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完美不在场证明
整个小院从门口开始，堆起高如小山的垃圾，一直延伸到客厅的玻璃门前。发霉发馊的剩菜和屎尿味道令所有人捂住口鼻，即便戴着口罩也挡不住阵阵反胃。
孟玥的名片显示，她在恒泰大厦十楼的一家传媒公司上班，主要负责页面运营。这是一家只有二十几人的小公司，公司门口有个前台，左手边是经理办公室和一个小会议室，其他所有员工的格子间把右边的五十平方米占得满满当当。孟玥是平州大学毕业生，又是如此家境，找到这种工作实属一般。
徐锐和古尧来到公司，表明身份后被请进会议室，公司经理十分配合。
“我们公司是打卡制度，请假都有记录的，我给您查了，18号孟玥没有请假，确实是来上班了。大厦门口有监控，每层楼也有一个，您二位还要看看吗？需要的话我找保安给调出来。”
徐锐点头，两人随后到保卫室查看监控。屏幕显示18日早晨8点25分，孟玥开车进入办公大楼停车场，下车后乘坐电梯至十层办公室。中午12点08分与同事开车外出，2点06分返回，下午5点12分开车从大楼离开。视频分辨率高，孟玥面部无遮挡，可清晰辨认。
“如果需要我们也可以给您拷贝下来。”经理说。
“那就有劳了。”
“哪里，配合二位警官工作嘛。”
“孟玥平时工作做得怎么样？”徐锐继续问道，“积极吗？”
“做得还算不错，毕竟是我这学历最高的员工。”
“人际关系呢？和谁走得比较近，或者和谁关系不太好？”
“都相处挺好的，这姑娘事少，不矫情。至于和谁走的近……都是普通同事关系，想不出特别近或者关系不好的。”
“那么她最近有什么异常吗？或者公司外面有没有什么人找过她？”
“异常应该也没有，外面的人就更没有注意过。”
“经理，她结婚了吗？”古尧突然换个思路提问。
“我记得入职时资料填的是未婚。”
“那有男朋友吗？”
“这个不清楚了。反正她没有主动说过，员工的私事，我也不好多问。”
询问结束，徐锐还特别交代经理将今天的问话保密，说只是一般的确认性工作，不希望影响孟玥的正常上班。
“好的，放心，明白。”
走出大厦后，古尧说：“你既没提她母亲的事，也没提焦尸案。”
徐锐点头，说：“每次去嫌疑人单位或者亲属家里求证，我都特别头疼，既想得到真话，又怕给人带来议论，尤其是一些事多嘴碎的大爷大妈。我要是说，有个命案，来调查孟玥的不在场证明，这公司她还能待下去吗？”
“真的是对所有嫌疑人都这么周到吗？还是只是对她？其实你打心眼里不希望是她干的，是吧？”
徐锐一愣，并没有否认。
“当年那起案子我关注过，同情她的遭遇。如果她真的是凶手，的确令人痛心。就是感觉……不该让一个年轻姑娘陷入这么极端的境地。”徐锐说道，“你这也算是提醒我了，警察办案不应该带入私人情感，我之后一定注意。先把监控录像送回警局吧，很快就知道视频有没有动过手脚。”
回到警局，两人将拷贝下的监控录像交给技术部门，徐锐看表，已经是晚上10点了。
“终于有点时间了。”徐锐一身轻松，“请你吃个饭吧。老同学一场，这么多年没见了。”
“请我？你来平州是客，应该我请你吧。”
“哈哈，走，先上车再说。”
第二天一早，徐锐接到古尧的电话，孟玥所居住的小区和其公司的监控录像分析结果已经出来了，最终判断视频并没有剪辑和覆盖的痕迹，视频内容清晰可靠。孟玥所说的上班情况属实，且通过对车库、单元楼的监控对比，也能确定她晚上并未出过家门。全天都在平州的孟玥，是怎样也无法在百里之外的南城行凶的。
徐锐几人对这个情况已经有所准备，得到这个结果并不算失望。但这并不代表孟玥的嫌疑已经解除，虽然排除了孟玥本人亲自动手的作案嫌疑，但她仍然存在教唆杀人、买凶杀人等可能。
接下来便是调查其基础社会关系，警方根据通话记录和聊天记录，发现孟玥的生活很是简单，社交圈子比较封闭，没有什么亲密朋友，日常交往比较频繁的也不过就是物业、同事、一两个邻居。调取了孟玥三个月内通话记录与微信聊天记录后，专案组根据记录一个个查证、询问，其中大部分都是同事、快递员、外卖员，至于走往的亲属，只有她的外公外婆。
当天晚上，徐锐安排了高鸣和叶真继续在平州调查孟玥的过往和人际关系，看看有没有什么他们忽略掉的线索。而他自己只身回到南城，一是打算跟南城专案组的其他成员交换信息，二是他想要重新询问一次陈阳的母亲陈义红。
徐锐乘坐最后一班高铁回到南城后，并没有回家，而是打了一辆出租车直接回了局里。他在值班室冲了澡，随后端着一桶刚泡好的泡面径直走进了自己的办公室。他拿着白板笔站在一块大白板前，通过回忆在平州看过的案卷、回忆古尧对当年侦查过程的讲述以及和孟玥的接触，再次梳理四年前的案件全貌。
2018年，孟玥在平州大学哲学系读大二，母亲魏玲是平州平安医院的精神科主任、副院长，主攻抑郁症、孤独症方向的治疗。孟玥父母于多年前离异，父亲定居德国后在当地组建了新的家庭，不过这么多年都在支付抚养费。而且魏玲除了基础工资，也经常外出讲座和参加学术交流，额外收入颇丰，孟玥自小过得相当富裕。
那年寒假，孟玥拿到驾照，魏玲承诺给女儿买车，品牌和颜色全由孟玥自己选定。孟玥自己挑了一款外形经典的红色四门跑车，很适合年轻小姑娘开。之后魏玲的车子送去维修，便借女儿的车子开了几天。
当时平安医院在东郊的新院区刚刚建好，周围配套设施尚不完善，到了夜晚四周更是人烟稀少，停车场的监控也尚未开始使用。魏玲走到车门边时天色已经黑透，因此并没有注意趁着她打开车门时，从角落里窜出来的陈阳。按照陈阳后续的口供叙述，当时他看到魏玲一个女人来到停车场，他觉得有机会，于是趁对方不注意迅速拉开后排车门进入，并快速用一把水果刀抵住魏玲脖子，命令她向更加荒凉的郊外开去。
魏玲吓坏了，本能地按陈阳说的去做，但很快就发觉对方只是个瘦弱的孩子。她的职业让她沟通过很多青少年，习惯了从心灵的泥潭拉人上岸之事，总想再多救一个。当时天色虽晚，但开往郊区的路上并非没有其他车辆，如果有心剐蹭或制造追尾，说不定魏玲是有机会获救的，但她却选择试图拯救这个误入歧途的孩子。她不但放弃求救机会，全程配合地开往远郊，还在陈阳抢走银行卡并逼问密码的时候出言提醒ATM机上有摄像头。
那一瞬间，陈阳或有退缩之意，拿着银行卡的手有点微微颤抖，另一只握着匕首的手已稍稍松开，但这时魏玲的手机铃声突然响起，陈阳受惊，眼中的凶光瞬间外露。他立即夺过手机，命令魏玲停好车后将其拖出车子，见四下无人，便杀了她。眼看魏玲渐渐没了气息，他又起念一把火毁尸灭迹。于是他先将尸体放入后备厢，然后拿着魏玲的手机打算用里面的支付软件购买汽油。没想到加油站的工作人员担心他一个小孩拿着汽油有危险，拒绝了他。他发现无法购买汽油后，索性直接回了家。
尸体第二天就被发现，经法医解剖，证实魏玲死于失血过多。女儿孟玥先到警局认领尸体，后事是魏玲的父母操办的。
案发后，警方当即成立专案组，很快发现车辆安装了行车记录仪，由于记录仪只录有单向公路画面和犯罪嫌疑人的声音，并未拍摄到长相。但警方从附近的监控中发现了陈阳，根据衣着继续摸排，两天便将他顺利逮捕。
陈阳一开始并未认罪，问什么都说一概不知，哪怕是警方当面播放行车记录仪中的声音，他也还在狡辩，说没人能证明那是他的声音。后来警方在他家中院子的一棵树下搜出魏玲的手机以及银行卡，他才全部招供。
在事实无误的前提下，年龄就成了是否承担刑事责任的决定性因素。
陈阳身份证上的年龄显示其已满十四周岁，但其家人主张，当年为了让儿子早点读书及成家，报户口时将年纪故意报大了，实际年龄比身份证要小整整一岁，并称许多村民都可以做证。由于农村普遍存在修改年龄的行为，公安机关相继走访镇医院、村委会、当年上户口的派出所等，结合询问村民的证言，发现陈阳的出生年份的确和户口上所填报的不符。陈阳被带去公安机关合作的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拍摄其手部X光片，观察手掌指骨、腕骨及桡尺骨下端骨化中心的发育程度来确定骨龄。结果出来后，的确是未满十四周岁。
还有一个细节令徐锐印象深刻。听古尧说，在等待骨龄鉴定的羁押过程中，陈阳的态度发生了重大转变，一开始虽知道自己不满十四周岁，但不确定是否严格按照身份证年份起算，还有点担心和畏缩，后来知晓公安机关采纳实际年龄的事实后，知道自己很有可能不会被判刑，便放下心来。
讯问过程中，刑警问他：“在受害者已经配合的情况下为何还要杀人？”
他摇头晃脑，十分无所谓地说：“那个女人要是真的担心我被ATM机拍到，就应该自己去把钱取出来拿给我。而且她已经见到我的脸了，我不能给她后面指认我的机会。”
法律制裁不了，好在道德与舆论还起作用。劫杀案件轰动平州全城，本来就是纸包不住火，孟玥又将还未改名前的吴昭的信息全部贴在网上，姓名、年龄、住址、照片，全部曝光，使得他们一家在村子里遭受排挤。警车送吴家人回村的那天，入村小道静悄悄的，偶尔有几个村民也只是来回张望不说话。车子开到吴昭家门口时，警察才发觉他家大门虚掩，且门锁已被锯断。推门而入后，看到整个小院从门口开始，堆起高如小山的垃圾，一直延伸到客厅的玻璃门前。发霉发馊的剩菜和屎尿味道令所有人捂住口鼻，即便戴着口罩也挡不住阵阵反胃。
看来村民们几乎是集结所有力量，把能找到的垃圾都倒在这里了。
吴昭父亲呆立一旁，沉默不语，母亲陈义红立即开始号啕大哭，拦住警车不让离开。警察大概明白是怎么回事，也看到吴家确实没有居住条件，只好在请示过后又用警车将其一家三口送回招待所。
最后的情况是，虽然吴家院子最终被清理干净，吴家人却是再也不敢住了。镇政府也只得继续延长他们在招待所的居住时间，可这也不是长久办法。又过几日，吴昭居然问，自己什么时候回学校上课。得知无法在原来的学校继续读书，吴昭竟然露出诧异神色。
“为什么不让我上学？”他问得如此理直气壮。
满腔怒火的吴父随手抄起一个木制板凳就打过去，他是真用狠力气，板凳落下后凳腿的木块都碎裂弹飞起来。吴昭第一下躲开了，吴父拾起凳子还要砸，还是陈义红反应快，立刻冲过去把板凳抢过来。
“你怎么下手这么重，他已经知道错了！”
“知道？他知道个屁！他可是杀了一个人啊！我现在就把他打死，给人家赔命！不然他今天能杀别人，改天就能杀了你，杀了我！”
“那是你亲儿子！他做错事，你就没错吗？你要是平时多管管他，他能犯错吗？”
“我最大的错就是生他，我真是错了！”
再之后的事徐锐就十分清楚了。虽然没有了类似撬锁、倒垃圾等事件，但村民躲避瘟神一般躲着吴家人，走在路上见到这家人都绕道好远。超市不卖给他家东西，餐馆压根儿不让他们进去，就连理发店都坚决不做吴家的生意。
之前和吴昭一起玩的孩子们，更是被严厉教育不准与吴昭有任何接触，孩子们平日再调皮打闹，也怕杀人犯，纷纷疏远吴昭。孩子在镇中学上学的家长们写了一封联名信，递交到教育局，说是绝不允许杀人犯和他们的孩子们一起读书。
但由于吴昭毕竟还在义务教育范围内，不让他读书又说不通，因此相关部门将吴昭的问题上报至平州市政府。市政府经过多次讨论，对吴昭的后续处置商讨出了一套完整的方案，且出于保护未成年人的考虑，安置城市和具体安置方案不对外公布。
就这样，吴昭父母带着儿子去了南城。陈义红反思自己，认为是自己多年外出打工才使得儿子缺乏关爱，犯下大错，因此决定不再外出，而是留在儿子身边亲自教导，坚信儿子可以改邪归正、重新做人。吴父则一直无法接受儿子是杀人犯的事实，来南城后不到一个月就不见了人影，说是外出赚钱，实际就是离家出走。开始的半年他还断断续续转些生活费回来，偶尔问上几句，后来生活费就像断线风筝，彻底没影了。
在了解了四年前的案件细节后，徐锐将调查重心放回了陈家母子以及两人的社会关系上。
单看这位母亲，徐锐是有些哀其不幸的。陈义红今年不过三十六岁，但半旧的衣衫与蓬头乱发下，是一张明显经历了多年辛苦劳累的脸，脸上的全部纹路都向下拉扯着，仿佛地面要把她吸进去似的。
四年前由平州迁来南城后，她在七星镇物流园附近租了一间小平房。房子是水泥地面，粗糙简陋，墙壁斑驳。夏天还好，有个风扇算是过得去，冬天供暖跟不上，屋内冷冰冰的，电暖气耗电太大又不能全天打开，很是受罪。
丈夫出走后，无依无靠的陈义红只能一人打两份工，白天去市区一户人家做保姆，照顾老人、收拾家务，晚上回七星镇上还要负责看管物流园，虽没什么难度，却睡不踏实，一个月下来总共到手四千五百块。
四千多的月收入在南城养活一对母子，不算太困难，可人在世上不能只是生存，还要生活。而陈义红没有生活。
她不护肤，不化妆，不社交。洗脸洗澡只用两块钱的香皂，四季衣物总共不超过十件，开线、泛黄、破洞。她饭菜都吃最便宜的，去市场上挑选水果，给儿子买几个新鲜的，自己再从商贩脚边的筐子里拿些部分烂掉的，回家后把腐烂处削掉再自己吃。
脚上的布鞋只要十几块，给陈阳买的却是走线结实的鞋。作为一个母亲，她已经尽了全力给陈阳最好的，满足他的需求。甚至，当初警方搜集陈阳的样本时，还在陈义红床头看到了几本快要翻烂的图书，有心理学方面的，也有心灵鸡汤式的畅销书，内有怎样引导孩子做事做人的文字，重点部分还用铅笔画了线。
陈义红只有初中的文化水平，却能主动阅读这些较为专业、难懂的书籍，可见她对儿子的未来还抱有希望，希望儿子能够改邪归正。她还特意带吴昭去派出所改掉旧名，随母姓陈。可即便在如此积极的氛围之下，陈阳的情况也并未好转。
当初来到南城时，政府已经安排好了能够接收陈阳的学校。在校期间，除了基本的文化课程，陈阳每周还有一次免费的一对一心理评估和辅导。这一切对于曾经犯下杀人罪行的少年，已是对他极为宽容的安排，只要他认识错误、好好表现，是有机会抹掉过去的历史，重新开始的。
据当地村委会工作人员透露，在义务教育阶段，由于有学校管束，老师盯得紧，陈阳的情况虽谈不上多好，但总算是规规矩矩，也还能接受。可一年多后义务教育阶段结束后，陈阳便不肯再去学校，而是每日在家无所事事，暴躁易怒的脾气逐渐突显，情绪捉摸不定。他过不了正常人的生活，也并不悔改，而是混着人生中一个又一个日子。
陈义红对于儿子的管教也颇有问题，或是居高临下，或是故作可怜，或是照搬书籍建议，都没有效果，她也因此变得焦躁、激进，绝望之时也不止一次有过自杀念头，但想到儿子今后将无依无靠，孤独一生，还是为了儿子继续活着。
而她的可悲之处也在于此，她不明白一个根本问题，教育是前置性的行为，具有预防性质，当出现问题的时候再纠正便很难解决了；她不明白教导子女应先着眼于大是大非，而不是在细枝末节处处纠结、唠叨和数落，形成沟通屏障。
案发后，警方向其了解情况时，陈义红一口咬定凶手是魏玲的家人，要求逮捕他们。还说自己带着孩子改名换姓逃至南城，本以为生活就此平静，却不断遭受多次性命威胁，最终还是逃不过孟玥的寻仇。徐锐想起上次在警局里由于情绪激动，陈义红没来得及细说就被请了回去，于是决定亲自去她家一趟，仔细询问。
第二天一大早，在值班室眯了半宿的徐锐来到陈义红之前登记的住址。失去了儿子的她这几天都没有出去工作，每天待在出租屋内以泪洗面。见到徐锐登门还以为是陈阳的案子有了什么进展，得知只是来再次询问，情绪不免低落。
“你再说一下这些年受过哪些威胁，具体一点，是被跟踪，还是有更具体的伤害行为？”
“我想想……第一次是一辆车，第二次是花盆……还有……还有牛奶！”
刚到南城的头半年，这对母子的生活还算正常，可渐渐开始有意外发生。最开始只是一些普通人眼里的“倒霉事”，莫名被扎坏的电动车轮胎，大风天高空坠落差点砸中陈阳的花盆，偶然丢失的晾晒衣物等，因为并没什么数额较大的损失，她都只当作意外事件。可有一次，母子俩正在路上行走，突然一辆轿车向他们冲撞而来，要不是躲闪及时，极有可能受伤。且那辆车子在路边停靠良久，偏偏母子路过时才忽然启动，那是陈义红第一次感到心有余悸。
还有一次，那时陈阳已经不再去学校，每天就躺在**玩手机，陈义红虽然收入紧紧巴巴，但为了儿子长身体，每天都订一瓶鲜牛奶给儿子喝。每日天还没亮，送奶工人就将每家每户的牛奶放置门口特质的小铁柜子里。陈义红那天出门取奶，刚拿起牛奶瓶，就直觉今天的奶不对劲。仔细查看，发现塑料盖子上有一个小圆点，很像是针孔注射痕迹。将玻璃瓶子倒置过来后，圆点处果然渗出了奶滴。
她吓得立即将牛奶瓶丢掉，疯狂洗手，又检查了屋外放置的其他物品，担心儿子被人投毒，那次之后她把牛奶订购也取消了，只从镇上的小超市购买整箱牛奶放在家中。
陈义红这次说了很多，非常细致，可当徐锐问及当时是否报警时，她又摇头说没有，理由是觉得孩子已经遭万人憎恨，即便报警也没人管。
“所以你既没有报过警，也没有保留牛奶，或者记下冲撞你车辆的车牌，甚至可以说，这些都是你的一面之词？”
“就是她，徐队长，就是那个医生的女儿啊！你没有见过她看阳阳的眼神，我见过，我见过的，她恨不得把阳阳千刀万剐，杀上一万次。凶手就是孟玥，就是她要让我儿子偿命啊。”
“你说的这些我们已经在查了。还有其他的信息提供吗？”
“没有了。”陈义红机械地摇头，“没有其他可能了，一定是她杀了我儿子，没有了……没有了……”
徐锐和陈义红谈了很久，陈义红很多时候说着说着就会情绪激动，徐锐为了避免激动之下对方忘记或者说错一些细节，只能尽量帮着平复、舒缓对方的情绪，因此浪费了不少时间。确认自己将这些信息都记在自己的随身笔记本上，徐锐才离开了陈义红家，
他接着又在镇上转了很久，询问了一些村民，大家都表示是在这次事件后才知道陈家母子以前的事，这之前只认为他们是不爱与人交际的普通邻居而已。
“哪有人害他啊，有也肯定不是我们这里的，谁知道他们家的事情嘛，知道还不躲远远的嘛。”
“惹不起嘞。”
徐锐谢过村民的配合，靠在车门上抽了一支烟，看看天色已经不早，开车回了家。在小区地库停好车子后，他乘坐电梯上楼。打开家门，把钥匙挂在门口的挂钩上，换好拖鞋，想喝口水，拿起水杯才发现里面的茶根还是自己去平州前留下的，已经泡了不知道几天，仍然原封不动放在桌上。
妻子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带着儿子搬了出去，离婚后两个人至今没有再见过面。自己的工作性质导致和家人聚少离多，妻子一直默默忍耐，直到有一次徐锐为了侦破一起大案，一周都没进过家门一步。再次回到家时，等待着他的只有桌上沉默的离婚协议书。
徐锐自觉亏欠，除了这套早年父母留下的房子外，把家中的存款和后来买的新房全都留给了对方，还在上小学的儿子自然也是判给了妻子。从那以后他便是孤身一人，仿佛把警局当家，回到这里也就是吃饭睡觉，鲜少有其他的娱乐。
越是不愿面对，过往的婚姻细节却不断涌现、膨胀、塞满，徐锐按按沉痛的脑袋躺在**不知不觉地睡去，再次被电话声吵醒时已是第二天早上。
警局来电，说是有市民来电话，声称凶案那天，在烂尾楼附近看见了可疑人员。徐锐立即起身，晃晃脑袋甩去残余的胀痛，迅速换好衣服，返回警局。
就在徐锐带着高鸣、叶真去往平州的同时，专案组其他警员对死者生前的活动轨迹进行了查证。技术部门通过反复查看监控、分析路线，最终锁定了一辆白色的面包车为可疑车辆。但是车牌登记的信息和监控中出现的车辆信息并不相符，于是确定该车辆为套牌车，因而只能在全城排查同型号车辆。但由于此车型保有量太大，工作难以推进。警方推测，嫌疑人非常熟悉南城郊区的大街小巷，车辆最终驶入无监控区域，自此失去线索。
今早警局的那通电话，是有市民来电表示，案发当夜他送家人去医院看病时，曾开车经过烂尾楼附近，当时看到过一个奇怪的人。他之所以记得这个人的存在是因为当时被什么光亮的东西晃到了眼睛，但因有急事，视线只被吸引过去了一瞬而已。幸好他的行车记录仪拍下了嫌疑人的画面。只见视频中的嫌疑人身着白色连体装，款式类似医用防护服，脸上还戴着防护镜和口罩，全身包裹严实，朝着烂尾楼的方向走去。
那时烂尾楼内还没有起火，推测应该是行凶之前，凶手在作案地点附近观察道路状况。如果再晚一些，说不定行车记录仪还能拍摄到行凶过程。这凶手也真是幸运，早一步行动或许就被人发现了。
犯罪嫌疑人在行车记录仪中只出现了五秒，从入画到出画，防护服装应该都涂有夜光防撞条，但放大、反复细看，这身衣服中没有长条形反光带，本应是反光条的地方似乎被黑色胶带一类的东西覆盖了。
既然专门遮挡了反光条，说明犯罪嫌疑人有意识地避免被路过车辆看到行踪。但是这个人还是坚持穿了这件防护服，是否说明犯罪嫌疑人在选择作案时所穿的衣物选择受限？是经济条件不允许还是说害怕购买行为被发现？
而根据短短的五秒钟视频所能做的分析并不多，只能看出犯罪嫌疑人身高在一米七左右，体重范围因为穿了较为宽松的防护服所以浮动较大，大约在五十公斤到六十五公斤，性别无法确定。但能够确定的是，这个人与监控中孟玥的步态并不相符。
“那么肯定？步态具有唯一性？”徐锐问。
“几乎可以这么说。”专家赵博士解释道，“步态唯一性的物理基础是个人生理结构的差异性。我们每个人的腿骨长度、肌肉强度、重心高度都不一样，再加上不同的运动神经灵敏度，即便是面部受到遮挡，也可以较为精准的识别。但步态的数据收集，毕竟不如面部识别、指纹识别或静脉识别那样有说服力。不过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视频中的人，和你们拿过来的小区监控中的人，绝不是同一个。因为步态又分为支撑相和摆动相，支撑相也就是我们的足部接触地面和承受重力的时相，占步态周期的60%。视频中的人，足部的首次触地用力是不太正确的，但你们送来对比的人，行走方式没有问题。”
徐锐对步态分析结果本来也没有抱多大希望，既然不能通过“走路”识别嫌疑人身份，那么就从防护服查起。
防护服的源头制作厂家位于平州，徐锐一通电话交代了还在平州没回来的高鸣和叶真直接去工厂询问。来到工厂，因为提前打过招呼，负责人十分配合，拿出早已准备好的产品图册，指给高鸣和叶真看，图册上的防护服果然和行车记录仪上的是同一个款式。
“这一款我们已经停止出货很久了，而且在当时我们也是不单独售卖的，只提供医院和实验室，市面上买不到。”厂家负责人十分肯定地回答。
“我想要一份这个款式的防护服从开始生产至停产前的订购单位名单。”
“我去查查订单。”工作人员从电脑中调出订购记录，说，“全国一共有46家医院、实验室订购过这一款防护服，其中平州本地有两家医院，分别是平安和人民，以及六个实验室，名单也都在这儿了。”
听到平安医院，两人对视一眼，这是魏玲生前工作的医院，孟玥想要从母亲工作过的医院拿走防护服不是什么问题。联系了平安医院的采购部门负责人，发现防护服的管理比较松懈，数目并不是那么清楚。尤其两年前医院防护服需求量较大，更是无从查起。
案件到这里又卡住了。徐锐只能一遍又一遍观看行车记录仪中这短短五秒的视频。
“孟玥的经常联系人里，还有没有相似身形的？”徐锐问道。
“她就没有什么经常联系人，我们走访了一下，出事以前还有两三个比较亲密的朋友，出事后全不联系了，现在就是同事们上班见一见。其实这个身高已经把范围缩小了不少，但还是没发现。”专案组成员答道。
两天后，徐锐接到高鸣的来电，他们申请调查孟玥的银行流水、通话记录等信息通过了局里的审批。拿到资料后，他们发现孟玥的手机短信和邮件往来都很正常，通过手机信号追踪和身份信息查询，显示她近几年也并未去过南城。
但是银行流水有明显异常。孟玥在两年内分三次取出了100万元人民币。第一次是在魏玲去世后的第二年提出50万元现金，第三年则分两次提出20万元和30万元。
孟玥当初从母亲那继承了两套房子和不少存款，但她平日花销并不高，这从她的银行流水能看出来，多是吃喝用度的生活必须品，送菜、外卖、网购，一笔笔百元千元的花销居多，很少买奢侈品，并没什么大的花费。孟玥也持有一些股票和基金，但这些投资在近年几乎没有变动。那么这一百万现金用在了哪里呢？
徐锐精神一振，感觉这是孟玥的突破口，终于有理由再次去敲响孟玥的大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