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传统史学的余绪

民国初年，政治复辟势力为配合帝制复辟活动，在思想文化界掀起了一场以尊孔读经为内容的复古逆流，与“孔教会”一班人、林纾、辜鸿铭等守旧文人的保守言论互相呼应。这股复古主义思潮影响到了历史学，其表现就是一批清朝遗老、旧文人刊行了各种用旧史观、旧史法纂修的史书。

一、《清史稿》的编修

1914年，袁世凯政府按照历代修史的惯例，设立清史馆编纂清史，其用意还在于笼络清朝遗老，以文事饰治。清史馆以前清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任馆长（初名总裁），参加编修的有柯劭忞、缪荃孙、吴廷燮、朱师辙等一百余人。这些人大多是清朝遗老，在政治上反对共和，主张复辟，他们修史的宗旨是“修史以报故君”，借修史表达对前朝的忠心，史学观念陈旧。在体例上，他们商议怎样编纂，多数参加者同意采取《明史》体裁，沿用传统的纪传体。1927年，初稿写成，尚未综核，馆长赵尔巽虑及时局多变，又自感年已垂暮，急于刊行，定名为《清史稿》，交金梁等印行。金梁在办理刊印时，乘史馆诸人无暇顾及之机，擅将部分文稿增改，并作《清史稿校刻记》，印成后即运往东北400部，是所谓“关外本”。后来，原史馆之人发现金梁偷改了史稿，乃将金梁窃改的部分抽换，并把金梁私作的《校刻记》及增入的康有为、张勋列传抽出，是为“关内本”。

《清史稿》承袭旧史学的正史系统，分本纪12（25卷）、志16（142卷）、表10（53卷）、列传18（316卷），共536卷，起自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国称汗，下迄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朝。与传统的正史体例相比，《清史稿》有所变通，新立了《交通志》、《邦交志》2志，《畴人传》、《藩部传》、《属国传》3传，《诸臣封爵表》、《大学士表》、《军机大臣表》、《部院大臣表》、《疆臣表》、《藩部表》6表，反映了社会部分新现象。

由于纂修者多为清朝遗老，《清史稿》宣扬了封建正统观念，站在清统治阶级的立场，对清王朝倍加赞颂，对清代诸帝歌功颂德，对清统治者的暴政劣迹曲意隐讳，而对反清者则竭力贬低、否定，诬称明末反清义士为“土贼”，太平天国起义为“寇”、“粤匪”，辛亥革命为“革命党倡乱”、“兵匪构变”，徐锡麟等英勇就义为“伏诛”。《清史稿》还为卒于民国的清室遗臣立传，以表彰其“不忘故君”之忠，记民国事皆用干支或曰“越若干年”而不认民国正朔，还把溥仪于逊位后所颁“谥典”书于遗臣的列传中，表明了编史者敌视民国、鼓励复辟的反动立场。

《清史稿》是在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北洋军阀行将灭亡的形势下仓促付印的，缺乏总阅审定，故体例不一，纪、传、表、志不相配合，重复、疏漏甚多；内容也繁简失当，且与目录、序例互相牴牾，史实错讹不少。由于《清史稿》在体例、思想、技术诸方面都存在严重的问题，曾于1930年2月被南京国民政府下令查禁，后不了了之。尽管如此，《清史稿》并非一无所长，它汇集了大量的资料，经过整理为读者提供了比较详细的有关清代史事的素材。

二、传统史学的其他成果

民国初年的史学园地里，除编修《清史稿》外，还有其他大量的旧史类著作问世。较重要的有：

1．《新元史》　明代初年所修的《元史》纰漏甚多，当时人就有所不满。从明初到清末，有许多学者致力于元史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柯劭忞于1920年修成《新元史》，集明代以来元史研究之大成。该书由当时的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作序，明令公布，列为正史。全书257卷，包括本纪16（26卷）、表5（7卷）、志13（70卷）、列传17（154卷）。《新元史》继承了明清两代学者元史研究的成果，并吸收了民国研究蒙古史的见解，纠正了旧《元史》严重缺漏史实，详略失当和重复立传等问题，补充了元世祖以前的蒙古史事，增写了许多有价值的列传，编制体例较更为整齐。但柯劭忞史观陈旧，编纂体例仍依正史，采用新资料未注明出处，书首未叙义例，未补《艺文志》，存有许多缺点。

2．《清史纪事本末》　黄鸿寿撰，初版于1915年。全书80卷，每卷立一标题，搜集史料，按年月编排，说明其始末。从满族兴起（明神宗万历十一年）叙述到清宣统退位，把有清一代的史事作了一番概括。该书取材主要依据《东华录》，并汇参其他各书。编者于短期内草草完成，取材、叙事、史料每有不当者。

3．《清续文献通考》　清代所修“清三通”迄于1785年（乾隆五十年）。1785年以后的典章制度变化较多，初无专书记载，读者视为憾事。刘锦藻于1894年着手编撰，历时28年，1921年完成《清续文献通考》，起自1786年，下至1911年清朝灭亡，把126年间的清代典章制度荟萃于一编，此书合前人所修“清三通”，使清全一代典章制度灿然大备。全书400卷，立有30考和136细目。其中，《外交》、《邮传》、《实业》、《宪政》是新增的，其他各考的子目也多有新意，如《征榷考》增加了“厘金”、“洋药”；《国用考》增加了“银行”、“国运”；《四裔考》不仅列举边邻诸国，还涉及远隔重洋的英、美、法、意、德等国，比较合理地反映了清代后期的社会变化。

4．《清儒学案》　撰者署名徐世昌，实为徐的门客代作，主要执笔人吴廷燮。全书208卷，于1938年正式刊行。《清儒学案》吸取了以往的清代学术史著作如江藩的《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和唐鉴的《学案小识》等书的成果，沿袭旧学案体例，将清代各学派学者网罗殆尽。全书列入正案者179人，附案者922人，诸儒案者68人，共1169人，较为全面系统地整理了清代的学术史资料。

5．《碑传集补》　清道光年间，钱仪吉编有《碑传集》，收自清初至嘉庆朝共2010人。宣统年间，缪荃孙辑《续碑传集》，收道光至光绪共1099人。清末人物未有碑传，民国以来死者，子孙本于传统习惯，请文人作传，当有搜集的必要。闵尔昌编辑《碑传集补》60卷，又卷末1卷，以清末人物为主，并补前两集之未见者，共834人，于1932年付印。

6．《清季外交史料》　清末王彦威充军机章京时，利用在方略馆值宿的机会抄录外交档案，为编辑本书积累了材料。其子王亮继续搜集王彦威死后至清王朝结束的外交文书，编成此书，于1932—1935年出版。全书包括《清光绪朝外交史料》218卷又卷首1卷，《清宣统朝外交史料》24卷，《西巡大事记》11卷又卷首1卷，《清季外交史料索引》12卷又《条约一览表》1卷，《清季外交年鉴》4卷又《约章分类表》1卷，共273卷；此外尚有《边疆划界图》、《中日战争图》等共6种。体例依照《筹办夷务始末》，所收文件限于上谕、奏折以及少数进呈皇帝阅看的条约、照会等，文件有标题，按年月日排列。此书正好上续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筹办夷务始末》，补上了光绪、宣统两朝外交史料的空白。

7．《清鉴》　印鸾章撰，全书16卷，沿袭传统纲鉴体例，分纲、目两种，以年为经，以事为纬，叙述自清太祖开国（1583）至宣统退位（1911）共300余年的清代兴衰史迹。

此外，还有徐世昌的《大清畿辅列女传》、张尔田的《史微》、孙德谦的《太史公书义法》、屠寄的《蒙兀儿史记》等。这些旧史的史观、体例都比较守旧，这类著作一时大量问世，适应了当时鼓噪复古的政治气氛，是复古主义思潮的组成部分。但不可否认，这些著作在继承和总结前人成果，搜集和增补历史资料，考证和纠正前人错误方面，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不妨说，旧史的大量问世，是封建旧史学的回光返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