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瓷器、冶炼与建筑

一、瓷器工艺

宋代是工艺美术取得重大成就的时期，它伴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以及绘画、书法等专业美术的提高而大放异彩。宋代有许多官营手工业作坊和私营手工业作坊，这些作坊都是有一定专业水平的。标志宋代工艺美术成就的有刺绣、缂丝、漆器、雕刻、陶瓷等工艺，尤以陶瓷技术及瓷器为特色。因此，我们专就宋代瓷器工艺为例，来欣赏宋代工艺美术所达到的高度。

官窑贯耳瓶

中国瓷器发展到唐代，基本上形成了两大系统，即越窑青瓷和邢窑白瓷。到了宋代，又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一是瓷窑遍及全国，二是制瓷工艺发展到一个高峰，不论是瓷的釉色、花纹、技术，还是其他方面，都发展到了令人惊叹的地步。宋代瓷器的重大发展还主要表现在青瓷和白瓷上，这是从制瓷工艺上讲的。宋代青瓷十分精美，南方以龙泉窑为代表，北方则以汝窑为代表，后来钧窑异军突起，把青瓷工艺推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使青瓷发展达到顶峰。白瓷亦有重大发展，北宋时以定窑为代表，南渡后则以景德镇为代表。景德镇“影青”白瓷更是一种特殊的发展。

宋代制瓷业非常普及和发达，当时形成了有影响的八大窑系，主要以烧造技术和瓷器风格加以区别，北方有定窑、磁州窑、钧窑、耀窑，南方有景德镇窑、越窑、龙泉窑和建窑。

磁州窑是宋代民间著名的瓷窑之一，其窑址在今河北邯郸观台镇，其所烧制的瓷器主要为白瓷和黑瓷，特点是胎地釉色主要以黑白两色构成，有白地黑花或黑地白花，也有黄地黑花、绿地黑花、白地赭花等。其花纹复杂流畅，具有独特的民间风格。磁州窑系的装饰艺术开创了我国彩绘装饰的新途径。

钧窑玫瑰紫大花盆

定窑系其窑址在河北定州（今河北曲阳）而得名。定窑瓷器以白釉为主，此外也有绿釉、黑釉、红釉和褐釉。定窑烧制瓷器的胎料加工很细，胎质薄且坚硬，洁白莹润。定窑烧制的碗碟多采用复烧技术，碗口、碟边无釉，包铜边或金银边，十分精美。在配釉上定窑或用石灰石炼成釉灰，或以白云石代替石灰石，釉中的成分接近明清瓷器，可见其技术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定窑制花技术多有创新，不仅把丝织物和金银器上的各种图案搬到瓷器上，而且还从大自然中吸取了不少素材加以创作。其制花技术主要有印花、刻花和划花。

钧窑因其地址在河南禹州而得名。钧窑突出成就是在青釉之外又增添创造出铜红釉，其产品以彩色瓷器为多，胭脂红产品最佳，其次是葱翠和墨色。钧窑瓷器釉中含磷较高，以致呈现乳浊色，而铜红釉是用铜的氧化物为着色剂，在还原状态下烧制成功的，所以其产品滋润均匀，华而不俗。铜红釉的出现对后来陶瓷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钧窑的另一个成就是人为烧成的窑变花釉，这种釉色多为通体天青色或月白色与紫红釉相互掩映，美丽壮观，因此在宋代钧窑产品就被奉为上品，其“红如胭脂，青如葱翠，紫若墨黑，三者色纯无少变露为上品”[26]。

耀州窑刻花莱菔尊

耀州窑其中心窑场在陕西铜川，北宋中后期最盛。其主要产品为青瓷。其产品精美，胎骨很薄，釉层均匀，其烧制技术十分纯熟，烧造时采用匣钵，还采用了两次烧成的办法。

除上述四大窑系外，还应提及汝窑。汝窑在今河南汝州，北宋中后期发展很盛，宋末发展到顶峰。其产品质量或工艺水平居全国之冠。汝窑主要是为宫廷烧制瓷器，这些瓷器主要有：鹅颈瓶、壶、碗、盘、洗、器盖等，釉色有天蓝、天青、粉青、豆青和葱绿等，器物胎质细洁，釉色蕴润，其中含有玛瑙的结晶体，晶莹发亮，十分美丽，是宋瓷中的精品。清人有诗云：“官哥配汝非汝俦，声价当时压定州。”[27]此窑器的最大成就是全身釉水匀净，铁的还原到此已趋完成，成为中国瓷器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产物。

汝窑洗（北宋）

上述为宋代北方窑系，而在南方主要有景德镇窑系和龙泉窑。

景德镇窑的产品为青白瓷，是一种釉色介于青白之间的薄胎陶器，又称影青瓷，有人把它列为南定窑系[28]。景德镇的制瓷工艺经历了一个迅速发展的过程，早期烧造技术采用拉坯，装烧时使用匣钵和仰烧法。进入中期以后，广泛采用旋坯成型，仰烧改为覆烧。其产品造型规整、胎质密而薄，透光度很好，瓷器的色泽白中泛青。据后人研究，此时景德镇的影青瓷在硬度、薄度和透明度等方面已与现在硬瓷的标准相同。

龙泉窑青瓷莲瓣多嘴壶（南宋）

龙泉窑由越窑发展而来。龙泉窑是南方青瓷的主要生产地之一，在南宋时达到鼎盛。南宋时其产品主要是粉青和梅子青釉色，这两种釉色陶瓷代表了我国青瓷釉色登峰造极的水平，其青瓷器“粹美冠绝当世”。[29]

总的来说，宋代瓷器制造技术非常高明，成为中国陶瓷发展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其许多技术几乎与明清相同，有些则与近现代相似，可见其工艺之发达。此外，在装饰方面，宋瓷花纹尤为突出，有划花、有绣花、有印花、有锥花，还有堆花、嵌花以及釉里红、釉里青等。尤其是釉里青为宋代最大发明，成为宋瓷工艺方面的独创。宋瓷一般胎质较厚，但也出现许多薄瓷，最薄的釉如薄纸，胎薄如蛋壳，声音如玉磬，“瓷器至此，可谓登峰造极矣”[30]。瓷器加彩也始于宋，在许多瓷器上白釉里加红绿彩绘花卉等，也有青、黑等色花卉、人物。如河北磁州窑的一个瓷枕上，就绘有赵匡胤兵变图[31]。把历史故事绘于瓷器上，是宋瓷的独创。

二、冶炼技术的提高

宋代，随着手工业生产的发展，矿冶开采相当普遍。当时开采的矿产主要是有色金属矿和黑色金属矿。开采的矿主要有金、银、铜、锡、铅、铁等。随着矿产开采的发展，冶金技术有了明显的进步，矿产开采技术也有了很大发展。

水排风箱图

煤在我国很早就被发现并使用，但直到北宋，煤才在北方普遍开采和使用。1960年，河南鹤壁市发现了一处宋代古煤矿遗址，[32]从挖掘报告中可以看出，这个煤矿由竖井、巷道和10个采煤区组成。从古煤矿的巷道和采煤遗址看，已与20世纪60年代鹤壁中新煤矿采煤规模相同，人数有数百人之多。这个遗址突出了宋代的采煤技术，先由地面开凿竖井，再依煤层的自然变化开掘巷道，而后将煤田分成若干小区，运用“跳格式”先内后外的方法逐步后撤。同时井下有排水系统，除用辘轳抽水外，还将水引入采完煤的低洼地贮存。从这个遗址可以看出中国的采煤技术至宋代已初步定型。由于煤的大量开采，使煤的用途更加广泛，日常生活中人们使用煤，“民烧石炭，家有炼冶之具”[33]，汴京城“尽仰石炭，无一燃薪者”[34]。同时煤也被应用到金属冶炼和制瓷业中，这是宋人的一大创造。如苏轼在徐州时就曾派人找煤矿，并将煤应用到冶炼中去，他在《石炭》一诗中说：“以之冶铁作兵，犀利异常”[35]。后来在北方的一些宋瓷窑址中，也发现了用煤的遗迹，煤的开采和广泛应用，必然会带动其他生产部门的飞跃。

在宋代的冶炼业中，冶铁业发展相当快，不仅冶铁多，产量高，从业人员多，而且冶铁技术也相当先进。近些年，在河北邢台、安徽繁昌、福建同安[36]等地先后发现了宋代的炼铁遗址。综合文献和考古材料，可知当时冶铁技术的水平。当时的炼铁炉为圆形，是用长方形灰砖砌成的，炼铁的办法是用栗树柴铺在炉膛下作燃料，然后将破碎的铁矿石和石灰石铺在上面，最后点火冶炼。当时的冶炼和铸造是已经分工的。在冶铁业中鼓风设备采用木风扇。木风扇是木风箱的前身，开闭木箱盖的鼓风，盖板上有活门，木箱与盖板连接处有一活门。一是进风口，一是出风口。盖板扇动，两活门交替开闭，同时用两具木风扇交叉使用，可连续鼓风。这种木风扇体积较大，一般得两人或两人以上才能拉一扇。木风扇的使用，使风量风压显著提高，因此铁的产量和质量相当高。在冶铁中，宋人发明的“灌钢法”，较之前代有许多重大改进，当时的灌钢“用柔铁屈盘之，乃以生铁陷其间，泥封炼之，锻令相入”，又说：“二三炼则生铁自熟，乃是柔铁”。[37]这种柔铁就是熟铁。改进的“灌钢法”，能炼出纯钢，并能制成很细的钢针和用生铁铸成“薄几类纸”的轻便耐久的器物。

宋代冶铜技术的提高，主要表现在胆铜法的应用。所谓胆铜法就是把铁放在胆矾溶液里，使胆矾中的铜离子被金属铁所置换而成为单质铜并沉淀下来的一种产铜办法。这种办法比较简单易于掌握，因此胆铜产量很大。北宋末占到全国铜产量的20％，到南宋达到了85％。胆铜法主要有烹熬和浸泡两种。沈括曾记述烹熬法：“信州铅山县有苦泉……其水熬之，则成胆矾，烹胆矾则成铜。”[38]《宋史·食货志》中有浸泡法：“以生铁煅成薄片，排置胆水槽中浸渍数日，铁片为胆水所薄，上生赤煤，取括铁煤，入炉三炼成铜，大率用铁二斤四两，得铜一斤……所谓胆铜也。”[39]

此外，宋人在采银和炼银方面，发明了“吹灰法”，还有砷白铜的制法等。总之，宋代的冶炼技术在当时都非常先进，推动了后世冶炼技术的进步。

三、建筑业的辉煌

中国古代的建筑结构一般以木结构为主，这种形式发展到宋代，达到了纯熟和高度发展的阶段。具体表现在城市建筑、宗教建筑和桥梁建筑的布局结构和风格上。这些建筑成就标志着宋代建筑技术达到了新的高峰。

在宋代的建筑史上有两点恐怕是值得建筑史学者们很好加以研究的，一是出现了对前代建筑技术和建筑艺术成就进行总结并写出有关建筑规则和定制的建筑学专著，如喻皓的《木经》和官修的《营造法式》；二是砖塔建筑技术的新创造。

《营造法式》

关于前者，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宋人喻皓著有《木经》三卷，内容是传述前古木建筑的技术，可惜此书不传。到了北宋熙宁年间，官方开始组织编写建筑技术的标准，终于在元祐六年（1091年）编成了《元祐法式》，这可以说是官方颁布的第一部有关建筑的规则方面的书籍。可惜，因此书存在着“只有料状，别无变造用材制度，其间工料太宽，关防无术”等缺点，所以令李诫重新编修。李诫用了六年时间，于元符三年（1100年）编成此书，崇宁二年（1103年）正式刊印。所以从《元祐法式》到《营造法式》的最后刊印，前后用了35年时间。此书共36卷，357篇，3555条，分释名、各作制度、功限、料例、图样五部分，可以说此书是对历代工匠留传下来的经验以及当时的建筑技术成就作了全面的总结，是中原地区官式建筑的规范。因此，此书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建筑学专著。该书的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建筑工程做法、定额等方面，虽带有法令性质，但比《元祐法式》有很大进步，将“有定式而无定法”作为编书宗旨，尤其注意“变造用材制度”。虽对一般情况制定一定的规范，但根据特殊情况又留有余地；二是图文并茂。该书共有六卷绘出详图，有房屋仰视平面图、横剖面图、局部构件组合图、部件图、构件构造图、彩画、雕饰图、施工仪器图等；三是将“材分八等”，说明了木结构的各种比例数据。此书显示出宋人对建筑力学方面的认识水平等。所以说该书是宋人建筑技术向标准化定型化方向发展的标志。

关于后者，宋代出现了许多的砖塔，从而使砖塔技术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宋代的砖塔平面多采用八角形，也有少数的六角形，方形的很少。其外表式样以阁楼式为主，内部结构多变，有壁内折梯式、回廊式、穿壁式、穿心式、旋梯式等。这些砖塔建筑，有的是砖木混合结构，有的是砖石混合结构。

了解了宋代建筑学的新创造后，我们再具体看看这些建筑技术在城市、宗教、桥梁方面的综合运用。

（一）北宋开封和南宋杭州

汴京是北宋的都城，其形状特征是南北略长的长方形。其建筑布局最里层为皇城，中间为内城，外边是外城。汴京的皇城周长9里18步，四面各有一门，即南为丹凤门，北为玄武门，东为东华门，西为西华门，四门与内城、外城相连。在城的四角有角楼，城外有护城河。在皇城南北中轴线的正南面，依次分布着大庆殿、常朝紫宸殿等主要宫殿。西面与之相平行的有文德、垂拱二组殿堂，为帝王日朝和宴饮之用。北部为皇帝的寝宫和内苑。东北一隅为大型皇家园林——艮岳。内城周长约20余里。南面有三重门，正南为朱雀门，左曰保康门，右曰崇明门。城外有护城河。城内主要建筑是衙署、寺观、王公宅第以及民居、店铺、作坊等。街道的布局呈井字形。外城又叫新城，周长有50里。城四周有13座陆门和7座水门，每座城门都有瓮城，上面建有城楼和敌楼。城外有宽十余丈的护城河。宋代的开封城由三层组成，每层建筑布局各有不同。

北宋开封城市经济非常繁荣，这就引起了城市建筑布局的变化，北宋汴京城取消了唐代用围墙包绕的封闭式的坊市制度，人们可在街的两侧开设店铺，店铺与民居混杂在一起。随着商业交易活动的繁荣，在汴京出现了夜市。此外，京城中还出现了市民游乐活动的场所——瓦子勾栏。因城市建筑密集，人口众多，为防止发生火灾，在城中建有若干个望火楼。汴京城水道很多，有汴河、蔡河、五丈河、惠通河等，这些河流穿越城中，主要是将各地粮食物资运到京师，以保证京城物资供应。在河流与街道交汇处，建有桥梁，仅汴河上就有13座桥梁。由此可见，北宋的开封城建筑布局十分严谨，是10～12世纪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北宋亡后，南宋迁都杭州，开始经营杭州城。杭州水上交通十分发达，北以大运河和太湖流域与华北相通；东从钱塘江出海，可与浙、闽、粤沿海各地通航；西以富春江和新安江与浙西、皖南相联系。杭州城在当时就是南宋四大港口之一，繁荣程度胜过汴京。杭州城的形制东西仄南北长，由郭城、宫城两部分组成。宫城在城南凤凰山东万竹堂下，周长9里。政府机构多集中在宫城东北和宁门前。杭州城总体布局不如汴京雄伟气派，宫殿庙堂也没有汴京宏大的建筑，但布局精巧秀丽，并结合江南自然景观进一步发展了园林建筑。杭州城的房屋建筑由简趋繁，由正方形、长方形的平面建筑发展为凸字形、又发展为工字形、王字形。杭州城也有不少高层建筑，城内房屋建筑高低错落，颇有特色。临安城内商业活动非常发达，大小商行共有400多个，城外有瓦子勾栏等活动场所，西湖可供游人玩赏，此外寺院建筑很多，大小寺院有600多所。所以杭州城在当时也是世界上最为繁荣的城市之一。

（二）寺庙建筑

宋代的宗教活动非常昌盛，尤以佛、道为最。由于统治者积极**佛崇道，其结果之一就是不惜花耗巨资修建佛寺道观。此外祭祀的祠庙建筑也颇多。因此，宋代的宗教建筑多集中在佛、道寺院、观宇上。

宋代统治阶级极力崇佛，因此，佛教建筑比隋唐五代有所发展。佛教寺院的平面布局多依中轴线排列若干院，再向纵深发展。如河北正定兴隆寺即为此布局。寺山门内为一长方形院落，左右为钟鼓楼，大觉大师殿在中间。北边为摩尼殿，摩尼殿左右又有配殿，亦为长方形院落。再向北进入第二道门，里边即为寺院的主要建筑佛香阁。佛香阁的左右前方各有二层的转轮藏殿和慈氏阁。佛香阁往里，有弥勒殿。寺院建筑富丽堂皇，非常讲究。

宋代道教建筑与佛教大体相似，也是沿纵向中轴线排列。主要建筑物有山门、龙虎殿、三清殿、重阳殿和立祖殿，以三清殿为最大。殿内的壁画题材非常丰富，线条流畅，构图宏伟。如山西永济县的永乐宫等。

宋代的祠庙建筑最典型的要算山西太原晋祠圣母庙，此庙建于北宋天圣年间，在中轴线上依次排列的建筑有石桥、铁狮子、金人台、献殿、飞梁、圣母殿等，尤以圣母殿建筑技术为特别，殿内无一根明柱，整个屋顶由山墙内的暗柱和廊柱支撑。殿内的塑像秀丽多彩，堪称宋代塑像的精品。此外山西万荣县汾阴后土祠的建筑亦很典型。此庙主要建筑有坤柔殿和寝殿以及之间的廊屋，布局可以视为组合式。

（三）桥梁建筑技术

桥梁建造在宋代有了飞速发展，不仅建桥的数量多，而且在建桥技术上有了新的突破，尤其体现在传统的拱桥和梁桥的建造上。不仅建了许多小型桥梁，而且也建了一些大中型桥梁，在中国建桥史上，可谓是一个建桥高峰。著名的桥梁有北宋汴京虹桥、泉州洛阳桥、南宋泉州安平桥。

虹桥是北宋木拱桥的代表作，这种桥的特点在于“无柱，皆以巨木虚架”[40]，也就是说它是用木梁相连成拱，不用支柱。其主拱结构很简单，由纵骨和横骨组成，每根拱骨放在相邻拱骨中部的横木上，横木与拱骨用铁（或其他金器）相连，拱架并列大约有21排，紧密排放，使之相互挤成一列，因此横木纵横联结。因虹桥的建造以木梁交叠而成，又称“叠梁桥”。这种木拱结构的桥梁在世界桥梁史上是罕见的。因其构造简单，架设简便，可用短小的材料构造成大跨径的结构物，既不影响行船，又可避免洪水冲击，所以这种桥在汴京的河道推广甚快。现在从《清明上河图》中还可看到这种桥的盛况。

洛阳桥建于北宋皇祐五年（1053年），几乎用了7年时间才完成。据宋人蔡襄《万安渡石桥记》记载，此桥长360丈，宽1丈5尺，有47个桥孔。现在的洛阳桥长834米，宽7米，有46个桥墩，47个桥孔，基本上保留了原有的规模。洛阳桥位于洛阳江入海口的江面上，这里江宽水急，海潮汹涌，建桥十分艰巨，有许多技术难题。为了解决桥梁基础稳固的问题，时人在建桥时采用了“筏形基础”的新型桥基，即在江底沿桥梁纵轴线铺满数万立方大石块，筑成一条宽20多米，长500米的石堤，然后在石堤上建桥墩，这是建桥史上的一大创举。为了解决桥墩与桥基的联结稳固问题，时人采用“繁殖蛎房”的办法，利用牡蛎的石灰质贝壳附在石块间繁殖使桥基的桥墩连接成一个坚固的整体，桥面只用三百多块重达20～30吨的石梁架成。在运送时可能利用潮汐的涨落规律，控制运石块船只的高低架设而成的，这就是浮云梁架法。洛阳桥揭开了中国桥梁史上新的一页，反映了宋人的聪明智慧和创造精神。

安平桥建于南宋绍兴八年至绍兴二十一年（1138—1151年），其跨越于安海港海湾上，全长811丈，有361座桥墩，长度超过五里，时人又称为五里桥。在20世纪初郑州黄河铁桥建成前，为中国历史上最长的桥梁，故有“天下无桥长此桥”的说法。

此外，在科学技术领域，宋人在诸多方面均有创新。因此，可以说宋代不论是人文科学还是自然科学，都是中国封建时代发展的一个高峰期，从而使人们深信，中国文化发展到宋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注释

[1] 本章参考杜石然等《中国科学技术史稿》等书的内容。

[2] 王应麟：《玉海》卷三。

[3] 苏颂：《新仪象法要》。

[4] 《数书九章序》。

[5] 转引自杜石然等：《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下册，40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83。

[6] 沈括：《元刊梦溪笔谈》卷十八《技艺》。

[7] 同上。

[8] 杜石然等：《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下册，38页。

[9] 李曾伯：《可斋续稿后集》，四库全书珍本。

[10] 《宋史》卷四五一。

[11] 李曾伯：《可斋续稿后集》。

[12] 《宋史》卷一九七《兵志》。

[13] 曾公亮等：《武经总要》前集，卷十五，四库全书珍本。

[14] 沈括：《元刊梦溪笔谈》卷二十四《杂志一》。

[15] 《元刊梦溪笔谈》卷二十四。

[16] 朱彧：《萍洲可谈》卷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17] 《宋史》卷三三一《沈括传》。

[18] 《元刊梦溪笔谈》卷七《象数一》。

[19] 《元刊梦溪笔谈》卷二十一《异事》。

[20] 《元刊梦溪笔谈》卷二十四《杂志一》。

[21] 《元刊梦溪笔谈》卷二十五《杂志二》。

[22] 庄季裕：《鸡肋编》。

[23] 《宋史》卷一六三《职官志三》。

[24] 王应麟：《玉海》卷十四。

[25] 杜绾：《云林石谱》卷中，丛书集成初编本。

[26] 朱琰：《陶说》卷二《古窑考》。

[27] 道光朝《直隶汝州全志》卷九《古迹·汝窑》。

[28] 王玉哲主编：《中国古代物质文化》。

[29] 《浙江通志》卷八，明嘉靖四十年。

[30] 吴仁敬、辛安潮：《中国陶瓷史》，35~36页。

[31] 史树青：《北宋磁州窑“陈桥兵变”图瓷枕》，《历史教学》，1979年第1期。

[32] 《河南鹤壁市古煤矿遗址调查简报》，《考古》，1960年第3期。

[33] 《文献通考》卷九。

[34] 庄季裕：《鸡肋编》卷中。

[35] 《东坡诗集注》卷三十。

[36] 《河北邢台发现宋墓和冶铁遗址》，《考古》，1959年第7期；《繁昌县古代炼铁遗址》，《文物》，1959年第7期；《同安发现古代炼铁遗址》，《文物》，1959年第2期。

[37] 《元刊梦溪笔谈》卷三。

[38] 《元刊梦溪笔谈》卷二十五。

[39] 《宋史》卷一八五《食货志》。

[40] 《东京梦华录》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