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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平之战
历史档案
时间： 战国晚期
地点： 长平（今山西高平西北）
人物： 秦军、赵军
长平之战是战国晚期秦军在长平（今山西高平西北）大败赵军的战争。公元前262年，秦攻取韩的野王（今河南沁阳），切断韩之上党（今山西长治地区）与本土的联系。韩上党守冯亭不愿降秦而将其地献给赵国，赵派名将廉颇率军驻守长平。秦昭王大怒，于公元前260年派白起、王翦攻长平。初战于赵不利，廉颇遂筑垒坚壁固守，不与秦军交战，以待其疲。两军自四月起相持三个月，秦无所得。后赵孝成王听信秦反间计，于七月任用赵括为将，以代廉颇。赵括改变廉颇的策略，大举出兵进攻秦军，白起利用赵括只善“纸上谈兵”，缺乏作战经验的弱点，使正面之军佯败，另出两支奇兵，俟机袭击赵军。赵括见秦军败退，率军追至秦军壁垒，因对方坚守终不得进。
白起乃以奇兵二万五千人迂回至赵军后，断其退路，又派五千人将赵军壁垒截为两段，使其进退为难。赵军只好就地筑垒防守，以待后援。秦昭王得知此情，亲赴河内，赐民爵一级，又征发十五岁以上壮丁到长平，以堵截赵军援兵和接济的粮食。至九月，赵军被困四十六日，饥饿乏食，虽分四队轮番反攻，仍不能突围。后赵括亲率精锐突围未成，被秦军射死。赵军大败降秦。白起将降卒四十万人活埋于长平谷口，仅释放二百四十名年幼者回赵报信。
长平之战中，赵军前后被秦军杀死四十五万人，秦军亦损失过半。赵军败后，全国震恐，从此一蹶不振。
历史词典：长平之战
马陵之战
历史档案
时间： 战国时期
地点： 马陵(今河南范县西南)
人物： 齐国、魏国
马陵之战是战国时期齐、魏间的一次战争。战国前期，关东六国以魏最强，到惠王时极盛，而齐也于此时崛起。公元前341年，魏攻韩，韩向齐求救，齐乃命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率十万军往救。魏惠王亦派太子申、庞涓为将，率十万军迎战。
孙膑利用魏人悍勇轻视齐人胆怯的思想，采用“减灶法”以迷惑敌人。第一天造十万灶，第二天五万，第三天两万。庞涓误以为齐军怯阵大量逃亡，乃丢掉步卒，仅带轻装的精兵兼程追赶，到达马陵(今河南范县西南)。马陵道狭，两旁多阻隘，齐军又故意丢弃大批战车、武器作障碍。当庞涓率军进入马陵后，齐军万弩俱发，魏军大乱，主力全被歼灭，庞涓自杀，太子申被俘。于是魏国由盛而衰，战后三晋之王皆朝齐王，齐乃取代魏而成为东方的强国。
历史词典：马陵之战
道家哲学大师老子
历史档案
时间： 战国前期
地点： 中原地区
人物： 老子
老子，名聃。是我国道家学派的创始人。其中老子一书《老子》则是用韵文写成的道家哲学著作。书分为八十一章，上下两篇，即《道篇》和《德篇》。因其后来被尊为道教经典，故又称《道德经》。
《道德经》成书于战国前期，有人以为它基本上是春秋时期老聃思想的记述，又经过后人的加工和补充。据《史记》所载，老聃为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曾作过周柱下史，老聃比孔子大几十岁。孔子曾向他请教有关周礼的问题。关于《道德经》一书的作者，学术界争论较大。韩非认为是老聃，司马迁指出也可能是太史儋，但后来很少有人从后说。还有人认为李耳与老聃并非一人，老子是李耳而不是老聃。学术界一般认为老子就是老聃。近人高亨考证，老聃亦即《左传》中的老阳子，可备一说。
老子说，道无形无象，看不见摸不着，是和具体物根本不同的东西。他认为，具体物是有对立的，有美就有丑，有善就有恶，“长短相形，高下相倾”，而道是无对立的，它“混而为一”。万物都有生有灭，“夫物芸芸，各归其根”，因而是“不常”，而道是“常”，是永恒存在的。他夸大了道的常住性和具体事物的暂时性，并由此出发，反对人们争胜斗强，有所追求。他还认为具体的事物都要向其反面转化，“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只有得道才能使人长生久视。得道的人要像无知的婴儿和愚人，“不言”、“无为”，这样不仅能保全自己，使大家免于斗争，也能把天下治理好。但是人们被具体事物所迷惑由来已久，不知“物壮则老”，这是不合乎道的。不合乎道就会很快灭亡，所以人们应像水那样，甘心处于柔弱、卑下的地位，无所追求，也不和人争执。
汉初的统治者采取“与民生息”的政策，曾一度把老子的“无为”思想作为信条；魏晋时期政治混乱，战争频仍，玄学家们感到人生无常，也从《道德经》中寻找安慰。《道德经》的思想倾向基本上是消极的、软弱的，不得意的知识分子、失势的权贵往往从中寻求精神寄托。但《道德经》对后世影响深远，以它为主，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和儒家对立的道家学派。
《道德经》传本颇多，较著名者有河上公注本、王弼注本及唐傅奕的《老子古本篇》。今通行的是河上公注本和王弼注本，其顺序为《道篇》在前，《德篇》在后。1973年马王堆汉墓发现帛书本，则是《德篇》在前，与《韩非子》所引文句顺序一致。《史记》称道家为“道德家”，并有“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的记载，似乎司马迁所见《老子》传本仍是《道篇》在前，可能该书当时就有两种顺序不同的传本。
从汉初崇尚黄老以来，历代对《道德经》一书的研究和注释之多，仅次于儒家的《论语》。其注本有六七百种，较有影响者除王弼注外，还有焦竑《老子翼》等。近现代有马叙伦《老子覈诂》、朱谦之《老子校释》、高亨《老子正诂》、任继愈《老子今译》和《老子新译》。张松如《老子校读》资料较多。《老子》一书在国际上亦影响深远，被译成多种文字。
关于《道德经》一书的性质，有人说是“兵书”，也有人说是讲“南面之术”，即政治统治理论的书。这正表明该书是一部哲学著作，能被应用于各个方面。《道德经》在书中最高的哲学范畴是“道”。“道”本来是具体的道路，但在老子前后，已成为表示客观规律和人们处事原则的哲学概念。当时思想家们主要关心的问题是弄清自然界和社会的规律性，广泛谈论“天道”、“人道”、“治国之道”、“用兵之道”等等。《道德经》的巨大功绩就是把这些具体领域中的道概括为普遍的、不带具体规定的道，并且对道的性质和内容作了多方面的阐释。
历史词典：《老子》
富有传奇色彩的吕不韦
历史档案
时间： 战国时期
地点： 中原地区
人物： 吕不韦
吕不韦是战国末秦相，濮阳人。《史记》则云不韦为“阳翟大贾”，因“贩贱卖贵”而“家累千金”。秦昭王末年，昭王以其次子安国君为太子，安国君立爱姬毕阳夫人为正夫人。吕不韦“招致天下游士”，有食客三千人。不韦使其门客每人著其所闻，写成八览、六论、十二纪，共二十万言，书名《吕氏春秋》。公子子楚为安国君之中子，为秦质子居于赵，因无内援而甚不得志。不韦贾于邯郸而见子，以为“奇货可居”，乃劝说子楚去结交华阳夫人，华阳夫人无子，若借其力可以成为安国君之继承者。不韦资助子楚千金，使其归秦，又以五百金购珍宝献与华阳夫人。后来华阳夫人果然劝安国君立子楚为嫡嗣。昭王卒，安国君立，是为孝文王，立一年而卒，子楚立，是为庄襄王。庄襄王以吕不韦为丞相，封文信侯，食河南洛阳十万户，但《战国策》则云“食蓝田十二县”，疑此事或在食河南洛阳之先。当时东周君与诸侯谋秦，秦命不韦率军伐东周而灭之。
秦王政(即秦始皇)立，更因不韦为前朝元勋而尊之为相国，号称仲父。不韦有家僮万人。当时秦已并巴蜀、汉中，占领楚地置南郡，东面有太原、河东诸郡，东界到荥阳。吕不韦此时招致宾客游士，作好并吞天下之打算。但这时秦王年少，“委国事于大臣”。不韦常与太后私通，后又物色到嫪毐其人，使其伪装成宦者而进献给太后，毐甚得太后之宠信，获得很大的权势，秦王政九年(前238)，“王冠、带剑”，已成年的秦王对吕、嫪专断国政不满，故先诛嫪毐，并放逐其门客党羽。次年，吕不韦以“坐嫪毐免”。
过一年后，秦王仍恐不韦东山再起，下令将不韦与其家属迁蜀，不韦饮鸩而死。在出土的战国铜兵器中，有吕不韦所作的铜戈十件左右，上有“三年”、“四年”、“五年”、“八年”的纪年，都应是秦王政时期，戈上都有“相邦吕不韦”的刻文。相邦即相国，汉人避刘邦之讳，故《史记》中将相邦悉改成相国。
历史词典：吕不韦
墨子与墨家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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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春秋末年战国初年
地点： 鲁（今山东地区）
人物： 墨子
墨子，名翟。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墨家创始人，春秋末战国初鲁国人。墨子出身低贱，一生中除著书立说和教授门徒外，还参加过一些政治活动。他曾仕于宋，为大夫，又到过卫、齐、楚、越诸国。楚惠王时，公输般作攻战之具，打算为楚攻宋。墨子闻讯，行走十昼夜，到楚加以阻止。楚惠王晚年，墨子曾向惠王上书。他和楚贵族鲁阳文君相友善。目前所知墨子事迹仅此。
墨家在战国是一重要学派，和儒家一道被称为显学，其徒属遍天下。有说墨自儒出。《淮南子》说，墨家曾“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墨家和儒家都以《诗》、《书》为经典，但儒家尊周，墨家尊夏，两家不但在学术渊源上不尽相同，而且长期以来一直互不相容。儒家辟墨，墨家非儒。墨自儒出的说法是靠不住的。
墨子弟子中较有名者有禽滑釐、县子硕、公尚过、随巢子、胡非子等。《韩非子》说墨子死后，墨家分裂为相里氏、相夫氏、邓陵氏三派。墨徒受到不少君主的信用和看重，“后学显荣于天下者不可胜数”。当时人称活动于齐、鲁、宋等地的墨徒为东方之墨者，称活动于楚、越者为南方之墨者。墨徒进入到秦国者也不少，从惠文王时起，若干墨者受到秦的礼遇和信任。今《墨子》中的《号令门》篇即出于秦国墨徒之手，表明墨徒在秦国具有较大的势力。
墨徒对自己要求较严，《庄子》说他们“以绳墨自纠，备世之急”。特别在生活奉养上提倡“以自苦为极”的牺牲精神，从而形成了墨徒与别家所不同的一种独特形象。墨徒之间还组成纪律严格的组织，以精于墨理者为首领，号曰“钜子”。“钜子”死则另传他人。墨徒以钜子为圣人，“钜子”权力很大，可依墨家之法处置犯了过错的墨徒。《淮南子》说“钜子”可以指挥其徒属“赴火蹈刃，死不旋踵”。楚悼王死后，阳城君等贵族反对吴起而失败，墨家“钜子”孟胜效忠于阳城君，其徒属八十三人都和他一道死难。
墨子有著作传世。《汉书·艺文志》著录《墨子》有七十一篇，后亡佚十八篇，故今本《墨子》仅五十三篇。其中较能代表墨子学说和思想者有《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等。其余大都为墨家后学所作。其中《经》、《经说》和《大取》、《小取》，均属名辩之作，以讨论人的认识论和逻辑学等问题为主，可能成书于战国晚期，故为集名辩大成之作，是今天研究战国名辩之学的重要材料(见《墨经》)。《备城门》、《杂守》等十一篇，主要讲城守之术，应为兵家作品，也是墨家善守御的一种见证。还有如《亲士》、《修身》、《所染》。
据《墨子》可知，墨子的学说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兼爱非攻。所谓兼爱是要求君臣、父子、兄弟都要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并认为社会上出现强执弱、富侮贫、贵傲贱的现象，是因天下人不相爱所致。
第二，天志明鬼。宣扬天命鬼神的迷信思想是墨学的一大特点。墨子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它不仅决定自然界星辰、四时、寒暑等的运动变化，还对人世的政治起支配作用。因“天之爱民之厚”，君主若违天意就要受天之罚，反之，则会得天之赏。对于鬼神，墨子不仅坚信其有，而且认为它们对于人间君主或贵族也会赏善罚暴。
第三，尚同尚贤。尚同是要求百姓上同于天子。墨子认为，国君是国中贤者，百姓应以君上之是非为是非。他还认为上面了解下情也很重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赏善罚暴。尚贤是要求君上能尚贤使能，即任用贤者而废抑不肖者。墨子把尚贤看得很重，以为是政事之本。他特别反对君主用骨肉之亲，对于贤者则不拘出身，提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的主张。
第四，节用。节用是墨家非常强调的一种观点，他们抨击君主、贵族的奢侈浪费，尤其反对儒家看重的久丧厚葬之俗。认为君主、贵族都应像古代大禹一样，过着极为俭朴的生活，而且要求墨徒在这方面也能身体力行。
从西汉开始，墨学不再为世所重，故很少有人为《墨子》作注释，仅西晋鲁胜曾为《经》、《经说》作注。宋郑樵说《墨子》还有乐舌注，不过鲁、乐之书都未流传下来。清代学者因治经而兼及诸子，于是卢文弨、孙星衍、毕沅等又都为《墨子》作校注。清末孙诒让《墨子闲诂》为各种墨注中之最佳者。
历史词典：墨子
《楚辞》
历史档案
时间： 战国时期
地点： 今湖北地区
人物： 屈原
《楚辞》是战国时期楚国文学总集。西汉刘向辑，东汉王逸章句。原收楚人屈原、宋玉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人的辞赋共十六篇，后王逸增入己作《九思》，成十七篇。该书以屈原的作品为主，其中《离骚》、《九歌》、《天问》等篇保存了较多的历史资料和神话传说。
屈原（约前339～约前278），名平。初任楚怀王左徒、三闾大夫。因主张彰明法度，举贤授能，联齐抗秦，受怀王稚子子兰及靳尚等人谮毁而革职。顷襄王时，屈原被放逐，他无力挽救楚之危亡，又无法实现政治理想，遂投汨罗江而死。《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这篇宏伟的政治抒情诗表现了作者的进步理想，为实现理想而进行的不懈斗争，和斗争中所遇到的挫折及自己的苦闷。屈原常常征引历史以抒**怀，从中寻找经验教训，“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纣、羿、浇之败，冀君觉悟，反于正道而还己也。”其中有些地方可以和史书互相参证补充，例如《离骚》云：“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羿**游以佚畋兮，又好射天封狐。固乱流其鲜终兮，浞又贪夫厥家。浇身被服强圉兮，纵欲而不忍。日康娱以自忘兮，厥首用夫颠陨。夏桀之常违兮，乃遂焉而逢殃。”此段所述夏代历史相当完整，可与《左传》互相参看，而补《史记·夏本纪》不言羿、浞之事的疏漏。此外，从《离骚》中关于羲和、望舒、飞廉、丰隆、宓妃的记述，也可窥见上古神话传说的一斑；而“摄提贞于孟陬兮，唯庚寅吾以降”，则是考证古代天文历法的资料。
《九歌》为古代乐歌，相传是夏启从天上偷来的。屈原在民间祀神乐歌基础上创作的《九歌》，沿用了古代乐歌的名称，共十一篇。其中保存了关于云神、山神、湘水神、河神、太阳神等的神话故事，是研究上古民俗和楚文化的珍贵资料。
《天问》是一首长诗，描绘了它对自然宇宙和社会历史提出的一百七十多个问题中，保存了许多神话传说和古史资料。例如，关于鲧、禹治水的传说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就涉及鲧和鸱龟的关系，禹和鲧治水方法的不同，禹治水时曾得应龙之助，禹娶涂山氏女等细节；关于后羿的传说所提的问题又涉及后羿射日，射河伯而妻雒嫔，被寒浞杀害等细节。关于商之始祖契，以及自契至汤的历史，文献资料十分缺乏。《天问》透露了许多关于这段历史的重要线索，其中涉及契、王季、王亥、王恒、上甲微等殷人先公先王的内容，尤为宝贵。
历史词典：《楚辞》
《韩非子》
历史档案
时间： 战国时期
地点： 中原地区
人物： 韩非
韩非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总结了商鞅、申不害和慎到三家的思想，提出了一套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认为君主应凭借权力和威势以及一整套驾驭臣下的权术，保证法令的贯彻执行，以巩固君主的地位。他还继承了荀子的人性恶说，主张治国以刑、赏为本。《韩非子》中，《解老》、《喻老》两篇，用法家的观点解释《老子》，集中表述了韩非的哲学观点；《五蠹》把历史发展分为上古、中古、近古三个阶段，认为时代不断发展进步，社会生活和政治制度都要发生变化，复古的主张是行不通的；《显学》则记述了先秦儒、墨显学分化斗争的情况，认为“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主张禁止一切互相矛盾的学说，定法家的学说于一尊。关于《韩非子》的注释，有清人王先慎《韩非子集解》，近人陈奇猷《韩非子集释》、梁启雄《韩子浅解》等。
《韩非子》是战国时期法家韩非的著作总集，又称《韩子》。该书在韩非生前即已流传。司马迁说：韩非“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又说，秦王（即秦始皇）读《孤愤》、《五蠹》等篇，极为赞赏。西汉刘向校书，羼入了几篇他人著作，如《初见秦》、《有度》和《存韩》的后半篇。定《韩子》为五十五篇。
历史词典：《韩非子》
商鞅变法
历史档案
时间： 战国时期
地点： 中原地区
人物： 商鞅
商鞅，战国时秦国政治家。姓公孙，卫国贵族，又称工鞅或公孙鞅。商鞅年轻时好刑名之学，在魏相公叔座门下任中庶子(或作“御庶子”)。公叔座临终前将其推荐给魏惠王，惠王不能用。商鞅闻秦孝公下令求贤，发愤图强，乃离魏去秦，以变法强国之术说孝公，孝公大喜。但甘龙、杜挚等大臣对变法并不赞成，他们制造舆论，以为“智者不变法而治”，“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孝公不为所动，仍以商鞅为左庶长，下令变法。故名为商鞅变法。
其主要内容是：
第一，实行连坐法。即将秦民编入什、伍之内，使其相互监督。一人犯法，同一什、伍之人不检举、告发，也要承担法律责任，告奸者则可受赏。
第二，用法令力量迫使大家族向个体家庭转化，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
第三，禁私斗，鼓励秦民杀敌立功。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
第四，贯彻重农抑末的策略，其具体措施是：对于努力耕作者免其徭役，对于怠于种田或因从事手工业、贾贩活动而致贫者罚为奴隶。
第五，要求宗室也立军功。《史记》记：“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即依军功大小定贵族身份之高低。
在变法令下达后，商鞅以三丈之木置于国都南门，募民有能徙木于北门者赏十金，但无人响应。他又将赏金增至五十金，有一人应募，即获得五十金，以此来取信于民。当时太子犯法，商鞅刑其师傅公子虔、公孙贾。《战国策》对此事的评论是：“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期年之后，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大强，诸侯畏惧。”商鞅执法敢于不避贵势，在秦国震动颇大，这是上下都能奉公守法的重要原因。
新法令推行几年后，秦国百姓家给人足，臣民勇于公战而怯于私斗，故国势蒸蒸日上，孝公以商鞅为大良造。两年后，秦从雍(今陕西凤翔)迁都咸阳，并第二次下变法令。
其内容有：
第一，推行县制。并小都、乡、邑为直属于中央的县。县置令、丞。全国共置三十一县(一作四十一县)。
第二，废除井田制。《史记》有：“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战国策》说商鞅“决裂阡陌，教民耕战”。
第三，统一度量衡，即平斗桶、权衡、丈尺。
秦孝公二十年(前342)，秦国富强。周天子和诸侯派人向秦祝贺。次年，秦乘魏在马陵之战中的失利而伐魏，魏公子卬率军拒之，商鞅用诈谋虏取卬而破其军，魏割河西(今陕西东部)向秦求和。商鞅以此战功受封于、商(今陕西商县、河南西峡一带)十五邑，号称商君。
而商鞅相秦期间，因鞅执法较严引起秦贵族的怨恨。孝公卒后，太子惠王立。
公子虔之徒为报夙怨，告商鞅有谋反企图，派官吏逮捕他。商鞅打算逃入魏国，魏人因公子卬曾中其计而丧师，故拒不接纳。商鞅不得已而归秦，乃与其徒属发邑兵攻郑(今陕西华县)，兵败被俘。惠王车裂商鞅，并灭其族。商鞅遗物，过去所发现的有铜戟、铜镦和铜方量。戟铭为“十三年，大良造之造戟”。镦上的铭文为“十六年，大良造、庶长鞅之造”，方量之铭是“十八年，齐率卿大夫众来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十六年、十八年皆为孝公之纪年。文献记载中称商君相秦，今证之以铭文，鞅官居大良造，和国相相当，相邦之名孝公时尚未出现。
历史词典：
纵横家苏秦
历史档案
时间： 战国时期
地点： 中原地区
人物： 苏秦
苏秦是战国时著名的纵横家。有关苏秦的事迹见于《战国策》和《史记》等书。《史记》说他是东周洛阳人，曾到齐国受业于鬼谷先生，后出游数岁，一无所获而归。遭到家人的讥笑。于是他发愤用功，得周书《阴符》而读之，领会出如何方能投人主之所好的奥秘。他先去游说周显王、秦惠王和赵肃侯，但都未成功。接着又到燕国去见燕文侯，文侯接受了他的合纵主张，并资助他车马金帛，使他能到赵、韩、魏、齐、楚几国去游说。
六国经过他的劝说而联合起来，苏秦成为纵约长，“并相六国”。到燕易王时，他因得罪易王而亡齐，到齐湣王时，齐大夫嫉恨苏秦而使人刺之。他在临死前对湣王说：我死后可用叛齐之罪名而处车裂之刑，这样做以便于找出刺杀我的凶手。
苏秦死后，其弟苏代、苏厉也到处游说而“名显诸侯”。司马迁在写《苏秦传》时，发现不少有关苏秦的记载不可信，有张冠李戴之误。但他在处理苏秦的事迹时，特别在年代方面仍有不少错误。如他把苏秦最初游说赵、燕等国定在赵肃侯、燕文侯时，将其卒年定在张仪之前。经过不少学者的考订，明确了苏秦应在燕昭王、齐湣王之世活跃于六国间，与其同时的著名人物有孟尝君、李兑、周最等。
苏秦先仕于燕，其主要活动是，离间齐、赵关系，以减轻齐对燕的压力。又和赵李兑共同联合五国以攻秦，后来他又离燕至齐，受到湣王的重用，但苏秦仍忠于燕，暗中为燕效劳。他所采取的策略是劝齐攻宋，以转移齐对燕的注意力。于是燕昭王派乐毅突然出兵以攻齐，齐因措手不及而败于燕。苏秦阴与燕谋齐的活动至此而败露，齐处以车裂之刑，这在战国晚期是轰动一时的事件，在许多当时人著述中都有反映，如山东银雀山出土的竹简本《孙子兵法·用间》，里面有“燕之兴也，苏秦在齐”的话，又如《吕氏春秋·知度》，说“齐用苏秦而天下知其亡”。这些记载表明，战国时人都知道苏秦为燕而仕齐，最后使齐亡而兴燕，但他自己也为燕而作出牺牲。
苏秦在战国晚期名声颇大，《荀子·臣道》把“齐之苏秦”和“楚之州侯”、“秦之张仪”相提并论。西汉时，苏秦仍受人称道，如《史记·邹阳传》赞扬他能成为燕的忠臣。《淮南子》也多处提到他，并肯定他有知权谋的长处。司马迁以为苏秦在“连六国从亲”的过程中，显示出他的才智过人。
纵横家兴于战国后期。时群雄相争，除用武力外，还需展开外交、政治上的攻势。纵横家应运而生。他们并不专崇一种主张或观点，而是根据实际需要定其取舍，故忽而用儒，忽而用道，构成了所谓的一纵一横。
西汉时称纵横之说为“长短说”，长说、短说和一纵一横含义相同，都是说纵横之士从不同角度用不同观点去说服对方的一种方法。到战国晚期，因秦强六国弱已成为定局，故凡联合关东各国抗秦者即为合纵，而秦设法破坏合纵就是连横。如《战国策》就把秦和六国对立起来，并总以苏秦、张仪为合纵连横策略的代表性人物，双方各自为六国或秦的利益而进行辩护。
《汉书·艺文志》肯定了纵横家“权事制宜”的这一长处。但过分的灵活性也易流于欺诈，《史记》说六国时“谋诈用而纵衡长短之说起”，《汉书》也称其“上诈狡而弃其信”。尽管如此，纵横家在战国晚期仍受到各国君主的重视，故韩非说：“山东言纵横，未尝一日而止也。”《汉书·艺文志》纵横家类有《苏子》三十一篇，当是苏秦作品或后人所记有关他的事迹的汇集，其中似也包括苏代、苏厉的一些游说之辞。《苏子》是纵横家类中篇幅最多的一部，可见从战国到西汉，纵横家中属于苏氏弟兄的作品或有关材料分量很多，流传也最广。汉以后该书已亡佚。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本《纵横家书》，其中有十一篇苏秦上燕王或赵王书，不见于《战国策》、《史记》等传世的古籍，另有两篇其部分内容见于《战国策》，这十三篇是现在了解苏秦事迹的重要新材料。
历史词典：
《吕氏春秋》
历史档案
时间： 战国末年
地点： 中原地区
人物： 吕不韦
《吕氏春秋》是战国末年，秦相国吕不韦组织门下学者集体编纂的杂家著作。亦称《吕览》该书成书于秦王政八年(前239)，时当秦统一六国前夕。分十二纪、八览、六论，共二十六卷，一百六十篇，计二十余万言。该书宗主道家，取老子顺应客观的思想，舍其消极避世的成分，兼采儒、墨、法、兵诸家之长，初步形成了包括政治、经济、哲学、道德、军事等各方面内容的理论体系。
作者意在综合百家之学，总结历史经验，为行将出现的统一全国的专制中央政权提供长治久安的治国方案。该书提出的“法天地”、“传言必察”、“疑似必察”、“别宥”等思想，和适情节欲、运动达郁的健身之道，具有唯物主义倾向。它还保存了许多旧说佚闻，在理论上和史料上都有很高的价值。但书中宣扬了天人感应等迷信思想，又因出于众手，对先秦诸子的思想，也有未能融会贯通的地方。
司马迁在《史记》里将《吕览》与《周易》、《春秋》、《离骚》等并列。东汉高诱曾为其作注，认为该书“大出诸子之右”。《汉书·艺文志》将该书列入杂家，此后不少儒家学者以其“杂”而不予重视。《吕氏春秋》注释本有清人毕沅《吕氏春秋新校正》，近人许维猷《吕氏春秋集释》、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等。
历史词典：《吕氏春秋》
《孙膑兵法》
历史档案
时间： 战国时期
地点： 中原地区
人物： 孙膑
《孙膑兵法》与《孙子兵法》一样，都是中国古代著名兵书之一，而《孙膑兵法》是继《孙子兵法》之后“孙子学派”的另一重要著作。故称《齐孙子》。题名作者孙膑，据说为孙武后世子孙，战国时期生于齐国阿、鄄之间(今山东阳谷、鄄城一带)，曾与庞涓一起学兵法。庞涓事魏惠王为将军，阴使人召孙膑入魏，妒其贤而施以膑刑，故世称孙膑。
后孙膑逃离魏国奔齐，事齐威王，从齐将田忌为军师，出奇计大败魏军。田忌受政敌邹忌排挤，被迫流亡楚国，孙膑可能偕行入楚，故汉人王符说“孙膑修能于楚”，高诱也称之为“楚人”。在战国兵家中，孙膑以“贵势”即讲求机变而著称，是与吴起并列的著名军事家。
最早明确记载孙膑有兵法传世的是《史记》。《汉书·艺文志》把它与《吴孙子兵法》并列，著录《齐孙子》八十九篇、图四卷。据估计，《孙膑兵法》的散亡约在唐代以前。《魏武帝注孙子》提到“孙膑曰：兵恐不投之于死地也”，唐赵蕤《长短经》卷九也提到“孙膑曰：兵恐不可救”，杜佑所撰《通典》卷一四九有“孙膑曰：用骑有十利”一段，但其书自《隋书·经籍志》就已不见记载，后人无从窥见其面目。
1972年2月，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出土了竹简本《孙膑兵法》，使得这一失传已久的古书重见天日。竹简本《孙膑兵法》经整理，分为上、下两编，上编是可以确定属于《齐孙子》的十五篇，包括《禽庞涓》、《见威王》、《威王问》和《陈忌问垒》等；下编则是一些尚不能确定属于《齐孙子》的论兵之作。竹简本篇数大大少于《艺文志》著录本，并非完书。其中《陈忌问垒》篇残简提到“明之吴、越，言之于齐，曰知孙氏之道者，必合于天地”，表明它与《孙子兵法》乃一家之学。此书祖述《孙子兵法》，但体裁往往采用问对或叙事等形式，内容除谈兵略外，还杂有形势、阴阳、技巧家言，和《尉缭子》、《六韬》等战国晚期兵书比较接近。显然是由孙膑的后学弟子编集而成。根据简文所记史事和人物，其成书年代至少应在齐宣王之后。
历史词典：《孙膑兵法》
《礼记》
历史档案
时间： 战国至秦汉时期
地点： 中原地区
人物： 无
《礼记》是战国至秦汉时期儒家论说或解释礼制的文章汇编。汉代把孔子所定的典籍称为“经”，弟子解说“经”的文字称为“传”或“记”，《礼记》因此得名。到西汉前期《礼记》共有一百三十一篇。相传戴德选编其中八十五篇，称为《大戴礼记》。戴圣选编其中四十九篇，称为《小戴礼记》。东汉后期大戴本不流行，以小戴本专称《礼记》，并与《周礼》、《仪礼》合称“三礼”。郑玄作了注，遂升为经。这四十九篇内吝涉及面较杂，一部分是《仪礼》各篇的“记”，如《冠义》、《昏义》以下六篇，即解说《仪礼》冠礼、婚礼各篇；有关丧服、祭法的近二十篇，也是解说《仪礼》相应篇章的；而《奔丧》、《投壶》则是《仪礼》所失收的古代典礼仪节文件。书中还有一些广泛论说礼意、阐释制度、宣扬儒家理想的篇章，其中《礼运》、《乐记》、《学记》等直接录自儒家旧籍。
此外，还有录自诸子的《月令》等篇，及汉代儒生追述周代制度的《王制》篇等。唐孔颖达据以撰《礼记正义》七十卷，南宋时和郑注合刻为《礼记注疏》六十三卷。宋代理学家选出其中《大学》、《中庸》两篇，与《论语》、《孟子》合称四书，作为儒学基础课本。同时卫湜纂《礼记集说》一百五十卷，以资料丰富著称。元陈澔有《礼记集说》十卷，为求浅显，有所删改，明人用它编为《礼记大全》三十卷。清人治《礼记》的也有十余家，但无名著，唯杭世骏《续卫氏礼记集说》一百卷以资料繁多见称，而朱彬的《礼记训纂》则较为简明扼要。
历史词典：《礼记》
《墨经》
历史档案
时间： 春秋战国时期
地点： 中原地区
人物： 墨子
《墨经》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哲学、逻辑学和科学著作。通常指《墨子》书中《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六篇，也有人专指前四篇。谈论辩学是《墨经》的重要内容，所以有的著作称《墨经》为“墨辩”。
《墨经》六篇中，逻辑学说占的比重较大，且已初具体系。它对于“名”(概念)、“辞”(判断)、“说”(推理)等思维形式作了较科学的阐述，其中指出概念要反映实物，判断要表达思想，推理要指明论据，并主要研究了类比推理，提出以“辞”、“故”、“理”、“类”为基本环节的推理程序。它对于逻辑的应用、论辩的原则以及如何避免逻辑错误，都有较深刻的论述，认为辩学应该用来辩明真理，为解决社会实际问题服务。
《墨经》的六篇各有侧重：《经上》和《经说上》专列概念、概念的定义及其解释，略相当于《墨经》逻辑的概念论；《经下》和《经说下》专列命题、定理及其说明，略相当于《墨经》逻辑的判断论；《大取》提出“故”、“理”、“类”辩学三物，是对推理的精辟总结；《小取》则是《墨经》逻辑的总论。《墨经》的逻辑学堪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古印度的因明学相媲美。在哲学上，《墨经》提出了较为科学的关于时间和空间的外延定义，对于物体与其属性的关系也有正确理解。它较深入地探讨了认识的来源、过程、知识的真理性、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相互关系等问题，在这些问题上发展了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
在科学上，《墨经》将战国时期蓬勃发展的若干自然科学技术所积累的经验，从理论上进行了概括和总结，抽象出一系列相当精辟的概念和公式，其中主要是机械运动若干原理、光的运动与反射、几何学的基本概念。直到今日有些仍保有其科学价值，是中国古代科学史的宝贵资料。此外，《墨经》还涉及某些生理现象、商品与货币的关系等问题。
《墨经》非墨子一人之作，大约为几代后期墨者逐步编纂、修订而成书于战国中、晚期。因为《墨经》所重视的坚白、同异、是非、五行相胜等问题，到战国中、后期才成为学术界争论的重要课题；《墨经》对于墨子的学说既有鲜明的继承脉络，也有重大的修正和发展，而且其文风与体裁与《墨子》其他诸篇也迥然不同。它的出现标志着墨家学说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墨经》一书堪称中国古代唯物主义和科学传统的杰出代表，但自西汉中期儒学定于一尊后，墨经连同墨家整个学说便遭排斥压抑，遂至湮没无闻(见罢黜百家)。魏晋时期玄学流行，士人尚清谈、善名理，《墨经》的逻辑思维及辩论术又受到重视。西晋人鲁胜曾为《墨经》作注，可惜这第一部墨经注只保存下一篇《墨辩注叙》。鲁胜指出了墨辩的重要性，提出“引说就经”的研究《墨经》的正确方法，但他错把《墨经》当作墨子本人的著作。唐朝乐台所作《墨子注》，今亦不存，书目见于《通志·艺文略》。
宋以后，统治者仇视具有人民性和科学性的墨家学说，把孟子攻击墨者的话当作真理，墨学又成了学术研究的禁区。清中叶以后，随着考据学的兴起，墨学研究方始活跃。毕沅有《墨子注》，对《墨子》全书作系统集注。汪中首次提出《墨经》六篇非墨子自著的见解，将它们同《墨子》其余诸篇分开研究。近代诠注《墨子》最有成就的当推清末学者孙诒让，他的《墨子闲诂》集诸注家之大成，对《墨经》六篇的注解、校勘下了相当大的功大，为学术界所推重。《墨经》六篇行文简古，传本错讹较多，经诸多学者校注，其文大致可以读通，给后人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辛亥革命前后，研究墨学特别是《墨经》成为一股潮流，其中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及梁启超的《墨经校释》，摆脱了经学家的偏见和考据家的繁琐，使用现代逻辑方法阐发《墨经》的理论体系，给人以清新之感。
近几十年来，已出版的关于《墨经》的校注、研究著作中，伍非百的《墨辩解故》、谭戒甫的《墨辩发微》、高亨的《墨经校诠》，詹剑峰的《墨家的形式逻辑》、杨宽的《墨经哲学》、沈有鼎的《墨经的逻辑学》等书，均有一定影响。
历史词典：《墨经》
师阶层的兴起
历史档案
时间： 先秦时期
地点： 中原地区
人物： 无
师是指先秦时期的师傅、重臣、武官以及乐工。师的职责是“教之以事而喻诸德者也。”故师、保往往并称。《诗·葛蕈》中有女师，应为专掌贵族妇女教育之官。又在宫廷教育中，师、官也不分，朝廷宰辅重臣常对国君兼有教职，《孟子·公孙丑下》曰：“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于是商、周君主的重臣也常名之为师，如商人称甘盘为师盘，周人称吕望为师尚父。西周时师又分太师和少师，《诗·大雅·节南山》说：“尹氏太师，维周之氐，秉国之均。”表明太师的地位甚为重要。与太师相比，少师不过是“与太子燕者”。《左传》记宋国六卿曾以右师、左师居首，这是春秋时以师为尊官的例子。战国时君主礼贤下士之风很盛，如魏尊田子方、段干木为师，齐以孙膑为师。
按照《周礼》所记，师的职掌是管教育和备宿卫。如《地官》的师氏，要“告王以善道”，“以三德教国子”。又说师氏“使其属帅四夷之隶，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门外”。故《尚书》的《牧誓》、《顾命》中的师氏都具有武职性质，铜器铭文中的师氏亦属此类。由于师地位较高，故渐渐又成为长的同义词，《周礼·天官·甸师》序官郑玄注：“师犹长也。”《周礼》中的县师、乡师、士师、卒师、医师等皆其例也。其他文献中所见农师、工师、渔师、贾师也都是一官之长。《仪礼》中又有司马正、司马师和小臣正、小臣师，郑玄注：“司马师，正之佐也。”则有的师为较长略低的佐官。师还可以指乐工，《左传》杜预注：“师，乐师也。”《仪礼》、《论语》等书中的太师、少师皆乐师之长，与居师保之任的太师、少师名同而实异，《左传》中的师缙、师悝，《国语》中的师旷，都是地位不高的盲乐师。
历史词典：师
狄人兴起
历史档案
时间： 先秦时期
地点： 今西北地区
人物： 狄人
狄指先秦时期西北民族，又用以泛指北方民族。狄字或作“翟”。狄人部落众多，春秋时以赤狄、白狄、长狄最著。赤狄隗姓，即殷及西周之鬼方，甲骨卜辞与金文皆有记载，为西北大国（今陕西、甘肃、宁夏及内蒙古鄂尔多斯一带）。
《周易》记载：“（殷）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殷末其势仍盛，周王季曾“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至周成王时，命盂率兵伐鬼方，“俘人万三千八十一人”，可见其人徒之众。春秋之初，赤狄东出秦、晋之北而入于晋，并据太行而建群国，其势力大盛，又东向灭掉邢国（都今河北邢台）、卫国（都今河南淇县）。这时，楚国也兴起于南方，形成“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如线”的严酷局面。虽值齐桓公霸业盛时，邢、卫二国重建，但仍无力恢复其故土。是后狄人西扰周、晋，并与王子带勾结，将周襄王逐出王都。晋文公出兵勤王，大败狄师，杀叔带。狄乃东渡黄河，进入河南、山东，侵扰宋、卫、齐、鲁。后狄人发生分裂，力量削弱，晋遂攻灭潞子、甲氏、留吁、铎辰等国，赤狄大衰。
白狄原与秦同居雍州，在晋国西，后亦渐徙晋东，更东至鲁西，其中以河北中部的肥、鼓，鲜虞三国最大。肥、鼓后为晋所灭，春秋末鲜虞改称中山，战国时成为与燕、赵、韩、魏同时称王的千乘之国。20世纪70年代在河北平山县发现中山国都遗址及中山王墓。出土文物表明，白狄正在逐步融合于华夏族，并在战国中期与华夏文化趋于一致。春秋中叶活动在今山东、河南、河北间的长狄，又名郧瞒，以其附属于赤狄而蒙狄称，因其族人体形高大故名长狄，其各部分别灭于晋、齐、宋、鲁、卫。
历史词典：狄
夫余之谜
历史档案
时间： 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5世纪
地点： 今松嫩平原一带
人物： 夫余人
夫余亦作扶余。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5世纪活动于中国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之一。初次见于《史记·货殖列传》。一般认为属于通古斯语族。大约在战国时期，夫余已为华夏诸国所知。据公元1世纪保留的传说，远在北方的“北夷”有索离国，约当今嫩江上游松嫩平原。索离国王的后裔名东明，向南发展，渡过掩水（今松花江中游），占据了今吉林农安、长春一带，所谓“东夷之域”，亦即古代原始居民濊貉的原住地，遂称夫余国。它南与高句丽，东与挹娄、西与鲜卑为邻；北有弱水，弱水即今嫩江或黑龙江。这地区“最为平敞，土宜五谷。出名马、赤玉、貂豽”，“以员栅为城，有宫室、仓库、牢狱”。在国王之下，设马加、牛加、猪加、狗加等官，各“加”分领数百至数千邑落。
邑落的豪民役使“下户”为奴仆，社会处于奴隶制阶段。刑法严苛。正月祭天，断刑狱。衣服尚白。兄死妻嫂。有军事则祭天，杀牛、观牛蹄以占吉凶，遇敌时，诸加各自为战，使下户输担粮草饮食。文献所记夫余的礼节、习俗、衣饰，和近年考古的遗存，都说明他们久已受华夏文化的影响。
汉武帝时，夫余向汉朝贡。王莽为向“外夷”显示威力，曾于始建国元年（公元9）派遣赉印绶的五威将军至夫余。公元1世纪初至3世纪中，夫余实力渐盛。自东汉光武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起，不断遣使朝汉，与汉基本上保持友好。而同高句丽、鲜卑对抗。安帝建光元年（121）冬，高句丽围攻玄菟郡时，夫余王曾遣子尉仇台击破之，解救了玄菟。顺帝永和元年（136），夫余王曾来汉京洛阳。以后，高句丽日趋强大，向西发展，汉边军退至西盖马（今辽宁抚顺）；但夫余仍亲汉，西与鲜卑、南与高句丽对抗。东汉末及曹魏初，公孙氏势力在辽东兴起，夫余属辽东。公孙氏为利用夫余抑制高句丽、鲜卑，曾以同族之女妻夫余王。公孙氏亡后，夫余又于魏明帝景初二年（238）朝魏。
西晋建立后，夫余王频繁遣使朝贡。太康六年（285），慕容廆袭破夫余，其王依虑自杀，余众走保沃沮。七年，晋武帝司马炎遣东夷校尉何龛击败慕容廆，依虑之子依罗得以复国。晋永和二年（346），慕容鲜卑又大败夫余。其国势因此大衰。北魏高宗时，夫余王曾遣使朝贡。北魏太和七年（483），灭于高句丽。十七年，夫余王室残留故地者，复被勿吉所逐，遂北渡那水（嫩江及东流松花江），徙居今嫩江支流富裕尔河一带，金代蒲与路治在富裕尔河沿岸并以此河得名，都因夫余遗裔居于此河流域，是夫余的对音。
历史词典：夫余
和买的出现
历史档案
时间： 先秦时期
地点： 中原地区
人物： 无
和买原意是指两厢情愿公平交易，实际上就是指当时社会的一种交易手段。
唐代孔颖达认为，和买始见于先秦。后和买逐渐变为官府强取民物。唐初和买包括丝织品、牲口、砖瓦木材、柴草、冬藏菜甚至奴婢等。中唐以后，为应付军需及官府的种种需要，和买范围更为广泛。唐代和买不论民户家产多寡，在很大程度上采取缘户散配的方法进行，贫苦民户往往被迫以高价从市场或富户手中购买用来缴纳的物品。因此，名为和买，实为抑夺，与赋役的抑配方式实无二致。
宋时“和买”大多是官府向民间购买丝麻产品，以保证庞大常备军的军装供应。为此，官府需在丝麻产区置场和买各种产品。宋太宗赵炅到宋真宗赵恒时，经马元方、王旭、李士衡等人创议，开始实行预买，即向民间预支和买本钱，而以丝麻产品随两税纳还官府。预买推行于河北、京东、京西、淮南、两浙、江南、荆湖、川峡等路，逐渐成为和买的主要形式，故宋人或将预买与和买混称，或合称和预买。
大致自宋仁宗赵祯时，各地已用不同方式减克和买本钱，景佑时，和买紬绢一百九十万匹，庆历时，增至三百万匹，和买成为民间沉重的负担。北宋晚期，和买已部分演变为定额税，南宋初期，更完全演变为定额税，官府不再支付和买本钱。和买一般按人户家业钱额、税钱额摊派，某些地区还适当参照户等。如四川自宋神宗赵顼时，规定乡村上三等户摊派和买，四、五等户不敷和买。南康军（今江西星子）每税钱四百三十文，起敷和买一匹。婺州（今浙江金华）某些县人户自三十贯家业钱以上，起敷和买。官户和乡村上户往往采取诡名子户的办法，即将一户分成数户以至数十户，以降低户等，向乡村下户转嫁和买负担。在不少地区，和买额超过夏税额，成为南宋的重赋。
金代官府的和买亦通过抑配方法进行，范围包括军器、金银及各种物料。诸王驸马也借权势和买诸物。元代采用按户等或赋税、土田数额摊派的方法，凡军用物资、宫廷消费、官府日常用品皆在和买之列。但对和买之物给价很少或不给价，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赋役。明清两代，和买称为“采办”，虽有不许扰民的规定，但官吏仍向商民勒索。
历史词典：和买
户籍制度的建立
历史档案
时间： 战国时期
地点： 中原地区
人物： 无
户籍是指中国历代政府为掌握户口数量而设置的一种簿籍登记制度。主要是掌管当时的人口数量。
秦汉从现存史料看，至迟在战国时期已建立了这种制度。战国以来，秦即实行户口调查登记。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秦献公十年（前375），“为户籍相伍”。孝公时，户籍制度渐臻完备，户籍上注明一家人的姓名和口数，生者填上姓名，死时削去，此制早已见于《商君书》中《去强》、《境内》等篇。秦始皇十六年（前231），命令男子不论是否成丁，一律登记年龄，补充了旧有的户籍制度。云梦秦简《法律答问》提到人户迁居，应请求地方官吏“更籍”，地方官吏必须准确掌握所辖行政区域的户口，如果出现差错，则以律论罪。可见国家对户籍的管理相当严格。秦中央政府藏有全国户籍，刘邦入咸阳，萧何急进丞相府收取图籍，其中即包括户籍。
汉代户籍又称“名数”。汉代政府非常重视户口数，它是政府制土处民，征收贡赋，制造器物，规定禄食，兴发力役，组织军旅的基本根据。因此，用以登记户口的户籍，当然受到重视，并制定有关政策，以保证户籍制度的推行。汉沿袭前代旧制，每年县、道官吏负责进行登记验查户口，当时称为“案户比民”或“案比”。案比的时间规定在八月。汉初采用秦历，以十月为岁首，八月案比，九月造册，适值岁末结束。这时也是一岁田功告竣的时候。案比时民户每人均须亲身到场。
据《后汉书·江革传》记载，每岁案比，江革自己挽车送母亲到县廷接受主吏验视，可见汉代案比的严格。在案比的基础上，县、道编造户籍。户籍的内容，包括每户男女人口、姓名、年龄、籍贯、身份、相貌、财富情况等。汉县、道有户曹，主管户口簿籍。编造户籍应属户曹职掌。岁终时，县、道上计于所属郡国，郡国上计于中央。丞相或三公之下也设户曹主管全国户籍。上计项目有本县、郡户籍民数、垦田数量、钱谷入出、“盗贼”多少等，户籍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内容。
国家为了得到最高数额的民数，规定每人必须著名户籍，并以法律作为约束，防止人户脱籍。从史料估计，汉初文景时期户籍大约依法实行。但到武帝晚年，失籍逃籍的人为数一定很多，《汉书·石奋传》记载武帝元封四年（前107），关东流民二百万口，没有户籍的多达四十万口。且当时兼并日烈，地主豪强自己逃避户籍，又荫庇佃户使隐脱户籍，因此登记入籍的人户日少。到了宣、元至哀、平时期，估计户籍登记已大致恢复。所以《汉书·地理志》所记平帝元始二年全国户数一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余户，口数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余人，可能接近事实。
东汉政治废弛，脱籍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明、章、和、安、顺诸帝屡发诏书，让脱漏户籍的流民及其他人入户著籍，但始终没有达到目的。这说明汉代的户籍制度越来越不能贯彻。因此，史书上根据政府户籍记载的东汉郡国民数，与实际情况距离就越来越远。
魏晋南北朝三国战乱，很多人都没有户籍。因次当时政府已无法掌握具体的人口数字，故曹魏废西汉以来的算赋、口赋而行户调。西晋平吴统一全国后，颁布以丁男、丁女为基准的占田课田制和户调式，并规定了品官荫客、荫亲属的具体限额，说明国家户籍制度开始趋于稳定。时户籍皆用经过药物处理的黄色的一尺二寸札，已在官役者载名，故称“黄籍”。西晋速亡，导致户籍制度再度出现紊乱。十六国时期，中原地区“或百室合户，或千丁共籍”，无严密的户籍可言。南燕主慕容德曾在辖区内“正其编贯”，得荫户五万八千户。除此之外，十六国诸政权均无检括户口之举。东晋南朝承西晋之制，仍用“黄籍”，但却有为侨居江南的北方流民所设立的临时户口，时称“白籍”。凡入白籍者，无徭役赋税。
此外，依附于门阀士族的部曲、佃客亦不在黄籍之内。针对这种现象，为保证国家财政收入，东晋南朝曾多次进行“土断”。“土断”的中心内容是整理户籍，取消一些侨州郡县，将部分白籍户纳入黄籍，并清查隐匿漏户。由于流民不断南下，土断政策贯穿整个东晋、南朝。在北朝，户籍制度亦逐步完备。
孝文改制，颁均田令，行三长制，当有较严密的户籍制相配合。西魏、北周，有计帐、户籍之法。敦煌出土的西魏大统十三年（547）计帐残卷，是当时计帐、户籍制度的珍贵实物。计帐所载项目颇多，主要有户主及户内成员、依附人口的姓名、年龄、丁中、受田数字、应纳租调数等等，与户籍同为控制劳动人民、征发赋役的依据。（杨光辉）
唐代户籍主要包括户口、土地、赋役三项内容。规定三年一造；凡季年（即逢丑、辰、未、戌之年）正月上旬，各县主管户籍的户曹就要携带本县上两年所造的手实、计帐到州府去造一州之籍，籍依乡、里次序逐户登记，每户以户主为首，记其姓名、年龄、性别、丁中、户等、身份（如职资、卫士、白丁等），是否课户、现输与否，若有官勋，亦需注明获得日期及同“甲”之“甲头”（唐代将同一批授官、授勋、登第者分为团，称团甲，其第一名者称“甲头”）。以下登记家庭成员（包括良、贱口），先书其与户主之关系，然后登录名字、年龄、性别、丁中、身份等情况，与户主同。最后还登记当户应受田数、已受田数、未受田数。已受田还要登记其每段亩数、坐落所在与其四至，并记明“永业”、“口分”与居住园宅。有的户籍还登记当户应纳租调的数字。
造籍一式抄写三份，以乡为单位，粘接成卷。粘接处，骑缝写上某州某县某乡（有的还加某里）籍，州、县名上各盖州、县官印，以杜绝改换作弊。规定在三月三十日前造完。造毕，装潢一份送尚书省户部，两份存州、县籍坊（库）。
尚书之籍保存二十七年，州、县之籍保存十五年。造籍后三年内的人口滋生、死亡、没落、逃亡、新附及奴婢买卖而引起的变化，既要在每年一造的手实、计帐上登记，也要在下次造的新户籍上附注明白。甚至因诈伪而由貌阅改正的情况也要记上。总之，登记得非常具体详细。造籍的费用，由居民负担，每人一钱。至唐玄宗时户主名下加注曾祖、祖父之名，即所谓“三状”；各人名下注毕即书一“空”字，表示此下无字，以免后来添注作伪。这些办法都是为了加强控制，防止逃亡，保证赋役剥削的对象不致减少。但是逃亡仍然不能避免，作伪亦层出不穷。
安史之乱后由于战乱流徙，加上政治腐败，以致长期不造新籍，或仅据旧籍转写，前期严密的户籍制度业已成为空文。敦煌、吐鲁番出土的户籍残卷，不但是研究唐代户籍制度的原始实物，而且也是研究当时阶级关系、民族关系、赋役制度等等的宝贵资料。唐代户籍制度也为日本所仿效。日本《养老令》所载户令，基本上出自唐制。日本还保存不少古代的户籍，也为研究唐代户籍制度提供了旁证。
宋代官府依据民户有无税产的情况，把全国居民划分为主户和客户两大类，在主户中，又依据税钱或家业钱的多少；将乡村户划分为五等，坊郭户划分为十等（见户等制）。宋代版籍有户口版籍和二税版籍。户口版籍有时简称版籍或户籍，又称人户产业簿、丁产等第簿，或五等薄、五等丁产簿等。二税版籍又称税租簿、夏秋税簿、夏秋税管额帐等。分别相当于唐代三年一造的户籍和一岁一造的计帐。
户口版籍虽是户籍正宗，但二税版籍亦需首先在“新收”、“开阔”、“逃移”、“见管”诸项下开列坊郭、乡村主、客户数和丁数，并需开列丁、中、小、老、疾病的人数，与户籍有密切关系。在户口版籍和二税版籍之外，另有称作丁籍，或丁帐、丁口帐的簿籍，一岁一造，亦起着与户籍相似的作用。北宋建立之初，户籍制度极不健全，直至至道元年（995）下诏复造天下郡国户口版籍以后，才逐渐步入正轨。按照规定，每逢闰年，即推排家产、升降户等，重造一次户口版籍。造籍时，以县为单位，由县令、佐责成耆长、户长、乡书手上门登录核实各户税产、物力、丁口，定出户等，注明已服差役名目，先张榜公布，如有不实，听民自言，然后编造成册。熙宁年间实行募役法和保甲法以后，五等户簿虽未明令废罢，但逐渐被保甲簿所代替。
辽金元辽代人户分隶诸斡鲁朵（宫帐）、部族和五京（见辽五京）州县。诸帝及执政之应天、承天二太后皆置宫帐（韩德让特许置文忠王府，拟诸宫例），分州县、析部族隶之，设官府，籍户口，备兵马。宫帐户籍分正户（契丹人）和蕃汉转户（渤海、汉人等），每户皆二丁（年十五至五十为丁），并列有各宫出骑军数；其户、丁数分别见《辽史》的《营卫志》和《兵卫志》。契丹人及所征服诸部族游牧民皆置为部，其户籍不详。辽太宗时籍五京户丁以定赋税，五京诸府州县丁籍见《兵卫志》（中京道仅有三韩县丁籍），户数则见《地理志》（不全），也是每户二丁。
金代人户分别隶于州县和猛安谋克（汉人、渤海人不得充猛安谋克户）。其户口计帐三年一籍。自正月初，州县户由里正、主首，猛安谋克户由寨使，至编户家责手实，具男女老幼姓名年龄（分正口和奴婢口）、田亩、牛具及其他事产，二十日报县，二月二十日申州，到四月二十日，各州县、猛安谋克所造之籍一律送到户部。户部由郎中、员外郎各一员掌户籍等事。从大定四年（1164）起，因民户贫富变化，赋役不均，损害政府的赋税征收，于是又实行通检推排，清查户口、物力，按贫富分户等，定科差。
蒙古建国（1206）之初，即按千户制编籍全国游牧民，共编九十五千户，并在成吉思汗子弟中实行领民分配，这些都登记在青册上。后来在所征服的中原、西域各地区括户造籍，皆称青册（或“户口青册”）。太宗六年（1234）灭金后，下令抄籍中原汉地诸路人户，次年（乙未年）完成，称乙未户籍。宪宗二年（1252，壬子年），因户口流亡、隐占者甚多，无法按乙未籍册科征赋役，遂命重新统计户口数字，是为壬子户籍。后来在壬子籍册基础上核实“续括”。
元世祖至元七年（1270）复“括天下户”，但此次实际上并未全面地重新籍户（《元史·地理志》所载诸路户数，仅大都路和南阳州用该年抄籍数），只是按照壬子籍册阅实，将漏籍、析居等户编入户籍。次年颁布《户口条画》，对诸色人户归属作了详细规定。十三年灭南宋，初用其所上户籍，至二十七年，重新抄籍江淮以南诸路人户。此后就没有再进行过全国性的统一籍户。故宋濂说，元代北方户籍定于壬子，南方之籍定于至元二十七年。
《元史·世祖本纪》自中统二年（1261）至至元十二年，逐年皆载全国户数，当是据州县申报的户口增损数字统计。文宗至顺元年（1330），又有全国各地的钱粮户数统计。入户后，由官府发给居民印押“户帖”又称“户券”，注明该户丁口、资产及承担赋役情况。元代户籍的特点是，居民按职业分为一般民户及军户、站户、匠户、盐户、儒户、医户、乐户、僧道、鹰房、打捕等十几种，分别著籍，称为“诸色户计”；一经定籍，即不得更易，世袭其业，承担不同的赋役。由于没有实行定期籍户的制度，元代户籍脱离实际的情况尤为严重。
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命户部籍全国户口，置户籍、户帖。户帕格式由户部制定，颁行各州县，各州县照式刻印，给予里甲人户。首列《洪武三年圣旨》，继列户主姓名、贯址（某府、某州、某县、某乡、某都、某保）、所隶役籍（户分三类：民户、军户、匠户，各以其业著籍）；其次开列全家口数、男子成丁、未成丁人数及其姓名年龄、妇女大小口数及其姓名年龄；再次开列户下事产，包括田地、山**、房屋、船只、牛畜等项；最后列有刻就的户部尚书、侍郎以及官员的押名以及本州县正官首领官吏填入的姓名。
一个户帖分作两联，编以字号，骑缝处加盖户部印，称半印勘合，一联给各该户主收执，一联存户部即为户籍，以便编审赋役。并命州县每岁统计其户口登耗，造册上报。洪武十四年编制赋役黄册后，户帖逐渐失实以至废弃不用。所谓赋役黄册，是明朝用以管理户口、征调赋役的制度。因皆以黄纸为面，故名。洪武三年，浙江湖州等府曾编制过小黄册，规定每百家画为一图（即编为一里），推丁多、粮多者若干人为里长、甲首，负责催办税粮军需，十年一轮，是为“小黄册图之法”。十四年，明太祖朱元璋在全国推行里甲制度的基础上，诏令编制赋役黄册。
规定每里（一百一十户）编为一册，册首类总为图，记载税粮户口之数；鳏寡孤独不任役者则带管于一百一十户之外，列在图后，名曰畸零。册凡四：一本进户部，所在司、府、县各存一本。二十四年，又颁行编制黄册的格式，各州县依式翻刻，发至各坊、厢、里长和甲首及各户。
黄册以户为单位，依式填写所在都图里甲，标明属于正管（满一百一十户之里甲人户）还是带管（不足编作一里之余剩人户）抑或是畸零（鳏寡、残疾、幼小及外乡寄庄人户），以及户主姓名、贯址、都图、役籍、轮充里甲年份，并按旧管、新收、开除、实在四项（合称四柱式），填具人丁和事产（包括田地山塘、所纳夏税麦和秋粮米的数目、房屋、舟车牛马等）的数目，此即“亲供首状”或“清册供单”。
各户填后交甲首，甲首交该管里长，再交见役里长。由见役里长按各户人丁事产之多寡，分为上中下三等，排年应役，并订为四本，作为本里之草册，送本管提调官查核后，发还各里，依式誊写，作为正册，报送本管衙门类总。县将各里之册类总并编一总册，逐级上报，府、布政司类总后也各编一总册，年终进呈并解送南京户部。各里进呈之文册和司府州县之总册，俱用黄纸为面；地方存留之文册，用青纸为面。
因所编皆民户，故又名民籍黄册。黄册编定之后，发给各户一纸帖文，按四柱式写明该户所纳粮签数额，据此纳粮当差。明初定制：黄册每十年编造一次。依据旧册，并将十年内重填各户人丁事产的变迁。这既能掌握全国每户人丁事产的变迁，也是为了使赋役负担尽可能比较合理。明中期以后黄册制度渐趋败坏，每逢编造黄册时，里甲书手人等徇私舞弊、上下其手、变乱户籍、飞洒税粮、诡寄田产、漏报人丁、脱免差徭、挪移里甲，使黄册形同虚设，出现了“人多百岁之老，产竟世守之业”的奇怪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官府征税编徭则又自为一册，名为白册。民籍黄册外，又有军籍黄册。用以管理军户承袭军职、补丁勾军、防止脱免等。也是一式四份，即兵部与所在省、府、县各一份。
为妥善保管与利用黄册，朱元璋在南京玄武湖中小岛上修建了专门收藏黄册的库房，是为后湖黄册库。官吏非经批准不许入库，各级衙门为查对辖下的军民户籍，只许调阅有关年份和项目，不得抄录全册。每逢大造黄册之年，派南京国子监监生来库进行核对，如发现新旧册籍间有矛盾差错，即严令订正。为便于采光防霉，后湖黄册库库房均按东西方向建筑，并订有晾晒、整理和警卫制度。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黄册库仍留南京，存储黄册曾多达一百七十余万册。此外各省、府、县亦设有专门储存本地区黄册的库房，名为架阁库。
清沿明制，以丁口定赋役，需确查人丁数目，据以征丁赋，故有编审户口制度。顺治元年（1644），清廷令州县编置户口牌甲；四年，诏令编审人丁；五年，规定每三年编审一次，十三年改为五年一次。编审办法，将户分军、民、匠、灶四籍，各定上中下三等。城乡各籍军民每百一十户划为一单元，城中称“坊”，近城称“厢”，乡村称“里”。坊、厢或里，推其中丁多者十人为甲长，其余百户分为十甲，各户将十六岁至六十岁的丁男（个别省份，如江西，曾一度包括妇女）数目报告甲长，甲长以上逐级呈报，由户部汇齐全国总数，具疏奏报皇帝。清代历次编审，弊端甚多。
各级胥吏借此勒索，百姓不堪其扰；有司官员恐因人丁数增而难于催征加收的赋粮，故意隐匿户口，不愿上报实数；商贾流民不能及时登记；偏僻地区及少数民族人丁更难统计齐全。因此，编审数字往往虚假不实。康熙五十一年（1712）规定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以康熙五十年钱粮册内载名的丁数为准，赋役永为定额；雍正年间丁税地税合一，各直省逐步将丁银摊入地粮（见摊丁入地）。这样，为定赋役而实行的人丁编审已经失去意义，故于雍正四年（1726）议停。乾隆五年（1740），令各督抚于每年十一月将户口数与谷数一并造报。乾隆三十七年谕永停编审。
历史词典：户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