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人示己之诚，疑人显己之诈 【原文】

信人者，人未必尽诚，己则独诚矣；疑人者，人未必皆诈，己则先诈矣。 【译文】

一个信任别人的人，别人虽然未必全都诚实，但是自己却先做到了诚实。

一个怀疑别人的人，别人虽然未必全都奸诈，但是自己却先成为了奸诈。

【解读】

以诚相待符合做人的原则，只有以诚待人、以诚感人，才能团结人，哪怕是对你有成见的人，也能和你同归于好，不再与你为敌。相反，如果你疑神疑鬼，弄得大家惶惶不安，就会失去朋友，因为谁也不愿在一种怀疑的眼光下做事，所以用人就要做到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以诚相见，以信取人。 【事典】

从严以律己开始

封建社会里，读书做官、升官发财是绝大多数读书人所祈盼的。可曾国藩三十余岁，却官至二品，不可谓不显，他却发誓做官不为发财：

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官（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予不食言。此时侍奉高堂，每年仅寄些许，以为甘旨之位。族戚中之穷者，亦即每年各分少许，以尽吾区区之意。盖即多寄家中，而堂上所食所衣亦不能因而加丰，与其独肥一家，使戚族因怨我而并恨堂上，何如分润戚族，使戚族戴我堂上之德而更加一番钦敬乎？将来若做外官，禄入较丰，自誓除廉俸之外，不用一钱。廉俸若日多，则周济亲戚族党者日广，断不蓄积银钱为儿子衣食之需。盖儿子若贤，则不靠宦囊，亦能自觅衣饭；儿子若不肖，则多积一钱，渠将多造一孽，后来**佚作恶，必且大玷家声。故立定此志，决不肯以做官发财，决不肯留银钱与后人。若禄入较丰，除堂上甘旨以周济亲戚族党之穷者。此我之素志也。

曾国藩一生最大的长处，还在于立志去做的事，就一定能努力做到。既然发誓不发财，就恪守之。他一生以勤俭守，不仅教育诸弟、子女，且身体力行。曾国藩虽官总督，

每日吃饭十分简单。以一荤为主，有客时略有增加。赵烈文在日记中曾记载了他与曾国藩关于食谱的一段对话： 村官持一纸示师（曾国藩），师颌之。顾余曰：“此何物？足下猜之。”余说不敏。师曰：“此吾之食单也。每餐二肴，一大碗，一小碗，三蔌，凡五品，不为丰，然必定之隔宿。”余称佩佑德，因曰：“在师署中久，未见常馔中有鸡骛，亦食火腿否？”师曰：“无之。往时人送皆不受，今成风气，久不见人馈送矣。即绍兴酒方每斤零沽。”余曰：“大清二百年，不可无此总督衙门。”师曰：“君他日撰吾墓铭，皆作料也。”相笑而罢。

曾国藩穿的衣服十分简朴，布袍鞋袜，多系夫人、媳妇所做。他认为：“居家之道，惟崇俭可以长久，处乱世尤以戒奢侈为要义。衣服不宜多制，尤不宜大镶大缘，过于绚烂。”

二十岁时，曾国藩曾制一件缎马褂，只是在春节及喜庆日时穿上，珍藏三十年，不曾另行制备。

曾国藩嫁长女时，陪嫁的费用不超过二百两白银，遂成定制，直至嫁四女时，仍没有增加毫厘。

曾国藩以书生带兵，不爱财、不怕死，正应了岳飞所说的：“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则天下治矣。”可惜清朝二百余年的历史中，像曾国藩这样的官员仅是凤毛磷角。如果说，曾国藩在小的时候生活在湖南偏僻的山村，勤俭持家，

是能够做到的，那么，当他权倾天下，显赫一时，仍不忘勤俭，居安思危，这种远见卓识与坚忍的毅力，则是常人不易做到的。

直到晚年，曾国藩克己求过，严以自律仍不稍宽。他曾说：念吾平日以“俭”字教人，而吾近来饮食起居殊太丰厚。余闻隗时若将军言，渠家四代一品，而妇女在家并未穿着绸缎软料。吾家妇女亦过于讲究，深恐享受太过，足以折福。

余盖屋三间，本为摆设地球之用。不料工料过于坚致，檐过于深，费钱太多，而地球仍将黑暗不能明朗。心为悔慊。余好以“俭”字教人，而自家实不能俭。傍夕与纪泽谈，令其将内银钱所财目经理，认真讲求俭、约之法。

人而不勤，则万事俱废，一家俱有衰象。余于三四月内不治一事，于居家之道，大有所悖，愧悻无已！

这种勤求廉矩的精神是一般人所不可及的。

在他的日记中也充满了“律己”文字，此外，他还请求朋友和兄弟直言相告。他曾说：“安得一二好友，胸襟旷达，萧然自得者，与之相处，度吾之短。其次则博学能文，精通训诂者，亦可助益于我。”

许多居大位的人，就是因为听不到一句逆耳的话，听不到一句真实的舆论，结果把自己的前程葬送了。曾国藩这种

“勤求廉矩”、“喜闻诤言”的态度，是很难得的。

曾国藩还有一件持之有恒、终身不渝的自律事情，便是起早。他常说：

起早，尤千金妙方，长寿金丹也。外吾近有二事法祖父：一曰起早，二曰勤洗脚，似于身体大有裨益。

其实起早不仅有益于身体，于做事也大有裨益。湘军之所以有战斗力，便是能吃苦，而湘军起床早，吃饭早，也是比人家强的地方。

凡是律己廉矩的人，都是有坚卓志向的人。

曾国藩这样律己严刻。并不是仅仅表现在口头上，他是说到做到。我们看他立志写日记，直到他逝世的前一天，中间没有间断，便可见他做事是如何有恒了！

即使带兵打仗，也时时注意自律。他说：天下滔滔，祸乱未已，吏治人心，毫无更改，军政战事，日崇虚伪，非得二三君子，倡之以诚朴，道之以廉耻，则江河日下，不知所届。默察天意人事，大局殆无挽回之理。鄙人近岁在军，不问战事之利钝，但课一己之勤惰。盖战虽数次得利，数十次得利，曾无小补。不若自习勤劳，犹可稍求一心之安。

带兵的人最要紧的是得人心，而得人心的唯一途径，是

严于律己。只有以身作则，身先士卒，才能指挥将士，激励士气。曾国藩的战略本来平常，他所以能取得最后胜利，完全是严格要求自己的结果。

非但如此，曾国藩直到年已衰老，位居总督之职时，对于自己仍不肯稍失检点，他在日记中说：余日渐衰老，而学无一成。应做之文甚多，总未能发奋为之。忝窃虚名，毫无实际，愧悔之至！

日月如流，倏已秋分。学业既一无所成，而德行不修，尤悔丛集。自顾竟无剪除改徙之时，尤愧曷已。

到江宁任，又已两月余。应办之事，今未料理。悠悠忽忽。忝居高位，每曰饱食酣眠，惭愧至矣！

可见曾国藩的一生，没有一天不在监督自己、教训自己．也就因为这个缘故，使他在道德方面和事业方面，一天天的进步。

曾国藩一生讲求廉矩，在僚属与兄弟间，无时不以“做一个廉矩好官”相告相勉。明朝大将戚继光说：“居官不难，听言为难；听言不难，明察为难。”曾国藩不仅能“听言”，也善于“明察”。

曾国荃曾给曾国藩写了一封信，说了很多奉劝的话，曾国藩当即写信表示赞赏：

古代君主有诤谏的良臣，今天兄长有诤谏的贤弟。我近

来做官太高，虚名太大，我常常为听不到规劝讽谏而深深忧虑。如果九弟果真能随便什么事情规劝谏阻，再加上一二位严厉可怕的朋友，时时以正言相劝相勉，这样我就内有耿直的弟弟，外有敬畏的朋友，那么我也许能避免大的灾难啊！

凡身居高位的人，谁不败在自以为是上！谁不败在厌恶听到正直的进言上！

做官的人，尤其是做大官的人，更有做官做久了的人，一容易骄傲，二容易奢侈。有时虽不一定自己想这样，但往往是别人迫使自己这样。曾国藩就遇到过这样的事。

一天，曾国藩的属下李翥汉说，他依照别人的样式打了一把银壶，可以炖人参，可以煮燕窝，花费了八两多白银。

曾国藩听说后深感愧悔，他说：

现在百姓都吃草根，官员也多属贫困，而我身居高位．骄奢如此，并且还窃取廉洁节俭的虚名，真是令人惭愧得无地自容啊！以后应当在这些方面痛下针砭的工夫！

做官的人，比一般人办事方便得多；做大官的人，往往他想都没有想到，就已有人帮他把事办好了。不仅他自己是这样，就是他的家人往往也是一言九鼎，颐指气使，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无限风光尽被占去。这就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所以位高权重的人，就不能不对自己的行为特别小心，包括对自己家人的言语也当格外谨慎。

曾国藩涉世深，阅历广，谨慎异常。

由于他的处境，他的身份，他的地位，他的为人，自然有很多同乡去找他办事，一旦找他，大都是一些危急的事情，事情一危急，自然会有几分棘手，曾国藩遵守的是祖父的做法：“银钱则量力相助，办事则竭力经营。”这是一种很智慧、很圆融、也不失体面的做法。他也希望家人都这么做，但有一条是不得违背的，那就是家人莫干预公事。

早在道光年间，他就嘱咐家人，千万不能到衙门里说公事，否则，不仅会有失乡绅的气度，也会使他蒙受羞侮，同时会让地方长官难堪，被人所鄙薄。所以即使自家有事，情愿吃亏，千万不可与他人构成争讼，以免被地方长官怀疑为仗势欺人。

到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权势更大了，他也更加谨慎。

他在给曾国荃的一封信中写道：

捐务公事，我的意思是老弟绝不说一句话为妙。大凡人官运极盛的时候，他们的子弟经手去办公务也是格外顺手，一唱百和，一呼百应。然而闲言碎语也由此而起，怨恨诽谤也由此而生。所以我们兄弟应在极盛之时预先设想到衰落之时，在盛时百事平顺之际预先考虑到衰时百事拂逆之际。你以后到长沙、去衡州、回湘乡，应把不干预公务作为第一重要的原则。这是我阅历极深之言，望弟千万铭记在心。

曾国藩畏天但不怕天，畏死但不怕死，他怕的就是他人

的嫌疑、闲言和怨谤。他和曾国荃同在一军，这是一种很特殊的关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曾国藩尤其谨慎。他对弟弟说，我出任地方官，如果带一个亲弟弟在身边，那么，好事未必见九弟之功，坏事必专指九弟之过，不可不慎。如何处理这种关系呢？曾国藩写了一幅对联与弟弟共勉： 为平世之官，则兄弟同省，必须回避；为勤王之兵，则兄弟同行，愈觉体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