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恶莫作，众善奉行
【原文】
反己者，触事皆成药石；尤人者，动念即是戈子。一以辟众善之路，一以浚诸恶之源，相去霄壤矣。
【译文】
一个经常自我反省的人，不论接触任何事物，都会变成自惕的良药。
一个经常怨天尤人的人，他的思想一动，就是带来杀机的邪念。
可见自我反省是通往行善的途径，而怨天尤人却是流于恶罪的渊薮。两者的分别真有天壤之别。
【解读】
有过错并不是什么坏事，只要能从过错中吸取教训，坏事就变成了好事；相反，有了过错就找很多理由推脱责任，或者拒不承认过错，那就是错上加错了，平凡之人，谁能没有过错？
关键在于自己对待过错的态度如何。能自我反省的人，犯了过错就会把它变成医治自身疾病的良药，而怨天尤人的人，犯了过错就会把它变成伤害别人的利器，两相比较，其结果就不言而喻了。
【事典】
仁礼并用，其效无穷
曾国藩一面肃清湖南境内民众的反抗，一面又扩充他的部队而成为湘军。对于练兵、带兵，他本是十足的外行，可是他凭着读书、修养而成的一套“明理”工夫，竟把一支地主武装练就出来。曾国藩首先提出治兵的理论说：“带勇之法，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仁者即所谓欲立立人，欲达达人也。待弁勇如待子弟之心，常望其成立，望其发达，则人知恩矣！礼者即所谓无众寡、无大小、无快慢，泰而不骄也。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伊然人望而畏之，威而不猛也。”“持之以敬，临之以庄，无形无声之际，常有凛然难犯之象，则人知威矣！守斯二者，茧蛮貊之邦行矣，何保勇之不可治哉？”
仁与礼是治国治民的大经大法，曾国藩用这套理论来治兵，确有成效。当时他对士兵的要求，不仅是在营要做良兵，还要外出能做良民。他曾说：我辈带兵勇，如父兄带子弟一般，无银钱，无保举，尚是小事。切不可使他困扰民而坏品行，因嫖赌洋烟而坏身体。个个学好，人人成材，则兵勇感恩，兵勇之父母妻子也感恩了。以仁礼来治兵，是儒家的倡导，他们认为如此这样军队自是王者之师了，王者之师可以无敌于天下，所以曾国藩以书生来带兵，就是走的这条路。
“如父兄带子一般”，这就是曾国藩带兵的秘诀，他说，“将领之管兵勇，如父兄之管子弟，父兄严者，其子弟整齐，其家必兴；溺爱者，其子弟矣纵，其家必败。”蔡锷评论道：“带兵如父兄之带子弟一语，最为慈仁贴切。能以此存心，由古今带兵格言，千言万语皆付之一炬。”《淮南子》云：“众之所助，虽弱必强；众之所去，虽大必亡。”人心的向背，民众的支持与离异，关系到部队的生死存亡，这个道理曾国藩显然明白，所以他再三嘱咐所属各部，以爱民为本。
他说：“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须日日三令五申，视为生命根本之事，毋视为装璜粉饰之文。”
正是为了获取民心，咸丰八年（一八五八年），曾国藩在江西建昌军营中写了通俗晓畅的《爱民歌》。曾国藩写作《爱民歌》不完全是一种策略，他也是有感而发。他说：我近年从事军务，每驻扎一处，我就走遍城镇与乡村。看到的
是没有不毁坏的房屋，没有不砍伐的树木，没有不遭破败的富户，没有不受欺压的穷民。大概被贼寇损害的占十分之七八，被官兵毁坏的占十分之二三，令人触目伤心。我在私下喟然长叹：行军危害百姓竟到了如此地步啊！所以每次委任将校，我总是告诫他们，一定要把禁止骚扰百姓放在第一位。这大概是促使他写作《爱民歌》的心理原因。
有了《爱民歌》并不一定万事大吉了，老百姓看惯了官样文章，装璜粉饰，自然也就不以为然。他们更看重实际行动。曾国藩也想，区区一纸文告，怎么能马上得到百姓的欢心呢？他建议部下深入到百姓中去，亲自训导，将自己的真情实意完全表达出来，这样百姓才会心说诚服。尤其是在审判诉讼后，当堂告诫，这样才会足以感人。见效最快的就是勤听诉讼，为百姓伸冤鸣屈，打抱不平。尽管有了《爱民歌》，但骚扰百姓的事还是屡屡发生、在泾县就出现了抢人掳物的事件，虽然为首的被砍头示众，但老湘营的的统管却一味开脱自己的责任。曾国藩写信给了严厉的斥责，大意如下：
你们说这件事与你们营无关，未免太自信了。一般说来省辖既多，一定有耳目难以周详的时候，也一定有号令不执行的地方。我治军多年，时刻警告士兵严禁骚扰百姓，每次遇到有人告我的部下骚扰百姓的案件，都不敢护短拒绝别人的控告，不敢相信我的士兵都是善良的，也不敢怀疑控告的人都是诬陷。而你们对于这类案件，事前既没有防范，事后又袒护部下，坚决拒绝别人的控告，那么你的士兵从此就会
更加肆无忌惮，官民从此就更不敢对军队说实话，想使他们不仇恨军队怎么可能呢？想当初你们驻扎在泾县时施行了发粥搭棚的惠政，泾县百姓没有不歌颂的，每当我想到这里就欣慰不已。在这营规初坏，声名锐减之际，如果能严于自治，切实整顿营规，保全往日声名，那百姓自有公道，他们也会化怨恨为赞美的。不然的话，以爱民始，以扰民终，先后判若两人，这不是我委任你们的拳拳之心。望你们对这番话严肃对待，认真体会。
了解你的心意。就是真话，也不妨多说几句，但是不可以攻击了他人的隐私为首，尤其不能背后诋毁他人的短处。
驭将之道，最可贵的是开诚布公，而不是玩弄权术。
曾国藩说：我们应该永远诚心待人，虚心处世。心诚则志专而气足，千磨百折而不改变初衷，终有顺理成章的那一天。心虚而不讲客套，不挟私见，终有为大家所理解的那一天。
用兵久则骄情自生，骄情则未有不失败的。“勤”字可以医治怠惰，“慎”字可以医治骄傲。在这两个字前，还须有一“诚”字作为根本。一定要立志将此认识透彻，坚持到底。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鬼神也回避。这是说的对自己诚实。人天生是直爽的，与军人交往时，直爽就显得尤为珍贵。文人的心多曲、多歪、多不坦白，往往与军人水乳不融。文人必须完全除去歪曲私心，事事推心置腹，使军人粗人坦然无疑。这是说的交往中的诚实。以诚为本，以勤字、慎字为用，也许可以避免大灾大败。
自古以来，中国驾御外国，或者是恩情，或者是威信，总之离不开一个“信”字。并不一定明显违背条约，或者放弃承诺，才算是失信；即便是纤细之事，谈笑之间，也必须真心实意办理或说出。心中对他只有七分，外表不必假装十分。既然已经通和讲好，那就要凡事公平合理，不使远方的人吃亏，这就是恩信。至于令人敬畏，全在自立自强，不在装模作样。面临危险有不屈不挠的气节，面对财宝有不沾不染的廉洁，这就是威信。这两种作法，看似迂远而不着边际，实际上质朴而耿直，可以在无形之中消除祸患。
从做人，到治军，到治国，曾国藩所信奉的只有一个“诚”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