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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交易中的行
历史档案
时间： 宋代至清代
地点： 中国大陆
人物： 无
行是中国古代商业、手工业的同行组织。宋代的行称“团行”，手工业中的行也有称为“作”。明代，“团行”称谓消失，普遍称“行”或“铺行”。宋代政府须索物品，大部分通过和买，由各行业铺户供应。因此，官府按行业将铺产登录置簿。铺户入行往往并非自愿，而是由于官府的强制。如王安石变法（见王安石）时期，小至提瓶卖浆者，不入行不准在市买卖。
被组织在行内的铺户称行铺或行户。每行有行头或行首、行老，由物力高强的上户担任。供应官物有舛误或不按时限，行头要赔垫补偿。行头每旬轮流为当旬行头，负责分派和买货物，原则上按行户资产分上、中、下三等提供。每旬行头议定和买价格，实际是贵价作贱价，上等作下等。官吏常将不堪出卖的纺织品作价偿付，或者勒索中饱。官府还通过行头向行铺配卖积存物品，甚至表借钱贯，使行户难以负担，破产失业。熙宁六年（1073），开封府肉行提出纳钱免供官物，为政府所采纳，开始实行免行法，后推行到边远地区，成为一种苛税。供官须索和纳免行钱迭相实行。至南宋绍兴二十五年（1155），废免行钱法。行内贫富悬殊，行头上户常将其负担转嫁于下户，或勾结官府作弊幸免，或因有客货定价之权，接受贿赂，与客商共同剥削下户，行内存在尖锐的矛盾。行头也代表行铺与官府办交涉，充当雇用人力的中介。各行有传统的省陌钱行用数额、衣装本色，以及迎神赛会等共同的活动。各行制定市场物价，不准行外人贩卖，对限制行内外竞争，维护本行的共同利益等方面也起了一定作用。
在手工业者的行业组织中，作坊主或店主、工匠和学徒组成三个截然不同的等级，是封建等级制度在城市手工业中的体现。就整体来讲，这些工商业的同行组织是一种封建性的组织。
宋代同行组织的这些特点在元、明、清三代的同行组织中仍基本保留。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工商业同行组织在明清时期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自清代中叶起，广东佛山陶瓷业和广州丝织业中出现了代表业主利益的“东家行”和代表雇佣工人利益的“西家行”。行业内部的条规、工价等须经双方协商。
此外，在明末清初，曾出现过以地域性为主的会馆和按行业组成的公所两类新型同行组织，它们全由工商业者自己管理，较少受到官府直接干涉。
历史词典： 行
儒家学派理学
历史档案
时间： 北宋至清朝
地点： 中国大陆
人物： 周敦颐、王守仁等
理学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最重要的儒家学派，学者以“理”或“道”为哲学基本范畴，探讨“性命义理”，故称“理学”，又称“道学”。理学起于北宋，盛于南宋，宋理宗赵昀时，曾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官方哲学，后经金、元、至明末清初逐渐衰落。
唐中叶以后，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经济和政治的发展，思想领域中儒、佛、道三家长期又斗争又融合的结果，为新儒学的产生准备了经济、政治和思想的条件。唐代孔颖达修《五经正义》，对汉、魏以来的经学作了总结，旧儒学走上了末路。从宋代开始，学者突破旧注疏的束缚，凭己意自由说经，形成了怀疑古代儒家经典的风气。此后，不少学者依据儒经，进而探讨有关宇宙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起源与构成的原理，各自建立起理论体系，形成了宋代新儒学的流派。理学即是其中的一个学派。
宋代理学的创始人周敦颐(1017～1073)，道州(今湖南道县)濂溪人，也称濂溪先生。他吸取道家学说，糅合《周易》，初步建立了一套综合探讨宇宙本原、万物生成、人性、封建伦常等问题的理论体系，他的著作《太极图说》和《通书》后来成为理学家的经典文献。与周敦颐约略同时的理学家邵雍(1011～1077)，范阳(今河北涿县)人。他继承汉代以来的象数学，以阐发《周易》经义，又与道教结合，构成数的图式，形成了新的象数学。邵雍提出的天地运化，道在物先等自然观和宇宙论，为其他理学家所推崇。
张载(1020～1077)，郿县(今陕西眉县)横渠镇人，字子原，世称横渠先生。著有《正蒙》、《经学理窟》等，融合自己对于《周易》、《中庸》、《周礼》等经义的解释，提出了关于“气”、人性、义理和封建伦常等理论。程颢、程颐兄弟，开始以“理”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提出了略为系统的理气说、有对论、人性论、格物致知说等。南宋朱熹主要继承和发展二程的学说，又吸取北宋其他理学家的某些学说，完成了集大成的历史使命。故宋代理学又被人们或称为程朱理学。与朱熹同时的陆九渊，创立了“心学”学派，一度在学术上与朱学并立。宋宁宗时掀起过反“道学”的斗争，以韩侂胄为首的反道学势力并没有形成自己的学派，只是从政治上对理学家进行打击。宋理宗以后约五十多年的时间里，程朱学说被定为官方哲学，获得迅速传播。其他学派或与程朱学说“会同”，或改变初衷，影响逐渐削弱。
宋代理学大致有以下特点：
第一，学者探讨义理心性，蔚为风气，各派理学家的学说虽然有所差别，但使用的范畴大致相同。他们用“理”概括精神，用“气”概括物质，对理和气这一组高度概括的哲学范畴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从而迈入研究精神与物质的关系乃至人类本质的新阶段，使人们对于宇宙和人类的抽象思维能力超越了前人一大步。
第二，理学家在事物矛盾运动的规律方面，提出了“无独必有对”或“一分为二”的新命题，指出“对”(矛盾)的普遍性，甚至指出有些“对”的双方可以互相转化，把中国古代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提到了新的高度。周敦颐开始模糊地提出事物成对的观点，张载进一步指出事物“有对”和“变”、“化”的普遍性，二程承认万物或万物之理都是“无独必有对，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朱熹更进一步指出“一中又自有对”，并用“一分为二”的命题表示事物的对立统一现象。
第三，理学家在论述理气观、人性论、格物致知学说时，往往在基本范畴中贯注社会伦理原则，使这些哲学的论述以宣扬封建纲常伦理为归宿，即以封建纲常伦理来解释自然，既使自然道德化，又使道德自然化。他们几乎都把意识的“理”和封建秩序的“礼”相互等同，把“理”升格为“天理”，又把三纲五常说成是“天理”“流行”的必然结果，借以论证纲常的永恒性。
第四，理学家大都以反对佛、道为己任，同时又吸收佛、道的许多思想内容，其中主要是佛教禅宗和华严宗的某些说教。但是，在南宋中期以前，各派学说尚处于探索、创新的阶段，相当多人的哲学思想前后曾有较大变化，并且在与佛教的思想斗争中不知不觉地败下阵来，而在晚年皈依佛教。程颐的高徒游酢、杨时、谢良佐、吕大临以及尹焞等，后来都成了佛教的信徒。直到南宋中期，朱熹建成精致而庞杂的理学体系，从各方面辟佛，才算从理论上暂时抵制住佛、道这两个“异端”。
第五，理学家内部尚未形成壁垒森严、旗鼓相当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哲学两大阵营。张载从未对二程学说进行争辩，也没有形成唯物主义思想体系。二程和朱熹、陆九渊等则比较自觉地建立了各自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二程一再明确反驳张载等人学说中的某些唯物主义观点，至于朱熹则几乎对所有其他学派的不同观点进行了辩驳。
金初处于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阶段，只是逐步接受汉族封建文化，尚未有人提倡建立学派。世宗、章宗奖励儒学，邵雍和二程之学得以继续传播。金末王若虚著《道学渊源序》，推崇理学，以为宋儒“使千古之绝学，一朝复续”，但又指出理学“消息过深”、“揄扬过侈”。赵秉文也以程朱的道德性命之学自任，一时号为“斯文盟主”。王、赵在社会上广有影响。蒙古灭宋前，儒生赵复和姚枢、许衡、窦默在北方传播程朱之学。
赵复和姚枢在燕京首建周子(敦颐)祠和太极书院，广收门徒，讲授理学。元朝建立后，理学家适应新的形势，由“用夏变夷”的传统观念演绎出“行中国之道即为中国之主”的政治原则。吴澄祖述周、邵、程、朱，但不再讲“尊王攘夷”，只讲伦纪纲常，以维护元朝的统治秩序；又力主“和会”、“和同”、“兼综”朱陆，对理学作通俗的讲解。许谦在元代讲学四十年，在社会上颇有影响，他着重伦常和修身之学，也赞成朱、陆合流。元成宗铁穆耳提倡理学，以朱熹等人疏纂的五经为科场考试标准，“定为国是”，使理学成为官学，其影响超过了宋代。
明承元制，崇奉朱学为正宗。明初理学家注重博学广识、考订典制，理论上建树不多。至薛瑄、吴与弼、陈献章等人，各自阐释朱学的理气观或心性学说。明代中期，王守仁远绍陆学，又兼容朱学的一些内容，脱颖而成“博大、精细”的王学体系(即阳明心学)。王守仁以“灵明”、“感应”说，使朱、陆关于心、物的分歧得到统一；以“致良知”说，使朱、陆关于知、行的分歧得到合一。一时王学“门徒满天下”，几乎成为统治哲学。与此同时，罗钦顺和王廷相对王学及程朱理学的某些方面提出了批评，又接受了程朱理学的一些观点。明末清初到清代中期，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进一步发展，出现了启蒙主义思潮。王夫之和颜元、戴震等对理学展开了总批判，建立起唯物主义的哲学体系，宣告了理学的终结。考据学派的兴起，进一步加速了它的衰败。李光地等编纂《性理精义》等书，未能挽救理学的厄运，反而成为理学走上绝路的标志。
作为地主阶级新的思想理论体系，理学一度对当时社会的发展起过好的作用。它在思辩哲学方面的发展，无疑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进步。对于周邻各族的封建化，对于日本、朝鲜的历史发展，理学也曾发生相当大的影响。但是，理学在强化封建礼教、维护宗法等方面，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不断发展，愈益起着消极乃至反动的作用。
历史词典： 理学
户部左右曹
历史档案
时间： 北宋
地点： 开封（今河南开封）
人物： 宋神宗赵顼
户部左右曹是宋元丰后主掌财政的中央机构。北宋前期以三司掌中央财政大权（见三司使），户部失去了财权，仅置判部事一人，以两制以上官员充当，主管各地土贡之类细务。
熙宁变法期间，司农寺选派变法派的得力官员主判，掌常平、免役、坊场、河渡等财务，成为与三司平行的中央财政机构。元丰五年（1082），改革官制（见元丰改制）以户部掌中央财权，分置左、右曹。以原三司所领主要财政大权归户部左曹，凡天下人户、土地、钱谷的政令，及版籍、赋税、征役、土贡、征榷、户婚、诉讼等事，由户部尚书、左曹侍郎、郎中、员外郎主管；以原司农寺所领主要财政大权归户部右曹，凡常平、免役、保甲、农田水利、义仓坊场、河渡等事，由户部右曹侍郎、郎中、员外郎主管，右曹侍郎专领，户部尚书不得预右曹事。元祐元年（1086），司马光执政，废除新法，改为以户部尚书兼领左、右曹事。绍圣时复行新法，又恢复元丰旧制。
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更令专领户部右曹的侍郎可直达奏裁。南宋置四总领所分掌诸路措置移运应办诸军钱粮等事，户部金部掌上供、折帛、经总制钱、无额上供、茶、盐、香、矾等，度支掌督月桩钱，仓部掌和籴籴本催理，户部左、右曹掌僧道免丁钱、常平、免役、坊场、酒课之类，左、右曹不复分领。绍兴四年（1134），诏户部侍郎二员，通治左、右曹，自此相承不改。
历史词典： 户部左右曹
不拘一格降人才
历史档案
时间： 北宋
地点： 开封（今河南开封）
人物： 无
馆、阁职是北宋前期三馆、秘阁中学士至校理，元丰改制以后的秘书省中秘书监至正字，通称馆职。政和以前的集贤殿修撰、直龙图阁和直秘阁，政和以后的集英殿修撰至直秘阁，通称阁职。
宋沿唐制设三馆，改弘文馆为昭文馆，其次为史馆、集贤院。太平兴国三年（978），新建三馆成，总名为崇文院。端拱元年（988），于崇文院中堂建秘阁，藏善本书和字、画。宋真宗赵恒初年，建龙图阁，藏宋太宗赵炅御书、文集。末年，又建天章阁，藏自己的书籍与文集。以后历朝都为先皇帝建阁藏其御书、文集等。诸馆、阁还负责编修国史等事务。
北宋前期三馆是储备人才的地方，馆职选任较严，文官入任馆职，成为升迁中央要职的捷径，其他官员亦以带职为荣。元丰官制改革以前，宰相都带馆职，分兼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集贤殿大学士。此外，昭文有学士、直学士、直馆，史馆有修撰、编修、校勘、检讨，集贤有学士、直学士、修撰、直院、校理，秘阁有直阁、校理，崇文院有检讨、校书等，又直龙图阁等也寓直于秘阁，通称为馆职，一般只称修撰、直阁以下为馆职。除史馆修撰等外，馆职亦许其他官员带职，称为贴职、职名，简称职。元丰官制改革，以三馆职事归秘书省，设监、少监为长官，下设丞、著作郎、著作佐郎、秘书郎、校书郎、正字。元祐元年（1086），复设馆职，后虽经反复，而上述官员亦被称为馆职，其选任与被重视的情况，与元丰改制前的馆职相近。
政和六年（1116），设集英殿修撰，改集贤殿修撰为右文殿修撰，设秘阁修撰为三等，又于直龙图阁后增直天章阁至直徽猷阁，加直秘阁为六等，南宋又于直徽猷阁后陆续增设直敷文阁至直显文阁六等，仍以直秘阁为直阁的末等，通称为阁职，亦称贴职。此外，观文、资政两殿设大学士、学士，端明殿设学士，称为殿学士，为宰相、执政资格所带职名。龙图等十一阁，除直阁外，又设学士、直学士、待制，为侍从资格所带职名，卿监以下带修撰、直阁。这些形成殿学士、阁学士、直学士、待制、修撰、直阁诸等级，成为各种资格的内外文官所带的相应职名。通常待制以上称职名，修撰以下称贴职，但常以职名、贴职通称自学士至直阁诸职，其他馆职也是官员们常带的职名，是文官的荣誉职称。宋代阁门立职也称为阁职，如阁门通事（宣赞）舍人、阁门祗候，为武臣的带职，也称为贴职。这是武臣之清选，比于文臣的馆职清流，为武臣进取之基。明清时期，收藏图籍、编修国史等事务转由翰林院掌管，故亦称翰林院为“馆阁”。
历史词典： 馆、阁职
分级统治、大权在握
历史档案
时间： 宋朝
地点： 中国大陆
人物： 宋太宗等
府、州、军、监是宋代地方政区。宋太祖赵匡胤建国之后，为加强中央集权，逐步取消节镇兼领支郡，使各州直属京师，向皇帝奏事。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尽罢天下节镇所领支郡，从此全国诸州直辖于中央。州的长官称知州事，简称知州。又设通判、大州两员，其余一员，不及万户者不置，广南小州有试秩充通判兼知州者，与知州均理一州兵民、钱谷、户口、赋役、狱讼之政，而且“所部官有善否及职事修废，得刺举以闻”。宋与州级相等的还有府、军、监。“知州事、通判州事各一人，府、军、监如州。”设府者体制较尊，“州郡之名，莫重于府”。府有京府、次府之分。京府为首都或陪都所在地。宋初建首都开封府为东京，以陪都河南府（今河南洛阳东）为西京，大中祥符七年（1014），升应天府（今河南商丘）为南京，庆历二年（1042），升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为北京，遂有四京府，其余则为次府。南宋临安府称行在（见北宋四京与南宋行在）。府率以州升，多缘皇帝未即位时所封或任官之故，如宋太祖以归德军节度使代周，景德三年（1006），升归德军所在之宋州为应天府。宋太宗赵灵以晋王嗣位，又尝领泰宁军节度使，政和六年（1116）升晋州（今山西临汾）为平阳府，八年升泰宁军所在之兖州为袭庆府。宋真宗赵恒曾封襄王，而由寿王立为皇太子，政和六年，升寿州（今安徽凤台）为寿春府，宣和元年（1119）升襄州（今湖北襄樊）为襄阳府。宋仁宗赵祯曾封庆国公，宣和元年，升庆州（今甘肃庆阳）为庆阳府。宋英宗曾为齐州防御使，政和六年，升齐州（今山东济南）为济南府。宋神宗赵顼初领安州观察使，继加忠武军节度使，进封淮阳郡王，元丰三年（1080），升忠武军所在之许州（今河南许昌）为颍昌府，宣和元年，升郡名淮阳之陈州（今河南淮阳）为淮宁府，升安州（今湖北安陆）为德安府。
宋哲宗曾授天平军节度使，封延安郡王，元祐四年（1089）升郡名延安之延州（今陕西延安）为延安府，宣和元年，升天平军所在之郓州（今山东东平）为东平府。宋徽宗赵佶曾封端王，政和八年，升端州（今广东肇庆）为肇庆府。宋钦宗赵恒曾封定王，政和三年，升定州（今河北定县）为中山府。宋高宗赵构曾授静江军节度使，进封康王，绍兴元年（1131），升康州（今广东德庆）为德庆府，三年，升静江军所在之桂州（今广西桂林）为静江府。宋孝宗赵昚生于秀州（今浙江嘉兴），庆元元年（1195），升秀州为嘉兴府。宋光宗以恭王立为皇太子，绍熙元年（1190），升恭州（今四川重庆）为重庆府。宋宁宗初封英国公，进封嘉王，庆元元年，升英州（今广东英德）为英德府，二年，升嘉州（今四川乐山）为嘉定府。宋理宗赵昀以成国公登位，宝庆元年（1225），升成州（今甘肃成县）为同庆府。宋度宗以忠王继位，咸淳元年（1265）升忠州（今四川忠县）为咸淳府。州之升府，还因名同国姓者，如宣和元年、升赵州（今河北赵县）为庆源府。有因皇帝驻跸而升，南宋建炎末，高宗驻于越州（今浙江绍兴），绍兴元年，升为绍兴府，有因地望冲要而升者，嘉祐四年（1059）、五年，复升并州（今山西太原）为太原府，益州（今四川成都）为成都府，即因“素号大府”；梓州（今四川三台）据“水陆之冲，为剑外一都会”，重和元年（1118），升为潼川府。
府、州分等，按政治或军事地位的轻重、辖境范围的大小、经济发展程度的高低，分为都督府、辅、雄、望、紧，体制皆埒上州，及有上、中、中下、下之别。军有直属于路，与府州同级者，其地位与下州相埒。又有隶于府州，与县同级者，即县治置军，由知县兼军使，史称“即县置军使”和“降军为军使”，并指此。如《宋史·地理志》载：开德府（今河南濮阳）辖德清军，即清丰县置军使；沧州（今河北沧州东南）辖保顺军，即无棣县（今山东无棣西北）置军使；河中府（今山西永济西）辖庆成军，即荣河县（今山西荣河镇）置军使。
监为管理矿冶、铸钱、牧马、产盐区等而设，兼理民事。有直属于路，与府州军同级者，其地位与下州相埒。又有隶于府州，与县同级者。
宋代全国地方两级行政区划，北宋元丰三年共京府四、次府十、州二百四十二、军三十七、监四，宣和四年共京府四、次府三十四、州二百四十三、军五十二、监四；南宋嘉定元年（1208）共府二十七、州一百三十二、军三十四、监二。
历史词典： 府、州、军、监
北宋漕运四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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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北宋时期
地点： 开封（今河南开封）
人物： 宋太宗等
北宋漕运四渠是指北宋东京开封府有汴、蔡（惠民）、金水、广济（五丈）四河，流贯城内，以通各地漕运，合称漕运四渠。汴河即隋通济渠，唐时改称广济渠，俗称汴河。自孟州河阴县（今河南荥阳东北，故址已坍入河中）西汴口引黄河水东流，经郑州、中牟之北，至东京外城西分为两股，由宣泽、利泽两水门入城，合为一股，经里城御街州桥、相国寺前，东南又分为两股，由通津、上善两水门出城，合为一股，经陈留、雍丘（今河南杞县）之北，又经襄邑（今河南睢县）、宁陵（今河南宁陵东南）、宋城（今河南商丘）、下邑（今河南夏邑）、永城、宿州（今安徽宿县）灵璧、虹县（今安徽泗县）、青阳镇（今江苏泗洪）之南，又东南至泗州盱眙县（今已沦入洪泽湖中，宋时与今江苏盱眙县隔淮相对）汇入淮河。全长约六百公里。晚唐以后，河道堙塞，漕运不通。五代后周显德年间，曾几次疏浚，修筑堤防，自汴口至淮，舟楫始通。北宋时，东南已成为全国最富庶的地区，汴河则是北宋政府攫取江淮财富的主要运输线。
蔡河的前身是战国时的鸿沟、西汉时的狼汤渠，魏晋时通称蔡水，为南北水运要道，唐末堙废。五代后周显德年间导汴水入蔡，重加疏浚，又称闵河。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开浚蔡河自都城至通许镇（今通许县），并设斗门以节水流。次年，又自新郑引洧水（今双洎河）凿渠东北流经尉氏西、中牟东，至东京外城南垣广利水门入城，史称闵河。入城后东接蔡河，折而南流，由普济水门出城，南流经通许、扶沟、太康、宛丘（今河南淮阳）等地，至项城（今河南沈丘）西注入颍水。宋太宗淳化二年（991），又在长葛县境内开渠二十里，将洧水上游与其南面的？水（今？水河）接通，亦作为闵河水源的一部分。在此以前又曾将洧、？二水的下游疏经鄢陵、扶沟等县汇入蔡河。于是蔡河水量大增，“舟楫相继，商贾毕至，都下利之”。宋初开封城西南称闵河。开宝六年（973）改称闵河为惠民河，东南称蔡河。后因惠民河和蔡河实为一条河流的两个河段，故有时称惠民河也包括蔡河河段。
五丈河是五代后周显德年间在南济故道基础上开浚而成的。河道自开封城西分汴水东北流，经东明（今河南兰考东北）、定陶（今山东定陶西北），至巨野西北六十里的济州合蔡镇注入梁山泊，出梁山泊沿着北清河（亦即古济水），“以通青、郓之漕”。宋建隆二年二月，疏浚五丈河，自都城开封历曹（今山东菏泽西北）、济（今山东巨野南）、郓（今山东东平）等州，以通东方漕运。同年三月，因五丈河以汴河为源，泥沙淤淀，不利行舟，遂自荥阳县境内凿渠引京、索二水，东流过中牟县，凡百余里，名金水河，至开封城西架槽横绝汴河，并设斗门，引入城壕，由外城西垣的咸丰水门东汇入五丈河。五丈河自东京外城北面的永顺水门入城，至东城善利水门出城。开宝六年又改五丈河名为广济河。
上述漕运四渠经宋初疏浚和开凿后，形成了以东京开封府为中心的水运交通网。《宋史·河渠志》载，汴都“有惠民、金水、五丈、汴水等四渠，派引脉分，咸会天邑，舳舻相接，赡给公私，所以无匮乏”。但金水河主要作用是供给广济河的水源，兼及运输京西木材入都城，并无正式漕运之利。其他三渠则为东京经济命脉所系，连同漕引陕西诸州物资的黄河，历史上又合称漕运四河。
三渠中以汴河最为重要。全国最富庶的东南六路（淮南路，江南东、西路，荆湖南、北路，两浙路）的漕粮百货，均由该渠运往京师，所谓“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开封城内外数十万驻军、数十百万户居民，仰给在此一渠。所以宋人张方平说：“汴河乃建国之本，非可与区区沟洫水利同言也。”
蔡河主要输送陈（今河南淮阳）、颍（今安徽阜阳）、许（今河南许昌）、蔡（今河南汝南）、光（今河南潢川）、寿（今安徽凤台）等州所提供的粮食，可是它所沟通的地区却不仅限于此。自开封沿蔡河南下入颍，由颍入淮，可达长江下游地区。自开封向西南经颍、沙等水可与邓州（今河南邓县）、襄阳府（今湖北襄樊）等地相通，是仅次于汴河的另一条南北水运要道。
广济河主要输送京东路一带提供的粮食和其他物资。乾德元年（963），又疏导了定陶以东的菏水（大致相当于今天万福河流向），东汇入泗水（又称南清河），以通江、湖漕路。沿线的定陶经济地位由此日臻重要，由乾德元年（963）初置发运务，开宝元年时又升为转运司，太平兴国
二年（977）广济也升为军，说明广济河已成为东京开封府与京东路水运交通的冲要
宋初开宝年间，汴、蔡两河由江淮地区运往都城东京的漕米每年不过数十万石。太平兴国初，两浙归附，漕运数增至四百万石。六年，汴河岁运江淮米三百万石，菽一百万石；黄河粟五十万石，菽三十万石；惠民河粟四十万石，菽二十万石；广济河粟十二万石。凡五百五十万石。至道初，汴河运米增至五百八十万石。大中祥符时，最高达七百万石。景德四年（1007）定额汴河每年上供六百万石，广济河六十二万石，惠民河六十万石。广济河所运内十二万石为杂色粟豆，只能充作马料。惠民河所运内二十五万石止给太康、咸平（今通许）、尉氏等县军粮。惟汴河所运一色粳米相兼小麦，是太仓储粮的主要来源。
由于黄河流域自然条件的影响，漕运四渠通航上存在着不少不利的因素。例如汴河以黄河为源，故与黄河一样，有着水流量不均，含沙量高的特性。北宋政府每年为了保持汴河的畅通，投入了大量人力与物力。首先是分黄河水的汴口，因黄河主漕摆动不定，需岁岁更易，以迎水势。汴河以下的河道因水流浑浊，非经常疏浚难以通航。大中祥符年间，规定三五年一浚，河床仍不免年年淤高。11世纪初已形成了地上河。皇佑三年（1051）始定“自河口浚治，岁以为常”。汴口冬闭春开，汴河每年通漕才二百余日。即使如此，至熙宁年间（1068～1077），开封以东雍丘、襄邑一带，汴河河底高出堤外平地一丈二尺余，自汴堤下瞰民居，如在深谷。为解决汴河泥沙来源问题，元丰三年（1080），曾在巩县任村沙谷口至河阴县汴口之间广武山北麓黄河滩地上开渠五十里，引伊、洛水入汴，堵塞旧汴口，避开黄河浊流。因洛水较清，史称引洛的汴河为清汴。元佑五年（1090），因水源不足，又恢复引河为源，汴河依旧淤浅。
北宋末年，汴河堤岸多处决坏，战祸频繁，汴政废弛，水流干涸，纲运不通。宋金对立时期，汴河全线堙废，灵璧以上已成陆道。洪迈《过？熟》诗云：“隋堤望远人烟少，汴水流干辙迹深。”实为当时汴河的实景写照。数百年中原一巨川，至此堙为废迹。
蔡河自宋初引闵河为源，水源较引汴时为清，淤浅亦较慢。此惟因洧、？诸水下游都汇集于蔡河。这些发源于山地的河流，夏秋汛期，洪水迅猛，蔡河河床承受不住，往往泛决。金元之际，黄河屡次南决，夺蔡、颍入淮。至元泰定年间（1324～1327），蔡河河底填淤，高出两岸地面，形成了地上河。此后长期为黄河南决改道之一，渐成平陆。
金水河自宋乾德三年被引入皇城，作为宫廷后苑池沼水源。大中祥符二年（1009），又被引入开封城内城，供官寺民居汲用，能提供给广济河的水源显著减少。熙宁年间，有人建议在汴河堤岸上置穴，引水入西贾陂、雾泽陂，补给广济河源，结果也不理想。元丰五年三月撤罢广济河辇运司，京东地区上供物资均由清河（古泗水）南流入淮，折而由汴河西运东京。移辇运司于淮阳军（今江苏邳县南古邳），名清河辇运司。同年，因金水河透水漕架于汴河之上，“舟至即启槽，颇妨舟行”，于是将架水槽拆除，广济河被迫停止漕运。后因京东漕粮由清河折淮，溯流西上，绕道太远，遂于元佑元年复建金水河架水槽，广济河才得以恢复漕运。南宋建炎以后，黄河常东决入泗，广济河亦渐被黄河泥沙堙废。
北宋末年，漕运四渠先后堙废，开封的水运交通随之衰落。
历史词典：北宋漕运四渠
草市的兴起
历史档案
时间： 宋代
地点： 中原地区
人物： 无
草市是指宋代紧临州县城郭发展起来的新的商业市区。
草市原来是乡村定期集市，经过长时期的发展，到宋代，其中一部分发展成为居民点，个别的上升为县、镇；而紧临州县城郭的草市，则发展成为新的商业市区。这类市区，居民稠密，商铺店肆林立，交易繁盛，与城郭以内的原有市区，并无区别。有的地方，甚至远远超过了城郭内的旧市区。如南宋年间鄂州的南草市，“沿江数万家，廛閈甚盛，列肆如栉”，“虽钱塘、建康不能过”，“盖川广荆襄淮浙贸迁之会，货物之至者无不售”。这类草市，已经突破了原来乡村集市的含义，成为州县城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这类草市，宋政府并不把它作为乡村的一部分，而是作为城市的一部分加以管理。
宋神宗熙宁年间，全国各地乡村都编排保甲，按时教阅，而对“诸城外草市及镇市”虽也编排保甲，但不把它们“附入乡村都保”，亦不按时教阅，而是与城市坊郭户一样，受厢的管辖，而在没有厢制的州县，则直接受县的管辖，同乡村完全脱节。城郭草市的发展表明：宋代城市的商业贸易，不但打破了唐代坊市制度的限制，而且也打破了城郭的限制，进一步发展到城郭以外的地区。
历史词典： 草市
官、职、差遣
历史档案
时间： 宋代
地点： 中国大陆
人物： 无
官、职、差遣是指宋代任官制度有官、职、差遣的分别。
官，自宋初官称与职务逐渐脱离，以至上自仆射、尚书，下至员外郎以及寺监的官职，除了诏令中有规定的以外，都不担任与官称相符的职务。官名只用来表示官位和俸禄的高低，称为寄禄官。差遣，亦称职事官，有时也简称“职”，是官员们担任的实际职务，如知州、知县之类。职，于官员在三馆、秘阁中所任的职务，称为“馆职”；其他中央及地方官所带的馆职，通常称为“贴职”，简称“职”。由于差遣有时也简称职，因此时以“职名”称贴职，以示区别。早期中央官员带贴职，有时还兼有馆阁的实际职务，但大多数中央官员（尤其是北宋中期以后）以及地方官所带的贴职，都无实际职务，只作为文官的荣誉衔。
元丰改制后，中央文官的官称与职务相符，将原来的寄禄文官名改为阶，称为阶官，开府仪同三司、特进之下为各级大夫和郎；政和二年（1112）又改武官名为武阶官，太尉之下亦为各级大夫和郎。元丰官制改革后，地方官仍许带贴职，中央文官曾一度罢带贴职，宋哲宗时虽有反复，中央文官带贴职的制度直沿袭至宋亡。
历史词典： 官、职、差遣
宋代役法夫役
历史档案
时间： 宋代
地点： 中国大陆
人物： 无
夫役是宋代役法之一，又称工役。
宋官府按照坊郭、乡村民户丁口多寡或户等高低，征调丁夫，从事劳役。宋初规定男子二十到五十九岁为丁，凡城乡有一丁以上的民户都须承担夫役，但官户享有免役特权。正在担任职役的乡村上民暂免夫役。客户作为国家的编民，也要按丁应役。宋代夫役多用厢兵，故民户夫役负担比前代略有减轻。北宋时，每年春季征调丁男修筑黄河堤岸，谓之“春夫”。一旦出现水患，则征调“急夫”。此外，夫役还用于筑城、开河、盖屋、修路、采矿、运粮等。北宋时还出现所谓免夫钱，如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允许距河七百里以上的民户交钱免差，谓之“免夫钱”，以雇民夫，但尚未成定制。宋哲宗元佑三年（1088），正式改变差夫旧制为雇夫新法。但此后也未全用雇法。元佑时曾规定，夫役不问户等贫富，概以男丁科差，以至出现上户偏轻、下户偏重之患。五年，改为各地州县可用丁口、也可用户等科差夫役。宋徽宗大观间，命修河春夫，皆纳免夫钱，“定为永法”。宋徽宗末年，征调山东、河北民夫运粮到燕山府（今北京），民力告竭，纷纷起义。接着，又在全国范围征收免夫钱，每税钱一贯收免夫钱十贯，或按照户等计口出钱，每夫二十到三十贯。南宋时，某些地区继续征收免夫钱，但民户并未免役。地方官府往往计算田亩，强征民夫筑城，护送官员，运输军粮武器，修治桥道，建造馆舍等，劳役仍然十分沉重。上户富室出钱雇人或强迫客户代役，夫役的实际负担者是下户和客户。所以，夫役是封建国家强迫广大农民负担的无偿劳役。
历史词典： 夫役
《册府元龟》
历史档案
时间： 北宋
地点： 中国大陆
人物：
《册府元龟》是北宋四大部书之一，史学类书。
景德二年（1005），宋真宗赵恒命王钦若、杨亿、孙奭等十八人一同编修历代君臣事迹。采摭铨择了经、史、《国语》、《管子》、《孟子》、《韩非子》、《淮南子》、《晏子春秋》、《吕氏春秋》、《韩诗外传》和历代类书、《修文殿御览》，分类编纂。用编年体和列传体相结合，共勒成一千一百零四门。门有小序，述其指归。分为帝王、闰位、僭伪、列国君、储宫、宗室、外戚、宰辅、将帅、台省、邦计、宪官、谏诤、词臣、国史、掌礼、学校、刑法、卿监、环卫、铨选、贡举、奉使、内臣、牧守、令长、宫臣、幕府、陪臣、总录、外臣等三十一部。部有总序，言其经制。历八年成书，总计有一千卷，诏题名《册府元龟》。“册府”是帝王藏书的地方，“元龟”是大龟，古代用以占卜国家大事。意即作为后世帝王治国理政的借鉴。由于该书征引繁富，也成为后世文人学士，运用典故，引据考证的一部重要参考资料。其中唐、五代史事部分，是《册府元龟》的精华所在，不少史料为该书所仅见，即使与正史重复者，亦有校勘价值。
《册府元龟》北宋本已无前帙，南宋本仅存八卷，明钞本舛错颇多，至不能句读。
陆心源藏有北宋残本四百八十三卷，与崇祯本校勘，将宋本多出页数、条数撰成《题跋》，后其书流入日本静嘉堂。张元济东渡访书，向静嘉堂借照四百四十四卷，又向国内藏书家借照一百零六卷，共五百五十卷。傅增湘据照相毛样校于崇祯本上，该书藏于北京图书馆。1960年中华书局影印崇祯本，据陆心源跋所载，将宋本多出的页数、条数、校于每卷之后，即今通行本。
历史词典： 《册府元龟》
《长安志》
历史档案
时间： 北宋时期
地点： 中国大陆
人物： 宋敏求
《长安志》是记述唐都长安宫城、坊市及属县的专著。二十卷。北宋宋敏求（1019～1079）撰。敏求字次道，赵州平棘（今河北赵县）人，官至史馆修撰，龙图阁直学士。曾补撰唐武宗李炎以下六朝实录，编集《唐大诏令集》，并预修《新唐书》。其都邑地志方面的撰述还有《河南志》二十卷，《东京记》三卷，均已亡佚。
唐开元时韦述的《两京新记》长安部分，是最早记述隋唐长安城坊的专著。《长安志》撰成于北宋熙宁（1068～1077）时，以《两京新记》为本而大事增益，除备述唐长安城坊及宫室、宅第、寺观外，还上溯周、秦，旁及京兆府所属万年、长安等二十四县，详记其沿革、山川、名胜、古迹。司马光曾说该书详于《两京新记》不啻十倍。《两京新记》至今仅存卷三残帙，因而该书就成为后世研究唐及唐以前长安地理的主要依据，同时也是研究唐史必备的参考书。元朝骆天骧曾用该书削繁分类，并增添金、元时事，成《类编长安志》十卷。清朝徐松撰《唐两京城坊考》，其长安部分也完全承袭该书，而略有增补。
该书的宋朝刻本久已失传，传世的明朝成化、嘉靖两本均与元朝李好文的《长安志图》合刻，脱误极多，朱雀街西第一街的第一、二坊竟整段缺失。清朝毕沅校刻本从成化本出，也未能有所补正。惟骆氏《类编长安志》尚存此两坊名，为“善和、通化”。徐松未见骆《志》，《唐两京城坊考》臆补为“光禄、殖业”，实误。
历史词典： 《长安志》
《资治通鉴》
历史档案
时间： 北宋时期
地点： 中国大陆
人物： 司马光
《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史学巨著。北宋司马光撰。全书二百九十四卷，另有《目录》三十卷，《考异》三十卷。《通鉴》自《周纪》迄《五代纪》，记载了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到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
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属山西）人。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进士。学识渊博，尤精于史。曾患历代史籍浩繁，学者难以遍览，因欲撮取其要，撰编年史。初成《通志》八卷，起战国至秦二世，表进于朝，引起宋英宗赵曙的重视。治平三年（1066），诏置书局于崇文院，继续编纂。宋神宗赵顼即位，赐书名为《资治通鉴》，并序以奖之。熙宁三年（1070），司马光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出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不久又退居西京洛阳。历任闲职，以书局自随，专志修史。元丰七年（1084）书成，历时十九年。
《通鉴》虽由司马光总其大成，实际上是一部集体编写的著作。协修者有刘恕、刘攽、范祖禹三人。刘恕博闻强记，自《史记》以下诸史，旁及私记杂说，无所不览，对《通鉴》的讨论编次，用力最多。刘攽于汉史、范祖禹于唐史，都有专深的研究。他们分工合作，各自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通鉴》的编写分作三步：第一步把收集的史料，标明事目，按照时间顺序加以排列，力求完备，叫做丛目。第二步把丛目中的史料进行考辨，择其记述详尽者，重新编写，叫做长编。这两步工作都由协修人员担任，抄录则另有书吏。第三步由司马光就长编所载，考其同异，删其繁冗，修改润色，写成定稿。其中是非予夺，一出于光。
《通鉴》征引史料也是极为丰富的，除十七史外，所引杂史诸书达数百种。于唐五代史事，甄采书籍最多，史传文集之外，还有实录、谱牒、家传、行状、小说等各种史料。书中叙事，往往一事用数种材料写成。遇年月、事迹有歧异处，均加考订，并注明斟酌取舍的原因，以为《考异》。《通鉴》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尤以《隋纪》、《唐纪》、《五代纪》史料价值最高。
《通鉴》是一部编年体的通史，按时间先后叙次史事，往往用追叙和终言的手法，说明史事的前因后果，容易使人得到系统而明晰的印象。它的内容以政治、军事的史实为主，借以展示历代君臣治乱、成败、安危之迹，作为历史的借鉴。但书中在叙述历代统治阶级活动的同时，也叙述了各族人民的生活与斗争。
《通鉴》因司马光一人精心定稿，统一修辞，故文字优美，叙事生动，且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历来与《史记》并列为中国古代之史家绝笔。
《通鉴》于叙事外，还选录了前人的史论九十七篇，又以“臣光曰”的形式，撰写了史论一百一十八篇，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作者的政治、历史观点。
《通鉴》对历史上有关图谶、占卜、佛道等宗教迷信，采取了批判的态度，是史学思想的重要进步。
《通鉴》成书后，元丰八年，范祖禹、司马康、黄庭坚、张舜民等奉命重行校定，元祐元年（1086）校定完毕，送往杭州雕版，元祐七年刊印行世。今元祐本已不可见。南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有余姚重刻本，亦多残缺。近年中华书局据清胡克家翻刻的元刊本，加以标点校勘，重新出版，是《通鉴》最好的版本。
注释《通鉴》的有南宋史炤《通鉴释文》和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而以胡三省《通鉴音注》最为详备。明末严衍著《资治通鉴补》，对《通鉴》和胡注都有所订正。
历史词典： 《资治通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