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开始的几个小时，我们一直在重复昨晚聊过的事情，就像第一次说到一样，很自然地展开话题。只不过这一次，绿色的录音灯一直在闪烁。

“那天晚上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奇怪的声音，或者响声之类的？”

“你是几点发现他失踪了的？”

我和昨晚一样，照实说了所有的事情。他皱着眉点了点头，好像再次听到这个故事时，依然会为它着迷。结束的时候已经快傍晚了，一眨眼的时间，一天就在餐厅这张桌子上过去了。

该说的都说完了之后，韦伦伸出手来，按下了开关，关掉了闪烁的绿灯。

“今天就到这里吧。”他微笑着说。

我看着他收拾东西，行云流水般有条不紊，就像同样的动作重复过无数遍一样。也许，这套流程他真的重复过无数次了。突然间我意识到，我并不特别。

我的故事，梅森的事情，对他来说只是生意。工作而已。

“我有东西要给你，”我突然想起了今天早上我给他整理的那份警方笔录，我侧过身去，把它们从包里翻了出来，“我把知道的都告诉你了。不过，也许再读一遍会有所帮助吧。”

我把那沓东西递给了韦伦，他接过去打开，眼睛在第一页来回扫视着，然后用拇指搓到第二页、第三页。他慢慢地、有条不紊地浏览着资料，我知道他在找什么，因为同样的事情我也做过几百次。那里面有梅森的失踪人口报告、他的照片以及外貌描述—棕色头发，绿色眼睛，失踪时穿着翼手龙条纹睡衣，体重二十五磅，身高三十三英寸，十八个月大的年纪，以及一张寻人启事。我记得寻人启事上的那张照片，是我用笔记本电脑编辑的。我把照片拖到屏幕的中间，用软件把它裁得方方正正的，明知道没有意义，可这个现实还是残酷到令我茫然。这是一年前我说服本跟我们一起出国旅行时，给梅森办理护照时拍的照片。当时我把他放在一张白色的毯子上，想办法让他不要乱动，然后抓拍到一张有他正脸的照片。这流程虽然奇怪，但十分必要，因为说实话，那么大的孩子看起来都一样—圆嘟嘟的脸，头发稀疏，嘴唇湿湿地噘着，像条大口喘气的鱼。

我看到韦伦又往后翻了一页。也许他正在看我们家的现场照片，空空的婴儿床，开着的窗户，还有外面泥地里的脚印。又或许是在看我和本那几十页的讯问笔录。一开始面对讯问时，我们惊慌失措到把客厅的沙发抠出了一个个的指甲印。后来，我们又去警察局接受过无数次的讯问。他们将我们分开讯问，试图找到我们其中一人，甚至两个人的破绽，然后戳穿我们的谎言。那时的我望着我们之间的那堵墙，我知道本就在墙的另一边，我能感觉到他，就像你能感觉到有人在一扇紧闭的门后徘徊，仿佛错位的时空。

当时我闭上眼睛，想听听本跟警察说了什么，关于梅森，关于我。我们的描述几乎一字不差，我不明白这为什么不能说明问题。我们都在家，都睡着了，也什么都没听到。

“谢谢。”韦伦说着，把那沓资料放回桌子上。我突然有种控制不住的心痛，他那么快就看完了手里的东西，所有的东西。那是警察关于梅森案件的所有资料，或者至少是能提供给我们的所有资料。那些资料就那么夹在两块板子中间，薄到甚至可以塞进手提包里。

“你拿走吧，我还有一份。”我说。

“你介意我联系这些人吗？”他问道，轻轻拍了一下文件夹的侧面，然后把它塞进了公文包，“比如采访一下他们？家人、朋友、本……”

“家人不行，”我打断了他，“请不要打扰他们。”

“好的，没问题。”他回复道。

“朋友可以，”尽管我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朋友了，“邻居也行，但是本……”

我停了下来，不知该怎么委婉地表达。我伸手去摸面前的杯子，手指在杯子边缘不停摸索着，虽然杯子里什么都没有。

“本不会愿意配合的。”我终于开口道，“而且说实话，我现在做的这些，他都不支持。所以，我希望你最好不要去找他。或者至少把他留到最后。这样他就不会那么快来找我，让我停止现在做的这一切。”

“好吧，”他妥协了，“但你知道的，你们是梅森的父母。如果只有你一个人参与，会显得有点片面。”

“我知道，我知道别人会怎么看。”

“这看起来有点离谱。你懂的，就像他一点也不愿意在找孩子这件事上出力。”

“人们还说我在利用失踪的儿子来牟利，所以我学着不去在乎别人的看法。每个人都有自己悲伤的方式。”

我又想起了波弗特的那个码头工人，想起我们看着那只海豚用鼻子推着它死去的孩子在港口游来游去的时候，他湿润的双眼。

“那一定很难吧。”韦伦突然话锋一转，“本来应该是两个人一起面对的事情，结果变成你一个人的坚持……”

我抬起头看着他，简单几个字在我的心里扯开了一个口子。他说的一点没错，明明应该两个人一起面对的，却变成我一个人固执的坚持。

“是啊，”我摸着那枚偷偷藏在衬衫下的戒指说，“我们只是处理问题的方式不同。我基本上睡不着，做任何事都没法集中注意力，我只关心这个案子，我想知道每一个细节，至于本……嗯，我也不知道。”

我强迫自己咽了下口水，深吸一口气。我感觉我的眼睛酸胀不已，血压飙升。

“他认为我一个人就可以了，而且他不是例外，还有人也是这么认为的。”

因为我想起了多齐尔警探，他提到我的演讲时，不，用他的话来说是“表演”时，语气里充满了不赞成。

“警察在梅森失踪几个月以后跟我们说，他生还的可能性不大了。”我接着往下说，“从统计学的角度上讲，就算找到他，大概率也只是……遗体。”

韦伦沉默了，我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了同情。

“他们建议我们放下，但我做不到，我不能就这样放弃。”

“任何人都没权利要求你这么做。”

“对。”我摇着头说，“我不认为谁有资格说这样的话，但是我丈夫他想试着放下了。当然，不是忘了梅森，而是继续生活。他想让我和他一起参加悲伤辅导小组的心理治疗，可我还没准备好。我让他很为难。”

韦伦点点头，瞥了一眼墙上的那些照片。如今，这栋房子的存在犹如一根扎在记忆中的刺，时刻提醒着我们被夺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收集这些的？”他指了指那面墙说。

“他失踪的几个礼拜后吧，在警方那边的调查没什么进展之后。”

那时的我，对于周围人轻易放下这件事，仿佛一切都没发生过一样的表现感到震惊。我第一次演讲是在新闻播出的几天后，在一所高中的体育馆里。听众的椅子是本和我摆的，几十张金属折叠椅被我们一排排摆好，整个体育馆座无虚席，仿佛全城的人都来了。他们人挤人地靠在垫子上，全神贯注地听着我说的每一句话。听了我的故事后，我感觉他们愿意竭尽所能、不顾一切地帮我找我的儿子。但一周后的另一场演讲上，人明显少了很多。那些志愿者一开始也很上心，他们负责收集热心群众提供的线索、分发传单，但只过了几个月，他们就失去了兴趣。他们厌倦了我的故事，很快就被新的故事吸引走了，毕竟我的故事已经是过去时，激不起他们内心一丁点的涟漪了。我开始考虑回复收件箱里无数封《真实罪案》的节目邀约。虽然我无法理解这些人对暴力和痛苦的迷恋，但至少他们在乎。

“一开始的时候没有这么大，”我边说边往照片墙那边走，“只是把桌子上的一些东西搬到墙上，这样我就能看得更清楚。”

然后它就开始一点点扩散，仿佛拥有了生命一样，蹑手蹑脚地向角落蔓延、变异、扩张、生长，犹如失控的肿瘤。

“这些信息给你提供任何线索了吗？”

“大部分是麻烦。”

“麻烦？怎么会？”

眼睛扫过这些文章和照片的时候，我叹了口气。望着那张巨大的城市地图，我想起把那些深红色小图钉一个个插进去，然后退后一步看它时，自己的震惊。

“这些都是性犯罪者，三十英里内所有登记在案的性犯罪者。”我指着那些红色的图钉告诉韦伦。我永远也无法忘记，当我发现他们已经蔓延到我们的街道、社区，我宛如一只被惊动了的、从巢穴里流窜出来的昆虫，我的后背冒出了一层冷汗。他们就像癌细胞一样繁殖、扩散，直到把整张地图都染成触目惊心的血红色。

“这些人应该都被调查过吧？”

“当然，那些所犯罪行比较严重的，”我指着打印出来并钉在旁边的表格对他说，眼睛一页一页地扫着表格里的姓名和地址，“猥亵未成年人、保存儿童色情作品、强奸。有成千上万个这样的罪犯，可警察只是排查了个大概而已。”

韦伦也站了起来，走近去看那张地图，也许和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一样，忽然意识到了这件事的严重性。这些小红点似乎无处不在，他们可能是我们的邻居、同事，甚至是朋友。

“那你做了些什么呢？”他小声地问。

我没说话，安静地盯着那些红色的小图钉，脑海里浮现出守夜那晚多齐尔警探躲进树林里注视我的样子。

“我建议你不要采取任何过激的行为。”

“杂货店以前有个年龄比较大的男人，一直很喜欢梅森，”我面无表情地说，“那时候，他经常在围裙口袋里放些贴纸，在结账时送给孩子们。他的性格很好，我挺喜欢他的，以前我总是在他那里排队结账，和他聊一下……直到我在名单上发现了他的名字。”

韦伦没开口，等着我继续往下说。

“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多齐尔警探，但他却不以为然。他说仅仅靠我的一面之词并不能算正当的调查理由，不足以说明什么问题。这让我觉得所有人都不再努力，不再关心梅森的案子了。于是有天晚上我跑去杂货店，亲自找他对质。”

我仍然记得他那时的表情，他冲着我笑，脸上的皱纹都被撑开了，然后他张开双臂，好像在等一个拥抱。而我的内心只有恐惧，一看到他，我便无法自控地咆哮着扑倒他，我的拳头像雨点一样落到身边所有东西上，直到其他店员从震惊中缓过神，冲过来把我拉到一边。

“公然猥亵罪。”我说着，眼睛依然盯着那面墙，说到他的罪名，我有些无法直视韦伦，“他当时喝了太多酒，在酒吧里摔倒了，之后还在警察面前撒了尿。就这样。”

我永远不会忘记照片里他蜷缩在地板上的样子，就像一个颤抖的球。回想起过去的种种，我甚至不敢确定自己是否真的认为他有嫌疑，也许我认为就是他，因为我注意到了他看梅森的眼神，他口袋里的那些贴纸，于是内心的那一小部分怀疑就把我往最坏的方面引导；又或许我只是在找一个替罪羊，一个释放我内心愤怒的出口。

那些愤怒积压得太久了，轻轻一碰便会炸裂。

“任何一个母亲都会做出同样的反应。”韦伦说的话听起来像是出于礼貌，像是想不到其他更适合的说辞了。

“他没有提出指控，所以警察也没有为难我。但从那以后，他们不希望我再惹出什么麻烦了。没过多久，本就搬走了。我想这件事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吧。”

房间里突然安静得让人难受，于是我开始啃指甲，想找点事做。突然，我感到一阵撕裂般的刺痛，撕裂处渗出的血瞬间染上我的舌头。

“你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职业？”我终于问了出来，也忍不住发出一声冷笑，“你怎么能忍受一遍又一遍地听这些故事？每当我去参加那些节目的时候，我总是在想这个问题。我问自己，人们为什么会从类似我这样的故事中获得乐趣？”

“嗯，是啊。”韦伦尴尬地把额头上的一缕头发拨开，“我实际上开始做这个是因为，呃……因为我姐姐被谋杀了。”

他的话刺痛了我。我深吸了一口气，突然有些喘不上来气。

我姐姐被谋杀了。

“对不起，我不是有意……”我抱歉地说。

“没关系，我理解你的想法，这确实是份病态的工作。”

“她怎么了？”我小心翼翼地问。我现在才意识到，飞机上的谈话、电子邮件里的交流、那天的晚餐，以及今天的采访，在我们这么多次见面之后，我从来没有停下来思考一下韦伦有什么样的故事。我已经习惯做一个讲故事的人，一个悲剧的主角，我从没想过问问别人有什么难言的痛苦。“你姐姐？”

韦伦耸了耸肩，回了我一个苦笑。

“这就是我要找的答案，我从二十三岁起就一直调查的案子。”

我看了一眼窗外，太阳很快就要落山了，天空在太阳消失前褪成一种不太自然的橘色。这画面让我突然意识到，在过去的三百六十八天里，我第一次没有像往常一样带着恐惧迎接即将到来的夜晚，而这种恐惧总是在我卸下防备、彻底放松的时候出现。这三百多个夜晚，只有我的思绪、回忆和灵魂陪着我，度过孤独难熬的时光。

而此刻，我看到了希望。

我感受到了，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虽然只有一抹微光，但它确实出现了。因为我发现了一些重要的事情，那就是韦伦和我的共同之处比我预想的要多。我们都是受害者，都用尽全力在黑暗中摸索着，找寻着答案。我们都被悲剧玷污，被失去的东西定义，做不到别人希望我们做的事，也做不到忘掉过去，无法继续原来的生活。

他和那些警察、邻居以及观众不同，我知道，他和别人不一样。这对他来说不仅仅是生意，也不是消遣或是工作。

这对他来说，是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