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处世篇
1、复归论
【原文】
知其雄①，守其雌②，为天下溪③。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④。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⑤，为天下式，常德不忒⑥，复归于无极⑦。知其荣⑧，守其辱⑨，为天下谷⑩。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⑾。朴散则为器⑿，圣人用之，则为官长⒀，故大制不割⒁。
【注释】
①、雄：比喻刚劲、躁进、强大。②、雌：比喻柔静、软弱、谦下。③、溪：沟溪。④、婴儿：象征纯真、稚气。⑤、式：楷模、范式。⑥、忒：过失、差错。⑦、无极：意为最终的真理。⑧、荣：荣誉，宠幸。⑨、辱：侮辱、羞辱。⑩、谷：深谷、峡谷，喻胸怀广阔。⑾、朴：朴素。指纯朴的原始状态。⑿、器：器物。指万事万物。⒀、官长：百官的首长，领导者、管理者。⒁、大制不割：制，制作器物，引申为政治；割，割裂。此句意为：完整的政治是不割裂的。
【译文】
深知什么是雄强，却安守雌柔的地位，甘愿做天下的溪涧。甘愿作天下的溪涧，永恒的德性就不会离失，回复到婴儿般单纯的状态。深知什么是明亮，却安于暗昧的地位，甘愿做天下的模式。甘愿做天下的模式，永恒的德行不相差失，恢复到不可穷极的真理。深知什么是荣耀，却安守卑辱的地位，甘愿做天下的川谷。甘愿做天下的川谷，永恒的德性才得以充足，回复到自然本初的素朴纯真状态。朴素本初的东西经制作而成器物，有道的人沿用真朴，则为百官之长，所以完善的政治是不可分割的。
【古语智慧】
在这里，老子重点讲了“复归”的问题。他用知雄、守雌这个原则，指导人们从事政治活动，参与社会生活。他认为，只要人们这样做了，就可以返朴归真，达到天下大治。用今天的逻辑来衡量，这种说法似乎有些幼稚，但可以理解的是，老子所处的时代，正是春秋末年，诸侯混战，政治不稳，社会动**、你争我夺，纷纭扰攘，面对这样一种社会状况，老子提出了这个的处世原则，在当时的情况下，还是非常积极的。
其中他谈到的“朴”、“婴儿”、“雌”等观点，可以说是老子哲学思想上的重要概念。这些地方所提到的“朴”字，一般可以解释为素朴、纯真、自然、本初、淳正等意，是他在社会理想及个人素质方面的一般论述。有关“复归于婴儿的提法，这个概念也很形象。众所周之，刚刚出生婴儿，根本没有认识社会，鉴别事物的智能，在他（她）们心目中，无所谓好坏优劣，更没有功名利禄之观念，“人之初，性本善”，这种单纯的思想，幼小的心灵，是老子殷切希望人们，若要都回到婴儿这种程度，无私无欲，淳朴无邪，社会就不会经常出现纷忧之战了。他的初衷不能不说是好的，但落到实处，是根本办不到的。
在本章里，老子还主张用柔弱、退守的原则来保身处世，并要求“圣人”也应以此作为治国安民的原则。守雌守辱、为谷为溪的思想，自然不能理解为退缩或者逃避，而是含有主宰性在里面，不仅守雌，而且知雄，这实在是告诫人们要居于最恰切、最妥当的地位，面对社会纷乱争斗的场面。
〈原典〉：
信不足焉，有不信焉。——《老子道德经》第十七章
〈释义〉：
统治者的诚信不足，民众自然不信任他。统治者谨严慎微，科学决策，事情自然而然会圆满成功。
为人，首先要学会做人；二是学会做事。然而，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人们都离不开一个“诚”字。古代做生意讲究“童叟无欺”，现代做生意讲究“诚信为本”；古代交朋友讲究“肝胆相交”，现代交朋友讲究“一诺千金”。怪不得老子一直告诫我们说，“信不足焉，有不信焉”，让我们在做人方面一定要紧守诚信美德。因为诚信可以让我们叫更多的朋友；让我们获得更多的信赖，使人生之路更加顺畅。
抗战时期，某县内有一个姓胡的石匠,为人忠厚。一次，应人要求去修石磨，那人叮嘱了他几句就离开了。胡石匠在打开磨底时，突然发现石磨内藏了数十个金元宝，石匠先密封石磨，再找到主人告之，一时传为佳话。
当时这个县内有一伙啸聚山林、打家劫舍的土匪，抗日力量念这帮土匪几次伏击日伪军有功，根据政策对其开展争取团结的工作。匪首对此感激涕零，但又考虑到自己曾有劣迹，一时踌躇无语，几经争取，匪首才以实言相告说，惧怕投诚之后遭到清算，想找一可信之人作证，以担保其日后的安全。
抗日力量列举了这个县内绅士、名流数个为其担保，匪首都摇头否定，最后匪首自报人名一个曰：胡石匠！
匪首并未见过胡石匠，然而匪首根据胡铁匠的信誉就能够相信他的担保，这无不说明坦诚之人，容易让人信服的道理。
东汉的许慎在他所著的《说文解字》中说，“诚，信也”，又说“信，诚也”。由此可见，“诚”和“信”，无论是单独使用还是相连使用，在古代都是同一个意思，诚实守信无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自古以来，诚实守信就是做人最基本的品德，诚实犹如树木的根，如果没有根树木也就别想拥有生命了。“言出必行”、“一诺千金”、“诚实不欺”一直被公认为为人处世的基本准则。
西汉初年有一个叫季布的人，他为人正直，乐于助人，特别是非常讲信义。只要是他答应过的事，无论有多么困难，他一定要想方设法办到，所以在当时名声很好。
季布曾经是项羽的部将，他很会打仗，几次把刘邦打败，弄得刘邦很狼狈。后来项被围自杀，刘邦夺取天下，当上了皇帝。刘邦每想起败在季布手下的事，就十分生气。怒愤之下，刘邦下令缉拿季布。
幸好有个姓周的人得到了这个消息，秘密地将季布送到鲁地一户姓朱的人家。朱家是关东一霸，素以“仁侠”闻名。此人很欣赏季布的侠义行为，尽力将季布保护起来。不仅如此，还专程到洛阳去找汝阴侯夏侯婴，请他解救季布。
夏侯婴从小与刘邦很亲近，后来跟刘邦起兵，转战各地，为刘邦建立汉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他很同情季布的不幸处境，在刘邦面前为季布说情，终于使刘邦赦免了季布，还封他为郎中。不久又任命他为河东太守。
当时，楚地有个名叫曹丘生的人，能言善辩，专爱结交权贵。季布和这个人是同乡，很瞧不起他，并在一些朋友面前表示过厌恶之意，偏偏曹丘生听说季布又做了大官，一心想巴结他，特地请求国戚窦长君写一封信给季布，介绍自己给季布认识。窦长君早就知道季布对他印象不好，劝他不要去见季布，免得惹出是非来，但曹丘生坚持要窦长君介绍。窦长君无奈，只好勉强写了一封推荐信，派人送到季布那里。
季布读了信后，很不高兴，准备等曹丘生来时，当面教训教训他。过了几天，曹丘生果然登门拜访。季布一见曹丘生，就面露厌恶之情。曹丘生对此毫不在乎，先恭恭敬敬地向季布施礼，然后慢条斯理地说：“我们楚地有句俗语，叫做‘得黄金百两，不如得季布一诺’。您是怎样得到这么高的声誉的呢？您和我都是楚人，如今我在各处宣扬您的好名声，这难道不好吗？您又何必不愿见我呢？”
季布觉得曹丘生说得很有道理，顿时不再讨厌他，并热情款待他，留他在府里住了几个月。曹丘生临走时，还送他许多礼物。曹丘生确实也照自己说过的那样去做，每到一地，就宣扬季布如何礼贤下士，如何仗义疏财。这样，季布的名声越来越大。后人用“一诺千金”来形容一个人很讲信用，说话算数。
诚实守信，在社会交往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一个人说话实实在在，说到做到，就会使人产生信任感，愿意同他交往、合作。相反，轻诺寡信，一而再地自食其言，必然要引起人们的猜疑和不满。只有彼此守信，友谊才会持久。因此老子的“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智慧，仍然是现代人立足的法宝。
一个人要做到“诚信”并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必须具备诚信的世界观，养成了诚信的品格才能做到。一个人要做到“诚信”，就需在生活、学习和工作中，处处以诚为本才行，凡与诚信相符者就做，与其相悖者坚决不做。如若不然，必将一事无成。
〈原典〉：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老子道德经》第九章
〈释义〉：
当拥有了不能再多的物品时，不如适时的停止拥有。
老子提倡”知足知止”，他认为，“持而盈之，不如其已”——当拥有的物品不能再多的时候就要学会停止，如果依然不知道满足，放纵欲望、无休止地追逐声色名利，那么最终他会受到私欲的毒害。
清乾隆年间最风光大臣非和珅莫数，其实和珅的一生是非常成功的——他由起初的一名默默无闻的三等侍卫，成长为一名皇帝身边的红人，不论是说他会拍马溜须也好、有真才实学也罢，总的来说他是成功的：在乾隆在位时，他可谓能够呼风唤雨，乾隆对于他的贪污之事并非全无不知，然而由于对他甚为喜爱，也就睁一眼闭一眼了。
和珅之死，一个是与乾隆的退位有关，另一个就是他过于贪得无厌的缘故。据查抄时记载：他的家产中包括了无数的奇珍异宝，有的甚至皇宫里都不曾拥有。他的家产折合了两亿六千四百万两白银，还有许多价值连城的宝物无法估价。如果按现在的估价一算，大概和珅拥有11亿多两白银的资产，简直富可敌国。
这么多的资产是和珅不知疲倦、不知休止地贪污而来的。也可以说这些资产加速了和珅的灭亡，是他的催命符。试想下，如果和珅能够适可而止，在乾隆退位之后，他也不至于人头落地而一无所获的。
“知足知止”是明智之举，尽管这样不会得到很多，然而它却可以让我们拥有某些实在的东西，更不会为了无底的欲望而丢掉性命、一无所得。
有个阿拉伯神话说是这样的：有一个人去寻宝藏，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他小心翼翼地进了山洞，看到里面有个宝瓶，宝瓶上贴着一张字条写道：“打开瓶盖，里面就会冒出金沙。请在取到足量的金沙后把盖子盖上。”这人欣喜若狂，打开了瓶盖，果然是宝物，一开盖金沙就像礼花炮一样飞射而出，黄金灿烂，就像做梦一样美。
“发大财了!”这人用袋子装，用帽子接，用衣服篼，用双手捧，甚至鞋子里面也盛满了金沙。宝瓶里的金沙如喷泉般涌出，越喷越多，渐渐地这人没东西装了，金沙从他手上溢出……溢出……溢出，但他还是一动不动地跪在地上捧着手接。他太高兴了，太疯狂了，太痴迷了，只顾欣赏金沙狂涌的美景，忘了宝瓶上的告诫：“请在取到足量的金沙后把盖子盖上。”最后，他被埋葬在了金沙的厚堆里。
很多人就像这个寻宝的人一样“不知足”、“不知止”，结果一无所获。
执持盈满，不如适可而止。“知足知止”在人们的创业之路上，更多地表现为“该放手时就放手”的智慧——许多创业者曾盲目地坚信“胜利往往来自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结果把企业成本一压再压，甚至连个人的生活都逼到了边缘，最终的结果还是被迫放弃。
“做生意不是赌博”，虽说风险与收益同在，并且放冒风险是优良的品质，但这绝对是建立于理性之上的。不可明知无望还固执地期望出现奇迹。其实，创业是为了“第一桶金子”，而这第一桶金子出自哪个项目并不重要，商场上的机会比比皆是，只要你有心，放弃一个项目，肯定还会找到另一个项目。放弃并不等于抛弃，只要不是一败涂地，完全有可能东山再起，可以以另一种方式重新开始。
成功创业者当中很少有人是在最初的项目上一次成功的，大多都尝试了很多项目。而每一次尝试都意味着上一次的放弃，但大多数的创业者还是在这种选择与放弃的过程中，找到了适合自己的项目实现了成功梦想。
“知止而后得，不止而后失”说的就是一种“知足知止”、“该放手时就放手”的智慧，这种智慧表面上看似是一种中庸之术，然而它却能使人们正确地对待欲望与现实，让人们能够享受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幸福。
我们每个人都有欲望，然而欲望太多，人生就会变得疲惫不堪。每个人都应学会轻载，因为生命之舟负荷太重的话，就会搁浅、就会沉默！
〈原典〉：
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老子道德经》第十八章
〈释义〉：
大道毁坏之后，才产生仁义。智巧出现之后，才产生虚伪。六亲不和之后，才产生孝慈。国家昏乱之后，才产生忠臣。
忧愁和烦恼作为一种负面情绪会影响人的心境。让原本能够做好的事情都无法做好。老子面对这种情况提出了“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的观点。在老子看来，任何困难都不必过于烦恼，总会找到办法去解决。
美国成功学家格兰特纳说过这样一段话：如果你有自己系鞋带的能力，你就有上天摘星星的机会!一个人对待生活、工作的态度，是决定他能否做好事情的关键。很多人在工作中寻找各种各样的借口抱怨命运对自己的不公，然而这一切并不能换来所谓的公正。唯有用平静的心态去面对生活中的种种境遇，才能去除生活中的烦恼、解决那些看似无解的难题。
一个小男孩晚上与家人一起玩牌，连续几次抓的牌都很差，结果全输了，于是，他开始抱怨自己手气不佳、运气不好。这时，男孩的母亲突然停止了玩牌，她严肃地对小男孩说：“无论你手中的牌怎样，你都必须接受它，并尽最大努力玩好自己的牌!”小男孩望着母亲那严肃认真的面孔，愣了愣神。只听母亲接着说道：“人生也是如此，上帝为每个人发牌，你无法选择牌的好坏，但你可以用好的心态去接受现实，并竭尽全力，让手中的牌发挥出最大的威力，获得最好的结果。”
从此以后，小男孩一直牢记着母亲的这番教诲，他不再抱怨自己的命运，而是以良好的心态去迎接人生的每一次挑战。就这样，他从得克萨斯州的农村默默无闻地走了出来，一步步成为陆军中校、盟军统帅、美国总统。这个小男孩，就是美国第32任总统——艾森豪威尔。
人们在工作中会遇到很多困难。但困难是死的，人是活的。活的人去解决死的困难，方法就像通往罗马的路一样有多种。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入手，去思考它、研究它，找到多种解决困难的办法。
阿基米德是世界上伟大的数学家之一，他就遇到过一件很棘手的事情：
叙拉古城当时的统治者海厄罗王为了报答诸神的恩泽，决定建造一个华贵的神龛，内装一个纯金的金冠作为祭祀物。金匠如期完成任务，这时有人告密说金匠私吞了部分金子，企图用等重的银子掺入蒙混过关。愤怒但无法判断确有其事的国王请来了阿基米德作鉴定。
面对这个无法用常规数学方法解决的问题，阿基米德也一时想不出办法。但他并没有因为想不出办法而愁眉不展、牢骚抱怨，相反的，他尝试着运用各种方法去解决这个难题。最终，阿基米德在用澡盆洗澡时突受启发，豁然开朗，利用浮力测出了金冠的真假，也让他成功地发现了浮力定律。
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前方是绝路，希望在拐角。”当我们认为困难无法解决时，就好像到了绝路一样。这个时候困难就像横在我们面前的河，你要突破它的阻碍，可以从桥上过去，也可以坐船过去，还可以自己游过去。事实上，每一种困难都有多种解决办法，关键在于面对困难的时候，不是知难而退、被困难所吓倒，而是迎难而上，不断想方法、找办法，这也是成功与失败的差距。
俗话说，“没有翻不过的火焰山,没有淌不过的流沙河。”相信自己，遇到困难要以一种积极向上的态度去对待。如若遇到困难首次尝试失败之后，不能耐着性子去借着尝试解决办法，那么爱迪生永远发明不出来灯泡、飞机也永远上不了天，一切一切不能一次成功的东西都将在这个世界上消失。
〈原典〉：
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也。（《老子·三十二章》）
〈释义〉：
道通常取名于无名，而且质朴。虽然幽隐渺小得难以觉察，但却超然于天下，没有人和事物能把它作为自己的附属。
道是天下的真正主宰，道所主宰的天下可以像溪水河流都流归于江海一样自然统合，并像天地普降甘露一样均衡。道是无形的，和光、同尘、无色、无味，不能用感觉器官来证明它的存在。天地万物都受其支配，可是不但毫无知觉，而且皆以为自然。
虽然有的人能够认识并理解“道”的存在和运行规律，但是大多数人仍然对其知之甚少，甚至根本不相信它的存在。这是因为“道”总是处在不为人知的默默无闻的状态中，所以在寻常人眼中它显得太渺小了，简直不值得关注。
虽然如此，但是在天地万物之中没有谁能够让“道”向自己臣服，事实上天地万物没有不受它的支配的。因为“道”就是天地万物内在运行的变化，即使想脱离也不能够。
如何理解“道”的既大又小呢？在《三国演义》中曹操有一段话可以为注解，他说：“龙能大能小，能升能隐；大则兴云吐雾，小则隐介藏形；升则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老子所说的“道”正是这样的。
东汉时期，吴祐在任新蔡县县令时，有人给他出了很多点子治理百姓，吴祐却无一采纳。他说：“现在不是措施不够，而是措施太多。每一任知县都强调己能，朝令夕改，百姓无所适从啊。”
于是，吴祐不仅不提出新的主张，而且废除了原有的许多不合理的规章。他召集百姓说：“我这人没有什么本事，凡事要依靠你们自己的努力，只要有利于发展生产的，你们尽可按照自己的方法去做，有什么困难可以随时来找我。”
吴祐不干涉百姓的生产生活，又严命下属不许骚扰百姓。闲暇的时候他整日在县衙中写字看书，过得十分轻闲。
有人将吴祐的作为报告给了知府，说他不务公事，偷懒放纵。知府就把他找来责问，吴祐解释说：“新蔡县之所以贫穷困顿，是因为从前的县令约束太多，才造成今天这种局面。官府重在引导百姓，取得他们的信任，没有必要凡事躬亲，把一切权力都抓到自己手里。我这样做是想要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让百姓休养生息，进而达到求治的目的。我想不出一年，你就可以看到效果了。”
一年之后，新蔡县果然面貌一新，粮食产量有了大幅增长，社会治安也明显好转。知府到新蔡县巡视之后，对吴祐说：“古人说无为而治，今日我是亲眼见到了。从前我错怪了你，想来真是惭愧。”
吴祐的无为而治不是消极的，他是针对从前的弊端而制定的全新措施，是顺应了“道”的规律，看似无为，实则是内含道理的。之前的几任知县不顾这种道理，而想以自己的方式强加上去，结果使得原本可以运转正常的变得混乱了，结果也就导致了百姓的贫困。
汉惠帝即位的第二年，相国萧何病重。汉惠帝亲自去探望，问他将来谁来接替他合适。萧何不愿意表示意见。汉惠帝又问他：“你看曹参怎么样?”
萧何和曹参早年都是沛县的官吏，跟随汉高祖一起起兵。曹参虽然是身经百战，但是到了晚年却专修黄老之术，讲清静无为之道。平时与人无忤，与世无争，生活非常恬淡。虽然两个人关系一般，但是萧何知道曹参是个治国的人才，所以汉惠帝一提到他，他也表示赞成，说：“陛下的主意错不了。有曹参接替，我死了也安心了。”
曹参本来是个将军，汉高祖封长子刘肥做齐王的时候，叫曹参做齐相。那时候，天下刚安定下来，曹参到了齐国，召集齐地的父老和儒生100多人，问他们应该怎样治理百姓。这些人说了一些意见，但是各有各的说法，不知听取哪个才好。
后来，曹参打听到当地有一个挺有名望的隐士，叫盖公。便把他请了来，向他请教。这个盖公是相信黄老学说的（黄老就是指黄帝、老子），主张治理天下的人应该清静无为，让老百姓过安定的生活。曹参依了盖公的话，尽可能不去打扰百姓。他做了9年齐相，齐国所属的70多座城都比较安定。
萧何一死，汉惠帝马上命令曹参进长安，接替做相国。曹参还是用盖公清静无为的办法，一切按照萧何已经规定的章程办事，什么也不变动。有些大臣看曹参这种无所作为的样子，有点着急，也有的去找他，想帮他出点主意。但是他们一到曹参家里，曹参就请他们一起喝酒。要是有人在他跟前提起朝廷大事，他总是把话岔开，弄得别人没法开口。最后客人喝得醉醺醺地回去，想提的意见还都没说出来。
汉惠帝看到曹相国这副样子，认为他是倚老卖老，心里很不高兴，也感觉挺不踏实。曹参的儿子曹窋，在皇宫里侍候惠帝。惠帝嘱咐他说：“你回家的时候，找个机会问问你父亲，高祖归了天，皇上那么年轻，国家大事全靠相国来主持。可您天天喝酒，不管事，这么下去，怎么能够治理好天下呢?看你父亲怎么说。”
曹窋回家把惠帝的话一五一十跟曹参说了一遍。曹参非常生气，他骂道：“你这种毛孩子懂得个什么，国家大事也轮到你来啰嗦。”说着，竟叫仆人拿板子来，把曹窋打了一顿。曹窋莫名其妙地受了责打，非常委屈，回宫后向汉惠帝诉说了此事。
第二天，曹参上朝的时候，惠帝就对他说：“曹窋跟你说的话，是我叫他说的，你打他干什么?”曹参向惠帝请了罪，接着说：“请问陛下，您跟高祖比，哪一个更英明?”汉惠帝说：“那还用说，我怎么能比得上高皇帝。”曹参说：“我跟萧相国比较，哪一个能干?”汉惠帝不禁微微一笑，说：“好像你不如萧相国。”曹参说：“陛下说的话都对。陛下不如高皇帝，我又不如萧相国。高皇帝和萧相国平定了天下，又给我们制订了一套规章。我们只要按照他们的规定继续办，不要失职就是了。”汉惠帝沉吟道：“你说得也有道理。”
曹参用他的黄老学说，做了3年相国。由于那时候正在长期战争的动乱之后，百姓需要安定，他那套办法没有给百姓增加更多的负担。因此，当时有人编了歌谣称赞萧何和曹参。历史上把这件事称为“萧规曹随”。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见到一些新上任的管理者，为了表现自己的能力，并显示自己与前任不同，总是急急有所作为。但事实证明，这种急于求成不顾原本的运行规律的做法往往是欲速则不达的，其原因就是他们违背了无为而治的管理原则，想以个人的力量去使事物运转的规律臣服。
〈原典〉：
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夷道若类。（《老子·四十一章》）
〈释义〉：
所以有人说，真正清楚明白的“道”在愚昧的人看起来似乎是晦暗不清的；最高畅通无阻的“道”在愚昧的人看来却是最闭销不通的；最宽阔平坦的“道”在愚昧的人看来却是最崎岖坎坷的。
明白了大道就抛弃了小聪明，在只有着小聪明的人眼中看来反而是糊涂了；走上了歧途还以为自己是走在正道上，那是因为从未真正体会到正道的存在，或者说从来就没接触到过那个境界的边缘。最完美的美德就是虚怀若谷，只有这样才能归纳百川，然而人们往往并不这样认为，他们只要有一杯水就以为自己得了大智慧，只要有了一块石头就以为自己拥有了天下。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往往走不出自己的路，前途在他们眼中迷迷茫茫，歧途甚多，有时候循着自然大道才走了没多久，被旁边的小聪明的人说上几句，就以为自己走错了路，慌慌张张地改道而行，殊不知这才是歧路。
因为看起来通往“道”的路是如此崎岖不平，而且晦暗不清，所以人们觉得走这种路是太艰险了，可是风光往往只有在险峰上才可以领略。
北宋真宗时，契丹人入侵宋国，告急的文书连连发到朝廷，却都被宰相寇准给扣下了，不让真宗皇帝知道。
真宗在别处听说这个消息，非常着急，就向寇准问讯。寇准说：“大敌当前，如果有拼死的决心，任何妙计都是无用的。我请求皇上御驾亲征，为将士们击鼓打气。”
真宗害怕了，说：“我贵为天子，怎么能以身犯险呢？除非你能保证我的绝对安全，否则就是对我不忠了。”
寇准说：“如今敌军气势正盛，我军连连失地，这种局面必须改变了。皇上虽然冒些凶险，但只有这样才能鼓舞将士们的士气，挽回颓势。我想敌军万万预想不到皇上会亲自上阵，他们一定会十分恐慌的。”
真宗被寇准劝服，勉强出征。走到南城的时候，随行的大臣又劝真宗回去，他们说：“契丹的兵力强大，皇上为什么要和他们硬拼呢？不如迁都到南方，以后再作打算。”
寇准舌战群臣，坚持请真宗到澶州督战。他说：“成就大业，就不能回避风险，以求安稳。现在契丹势在灭我大宋，我们如果退让，那么就会一败涂地不可收拾。”
真宗犹豫不决，寇准于是把负责军事的武将高琼找来，对他说：“国家危难，皇上决心难下，还请你去劝谏皇上不要后退。如今人心不稳，这也是你们武将为国报效的时候了。”
高琼便去面见真宗，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这是很自然的事，皇上不该听信南迁的话。皇上带领我们杀敌，军心一定大振，我军一定会大胜的。”
有了武将的保证，真宗终于安心了一些，于是亲临澶州督战，全体将士奔走相告，士气大振。契丹人果然胆怯起来，不敢进攻了。
最后，双方签订了“澶渊之盟”，大宋北方的一些领土得到了保全。
寇准力主真宗涉险亲征，这在大多数人眼里都是一条不可取的路，然而正因如此才避免了宋朝亡国的命运。人们不愿冒险走自己认为是不清楚的路，这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有时候只有那些他们认为不安全的路才是真正合乎“道”的，是顺应事物发展趋势的正确之路。在这一点上，只有像寇准这样的有远见的人才能坚持正确方向。
在面临紧要关头的时候，因为人们缺乏远见，更加不容易看清前途，这种时候尤其容易选错了路。
公元９7９年初，宋太宗御驾亲征北汉，北汉主刘继元走投无路，只好投降。面对这巨大的胜利，宋太宗心花怒放，难以自持，他不顾兵疲财缺的现状，主张乘胜伐辽，收回被辽占据的燕云十六州。
宋朝大将潘美反对此议，他对宋太宗恳切地说：“我军大胜，此刻也不能志得意满，轻敌冒进。眼下尚需稳定形势，巩固胜果，士卒也需要休整。”
但是宋太宗求胜心切，坚持大举北进，快到高梁河时，宋军遭到辽军的伏击，损失惨重，宋太宗一时也不知去向。
当时，宋太祖赵匡胤的长子、武功郡王赵德昭也随宋太宗亲征，他手下的将领猜测宋太宗不是被杀就是被俘了，于是私下商议立赵德昭为帝。众人讨论过后，就去劝说赵德昭：“皇上失踪，想必已经蒙难。如今军心不稳，大敌当前，郡王如不当机立断，承继大统，恐怕变乱不止。恭请郡王速即帝位，以此平定军心，号召天下。”
赵德昭面对众将拥立，一时心动。本来宋太祖赵匡胤去世时没将皇位传给儿子赵德昭，却是传给了弟弟赵匡义，就让赵德昭很是郁闷。但是后来他为了避免宋太宗的猜忌，就处处表现得恭敬，丝毫也不敢表现出自己的怨尤，这才君臣相安无事。此时面对众将的拥立，在最初的欣喜过后，他开始考虑这件事关系太大，万不可因贪图帝位而犯下致命之祸。虽然在众人看来，此刻走上帝位是顺理成章之事，但如果太宗并未蒙难，一旦回来看到他轻率即位，必然不会放过他，到时候大难就要临头了。
于是他故作愤怒之状说：“皇上生死未明，大敌在侧，尔等不思报国杀敌，却在这里胡言乱语，动摇军心，这是忠臣所为吗？我为皇上臣子，誓死效忠皇上，岂能受你们的唆使，干下这等大逆不道之事？你们真是昏了头了！”
众将面面相觑，口中只好自称有罪，但是心里未免异样。
为了安抚他们，赵德昭又低声说：“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可是荣辱之事，岂可操之过急？再说赵氏江山谁做皇帝都是一样，我岂能趁皇上危难而行其私呢？倘若皇上真的遭遇不幸，为了宋室江山，我还是不会令各位失望的。”
众将皆服其义。第二天早上，宋太宗被杨业父子救回，安然无恙，众将又深服赵德昭的慎重了。
在不同情况下看来，同样的路表现的状况也是不一样的。当天还是光明一片，第二天就变成了灾祸之源。因此在选择该走哪一条路的时候不可不慎重，尤其应该带有一双睿智的眼睛，顺应大道，不可逆道而行。
〈原典〉：
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老子·五十七章》）
〈释义〉：
政令愈繁琐，人民愈贫困；社会上以暴力手段获取利益的行为愈多，国家也就愈是难以治理。人们的技能愈是巧妙高明，反常的东西也就日益增多。法律愈是严苛，盗贼反而愈是难以遏阻。
多忌讳，往往是那些心理脆弱不堪一击的人忌讳多，而无所顾忌的人心理健康，自然不需要什么忌讳。而忌讳多的人往往一旦被触犯，就会怒不可遏，做出些失常的举动来。如果是天下多忌讳，也就是国家的法令繁琐严苛，那人民不知道自己哪里一不小心就会触犯了法令，做起事来小心翼翼，不敢稍越雷池一步，为求自保，自然也就宁可少做少错，这样也就谈不上什么发展了。那么“民弥贫”也就是显而易见的事了。
“民多利器，而邦家滋昏；民多智能，而奇物滋起；法令滋彰，而盗贼多有。”这段话说来就像是在专为今日欧美社会所言一样。文明愈是先进，物质基础愈是丰厚，利器、智能、法令愈是增多，祸患反而愈深了。这是因为人们的自身修养并没有像迅速发展的物质基础一样发展起来，当人心不能够顺其自然、清静平正时，面对种种利器、智能、法令，自然也就容易盗贼奸伪迭起了。
美国的富裕已经成为世界上的一个象征，有许多国家的平民会想要移民到美国去，认为那里有着许多机会和发展的空间。不错，美国有着丰富的物质基础，人民的生活水平很高，可是从另一方面来讲，美国又是罪犯的天堂。在那里一个人如果犯了罪也不一定就会被绳之以法，因为律师会尽可能地寻找法律的漏洞来为之开脱，例如有的律师会教酒后驾驶的人在被警察拦下来以后，当着警察的面喝酒，这样警察就没有证据证明他体内的酒精是在被拦下来之前就存在的了，因而也就没有办法告他酒后驾驶。而枪支的普及更是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不稳定，因为枪支买卖携带的随意，使得美国不断出现各种枪击事件，甚至是发生在校园里。
虽然说种种犯罪行为的增多，或许是许多国家的社会问题，但是不可否认这些犯罪行为的增多，是由于现在物质生活的丰富刺激下的一个结果。这也是“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的具体表现。
明太祖朱元璋刚刚即位不久，发现官员腐败之事已经开始迅速蔓延：刑部尚书收受罪犯贿赂，指示属下把罪犯放走，用死囚来替他坐牢；宝钞提举司和户部官员勾结，印了七百万锭纸币，自己私吞了一百四十三万锭；兵部侍郎借抓捕逃亡军人的机会，收受军人家属贿赂二十二万锭……而那些地方官中的贪污程度更是惊人。
做为一个农民出身的皇帝，朱元璋非常痛恨贪污腐败，他采取了中国历史上最严厉的措施来惩贪。他规定凡贪污六十两的，就剥皮食草，摆在衙门前示众。按说这一规定已经残酷至极，不想他后来公布的政策更为极端：“今后犯赃的，不分轻重都杀！”
朱元璋生性苛细，连多用一张信纸在他眼里都算贪污。翻开《大诰三编》，你会看见皇帝亲自惩办的贪污案里，有这样一些赃物：“收受衣服一件、靴二双”，“圆领衣服一件”，“书四本，纲巾一个，袜一双”。
朱元璋对贪污之官，宁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他规定，凡有贪污案件，都要层层追查，顺藤摸瓜，直到全部弄清案情，将贪污分子一网打尽为止。但是这样做虽然可以使贪吏无所遁形，可是在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却也易生流弊，审理者务为严酷以当上指，株连蔓引，往往累及无辜，有时候连坐冤杀的甚至达数万人之众。
虽然惩贪措施如此严厉，腐败却从来没有绝迹。大的腐败案消失了，小的腐败却仍然层出不穷。固然说官员们的贪污之风由来已久，一时难绝，但朱元璋的低薪制无疑在加剧着腐败的蔓延。史称明代“官俸最薄”，正一品官月俸米八十七石，正四品二十四石，正七品七石五斗。合成银两，一个县令月收入不过五两，折换成现在币值，1000元左右。我们要知道，这五两银子不光要负担县令个人的生活，还要供养家庭，支付师爷们的工资。因此，如果不贪污，大明王朝的官员们根本活不下去。
朱元璋却从来没有想到应该提高官员的待遇。他从道德高度出发，理直气壮地认为官员们都是用孔孟思想武装起来的人，理所当然地应该不计报酬，敬业奉献。然而，皇命也不能剥夺官员们糊口的权利，况且朱元璋一个人毕竟监督不过来普天下所有官员。随着朱元璋惩贪力度的不断加强，用“书四本，纲巾一个，袜一双”之类标准衡量出的贪污“案件”暴露得越来越多，在朱元璋眼里，腐败已经发展到了“无人不贪”的程度。
在这种情形下，再加上朱元璋惩治贪官污吏时往往不遵守自己修订的《大明律》的规定，而受自己情感的影响，经常出现轻罪重判，无罪枉断的现象。据说，洪武时期的大臣每天早朝前，定要与妻子诀别安排好后事，如同上刑场一般，意谓此去凶多吉少。下朝后合家欢悦，庆贺又活过了一天，真是“度日如年”。
我们可以想象，在人皮草囊相伴下，那些明朝的官员们的心境是如何忐忑不安，而且薪水又少得几乎养活不了家人，收一双袜子都要被砍头，这种情况下官员们又怎么能安下心来处理政事呢？所以虽然朱元璋惩贪的力度举世罕有，可是不仅不能使贪污之行绝迹，而且也没有使得明朝出现“贞观之治”或是“康乾盛世”那样的大好局面。
这也就是老子所说的“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的体现了，虽然朱元璋重典严刑，可是朝廷中贪污不断，百姓中起义不断，实在是没有达到真正治贪倡廉的效果。可见，规矩太多并不一定是好事，想将事情处理好，不能光靠立规矩，还得真正将法令与社会现实相结合，不能不顾实际。
〈原典〉：
和大怨，必有余怨。安可以为善？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故有德司契，无德司彻。无道无亲，常与善人。（《老子·七十九章》）
〈释义〉：
无论如何化解深重的怨恨，必然还会残留难以消除的余怨，这怎么能算完善？所以圣人待人即使被伤害了，也不会利用有利的地位去报复。有德的人只给予别人而不向别人索取，这就像拿着契约却不去逼债一样。无德的人像掌管税赋的一样，只向人索取而不给予别人。天道虽不偏袒，但却护卫有德者。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争斗，如果不懂得宽容，那么你就难免要处处树敌，寸步难行。而对老子来说，不记旧怨还不是宽容的最高境界，真正懂得宽容的人放弃报复对方的想法，热情大度地待人，求得人与人的谅解、和谐。
一位名叫卡尔的卖砖商人，由于另一位对手的竞争而陷入困难之中。对方在他的经销区域内定期造访建筑师与承包商，并告诉他们：卡尔的公司不可靠，他的砖块不好，生意也面临即将歇业的危险。卡尔对别人解释说他并不认为对手会严重伤害到他的生意。但是这件麻烦事使他心中生出无名之火，真想“用一块砖来敲碎那人肥胖的脑袋作为发泄”。
“有一个星期天早晨，”卡尔说，“牧师讲道时的主题是要施恩给那些故意为难你的人。我就把在上个星期五，我的竞争者使我们失去了一份25万的订单的事跟牧师说了。牧师却教我们要以德报怨，化敌为友，而且他举了很多例子来证明他的理论。当天下午，我在安排下周日程表时，发现住在弗吉尼亚州的我的一位顾客，正因为盖一间办公大楼需要一批砖，对方所指定的砖型号并不是我们公司制造供应的，而与我的竞争对手出售的产品很类似。同时，我也确定那位满嘴胡言的竞争者完全不知道有这笔生意机会。”
这使卡尔感到为难，是遵从牧师的忠告，告诉对手这项生意的机会，还是按自己的意思去做，让对方永远也得不到这笔生意?那么到底该怎样呢?卡尔的内心斗争了一段时间，牧师的忠告一直萦绕在他心田。最后，也许是因为很想证实牧师是错的，他拿起电话拨到竞争对手家里。
接电话的人正是他本人，当时他拿着电话，难堪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卡尔还是礼貌地直接告诉他有关弗吉尼亚州的那笔生意。结果，那个对手很是感激卡尔。卡尔说：“我得到了惊人的结果，他不但停止散布有关我的谣言，而且甚至还把他无法处理的一些生意转给我做。”卡尔的心里也比以前感到好多了，他与对手之间的误解也获得了澄清。
太过顺遂的人生反而是不好的，只有经历挫折才能让人真正成熟起来。如果一个人能以这样的心态去看待曾经伤害自己的人，那么他也就悟透了宽容的含义。
宽容意味着给予，给予别人能使自己变得更加丰富。刻薄意味着摄取，摄取得太多则容易干涸。宽容是有力量的表现，而刻薄却是力量不足的流露。
宽容是人类情感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这种情感能融化心头的冰霜，驱散眉宇的阴翳，焕发出重整旗鼓的力量，使你留得青山，可图再起。
宽容是一种无声的教育，“唯宽可以得人”，宽容最终将使伤害你的人情愿或不情愿地走向道德法庭的被告席位，或者受到这宽容的巨大感召，放弃伤害，归顺于美好的人际中来。
宽容是人类性情的空间，这个空间愈大，你的情绪就会有转折的余地，就愈加不会大动肝火，纠缠于鸡虫之争；宽容别人，给别人留条后路，别人才会报之以宽容，这也为自己留下了余地；从某种意义上说，宽容别人也是宽容自己，保护自己。给别人留一些空间，你自己将得到一片蓝天；一个宽容的人，到处可以契机应缘，和谐圆满，微笑着对待人生。
还在为受到的一次伤害怨气满腹吗？还在为自己的不平寻求报复吗？何苦来呢？人生不过短短数十载，多包容一些，让心境更平和一些，你不是可以活得更轻松一些吗？
【智慧故事】
说一说幼儿教育指南。不同年龄的孩子，有对不同的道德感受。为使孩子健康成长，理应这样来做：
3～4岁的孩子。这个年龄段的孩子的道德感体验不深，往往容易随着成人的判断而改变。他们的道德判断容易受到成人的暗示，只要大人说是好的，或他自己觉得有兴趣的，就认为是好的。反之，则是坏的。同时，他们判断某件事情，只凭结果，而不注意行为的动机。因此，这就需要大人们以身作则，自己良好的行为规范就是孩子最好的榜样。让孩子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越早越好。在给孩子讲道理的时候，把你想要强调的道德规范设计在美好的结果中，效果会比从头到尾大讲道理要好。
4～5岁的孩子。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已经掌握了生活中的一些道德标准，而且开始注意别人对自己行为的关注，同时，他也开始关心其他人的行为是否符合道德标准。所以，做为家长，应当要多表扬孩子良好的行为习惯。因为表扬是一种良性的强化刺激，孩子会因为遵守道德规范而感到由衷的高兴。
5～6岁的孩子。这个年龄段的孩子，道德感的发展开始趋向复杂和稳定，对好、坏、对、错，他们已经有了比较稳定的认识。同时，他们开始注重某个行为的动机、意图，而不单从结果来进行判断。作为孩子们的家长，必须注意孩子的道德标准基本上开始稳定，这时，如果对某些事物有不同的看法，最好用讲道理的方法来说服他。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已经能理解您对事物前前后后关系的分析，他会体谅您的用心。
另外，家长们要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也是一种能力，从心理学上来说，就是移情。学龄前的孩子已经具备了较强的移情能力，他人的情绪状态可以引起他一致的情绪反应，在培养孩子的道德感时，要在日常生活中见物则诲，引导他设身处地去体会他人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