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现代体育事业的兴办

民国初期和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是近代体育运动体制在中国开始建立的时期。作为“三育”之一的体育在学校中的位置得以确立。民国初年的学校体育沿袭清末，仍以兵式体操为主，实际上只是一种军事训练，内容不过是军队的整队（立正、稍息、看齐）、队列（各种转法、步法、队形变换等）。由于教育界极力主张体育近代化，1915年，教育部不得不规定“引导学生于体操正课（兵式体操）之外，为种种有益之运动”。这样，学校有了课外活动的规定，西方传入的各项活动有了合法的地位。新文化运动中，军国民主义与学校的兵式体操进一步受到抨击，体育作为学校三育的地位进一步得到确认。陈独秀在20世纪初就主张“三育并重”，1915年10月，他在《新青年》杂志第1卷第2号上发表《今日之教育方针》提倡“兽性主义”，主张人生在10岁以前应以体育为主。毛泽东于1917年4月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在《新青年》3卷2号发表《体育之研究》一文，重申学校教育必须“三育并重”，甚至从某一角度说，体育应占“第一的位置”。1917年9月，恽代英在《青年进步》第4期上发表《学校体育之研究》一文，猛烈抨击了学校的兵操体育，认为它“无异于军队之从鞭策、教令中得来学问，使许多学生逃课”；不逃课者“或用力过度致伤器官或肢体”，也是有害无益。1919年10月，“全国教育联合会”在太原召开第五次会议，通过了《改革学校体育案》，提出“近鉴世界大势，军国民主义已不合教育之潮流，故对学校体育应加以改进”，提出减少兵操时间，增加体育时间，实行二十分钟课间操及课外活动等措施。从此，有些学校正式挂牌废止兵操，有的自动将“体操课”改称“体育课”，内容改以普通体操、田径、球类、游戏等项目为主，兵操体育在学校中日渐衰落。1922年1月，当时的教育部公布了“壬戌学制”，次年又公布《新学制课程标准》，正式把学校的“体操科”改名“体育科”，剔除了兵操，转而以田径、体操、球类、游戏等为主，学校体育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从这一时期开始，现代体育运动竞赛体制也建立起来。1910年在南京举办的“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比赛项目有田径、足球、网球、篮球共4项，这次运动会渐具近代竞赛的雏形，在辛亥革命后被追认为“第一届全国运动会”。1914年5月21至22日在北京举行旧中国第二届全运会，比赛项目增加为田径、足球、网球、篮球、排球、棒球6项，有96名运动员参加。1924年5月22日至24日在湖北武昌跑马场举行旧中国第三届全运会，男子比赛项目增加了游泳，另有拳术、体操等表演项目，引人注目的是，此次运动会第一次有女运动员参加，竞赛项目有奖品而无锦标。参加这次全运会的分华东、华南、华西、华北、华中5个代表队，男女运动员共340余人。

除了全运会外，地区性运动会也于此期出现。如华北和华中运动会等。华北运动会从1913年至1925年每年都举行，连办12届，第二届后成立了“华北联合运动会”这一组织，1929年后改称“华北体育联合会”（简称“华北体联”）；第一届华中运动会于1923年5月在武昌举行，在此前后成立了华中体育联合会，第二届、第三届华中运动会分别于1924年5月和1925年4月在长沙、南昌举行；华东区则有“东方八大学运动会”，到1926年共举行了12届。这一阶段，湖南、福建、四川及北京、天津等地还举办过省市运动会。

与此同时，中国运动员还参加了前八届远东运动会。第一届远东运动会1913年在马尼拉举行，以后每两年一届，到1927年是第八届，前八届都是中、日、菲三国选手的比赛，比赛项目开始有田径、篮球、排球、足球、棒球、网球和游泳7项，第八届起田径中的全能单设锦标。中国曾于1915年在上海举办的第二届远东运动会上得了总锦标和排球、足球、棒球3项单项锦标，推动了国内体育运动和竞赛的开展。

现代体育社团随着现代体育运动的兴盛也组织起来。地区性的除已提及的华北体育联合会、华中体育联合会外，还有1912年成立的北京体育竞进会，1914年在苏州成立的华东大学体育联合会，1920年在广州成立的华南体育会等。1927年以前，没有领导全国体育运动的正式官方组织，属于民间性质的全国性体育组织先后有3个：1910年召开第一次全运会时，成立了与运动会同名的“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的体育组织，有董事25人；1922年4月，中华业余联合会在北京正式成立，会长张伯苓；1924年8月，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在上海成立，推选张伯苓为名誉会长，这是旧中国最主要的全国社会体育组织。

1927年至1937年，为中国近代体育发展较快的时期。1927年12月，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1929年改称教育部）召集社会名流举行会议，成立了全国体育指导委员会，在中央政府第一次设立了专门管理体育的组织。1929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国民体育法》，诞生了中国的第一部体育法。1932年8月在南京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体育会议，拟订并通过了旨在贯彻体育法的《国民体育实施方案》，规定全国体育行政管理系统为：教育部设体育委员会，下设主管体育科，主管体育之督学；各省、直辖市教育厅（局）设省市教育厅（局）体育委员会，下设主管教育股、主管体育之督学或指导员；各县及县级市设县市体育委员会，下设主管体育组、主管体育指导员。1932年10月，在体育指导委员会的基础上又成立教育部体育委员会。全国的一些地方，主要是沿海的几个省和它们下属的市县，按法令的要求也先后成立了体育委员会。另有中央党部民训部体育科、党政军学体育促进会、军委训练总监部体育科等机构。

学校体育朝规范化方向发展，在全国范围内初步形成了制度。1929年8月，教育部颁布《中小学课程暂行标准》，规定了各门课程包括体育课的课时标准。1931—1932年，正式公布了《初级中学体育课程标准》、《高级中学普通课体育标准》、《小学体育课程标准》和《幼稚园游戏课程范围》，对中小学体育课教学内容、时间、方式均作了具体规定。1936年，教育部编印出版《高中男生体育教授细目》、《初中男生体育教授细目》、《初中女生体育教授细目》、《小学体育教授细目》等，成为中国第一套较完备的中小学体育教科书。国民党当局还把军事训练和童子军训练列为学校正式课程，规定高中以上学校以军事训练为必修科、实行2年，共6学分；小学和初中以童子军为正式课程，训练内容包括纪律、礼节、操法、结绳、旗语、侦察、救护、炊事、露营等。《国民体育法》、《国民体育实施方案》及1936年2月颁布的《暂行大学体育课程纲要》等规定，大学体育每周两小时，必修4年。但学校体育发展不平衡，有些学校以放羊式教学为主，只是老师领着学生玩；有些学校则走向“选手体育”的弊端，运动设施为少数几个选手占用。

这一时期，社会体育也打下了一定的基础，陆续修建了一些公共体育场馆。1929年1月，国民党政府训练总监部通令全国各县、市教育局，各县、市至少应有设备完全的公共体育场一个。同年8月，又公布《各县市公共体育场暂行规程》，规定各县应“至少设立公共体育场一处，逐渐推至市镇乡村”。1932年9月，《国民体育实施方案》规定各省、市体育场的面积应有80亩；县体育场面积至少应有30亩。据统计，1929年全国已拥有公共体育场（所）1139个，1936年增至2863个。但各地发展不平衡，有名无实者不少。《国民体育实施方案》还规定，各省、市应选择一个模范城镇或乡村作为体育实验区，实验民众体育的推行办法，实验区的主要工作包括：每年举办业余运动会2～4次；举办各种球类比赛；组织国术班及各种业余健身团；巡回体育与国术指导；每年举行成年男、女健康比赛；举办体育演讲、壁报、展览，出版书刊等。根据上述规定，广东省1932年建立了民众体育实验区，此后，江苏、浙江、安徽等省和国民党军队也都相继设立了体育实验区。

做新式体操的孩子们

国内竞赛也开展得越来越频繁和正规，并参加了奥运会等主要国际体育活动。旧中国第4届全运会于1930年4月在杭州举行，首次改为以省、市为参加单位。运动会分为男子组和女子组，男子组项目有田径、全能、游泳、足球、篮球、排球、网球、棒球共8项；女子组项目有田径、篮球、排球、网球共4项；男子运动员1219人，女子运动员498人，分属22个参加单位。第五届全运会于1933年10月在南京举行。男子组增设“国术”，女子组增加游泳、铁饼、垒球和国术4项；男子组运动员1542人，女子组706人，参加单位30个。这届运动会打破了20余项田径和游泳全国纪录，刘长春的百米跑成绩达到10秒7、200米达到22秒1，郝春德的跳远为6.912米等纪录都是此时创造的。香港选手获女子游泳全部第1名。第6届全运会于1935年10月在上海举行，参加单位38个，运动员2700人，增加了举重、马球、小足球、摔跤、自行车等比赛和表演项目，共打破19项田径、游泳全国纪录。

地方运动会此期也举办得很热闹。第13届至18届华北运动会分别于1928年、1929年、1931年、1932年、1933年、1934年在北京、沈阳、济南、开封、青岛、天津举行。1935年后因局势动**不再举办。华北运动会前后共举行18届，历时20余年，是旧中国举办时间最长、参加范围最广、水平最高、影响最大的地区性运动会。第4届至第6届华中运动会分别于1930年、1934年、1936年在安庆、武昌、长沙举行，虽影响不及华北运动会，但对华中地区体育运动的开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1933年9月，西北运动会在宁夏首府举行。省市运动会也有所发展，山东从1929年至1935年共举办了8次省运会，江苏、安徽省运会在这一时期开过4次，浙江从1930年到抗战前夕召开过5届省运会，湖南第10届至第14届省运会也在这一时期举行。

此外，中国运动员还参加了1930年5月在日本东京举行的第9届远东运动会和1934年5月在菲律宾马尼拉的第10届远东运动会，除原中、日、菲3国外，第9届增加了印度，第10届又加入了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由于日本企图使伪满挤入远东运动会，中国表示坚决反对，远东运动会，第10届后不再举办。

在十年内战期间，中国共参加了两次奥林匹克运动会。1932年7月，第10届奥运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国民党政府最初不打算派运动员出席，后因日本策划派两名运动员代表伪满洲国参加，于是在仓皇中拼凑了由沈嗣良、刘长春、申国权、刘雪松、宋君复5人组成代表团，其中刘长春为唯一的运动员，参加100米跑和200米跑，因旅途疲倦、体力不支，在预赛时即被淘汰。1936年8月，第11届奥运会在德国柏林举行，国民党政府派出了一个拥有140人（其中运动员69人）的代表团参加，参赛项目有足球、篮球、游泳、田径、举重、自行车等，但除符保卢的撑竿跳高以3.80公尺的成绩取得复赛权外，其余均在初赛中被淘汰。

与此同时，苏区的体育也开展了起来。苏区体育在行政上归教育部门领导，在中央由教育委员会部门主管，在地方则由省、县、区教育部门及乡教育委员会分管。1933年4月，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赤色体育会，作为组织和领导全苏区赤色体育运动的领导机构。在基层，由俱乐部及其所属的“列宁室”负责体育的组织工作，俱乐部或列宁室在体育方面组织开展篮球、足球、乒乓球、双杠、爬杆、打秋千等活动。部队以师为单位设立俱乐部，以连为单位设列宁室，注意开展一些军事体育项目如射击、刺杀、劈刀、跑步、爬山、过障碍、爬云梯、木马、投手榴弹等，每逢“五一”、“七一”、“八一”等节日，常举行各种规模的运动会。机关干部的体育运动以篮球等球类项目为主。儿童团、少先队、共青团以及苏维埃大学、红军大学、通信学校等，体育活动都很活跃。苏区还经常开展各种体育竞赛，最大的一次运动会是1933年5月30日至6月3日在瑞金举行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运动大会，比赛项目有篮球、排球、足球、乒乓球、田径等。

抗日战争期间，体育工作遇到了严峻的形势。1940年10月，国民党政府在重庆召开了全国国民体育会议第二次大会，蒋介石到会讲话，强调强国必先强身，充分肯定了体育的重要性。1941年9月，又公布了《修正国民体育法》。抗战爆发后，教育部体育委员会随国民党政府迁到汉口，在汉口召开了第五届会议，后又迁重庆，于1940年和1941年召开第六届、第七届会议，修订章程，改名为国民体育委员会，下设学校体育组、社会体育组和研究组。还在中央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下设体育科，主管军队体育训练方面的事务；1943年，又成立中央团部体育指导委员会等。

学校体育方面，抗战时期，由于学校大量内迁，体育场地、经费都比战前更为困难。广大体育教师为推动学校体育的开展，做了许多努力，采用了适当简化动作、自制教具教材、推行简便易行的运动方式，尽量利用自然环境搞登山、游泳、越野跑等运动。国民党政府也为此采取了一定的措施。1940年，颁布《各级学校体育实施方案》，规定各校“应有合理之行政组织”，多数中学和部分小学设立了体育处或体育组。1942年后，教育部组织人员编写了各种体育教材及体育参考书，到1946年为止，已出版中小学体育教材13种，体育参考书10种。1943年春曾制定《学生体格标准》，也搞过小学生运动技能标准。不过，学生体质和运动水平仍呈下降趋势。

社会体育方面，抗战开始后，体育场活动大多停顿，为促其恢复，1939年修订颁布了《体育场规定》、《体育场工作大纲》、《体育场辅导各地社会体育办法大纲》。1942年，又颁布《分期设置体育场办法要点》，通令各省、市拟订设置计划，限期完成。1944年再将上述文件合并修正为《体育场工作实施办法》，通令全国实行。据统计，1944年全国共有公共体育场2029个，但许多乃是有名无实。1942年6月，《体育节举行办法要点》颁布，规定9月9日为体育节，各地应在这一天前后举办各种国民体育活动和运动会。国民党中央党部民训部还规定了12个体育节日，命令各级党部提倡推行，节日期间，都要进行相应的体育活动和比赛。12个节日是玩灯节、踢毽节、踏青节、儿童节、竞渡节、卫生运动节、游泳节、露营节、国庆节、室内运动节、狩猎节，基本上是每月一节。

抗日根据地继承了十年内战时期苏区的优良传统，也很注意体育运动的开展。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的领导多次发表过提倡体育运动的言论。1942年9月9日，毛泽东曾给重庆《新华日报》题词：“锻炼体魄，好打日本”。朱德在1942年延安“九一”运动会期间曾题词：“运动要经常”。为加强对体育工作的组织领导，1937年上半年陕甘宁边区成立了体育运动委员会，由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任名誉会长；1940年和1942年又成立了延安体育会和新体育学会，分别由李富春和朱德担任名誉会长。为适应边区体育发展需要培养人才，1941年还在延安大学设置了体育系。这一时期，延安出版了《体育游戏教材》、《手榴弹投掷教材》等技术书籍。当时在延安，几乎每个星期天，体育会都安排体育比赛（以球类居多），而每逢“三八”、“五一”、“五四”、“八一”等节日，也基本都安排大型运动会。1942年9月1日至6日，延安举行了扩大的“九一运动会”，这是抗战时期革命根据地最大的一次运动会。由朱德担任会长，正、副总裁判分别为李富春和肖劲光。比赛项目有田径、篮球、排球、游泳及武装爬山、武装爬障碍、射击、投手榴弹等军事项目，此外，还有网球、足球、棒球、马术等表演项目，运动员共1300多人。在其他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也注意结合军事训练开展各项体育活动。

解放战争时期，国内最重要的赛事是于1948年5月在上海举行的第7届全运会，共有58个队的2677名男女运动员参加了这次运动会。比赛项目，男子有田径、游泳、举重、拳击、足球、篮球、网球、排球、垒球、乒乓球等；女子有田径、游泳、篮球、网球、排球、垒球、乒乓球等；还有表演项目。这次运动会共打破田径和游泳全国纪录17项，创造举重新纪录5项，大多是香港、台湾和华侨所创。但本届运动会也极为混乱，一是穷，大会需经费450亿元，国民党政府只拨给40亿元，因此，大会拼命弄钱，卖门票、做广告，甚至交通车都用来拉观众，而运动员、裁判员无车坐，有人戏称此次运动会是“钱运会”；二是凶，观众打观众，运动员打裁判，打风甚盛。

一些地方省市也继续举办运动会。如台湾省曾于1946年10月、1947年12月和1948年12月分别举办了3次全省运动会；湖南省于1943年10月举行了第16届省运会，于1947年4月举行了第17届省运会。该省是民国时期最重视体育事业的省份。自1905年举办第1届省运会到1948年第17届止，尽管时局多变，但始终连续不断，对全省体育的发展有不少促进作用。

抗战胜利后，中国还参加一些国际性的体育比赛，其中最重要的是参加1948年在英国伦敦举行的第14届奥运会。总领队为王正廷，总干事为董守义，运动员33人，参赛项目有足球、篮球、游泳、田径、自行车等，但各项均未能进入决赛。可见与世界相比，中国当时的体育运动水平还很低下，亟待提高。

注释

[1] 苑柏华：《从统计数字看中国图书出版事业的发展》，《图书情报工作》，1981年第1期。

[2] 邱崇丙：《民国时期图书出版调查》，《出版史研究》第2辑，164页，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