮票，必须采取化验胶水成分的办法，进行严格检验分析，方能辨明真伪。
另外，应该指出并不是所有国家的邮票都刷有背胶。一些处于热带地区的国家，气候高温，空气潮湿，只能发行无背胶邮票。集邮者必须了解这些情况。不能见到近代的外国无背胶邮票就武断地认为是伪造邮票。另外，一些居住在热带地区的集邮者，为了妥善保存邮品，防止邮品发生粘连，往往将国外新邮票上的背胶全部洗掉。这种邮票也会引起其他集邮者的怀疑和误解，但应该区别于无背胶的伪票。
邮票图案印在刷了背胶的一面，就会产生 “糊上刷变体”。例如，我国普 23 “民居”中的20 分邮票，就出现过这种变体。有的集邮者不知此事，亦未加以辨别，在泡洗这种信销票时，也将邮票上的图案全部褪洗掉了。
（5）票幅与票边
票幅是指单枚邮票的外廓尺寸，用横×直 （mm）表示，单位是毫米。邮票目录一般都注明邮票的尺寸规格，多数是指票幅，也有一些特殊的邮票（如无齿邮票或齿孔有差异的邮票）则是指图幅 （即图案尺寸）。这一点应在查阅邮票目录时搞清楚。
1988年发行的T.132 “糜鹿”有齿邮票变造成单枚无齿邮票很难区别。
唯一的办法就是认真测量票幅。该有齿邮票的规格为30×40 （毫米），齿孔孔径为 1毫米。因此凡横对边长大于29 毫米或竖对边长大于39 毫米的无齿邮票一般情况下是真品。而周边均等于或小于29×39 毫米的，基本都是利用有齿票变造成的假无齿票。购买收藏无齿邮票，最好是带边或双连邮票。
1989年初，在广州、上海、北京、青岛、南京等一些城市出现了几种台湾邮票小全张和小型张的赝品。辨认这些赝品可以从纸张、印刷、背胶等方面进行分析。例如：真票纸张厚实挺括，印刷精细，背胶微呈黄色，而赝品纸张发白、薄软。由于是复印加工的，画面颜色不纯，字迹有些模糊，假背胶见水后不粘。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区别法，这些赝品的外形尺寸均小于真票 1～2 毫米。
邮品辨伪必须是在对邮品各方面的特征进行综合性的分析研究后，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但是，区别纸质差异需要较多的经验，图案刷色及清晰度差异则必须与真品进行对照才能辨别出。相比之下，通过测量票幅发觉差异，就显得比较直观、准确、方便。因此，了解掌握邮票的票幅数据，是十分重要的。
票边，即全张邮票四周的边纸，上面通常印有一些特殊标记、图案、数字或符号。如：厂铭、发行当局名、邮票名称、图案名称、全张枚数、印刷或检验编号，以及对色标记、套色对位线、裁切控制线等等。各国在各时期这方面的内容是不尽一致的。
因此，边纸被称为 “邮票的原始档案”。它上面真实记录的各种标记和数据，既是研究邮票的版式、印次、刷色等内容的重要资料，也是辨别邮票真伪的参考依据。
（6）齿孔
邮票带齿孔，目的在于使邮票容易分开，使用方便。齿孔已成为邮票区别于其它有价凭证重要的标志之一。
邮票的齿孔种类很多并且时有变化，一些集邮者专门收集研究图案和面值相同，但齿孔不同的邮票，这是一种重要的变体。齿孔的变异，能够帮助我们辨别出一些邮票的真伪。
早期邮票是用落后的齿孔机打孔的，所以每次只能打出水平方向的单线齿 （一排齿孔），以后经过改良的齿孔机，在水平方向的齿孔针长行上，增加了垂直方向的齿孔针短行。这样一次可打出一排邮票上边和左右两边齿孔，然后再往下移动一枚邮票的位置，打出下一排齿孔。这种打孔机械被称为梳式齿孔机。这两种齿孔机由于操作者的疏忽，都有可能造成一张邮票上的局部漏齿或错齿。
随着技术的不断改进，全张齿孔机、卷筒邮票齿孔机和小型张、小本票齿孔机相继问世。这些打孔机上不会出现一张邮票 （或一枚小型张）局部漏齿的现象。
不同时期的打孔机械，在邮票上打出的齿孔有各自不同的特点。
单线齿孔机在邮票四角打出的齿孔几乎都不一致，左右两边每枚邮票的齿孔位置也不完全相同。因此，邮票四角齿孔不规则，图案有时偏离，是单线齿的主要特征。梳式齿孔机打出的邮票齿孔四角和左右齿孔形状规则。根据齿孔特征可以断定邮票是采用哪一种齿孔机打的孔。从而为分析邮票的产生年代提供了参考依据。
专用的打孔机，配有自动套准调节设备，因此打出的齿孔位置很准确，孔一般都很光洁，很少有毛齿现象。而伪造邮票使用的齿孔机非常简陋，由于钢针大小不一，控制精度不高，往往造成齿孔错位、孔眼大小不一以及毛齿等现象。有些 “花纸头”、仿印票甚至使用改装的缝纫机打齿孔，打出的齿孔间距、位置、孔径等有明显的漏洞。
不仅齿孔的度数能辨别邮票的版别、真伪，从其齿孔的光洁程度也能辨认不同的版别。例如，1885年第一期发行的海关小龙邮票，齿孔度数为 12.5，被称为 “细齿小龙”，因用旧式打孔机打孔，所以齿孔有毛糙的，也有光洁的。1888年第二期发行的海关二次小龙邮票，开始使用新式打孔机打孔，齿孔光洁程度好，因为齿孔度数为 11.5，又被称为 “粗齿小龙”。
在解放区邮票和新中国早期邮票中，有许多邮票因为打孔技术不过关而出现了 “毛齿”现象。这些特殊现象，亦是邮票辨伪的依据之一。
（7）刷色
早年万国邮政联盟曾对邮票的印色作出过规定，要求各国根据邮票的不同用途，采用统一的刷色。例如，国内平信邮票采用绿色，国外平信邮票采用蓝色，国外明信片邮票采用红色等。对其它一些用途的邮票则没有具体规定。当时这样规定的目的是为了颜色醒目，使用方便，使邮局和寄信者都易于区别。
但是，随着各国邮票发行种类的大幅度增长，特别是多色印刷邮票的大量出现，原来的规定就逐渐被废除了。
中国从30 年代初开始，由于物价不稳，国内外邮资费更易频繁，中华邮政发行的孙中山像邮票和烈士像邮票先后多次被印刷，出现了许多刷色雷同、面值不同，或面值相同、刷色不同等混乱情况。
例如，孙中山像邮票 4 分与 5 分票，2 角与 2 角 5 分票均同印一色。l 角 5 分票，同一面值有红蓝两种刷色，2 角面值票也有类似情况。而烈士像邮票 1 角3 分与5 角票，两种刷色基本相似，略有深浅之分，这样，不仅使用时容易混淆，而且在辨认版别时亦颇费功夫。
解放区邮票的版别往往不能单纯靠颜色深浅来识别。曾经有人对 2枚中南区1948年在开封印刷的中州邮政毛泽东像 1元邮票，根据两者颜色不同，认为是不同版式。但集邮家张文光拿出他收藏的一版同一面值的邮票，整版票上半张比下半颜色要暗。从而可以说明，区票往往同一版的邮票也可能出现颜色差异。
许多使用时间较久，或需用量较大的邮票 （尤其是各种普通邮票），由于多次加印或由不同的厂家承印，刷色会有明显差异。有时甚至根本不是原来的刷色了。这类由印刷技术原因造成的较大的刷色差异亦是研究鉴别邮票不同版别和印次的参考依据。
邮票刷色受各种因素影响会产生变化。除了自然褪色外，人为的化学变色是最常见的作伪手段。有关的情况，在 “化学变色种种”一节中己作了全面介绍。
（8）暗记
为了便于鉴别邮票的真伪和版别，不少国家都在邮票上暗藏了记号。这种暗记是由设计者、雕刻者或印刷者有意制作的识别标记。由于暗记一般是邮票某处的图案或文字很细微的变化，普通集邮者不经指点很难察觉出来。
暗记应该是保密的，所以邮政当局一般不对外公布暗记特征。新中国仅对建国初期发行过的 24 套再版纪特邮票公布了各套原版和再版邮票的不同暗记。
由于邮票暗记对辨别邮票真伪、版别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所以集邮者对暗记的研究十分感兴趣，也就能够发现一些邮票上隐藏的暗记，经邮刊宣传介绍，便使邮票暗记公诸于世了。例如，我国的T.78 “九星会聚”邮票，图案左边线中附近有一阴文 “九”字，每枚皆有。
邮票上的暗记虽然是集邮者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应该指出，暗记的成因及对辨伪的参考作用是比较复杂的。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
在集邮者发现的暗记中，有些是印刷厂方或有关部门特意制作的；还有一些暗记可能是邮票印刷过程中，因修版等原因，造成了与原图案的细微差异，集邮界称这种细微差异为版暗记。
另外，使用现代化的高速印刷机，由于机器转速很快，有时会出现油墨不匀或印版上偶尔夹杂微小杂物的情况，这样就有可能造成邮票图案极小部分被漏印或增加一小部分线条和网点，类似这样因偶然因素的影响，而在一些邮票上出现微小的差异，并不是暗记。
熟悉每一种版别邮票的暗记特征，对于辨伪研究无疑是重要的。但是，作伪者也会格外留心暗记的特点，加之现代照相、印刷和制版等技术的改进，包括暗记在内的全部图案信息都能被仿印在伪品上。许多仿制品的确可以乱真。
综上所述，暗记是辨伪研究的重要参考，但并不是唯一的依据。鉴别邮品的真伪，还必须从其它特性入手，全面审视研究，才不致作出错误的判断。
（9）文字
邮票上面的文字主要包括五方面的内容：①面值，即邮票上显示出的邮资金额及其货币单位。一些特殊的 “无面值邮票”、 “单位邮票”、“免费邮票”等，均有各自的特定涵义和表示方式。
②国名，指邮票上用文字 （或图案，如英国发行的邮票以英国王头像、一些英属地邮票以英国王头像或王冠为标志）表示发行该邮票的国家的名称（或地区）。另外，还有邮政标记。新中国邮票国名标记与邮政标记连一起，一直延用 “中国人民邮政”，1991 年 12 月起改为 “中国邮政”。一些国家（包括联合国）发行的邮票上印有多种语言文字。
③票名，指邮票上表示邮票 （图案）名称或邮票发行目的的文字。
④志号，指邮票上表示票种、套号、图号、年份的标记。有的国家在邮票上还印有邮票设计者、雕刻者的姓名。
⑤宣传性文字。一些国家在邮票背面或附票上印有说明文字、口号、广告或邮票编组号码等。例如，尼加拉瓜 1976年发行的一套票中票，每枚邮票背面均印有一大段西班牙文字，详细介绍正面珍邮的历史掌故。1952年，在朝鲜前线的志愿军，曾将纪 15 “抗日战争十五周年纪念”邮票背面印上英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们共同打击过日本”，作为对美军宣传战的手段之一。
邮票上的各种文字和数字，是了解邮票国别、图案意义和邮资的主要依据，同时，也为辨别邮品真伪提供了重要条件。当一些伪造票在面值、票名、宣传文字等方面出现常识性错误时，这些常识性错误就成为自我暴露的疑点。特别是国名 （地名）标记，能够使一些“花纸头”显露原形。
有些臆造票上印的是根本不存在的国名标志。例如：DHUFAR （杜法尔）
MANAMA DEPENDENCY OF AJMAN （马纳马）STATE OF OMAN （阿曼国）
PABAY （帕拜）
SOUTH ARABLA （南阿拉伯）
还有的臆造票是用过去存在过而现在已不单独发行邮票的国名。l971年12月，中东的7个酋长国合并成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后，已开始发行统一的邮票，各酋长国不再单独发行邮票。但是，国际伪造集团仍盗用这些前酋长国国名发行各种新 “邮票”。因此，凡1971年以后印有这些酋长国国名的“邮票”都属于“花纸头”，例如：
ABUDHABI（阿布扎比）
UMMAL-QUWAIN（乌姆盖万）
DUBAI（迪拜）
AJMAN（阿治曼）
FUJAIRAH（富查伊拉）
RASALKHAIMAH（哈伊马角）
SHARJAH（沙迦）
据上所述，由于乌姆盖万于1971年并入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后停止单独发行邮票，这套反映美国总统尼克松 1972 年 2 月访华，以乌姆盖万名义印制的“邮票”自然是花纸头。此外，还有一些由无领土、无邮政机构的流亡政府或集团发行的“邮票”，也属于臆造票范畴。例如，1962 年，也门巴德尔王朝被推翻，王室人员流亡国外后继续印制“KINGDOMOFYEMEN”
（也门王国）标志的“邮票”。再如，印度尼西亚一个地方流亡政府印制的“邮票”，使用的是“MALUKUSELATAN”（南摩鹿加）标志。
国外一些常见的臆造票上的地名（“国名”）所示。
大家知道加盖邮票是指由于发行机构、邮票的用途和面值等内容的变更而在成品邮票或其它适合作邮票的票证上加印或加盖特定文字或图案的邮票。一般也称其为“加字邮票”。
加盖邮票中，少量是手工加盖，即用木戳、角戳或字钉逐枚（或一次同时盖印2枚或4枚）盖印邮票。大多数则是采用石印或铅印方式，在整张邮票上一次印刷而成。由于加盖是在邮票上第二次印刷，所以常常会产生一些差错，如倒盖（印）、复盖（印）、漏盖（印）、横盖（印），以及错字、漏字等。这些有差错的邮品本属加工废品，流传出去常被一些集邮者视为珍贵的“变体”，这就增添了加盖（加印）邮票的辨别难度。
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发行过加盖邮票。西方一些国家还发行过特殊的 “加印”邮票——凿孔邮票，即在用于通信的邮票上打出由一组孔构成的几何图形，或打出凿孔字母。这类邮票上的凿孔有的是由邮政当局加上去的，有的则是一些大公司和团体为防止将公司的邮票贴寄私信，自行打上去的。
加盖邮票的发行背景一般都比较复杂，有全国统一印制的，也有地方加盖的。旧中国，由于政权变更、通货膨胀、地区割据、战争等原因，加盖邮票的发行品种和数量都很多。例如，辛亥革命后，曾将清代伦敦版无水印蟠龙邮票加印 “中华民国”四字，于1912年3 月下旬陆续发行。这套邮票分别由三处加印，出现了三种不同的字体。其中，上海邮政供应处是用宋体字加印的，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加印的被称为 “大国字”，英国伦敦华德路公司则是用楷体字加印的。
抗战时期，货币贬值，物价飞涨，邮资时常调整，原来印的邮票已不能适用，必须加盖改值，或改为高面值，或改为低面值，按照规定，这些待改值的邮票应由各邮区邮政管理局上缴后，由邮政总局统一加盖再发回各邮区售用。但是，战争时期交通十分困难，而且往返运输延误太久，等加盖好的邮票发到时，可能邮资又调整了。因此，邮政总局为了节省时间和运费，只得提出具体要求，规定加盖字样、改值数额和原票版别等，令各邮区自行加盖。结果造成加工方式非常复杂的局面。
加盖邮票是集邮者最感兴趣，同时也是最感头痛的邮品。长期以来集邮界针对这些复杂情况花费了大量的心血，调查研究有关的史料，寻找分析加盖邮票的各种特征，逐渐积累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和鉴别经验。
从本世纪 20 年代开始，国内出现的伪造假邮票中较多的是加盖票。像各地商埠加盖票和清代加盖票几乎都有赝品。尤其是 “真票伪盖”，容易乱真，对初集邮者或不懂中文的的外国集邮者的威胁最大。
集邮家赵人龙致力研究中国古典邮票和普通邮票，曾对清代加盖邮票的特点作过这样的论述：
“我国早期的大龙、小龙、万寿和红印花4 套加盖票中，大龙和红印花加盖票历来受到国内外集邮家的重视。小龙票票幅较小，图案雕刻得很精美，辨认子模和进行版式研究较为困难。而万寿邮票，不但原票有多种面值，图案各不相同，印刷过多次，而且前后几次加盖的字体大小距离长短有各种变化，漏齿变体和加盖版式变体丰富多彩，成为我国古典邮票中最为错综复杂的一套。” （《集邮》1989年第 1期）清代加盖票中，除红印花加盖票赝品较少见外，其它票均有大量伪品出现。特别是万寿加盖票字体变化复杂，成为邮票伪造者仿制的对象。
民国初期及40 年代后期的民国邮票加盖十分频繁，伪品亦大量出现，主要有臆造与伪造两大类。
例如，曾出现过1912年在汉口加盖的“临时中立加中华民国”二分邮票，实际从未发行过，完全是臆造的。
在军阀割据时期，由于各地市值不同，汇费高，实际差价大，邮政当局为防止用大量购买邮票代替汇款，发行了许多加盖 “限××省贴用”字样的邮票。新疆省的统治者盛世才拥有几架小型教练机，自办了 “航空公司”，1932 年至 1933 年间他在原来已加盖有 “限新省贴用”字样的邮票上，再用木戳加盖 “航空”两个红字。这是中国唯一的一套地方航空邮票，发行数量很少，是国内外集邮者瞩目的珍品。据传，当年用于加盖 “航空”字样的木戳已落入伪造者手中。如此一来，使用原票原戳加工出来的赝品出现了不少，并且极难辨别。集邮界对此必须高度警惕。
在抗战胜利后的一段时期，曾一度出现赝品加盖的风潮。不仅东北地区发生私自伪造加盖的混乱局面，其它地方伪造者也十分猖獗。
例如，1947 年 10 月，在江苏镇江江甫印书馆任职的尤继路，乘法币急骤贬值，邮票频频加盖改值之机，私刻一枚牛角戳，将 2000枚 2 角的孙中山像普票全部伪造加盖改值为 “暂作五百”。一天，当他在用数百枚伪盖票向邮局调换成 1000元面值的邮票时，邮局人员仔细观察，发觉全是伪造品，当即将其扭送警察局。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各地在印制加盖邮票的过程中，也曾出现过经办人员利用职权弄虚作假的现象。他们有意把加盖的字型盖于非规定版别的邮票上，人为制造 “变体”，牟取暴利。这样的案例已被揭露过不少。例如：甘肃加盖 “暂作叁分”票，按规定应该盖于中华版橄榄色5 分邮票上，但是却发现有盖于大东版无水印橄榄色5 分邮票上的，还有盖于孙中山像单圈4 分、5 分等邮票上的。由于这类加盖票全部是手工加盖，因此还出现过倒盖、漏盖等赝品。集邮界对这些官版私盖票一直不予承认，各种正式邮票目录也不列入。经过调查亦证实，这些票并未在邮局窗口正式出售。
其他再如陕西加盖 “国内平信附加已付”邮票，亦未在陕西各邮局出售过，社会上却出现了这种加盖票以及倒盖变体票。经过调查才发现原来是主办加盖的工人作人员私自大量加工，然后配合邮商套购出去的。
总之，加盖邮票的作伪是比较容易的，因为木戳、胶戳随处可刻；经管人员用铅字排版加印时，弄虚作假也比较容易。因此，加盖票中赝品甚多，从 “临时中立”直到新中国的加字邮票中均有伪盖品。
识别伪加盖票的主要办法是与真品进行细致对比，包括纸质、刷色、图纹、笔划、印色等，经过细致入微的观察，方能找出细小的差异和各种漏洞。
例如，根据不同时期铸字存在的差异，可以分辨出“中华民国临时中立”
邮票加盖的字体的真伪。 “中华民国”的“国”字，真票为长方形，而伪票多呈正方形。 “临时中立”的“立”字下边一横，真票有些向上倾斜，伪票则很平。这是许多集邮家在研究实践的基础上，总结出的宝贵经验。
（11）邮戳
邮戳也是集邮者研究的收藏品之一。它的历史比邮票的历史更长。作伪者利用邮戳捣鬼，一般可分为三种类型：①去掉邮戳，用信销票冒充新票。如 80 年代初美国有大量邮局使用一种紫色油墨盖戳。这种油墨用洗涤剂就能够除去。于是华盛顿州的一对夫妻就把数量达350—500 万枚的美国信销邮票上的邮戳全部洗去，然后重新出售，以牟取暴利。此案1984年被查获，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
②伪造假邮戳，用新票冒充信销票。如 80 年代末，由于普5 壹万元邮票（“天安门图案”）的新票和信销票价格相差悬殊，就有人用普5 壹万元新票画上假邮戳伪造假信销票，然后在北京和一些地方的邮市上出售，从中牟利。
③用真邮戳盖假邮票。有的伪造者将杂志或纪念张上的邮票图案取下来，然后用真邮戳覆盖住邮票图案右下角的划角线，造成信销票的假象，欺骗初集邮者。
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地区使用的邮戳是不同的。自清代以来，我国先后使用过的邮戳千差万别，极为复杂，其中的差异，为利用邮戳辨别邮品的真伪提供了重要线索。
例如，存世仅 1枚的 “红印花小字当壹元”旧票，上面盖的是一种特殊的八卦戳。经过研究鉴定该戳，从而确认该枚邮票是真品。
从 1932年起，中华邮政当局决定改用钉齿邮戳。这种边线较深而带有尖锐钉齿的邮戳，一经盖戳，邮票即被洞穿，目的是使邮票损毁，防止作伪。
但是，这样一来却使集邮者叫苦不迭，因为难得有品相好的信销票。
新中国各时期使用的戳具形式也发生过许多次的变更，而且日戳的品种也趋向多样化。加盖方式也由单纯的手工向机械化发展。
用假邮戳加工的信销票赝品，常会暴露出一些马脚。例如，伪造的邮戳与当时当地使用的戳具年代或内容不符；用黑色墨水描画出来的假戳点线间距不匀，粗细不一，字体不规范；从邮票背面看，没有钢制邮戳销票时在邮票上留下的凹痕，等等。
（12）实寄封 （片）
许多情况下，实寄封（片）的价值高于邮票本身，于是伪造的实寄封（片）赝品就大量出现了。实寄封 （片）集邮票（或邮资图）、邮戳、文字及其它签条于一身，反映出的邮递过程信息很丰富，从而给鉴别邮品的真伪提供了更多的参考依据。一些重要的实寄封，可辨别所贴邮票的真伪，有时从所贴邮票和所盖邮戳亦能辨别封的真伪。
例如，1904年8 月2 日至6 日，重庆曾出现过一种对剖邮票，但是很长时间，国内外许多著名的邮票目录都不收入这种重庆对剖票，有的还指出这是臆造品、投机品。
产生怀疑和否定的主要原因在于，能够见到的重庆对剖票实寄封，几乎全部出自当年重庆海关的外籍人员之手，其中很多是自寄自收。由于当时清朝海关与邮局均为外国人把持，于是人们认为这完全是内部合伙作弊的产物，是并未对外公开发行过的对剖票。
直到 1981年，集邮家孙君毅从集邮家王纪泽处发现了一件完全是由中国人寄收的重庆对剖票实寄封。迄今为止这是唯一一件用汉字书写的重庆对剖票实寄封，上面的日戳完全符合邮递日程，从而证实了所贴重庆对剖票确实是经过邮政使用的，也就是说由实寄封的真实证实了邮票的真实。
30 年代初集邮家居洽群也遇到过需要用实寄封来证实邮票真伪的事情。他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
“在我当时的集藏品中，有一枚蟠龙2 分票，是加盖黑色 ‘国庆纪念’字样的旧票。它确实是我自己从信封上洗下来的，但在许多集邮书刊上均未查到有关这枚邮票的记载。经向朱世杰请教后，得到的答复是：这枚邮票是假的。他还举了黄渡地方加盖 ‘中华民国’邮票的例子。该票确有实寄封存世，但来路不明，多数目录都不收入，许多集邮家均持否定态度。以后我又明白了：即使是使用过的邮票，如缺少有关史料的证明和必要的宣传介绍，它们也将不被大家所公认。” （《集邮研究》1981年第3 期）80 年代后期，国内邮市上现了大量伪造的区票实寄封、解放初期实寄封及文革票实寄封。一时赝品封成为抢手货，使不少集邮者上当受骗。这些伪造实寄封有以下特点：
①赝品解放区封所贴邮票大多是解放战争后期发行的。这些票存世量大，新票价格低廉。新中国票的赝品实寄封许多是用信销邮票补贴改造的，信封绝大多数是当时使用过的旧信封。
②许多用新票变造的解放区票实寄封，使用的邮戳是钢质真戳，原因是当年旧钢戳停用作废后，有少部分未上交或销毁处理，落人私人手中，结果被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去加工各种赝品。
③凡使用信销邮票变造的实寄封，邮票上的邮戳一般较完整，所缺的边缘部分邮戳，被作伪者在信封上用黑色墨水补画上去。但与邮票上的邮戳连接得不自然。
因此，辨别这类改造实寄封，首先要仔细观察是否有邮票被补贴、邮戳被补盖补画现象。再从邮戳的文字，邮票的邮资，信封的纸质、形式、内容等方面，进行综合考察分析，注意是否有异常现象。
此外，还发生过不少用假邮票伪造实寄封赝品和仿印邮资封片赝品的现象。作伪者利用初集邮者一般对实寄封片比较放心的心理，把假邮票贴到信封上，经过伪装再去兜售。邮资封片赝品则是动用现代照相制版技术和印刷机械大量加工出来的，辨别有一定难度。例如： “文革”期间曾发行过20枚一套的毛主席语录邮资封 （编号为12—1967至31—1967），到80 年代末，这些邮资封已成为紧俏品。于是不法分子大量加工出全套的仿制品，在邮市上扩散。
1990年5 月17 日，邮电部原定发行一枚编号为JP22 的“香港中银大厦落成纪念”邮资明信片，结果因邮资片的英文名称有误，被通知收回，取消发行。但是，仍有个别地方提前出售，使其流入一些人的手中。这种邮资明信片一时成为国内外集邮者争购的热门邮品，价格猛涨。仅过了半年多时间，仿印的赝品片就出笼了，而且至少有两种不同的假片在邮市上流通。
由于假片都是真片拍照后再制版印刷，所以图案没有真片清晰。放大镜下可以观察到文字网点零乱，部分笔划有残缺。与真品比较假片刷色偏红或偏蓝。所使用的纸张也存在差异，真片纸厚0.25 毫米，有一种假片的纸厚仅0.21 毫米。总之，对图案、刷色、纸质全面细致地对比分析，就能够找到识破赝品伪装的钥匙。
5.文献资料与调查研究
世界上的集邮者数以亿计，而专门的邮品鉴定家仅数以百计。大量的伪造邮品的欺骗对象是普通集邮者。如果仅依靠辨伪专家来识别真伪，维护广大集邮者的利益是不现实的。唯一可行的办法是使广大集邮者都能掌握邮品辨伪的有力武器，提高辨伪能力。
邮品辨伪的主要途径，不论是技术检测、经验分析，还是邮史判断，都离不开两项最基本的要素：历史资料或邮票实物，它们是表述真品的重要证据，是确定真品的客观标准，因此，是邮品辨伪中至关重要的参考资料。
但是，一个集邮者手里的邮票再多，也不可能收全世界上所有的邮票。
如果单靠以真邮票实物为参照物进行对照辨别，必然限制了大多数人。相比之下，各类集邮文献资料的获得就显得比较容易。比如邮票目录，一册在手，就可查阅出一个国家甚至全世界所发行的邮票资料，这就为辨别提供了十分丰富、完整、准确的依据。
所以集邮家告诫那些希望提高自己邮票辨伪水平的集邮者，要全面研究专门文献，熟悉特定领域里已公布的一切情况，要研究史料，而最重要的是认真研究有争论的邮票资料。一个集邮者，如果不阅读集邮文献，就如同一个近视的人不戴近视眼镜一样。
集邮文献包括的范围很广，凡是为集邮者出版的出版物都在其中，主要有信息类、工具类和研究类等，其特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1）涉及面广，分布分散，出现交叉重复较多。
（2）数量大，除正式出版物外，尚有大量地方、民间自办的非正式出版物。
（3）使用的有效周期长，其历史价值随时光流逝有增无减，具有收藏价值。
（4）一些著名的工具类书籍 （如邮票目录）能够形成独立的编辑体系，长期出版，具有权威性。
集邮文献可以分成四大类：
（1）邮票目录类
邮品目录中最重要的当属世界邮票目录，如美国的 《斯科特标准邮票年鉴》、英国的 《斯坦利·吉本斯简明邮票年鉴》、法国的《香槟邮票目录》、德国的 《米歇尔邮票目录》以及我国新出版的《中华世界邮票目录》等。这些目录权威性强。此外，集邮活动发达的国家几乎都出版本国的邮票目录（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票目录》）和专门邮票目录 （如许多国家发行的专题集邮日录、首日封、原地封目录等）。其它目录，如拍卖目录、售品目录、交换目录等也有一定参考价值。
邮票目录一般都记载着关于邮票图版、发行日期、规格、齿孔、刷色、名称、价格、错变体，以及发行目的等详细资料。它们罗列的资料完整、详尽，而且准确，查阅很方便，还不断更新内容，可以作为辨别邮票真伪的重要参照工具。
（2）集邮专著和普及读物
包括集邮词典，邮史学术专著，票、封、戳等专项研究著作及介绍集邮知识的读物。无论是学术性或普及性集邮书籍，都是集邮研究成果的结晶。
通过阅读集邮书籍，可以比较全面比较系统地了解某一方面的知识，吸收大量前人及当代的研究成果。例如，集邮家孙君毅编著的 《清代邮戳志》是研究辨别清代邮戳最完整的参考书。 《中国解放区邮票史·苏区卷》则全面论述了苏区邮票的历史沿革及详细特征，无疑是一部权威性的典籍。这些著作对邮品辨伪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3）特殊文献资料
如新邮报道、集邮会议文集、集邮论文选编、集邮展览说明以及集邮邮票年票册的解说词等。此外，近年还发展起来一类视听集邮文献，如集邮题材的电影、电视片、录音带等。
（4）集邮报刊类
全世界的集邮报刊数量已相当庞大。我国 20—40 年代有许多著名的邮刊，目前仅全国及各省创办的集邮报刊就已达20 余种。地方邮协、基层邮协及民间创办的各类集邮报刊则数以百计。许多邮刊邮报，编辑、印刷已颇具水平。
集邮报刊具有其它类集邮文献无法取代的重要特点。首先是及时性。集邮报刊上刊载新邮报道及邮票图片资料，比邮票目录要及时，使集邮者能迅速掌握新邮票发行信息。其次是广泛性，许多邮票目录限于篇幅无法收入的资料在集邮报刊上可以大量刊载。集邮书籍无法编人的大量学术观点、历史掌故，都能在报刊上详细介绍。第三是群众性，书籍的撰稿者只能是少数人，集邮报刊却是集邮者广泛参与的争鸣园地。因此，集邮报刊是汇集各种集邮新发现、新知识、新成果的窗口。
各类集邮报刊不仅向集邮者介绍集邮知识， （包括集邮品鉴别方面的知识），而且还经常通报或揭露一些伪造票的情况，及时为集邮界敲响警钟。
因此，大量阅读集邮报刊，是获取此类信息的重要途径。这里不妨摘录国内各时期一些邮刊上的宣传报道，使读者更好地理解其意义。
《新光》杂志第5 卷第3 期曾发表一篇题为 《宫门票发现伪造票》的文章 （佚名），全文如下：
“北平于上年十二月间，又发现意图行使之伪造邮票，票为北京二次版一元票。此票不同之点，最容易察出者，即花纹完全不清。真票颜色深而鲜明，伪票则浅而暗淡。原票宫门边之树与真树无异，此树老干上细而中断，真票之孔眼左右各为十七孔，上下各为十五孔，此则左右各为十六孔，上下各为十四孔，均为显而易见者。按伪造票以二角、三角、五角最多，一元票则因有套色，伪造者少，今亦居然有所发现矣。”
文中把赝品识别的种种特征介绍的非常细致，使读者提高了警惕，增长了邮识。
1935年 7 月的 《甲戍邮刊》2 卷7期上，发表署名挽唐的报道 《又有伪制邮票发现乎？》，文中说：
“我国于数年前，曾发现有人伪造大批邮票，价值之巨，达数万元，几费侦查，卒能破案，曾志京沪各大日报。迩来汕头竟又发觉，有奸徒伪造邮票案件，混充售卖。汕头邮政局于发觉后当即呈报广东邮政管理局。现已由该管理局发出布告，兹特抄录于后，以为集邮同志之警钟，免受奸徒之欺骗也。”
广东邮政管理局布告
照得正式邮票 只宜购自邮局
若系邮局委办 亦为邮政所属倘贴奸徒伪票 国法邮章易触望各注意提防 特此明白忠告
广东邮务长 聂克逊
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五月一日
这篇报道，提请集邮者注意近期出现的伪造邮票，并原文抄录当地邮政局的布告，使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这也是一份难得的邮史资料。
1947年9 月，《近代邮刊》发表钟笑炉的文章《赝造加盖票》，文中说：“数月前，张自鉴君获得有水印烈士一分加盖‘国币壹佰元’旧票三枚。
寄赠一枚嘱为研究，查为赝造。即具函致邮政总局会计处，以便急速澈查。
旋得覆仅谓 ‘已饬令各局严密注意’而已。鄙意总局此项布告，宜就原赝造票摄影放大为之，以免辗转描绘而失真，乃有按图鉴别之效果也。”
文中还附有赝品的照片。一方面向集邮界介绍发现的赝品信息，一方面向邮政当局反映，要求向各地通报，以便迅速查获。如此认真负责的精神，值得后世学习。
1984 年 《集邮》第6 期发表王扬的文章 《“上海工部大龙”的真伪》，揭露商埠邮票中的赝品：
“1865年上海工部局书信馆开始发行邮票，画面以龙和祥云为主图。中英文字及面值周列四边框内。无齿孔，人称 ‘上海大龙’。
“该票有许多伪品，伪品中的图案又各有相异，也不一致，给辨别带来困难。一般地说，真票图案比较模糊，伪票图案清晰。此外，真伪相异之处在龙须、龙尾也可辨出，真票的龙须为 7根，伪票 9根或更多。真票的龙尾短而宽，伪票龙尾细长而尖。伪票中祥云的画法各异，但和真票都不一样。”
仅从上述摘录的部分文章中，读者不难感受到，各个历史时期，邮刊上发表的有关邮票辨伪资料，对集邮者开拓视野，提高自我防范能力是十分有益的。各种赝品的出没，时刻威胁着每个集邮者的利益。一个人不可能什么事都经历过，但是别人的经验教训的确可以成为前车之鉴。
对各类集邮文献资料，既要广泛收集，还要注意整理，才能使之为我所用，发挥效力。比如，在阅读时认真作笔记或卡片，日积月累整理成系统的参考资料；对认为有价值的辨伪史料，编写索引目录，便于以后随时查阅。
“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实践出真知，真正要掌握邮品辨伪技艺，还要靠大量反复地实际锻炼。许多著名的集邮家都有这方面的体会。长期的实践经验，使他们面对伪造邮品往往能产生出一种 “异样”的特殊感觉。
集邮家居洽群曾谈起过自己从印刷方式来鉴定邮品真伪的经验。
“邮票一般是在特定条件下印制的。作伪者要具备各种印刷条件是困难的，更无法利用原来的印刷机为其印制伪票。伪票的制作每种数量不多，我所见到的伪票大多是用简单的手压机印刷的。
“印刷机备有完善的调墨设备，油墨滚筒沾油均匀，机器压力大小相等，故印出的邮票图案墨色均匀，沉于纸上。手工调墨就不够均匀，用手工压印，压力太大会将纸损坏；压力太小，油墨浮在纸面。因而手工制作的伪品，一般具有墨色不匀， ‘不沉着’等特征。伪造的盐阜区火车头图五角票（真品旧称盐阜包裹票）就是一例。”
（《集邮》1983年第5 期）
集邮家杨耀增在谈到东北解放区邮票辨伪时，曾说：“据我观察，所有旅大加盖全为伪品。?它的作伪程度较高，不同真票对比，很容易被骗过。
“当我第一眼看到这些票时（对鉴定真伪甚是重要），就有一种不可言传的 ‘不舒服’感觉，这并非是先人为主，而是实实在在的事情。当我用一些真票核对之后，才了解到，所谓 ‘不舒服’，实际上是它们所使用的铅字，普遍地略小于真票。不仅如此，具体到个别字模，也与真票形同而实异。”
（《集邮博览》1991年第5 期）
对伪品产生 “不舒服”、墨色“不沉着”的感受，是经历了长期磨练才能达到的境界。机盖的真票压力较重，而伪盖的字迹都有浮在纸面的现象，这种体验也成为辨别伪加盖品的重要依据。
因此，集邮家们总是谆谆告诫初集邮者们，要多观摩真邮品，用细致的眼光观察它们的各个微小部位、纸质的光度和齿孔的变化。遇到自己不能断定的邮品，要多查阅资料，或向有经验的集邮家请教。如果集邮家也难以确定真伪，还可以通过中国邮票总公司对其进行鉴定。中国邮票总公司拥有设备齐全的资料室，可以进行分析检查，必要时还可以对照库存的各种资料票进行鉴别。
总之，要使自己的邮品辨伪水平得到提高，就绝不要轻易放过任何一枚有疑点的邮品。只有不耻下问，不怕麻烦，虚心学习，勤于钻研的人，才有可能在实践中增长才干，积累经验，取得成功。
俗话说： “路走多了就会遇到桥”，始终站在岸边是永远也学不会游泳的。
但是，还必须引起注意的一个重问题是，集邮文献有时也难免出现错误。
因此，必须抱着依靠文献作参考，但不完全迷信文献的科学态度。尤其是对文献资料中产生怀疑的地方，应该多问几个为什么，多方请教，务求弄个水落石出。集邮家刘广实为 “红学”家黄光诚更正红印花小壹元分析失误的事例，生动说明了这一点。
1979年，在香港举办的中国邮票展览会上，展出了一枚由集邮家王纪泽捐献给国家的 “红印花小字当壹元”新票，引起轰动。菲律宾集邮家黄光诚随即在台湾集邮刊物上发表文章，认为这枚小壹元票是 “不见经传”的新发现，是在他的记录中存世的29枚小壹元票之外。英国伦敦的中华邮会会刊也载文，同意这种说法。
刘广实经过调查，认为这种说法有误。他于 1981年在 《集邮》上发表了《莫把旧闻当新知》一文，文中指出，这枚小壹元原属集邮家周今觉收藏，1925年，周今觉已在其主编的 《邮乘》杂志上刊登过这枚邮票的照片。该票已早列入黄光诚记录的29枚小壹元票之中。
那么，以编辑出版红印花图鉴和史料著称于世的 “红学”权威何以判断失误呢？刘广实文中指出，问题出在图片上。原来，当年周今觉在 《邮乘》上刊出的这枚小壹元彩色图版，被印刷厂自作主张把邮票上的一些细部给修改了。最显著的是 “壹元”中的“壹”字，原票最末一笔短横漏印，但插图制版时被添了上去。又如， “大清邮政”的“大”字第二、三笔原票不接触，但图版上被修改为相接触。这样一幅面目已非的邮票插图，自然无法作为版式研究的依据了。
早年印刷厂职员集邮知识缺乏，甚至对制作珍贵邮票图版上认为不合适的地方随便修改。这种现象在 《邮乘》其它邮票彩图上亦有发现。谁料当年一点小小的改动，会贻误多少后来者。
为此，刘广实在文中指出： “集邮家统计珍贵的邮票，就像天文学家调查璀璨的群星一般。不但记录它们现在的位置，还要正确了解它们过去的踪迹。照片或图版往往是研究工作中的重要辅助材料，但对其局限性也不可忽视。这枚小壹元所引起的误会，就是一个例证。”
所言极是。黄光诚读此文后，两次致函刘广实，承认这枚小壹元是自己《红印花小壹元存世考图鉴》专著中的第17号票。关于此枚票的历史源流和搜藏沿革，亦完全赞同。这样，就使一枚珍邮因文献误差引出的误会得到澄清。
文献资料记载有关辨别邮品真伪的说明和图片，之所以会出现漏洞，甚至错误的结论，主要有这样几个原因：（1）限于条件限制，撰文者对某种邮品的全部史料了解不充分，凭主观判断下结论，造成失误。
（2）撰文者的错误意见，当时未被编辑认识，发表后，虽经读者指出，但有的邮刊因各种原因未公开发表商榷或更正文章。书籍类出现的错误则事后难以一一勘误。
（3）一些不正确的分析或报道，被多家邮刊邮报转载，以讹传讹。
（4）在排字、制版中造成的技术性失误，事后未被查觉、未被更正。
有文献资料记载的邮品，其真伪可以对照资料分析辨别；对 “不见经传”
的各种 “新发现”邮票，要判定其真伪就无案可查了。唯一的办法就是深入进行调查研究。搞清其历史背景及来龙去脉。这方面我国集邮界有良好的传统，尤其在解放区票研究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
1984年， 《集邮》第 4 期刊登了杨启明写的 《解放区邮票宝库中又发现两件特别珍品》一文。文中提出在日本明信片上加盖“中原解放区邮政公事”
实寄明信片的发现，填补了人民邮政史上的空白。同时还刊登了孙景贤介绍该片的文章。
1985年， 《重庆集邮》第1期上，发表了何宏的文章 《对中原解放区实寄明信片的质疑》，怀疑此片非真品，并提出一些理由。
1986年，《集邮》第2 期发表卢志成的文章 《“中原解放区实寄明信片”
是真品不是伪品》。卢志成专门在郑州访问了一些已离休的当年的老邮电职工，根据他们的回忆，证实该片是真品，不是伪有的邮品的辨伪需要查找原始记录或其它资料。但在历史资料找不到的情况下，只能寻找当事人。请他们提供史实，作为分析研究的参考。
1900年， 《聚雅斋邮声》第2 期在 “新发现”专栏发表署名子语的文章《中华苏维埃陕北邮政5 分票初探》，该刊还在封面登载了这种邮票的照片。
同年7 月，刘肇宁在《陕西集邮》第89 期发表 《陕北苏维埃邮票的新发现》。
这两篇文章均认为此票未见经传，是陕北省苏维埃邮局 1935年 12月前后印制使用的邮票。
1990年，《上海集邮》第6期发表李容的文章 《“中华苏维埃陕北邮政”
邮票是臆造品》。文中列举出一系列经过调查的历史事实：（1）陕北苏区所用纸张当时只有两种。一种是缴获的机制纸，纸质细密匀薄，色较白；另一种是土纸，俗称麻纸，厚薄不匀，纸质粗糙，不易油印。
这两种纸都不是两文中所说的粗厚的灰色土纸。
（2）陕北苏区最初并没有誊写油印机，在陕北特委组织内只有一个木刻组。以后虽然有了誊写油印机，也不会用打印台所用的紫红色打印油来印邮票。
（3）根据有关老干部回忆，1935 年陕北苏维埃邮政局曾使用过邮票，但迄今仍未发现有关票品。 “新发现”的臆造票是鱼目混珠。
由于历史的原因，解放区邮票的许多重要历史资料都损毁无存了，使过去遗留下来及陆续发现的一些邮票疑难问题，无法得到解决。有的集邮名家也出现过判断失误。
例如，钟笑炉曾认为东北的通化版加盖八一五邮票是伪品。集邮家姜治方对此说深信不疑，将自己收藏的该票方连处理掉了。把珍珠误当鱼目，而且直至去世，他一直不知此票是真品，实在是一件憾事。
1986 年， 《集邮》第11 期上，杨勇伟曾谈到对解放区邮票辨伪研究的观点： “先考虑真假，但不轻易下结论。”“由于缺乏第一手材料，对有些解放区邮票会产生是真是假的争论。比如，1949年9 月旅大篆书加盖五佰元这枚票，是我 1982年得到的。拿二枚票一对比，其一加盖字是私印仿造的。
戳是真品，邮票是真的。”
由于解放区邮票存在复杂而曲折的历史背景，在购买、收藏时 “先考虑真假”，是非常有必要的。对各种 “新发现”更是必须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慎之又慎，不要轻易下结论。
1989 年 9 月，北京一邮刊披露，新发现了 “赣西南赤色邮政”1 分、2分、3 分邮票，并附照片。这三种面值的邮票刷色均为红色，图案四角各置五角星一颗，中央色块中印有阴文 “赤色邮政”。文中还引用原国民党江西省邮政管理局档案中有关行文，说有 “赤色邮政”邮票出现，但没有原票式样。于是提出：这些邮票是否即历史档案中所指的那种邮票？这又是一件引起轰动的 “新发现”。于是江西省对此专门组织了调查，终于揭穿了谜底，原来是一场大骗局。事实是这样的：1988年初，江西省有关部门为了征集革命文物，曾在老革命根据地广泛宣传，开展征集革命文物 （包括苏区邮票）的活动。井岗山地区有个高中毕业生认为是自己发不义之财的好机会，就私自臆造了一批 “赤色邮政邮票”。这时，有一个姓罗的江西邮贩子专程到这一带收购区票。两人一拍即合，将这批 “邮票”以5 元 1枚成交。随后，罗某把它们拿到各地兜售，在北京还以每枚200 元售给一家邮社。为了证明是真品，售出这批假票时，还将一本陈旧的小册子赠于该邮社，声称均为藏在夹墙缝中才保存下来的。
利用精心炮制的臆造品，再加上精心编造的故事，确实能使不少求珍若渴者上当受编。如果不是江西省认真组织调查落实，这个骗局不知还要欺骗多少集邮者呢。
以上事实均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集邮者对自己不熟悉、不了解底细的邮品绝不能盲目轻信，对各种不见经传的 “新发现”，持严肃慎重的态度非常重要；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则更加重要。
6.历史知识与现代技术
在一定意义上邮品记载了邮政历史的发展。研究邮票就离不开研究历史，集邮者可以运用历史知识，揭穿作伪者的骗局，还历史以本来的面貌。
1984年 《集邮》杂志第5期刊登上一组邮票彩色照片《集邮家鲍仲叔遗集选登》，并且发表了介绍文章。
鲍仲叔（浙江人，1889年—1958 年）毕业于上海法国学堂后，考入上海法租界任法文翻译。鲍仲叔祖父辈在上海作古董生意时，积攒了一些邮票，他在此基础上开始集邮，以后还参加了新光邮票会。但是，鲍仲叔集邮有个弱点，他对邮品不辨真伪，只要价格便宜就买，因而他的邮集里曾出现了不少假邮票。没想到，他当年种下的隐患，到80年代中期又引来一场风波。
《集邮》刊登了那组照片和文章后，各种集邮刊物纷纷发表文章予以揭露，《集邮》也连发几篇。
上面提到的有《集邮》第5期介绍了鲍仲叔遗集中有一枚日本邮票，该票的说明文字是“未见经传的日本邮票——邮政实践切乎”。后来，该票经日本《中国集邮》主编——集邮家阿部达也协助鉴定，结果出乎意料：这枚所谓的“邮政实践切乎”（切乎：日语邮票）其实并不是真正的邮票，也不是印花税票，它是一种专供电信学校的学生实习邮政业务时使用的邮票代用品。因为只供练习使用，而且是在一般的民间印刷厂印制的，所以印制粗糙。
现在日本的一些邮政中等专业学校仍在使用这种“邮票”。
既不是真邮票，也不是伪造票，日本专家介绍的邮政史知识，为中国集邮界揭开了这枚“邮票”的身世之谜。许多“未见经传”的邮品背后，都不免隐藏着各式各样的轶闻掌故。如果不了解其历史背景，自然无法搞清其来龙去脉。邮票辨伪需要的社会历史知识真是太多了。
《集邮》第5期照片介绍的另一枚票是“新发现的蟠龙7分‘中华民国临时中立’倒盖票”， （见图4—3）经上海、天津集邮家鉴定，该票是枚伪造票。人们不禁要问，集邮家鲍仲叔当年为何要收藏这些伪票？
据上海集邮家刘广实分析，鲍仲叔遗集中虽有较多伪票，但他本人还不像是伪票的制作者。1940 年，他自己编印了一份目录，最初他还把伪票当作“珍品”列入，打算向一些集邮家出售。当被其他集邮家发觉指出后，他就将这类邮品归入 “另册”，不再拿出示人了。不想80 年代初，鲍氏家属因为既不懂集邮，也不明这段历史原委，就将鲍仲叔的全部邮集，包括这些伪票都拿出来介绍，以致引起一场轩然大波。
在解放区邮品辨伪研究中，也有许多生动的事例。鉴别一些有争议的邮品的真伪往往依靠对邮政历史或革命斗争历史的全面了解和研究。
集邮家居洽群（江苏宝应人，1913 年生）收集研究解放区邮票已有 50个春秋，积累了极丰富的经验，并发表过大量邮票辨伪方面的研究文章。
1945年，抗战胜利后的一段和平时期，居洽群用当时的解放区邮票向上海的邮人史济人换了大量“未见经传”的解放区邮票。
由于这些邮票品种多，而且制作粗糙，虽经史济人再三介绍其来源，他仍不免产生疑问，但又苦干找不出答案。
居洽群非常慎重地对待这些自己亦未见过的区票。他多次找一些老红军干部协助调查了解。对其中几枚皖省发行的印有 “十月决战”、“全民生产”
等口号的邮票，居洽群通过各种途径请教了当年的新四军司令员陈毅同志。
陈毅同志指出，在当时的革命历史条件下，绝不会提出这类错误的政治口号，从而断定换来的所谓“区票”全是臆造品。
居洽群不仅辨别出这些票的真伪，还调查清楚这批臆造品出自上海不法邮商钱万能之手。上海解放后，居洽群见到钟笑炉等人，向他们介绍了这些重要情况。不久《近代邮刊》登出了臆造的解放区邮票图案（见图 4—4）。
这对当时缺乏解放区邮票资料的集邮界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
中华邮政发行的甲版半分、一分和二分邮票，当年集邮界很多人认为是臆造品。从60年代起，居洽群对这些邮票的真伪性进行了20多年的调查研究，还亲自走访了延安革命纪念馆和一些当事人，搜集了大量的史料，终于证实“中华邮政”甲版票是由黄亚光设计的真票。
东北光复初期邮政一度出现混乱局面，使东北加盖票的真伪成为集邮界面临的一大难题。
东北沦陷 14 年，日伪傀儡政权“满州帝国”发行了许多邮票。1945 年“8·15”日寇投降后，各地邮局职工出于爱国热情，不等国共接收人员到达，就将伪满邮票加盖“中华邮政”或“中华民国”字样，出售使用。这种应急作法，导致了东北各地邮局自行加盖很多的严重后果。
这时，有的邮商和集邮者也纷纷拿着自己收藏的伪满邮票，到当地邮局要求加盖。有的地方邮局断然拒绝，有的地方邮局则给予方便，由此造成一些地区的加盖种类繁多。
趁此混乱局面，有的邮商私自变造、臆造出大量的伪盖品。这种状况40年代后期即引起集邮界的高度警觉，1947 年《近代邮刊》第 16 期发表了王季庵题为 《对于东北加盖票之真伪问题》的文章，文章指出：“东北加盖票，因地理及环境上关系，真伪的确难分。除已有数处，业已证明完全伪制外，亦有不少是完全真品。因伪品之发现，邮人遂多犹豫不敢下手，几是草木皆兵，视为完全伪制。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其实被宣传为伪品者未免不是真品，反之认为完全真品者，亦不免有伪造者。”
集邮家杨耀增也曾谈到：“胜利之后，伪满邮票从库存流失不少，作伪者捏造个地名，刻上一个戳子，往票上一盖，就能骗取集邮者的钱财。当时的天津、北平邮市上，两三天就会出现一些‘新品种’。甚至荒谬到连地图上找不到的小村镇或一个代办所，也‘发行’十几种加盖票。朝鲜的仁川，也 ‘发行’中国的东北加盖票。”（《天津集邮》1990年第1期）再加上有的邮商（有的是伪票的炮制者）因为利益上的冲突，彼此互相攻讦，指责某种为伪品，自己所售为真品。甚至在邮刊上互相抨击，搞得真假难辩，乌烟瘴气。这样，几百套数千种东北地方加盖票良莠难分，成了一团难以梳理的乱麻。
为了揭开东北地方加盖票的历史疑案，集邮家钟笑炉、杨耀增、韦介夫等人，花费了大量的心血。经过调查落实，辨认分析，钟笑炉编撰了《东北加盖邮票目录》，杨耀增等分别发表了一系列极有见地的研究论文。他们经过几十年的苦心钻研，终于慢慢理出了鉴别其真伪的头绪。杨耀增还提出了东北地方加盖票中臆造票的认定标准：（1）“发行”枚数较多，一戳数色者，十有九靠不住。因为抗战胜利初期，关外交通未完全恢复，不论解放区或是国统区，邮路全不畅通。一些镇甸的小邮局，不可能接二连三地 “发行”加盖票。
（2）加盖文词不通，或者套用某些正票词语的多半是假票。像恒加盖“当壹元”、鹤立加盖 “纪念八一五、复归我国土”，就属这种情况。
（3）已证实正式发行过加盖票的邮局，但后来又接二连三出现同一地名的，像绥中、双城、佳木斯，不能一概肯定。
目前已被集邮界槁清楚的东北地方加盖票伪票有：出自孙绍文之手的208枚；出自朱×××之手的 47 枚，出自刘×××之手的 13枚，出自丁×××之手的3枚，出自于湘庭之手的 129枚。此外，经调查证实可断定为臆造票的还有 185枚之多。臆造票种类总数近 600余种。这种大规模的伪造活动，在中国邮票史和集邮史上是罕见的。
许多老集邮家为还邮票历史本来面目，做出的历史性贡献将永载集邮史册。他们表现出的尊重历史、细密严谨考证史料的治学精神，值得后来者发扬光大。
识别外国邮品中的赝品和臆造品同样需要丰富的历史和地理知识，而且，所涉及的知识领域非常广泛。1856 年墨西哥将全国分成了 56 个地区，邮政当局为每个地区的主要邮局提供了一个带有该地区名称的戳记，用来加盖各地所需的邮票。但是，由于以后的 10 余年墨西哥一直陷入战争动乱之中，许多地区的加盖邮票根本就没有使用过。这些加盖票得到集邮者的青睐。
与此同时，尚有大量库存的没有地区加盖的邮票由于存世量大，价格低廉，为赝品制作者提供了条件。几十年来，各种伪造品大量出现，使集邮者难以辨认，不得不向专家们求教。而鉴定家们辨别这些加盖邮票的重要依据之一，就是查阅历史档案，掌握当年各地区发行及未发行加盖邮票的详尽资料，从而使不少赝品原形毕露。
1985 年， 《新观察》杂志第19 期上，发表了一篇介绍埃及法老陵墓的文章。为配合此文，该刊在中心彩页上印出了邮票图案，标题是： “埃及邮票——法老图坦卡蒙的随葬品”。这种不多见的插图方式非常新颖别致，引起了读者们极大兴趣。应该说，这既是宣传外国文化，也是宣传集邮。可惜的是，由于作者缺乏必要的历史地理知识，良好的动机带来了相反的效果——这些根本不是埃及邮票，甚至不是真正的邮票。
这些 “邮票”上印的地名是“AJMAN” （阿治曼）。阿治曼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中最小的一个酋长国。从60 年代后期至 70年代初，为赚取外汇，阿治曼曾狂印滥发大量的 “邮票”。世界上主要的邮票目录都拒绝收录阿治曼1965 年 5 月以后发行的 “邮票”，国际集邮界亦将此类东西归入“花纸头”
之列。
《新观察》杂志错把花纸头当邮票宣传，如同为假票作广告，这其中的教训是发人深思的。
邮品辨伪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研究工作，需要一定的设备。随着科技发展，其技术手段还需要不断改进和提高，不能总是用放大镜、目录、真品，仅凭人的视觉和经验作出判别。一些珍罕邮品或作伪手段较高超的邮品，需要借助先进的测试仪器，以提高分析研究的精确度和科学性。现代科技领域一些高新技术，都可以借用，为邮品辨伪服务。下面，让我们回顾一下邮品辨伪技术的发展：
集邮者很早就感觉到仅凭人眼无法深入地对邮票图案进行观赏和辨别。
为了对邮品进行微观分析，最初人们使用放大镜。但是，这仍然使人的视觉探微效果提高有限。尤其是邮品上一些细微的特征还难以辨别。于是显微镜被用于邮品辨伪研究。一般的常用显微镜，放大倍数可达上百倍，完全能够满足对邮品进行微观观测的分析之用。如果把显微镜和照相机结合起来，即能取得邮票的显微照片，这样就更便于研究的保存。
与此同时，专门用于邮票鉴别的特殊工具也相继诞生。其中最著名的是量齿尺和水印检验器。
法国医生勒格兰 （1820—1912年）是一位集邮家，他曾对各国邮票上的水印和齿孔进行过专门的研究，1866 年 10 月，他发表了 《关于邮票齿孔的研究》一文，并发明了量齿尺。为此，勒格兰作过多次试探，起先他沿着邮票的四个边来量，感到不简便。为了既简便又准确，他想到应该有一个标准距离。于是先选择 10毫米作为标准单位，后又认为太短，不易量准，就改为以20 毫米为单位，把齿孔分为7—16度。于是国际集邮界就把这个标准距离确定为国际标准。
使用量齿尺时，只需把邮票放在量齿尺上，上下移动，使邮票的齿孔与量齿尺上印刷的齿孔重合，即可测出邮票的齿孔度数。但是，也有一些国家的邮票齿孔很不规则，无法测定其齿孔度数。例如，我国中华邮政港版烈士像邮票的齿度，无固定标准，在 12 度—14 度之间。因此，在邮票目录上对这类邮票只能标出 “有齿孔”或“×度—×度”，而没有一个准确的齿孔度数。
邮票水印的检验有多种方法。集邮家常使用的一种比较理想的工具是水印检查器。它既可以毫不损伤邮票，又能使水印图案显示得非常清晰。其原理是利用强光透过水印来观察。有时为了防止邮票上的图案使水印模糊，还需要使用各种透明的滤色纸，以滤掉邮票的刷色。
为了辨别伪造邮票在图案与文字上与真票存在的差异，集邮者还设计出一种简便的检查方法：把两条黑丝线固定在一张厚白纸上，然后分别把真邮票和待鉴别邮票放置在两条黑线下边，使两枚邮票画面上黑线通过的部分位置完全相同。然后用放大镜仔细观察比较黑线所在部分的画面，打出细微处的差异，从而发现赝品。
从 20 世纪初开始，国外集邮界逐渐借助新兴技术——紫外线或X （爱克斯）光线技术来分析鉴别邮票。其中，使用较普遍的是能够产生紫外线的石英灯。紫外线能够对邮票生产中所采用的油墨和纸张作出准确的检测。石英灯发出的紫外光线照射到各种不同物质上能产生出不同的荧光反应，从而可以做出分析判断。当伪造邮票 （如仿印票、伪加盖票等）与真票所用纸张、油墨存在差异时，不同的荧光反应就使它们暴露无遗了。同时，石英灯还能检验出修补过的邮票 （如伪制的背面刷胶、粘贴上去的残角断齿等）和经过化学处理的邮票 （如伪造假邮戳、抹掉原有的邮戳或加盖字体等），揭露出各种伪造留下的痕迹。
为了使光谱分析方法更普遍地用于邮票辨伪，80 年代初，法国研制出一种新型的邮票检查鉴定器并广泛使用。这种鉴定器，有三种型号，其中一种装有能产生紫外线的天然水晶灯管。灯座高度和发光强度都可以调整。由于它结构简单，移动轻便，可以作为活动式检查灯，用它可以在集邮册上对邮票进行检测。它还能准确分析出荧光邮票、仿印邮票、伪刷胶邮票和修补过的邮票等，使用起来十分方便。
邮票和集邮都是人创造出来的一种文化现象。人能够发明它，就一定能够认识它，捍卫它的纯洁性。尽管邮品辨伪的方式方法有许多种，但有一点却是最根本的，即辨伪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完全取决于从事这项研究者的素质和水平，因此，人的因素是第一位的。
英国集邮家詹姆斯·华森在其所著 《邮票的故事》一书中曾有这样的论断：
“对集邮者来说，最好的设备莫过于扎实的知识。即通晓邮票印制的全过程，了解邮票的纸张、刷胶、打孔方法、邮戳和历史等方面的知识。在集邮研究中需要科学设备的帮助，但这些设备不可能取代集邮者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