躁极则昏，静极则明

【原文】

时当喧杂，则平日所记忆者，皆漫然忘去；境在清宁，则夙昔所遗忘者，又恍尔现前。可见静躁稍分，昏明顿异也。

【译文】

每当环境喧嚣心情浮躁时，平日所记忆的事物就会忘得一干二净。

每当环境安宁、心神平和时，以前所遗忘的事物又会忽然浮现在眼前。

可见浮躁和宁静只有一点区分，灵智的昏暗和明朗就会迥然不同。 【解读】

静和躁是我们情绪中两种不同的状态，这两种情绪给我们带来的效果却明显地不同。在吵闹的环境中，人的情绪很容易受到干扰而失去理智，也许会做出什么让人后悔的事情。在安静的环境中，心情平静，对事情的考虑就会缜密周详，此时对自己进行反省也会取得好的效果。如果一个人能修炼到即使在喧闹中也能保持冷静的头脑的地步，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才算具备了取得成功的心理基础。 【事典】

兴文字狱，掀起惊涛骇浪

在洪武年间的文化专制中，属文字狱最为严厉，因而也最为有名。朱元璋大兴文字狱，在文字上吹毛求疵，用以控制文人士大夫，剪除异己，诛杀文人儒士。所谓文字狱，就是朱元璋通过挑剔文字的过错而兴起的大狱，不管是上级表笺，还是平日写就的只言半语，也不管是自己写的，还是抄别人的，都可以作为文字狱的罪证。文字狱是专门对付文人士大夫的一种“特刑廷”，是洪武年间朱元璋实行思想钳制，巩固专制主义皇权统治的重要手段。朱元璋对文人士大夫由信到疑，由委以重任到大肆杀戮，并非突发奇想所致，而是有内外原因的。朱元璋是一位身经百战的马上皇帝，武能指挥千军万马，驰骋疆场。同时，由于他的勤奋好学，建国时，已是满腹经纶、博通经史的天子了。洪武年间，各项朝仪、礼仪、法律、科举、学校等规章制度均出自文人之手。朱元璋深知，马上功夫可以得天下，但不能治天下；乱世

用武，治世用文。因此，明王朝建立后，他重用文人。应该说到这个时候为止，朱元璋都不是个心眼小的人，也不怎么挑剔文字，但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却给了朱元璋很大的震动。据《闲中古今录》记载，由于朱元璋重用文人治国，使得身经百战、劳苦功高的淮西集团的公侯们很不服气，说武将流血打的天下，却让这班瘟书生来当家。他们多少次向皇帝诉说，

他都不理会。公侯们商量了个主意，一天又向朱元璋告文人的状，朱元璋还是老一套，世乱用

武，世治宜文，马上可以得天下，不能治天下，总之治天下是非用文人不可的。有人就说：“您说得对。不过文人也不能过于相信，否则是会上当的。一般的文人好挖苦毁谤，拿话讽刺人。例如张九四一辈子宠待文人，好第宅，高薪水，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把文人捧上天。做了王爷后，要起一个官名，文人替他起名士诚。”朱元璋颇感迷惑，就问：“这名字不是挺好的吗?”那人说：“不然，陛下，张士诚被他所宠信的文人给愚弄了!《孟子》书上有：‘士，诚小人也。’这句也可以破读成：‘士诚，小人也。’骂张士诚是小人，他哪里懂得。给人叫了半辈子小人，到死还不明白，真是可怜。”朱元璋听了这番话，查了《孟子》，果然有这句话。事后，他心想自己本来就没有多少知识，说不定文人们也会借机讽刺自己。以前朱元璋看地方三司官和知府、知县、卫所官员逢年过节和皇帝生日以及皇家有喜庆时所上的表笺时，虽见上面都是陈词滥调，但因为上面说的都是颂扬话，所以朱元璋读了还是很高兴。但是现在就不同了，有了“张士诚”这个前车之鉴，朱元璋便开始注意臣僚，尤其是文人儒士们上的表笺了。这可以说是文字狱的导火线。但从实质上讲，即使没有这故事，随着朱元璋对文人儒士的猜忌心理的加重，杀戮文人士大夫也是早晚的事。这是封建专制主义皇权发展的必然结果。古时候的人们很注重自己的出身。朱元璋虽然当上了皇帝，但他的出身并不好。他小时候给人放过牛，当过和尚，后来又参加过农民起义。他很忌讳人们提起这些事情，认为这是一种耻辱，和自己的皇帝身份不相配。因为他当过和尚，而和尚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光头，所以“光”、“秃”这一类的字对他来说是犯忌讳的。和尚又称僧，所

以僧这个字也觉得刺眼，甚至连与“僧”同音的“生”字也犯忌讳。红巾军被地主阶级骂为“贼”、“寇”，而朱元璋又以红巾军起家，他最恨别人骂他当过“贼”，推而广之，连与“贼”字音相近的“则”字也很讨厌。很多官员由于不知道朱元璋的这些忌讳而糊里糊涂地丢掉了脑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