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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吏与举荐
历史档案
时间： 西汉时期
地点： 中原地区
人物： 无
故吏是指官僚旧时的属吏和由他们辟举为官者。他们对原来长官或举荐者存在一种封建的臣属意识和关系。
西汉任官注重郎选，或凭财、势，不恃阀阅。因此，西汉虽然从中央的丞相、御史大夫、大将军、九卿到地方郡国守相均可自辟属吏，但仕途并未被这些官僚把持，长官与属吏的封建臣属意识和关系都不明显。东汉中期以降，选士“论族姓阀阅”的倾向加强，做官途径逐渐为豪门大姓把持垄断。一般“世单家富”的人，往往要投靠豪门大姓，才有在其属下或被其举荐做官的机会。汉制，三公得自置吏，刺史得置从事，二千石太守得辟功曹掾史。这些先后被辟举的人，东汉总称之为长官或举荐者的故吏。东汉诸吏亦得称门下，汉碑及画像石中常见门下掾、门下小史、门下功曹等称谓，都是墓主所自辟，故加门下之称。故吏一经辟置，即同家臣，称长官为府主、举主，为其效劳，致送赙赠，甚至生死相依，同患共难。府主、举主死后，故吏要服三年之丧，并继续事其后人或经纪其家财。当时一些累世公卿的门阀大族如弘农杨氏、汝南袁氏等，门生、故吏遍于天下，成为门阀大族强大的外围政治力量。
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和军阀混战中，不少门阀大族利用门生、故吏等组成私人武装，进行割据。袁绍反对董卓时的山东诸将，大都是袁氏的门生、故吏。门生、故吏的关系，竟可左右政治大局，可见它在门阀大族形成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魏晋以降，在东汉豪门大姓的基础上出现的门阀士族，继续凭借故吏势力以壮声威。故吏对士族有一定依附关系，但地位高于门生、田客及衣食客，是门阀士族在官僚体系中的托托力量。隋唐以后，选官权归吏部，辟召掾属之制废除，故吏一词的内涵遂有所变化，仅指旧时长官的下属，两者之间亦不必有主从依附关系。
历史词典：故吏
漕运
历史档案
时间： 汉朝
地点： 中原地区
人物： 无
漕运是指中国古代政府将所征收财物（主要为粮食）经水路解往京师或其他指定地点的组织和管理。水路不通处辅以陆运，多用车载（山路或用人畜驮运），故又合称“转漕”或“漕辇”。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转漕问题就是运东方的粮食以实长安，从全局来看，最重要的转运中心在中原，因此秦政府即建全国最大的粮仓——敖仓于成皋（今河南荥阳西五里）。西汉时东方的粮谷多从此西运，东汉时置敖仓官，属河南尹管辖。秦始皇攻匈奴时，从山东向北河（今内蒙古乌加河一带）转运粮食；攻南越时，令监禄凿灵渠沟通湘江与西江水系运粮。楚汉相争，萧何将关中粮食转漕前线以供军食，对汉军的胜利起了重大的保证作用。
西汉定都长安后，每年需从关东运输大量谷物以满足关中地区贵族、官吏和军队的需求，转漕逐渐制度化。汉初，每年运量为几十万石。武帝初年，增到一百多万石，以后又增到四百万石。元封元年（前110），根据桑弘羊的建议，令民纳粟补吏、赎罪，各农官又多增产，政府掌握的粮食大增，漕运一度增到每年六百万石，一般则仍保持在每年四百万石左右。漕运用卒达六万人。由各地护漕都尉管理，沿途县令长也有兼领漕事的。漕粮则输入大司农所属的太仓。此外，在武帝连年用兵和开发西南时，对军队所需的粮食也都进行了费用浩大的转漕运输，甚至漕转一石，沿途要耗费十余钟粮食，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漕转关中，费用浩大，需时很长，动员人力很多，特别是漕船要经过黄河三门峡砥柱之险，粮食损耗很大。为此，西汉政府曾先后采取过多种改进办法。其中收效最大的是漕渠的开通。
武帝元光六年（前129），根据大农郑当时的建议，用三年时间，沿秦岭北麓开凿了与渭河平行的人工运河漕渠，使潼关到长安的水路运输的路程和时间大大缩短，运输费用从而减少，沿渠民田也能收到灌溉之利。这是汉代一项重要的水利工程。此外，宣帝时耿寿昌建议籴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之粟以供京师，这种做法，对缩短漕运路线，减少漕运压力，避开砥柱之险，起了良好的作用。
东汉建都洛阳，从山东、河北、江淮等地转漕粮食到京师，路程较近，又不需经过砥柱之险，改善了漕运困难的局面。因此光武帝初年省罢了护漕都尉。但此时漕运事业仍有一定的发展。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在洛阳南修阳渠引洛水以为漕。
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王景治河，自荥阳（今荥阳县东北）到千乘（今山东高青高苑镇北）海口，筑堤修渠，使新莽始建国三年（公元11）黄河徙道后混流的黄河、汴河分流，便利了南来的漕粮自淮河入汴，北来的漕粮循河、洛而西，使京师粮食供应不忧匮乏。这是东汉漕运事业的最大成就。此外，如光武帝时王霸击匈奴，曾从温水（即漯余水，流经今北京北）漕运军粮，安帝时虞诩为武都太守，在沮（今陕西略阳东）、下辩（今甘肃成县西）间数十里烧石剪木开漕船道等，也都改善了该地区粮食运输紧张的状况。
历史词典：漕运
大司马大将军
历史档案
时间： 西汉时期
地点： 中原地区
人物： 汉武帝
大司马之将军是指西汉前期大将军掌领兵征伐之事。在西汉有前、后、左、右将军，但不常置。汉初军帅称将军，如曹参、周勃等都用此号。吕后、景帝时，灌婴、窦婴曾为大将军。武帝元朔五年（前124），卫青因大破匈奴而拜为大将军，以统率诸将军。元狩四年（前119），武帝为了尊宠有功的卫青、霍去病，初置大司马，以卫青为大司马大将军，以霍去病为大司马骠骑将军，这是西汉将军前冠以大司马的开端。
武帝临终时以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受遗诏辅佐幼主昭帝。从此，居此位者由军队的最高将领一变而为文职的宰辅之官，而且和丞相一样，置官属以理事。昭帝时，国事皆决于光；大司马大将军尽管位在丞相下，但实权则在丞相之上。宣帝时，外戚许延寿、史高以大司马车骑将军身份辅政，遂开以后王商、王凤等以外戚预政都须加上大司马车骑将军之类头衔的先声。成帝末，确立了三公制。大司马后面不再联以将军之号，和丞相、大司空并列为三公。三公为皇帝的三个最高辅政之臣，但仍以大司马居首位。
掌权重臣如董贤、王莽等，职位都为大司马。东汉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改大司马为太尉，以后不再见大司马的名称。光武帝给予吴汉、耿弇等有功将帅以大将军之号，但无实权。然而，从和帝时起，居大将军之位者为外戚窦宪、邓骘、梁冀等人，其权势极大。大将军官属的秩禄、人数都超过太尉府，当时人还把大将军府和三公府合称为“四府”。从外戚专权以后，大将军的权位高于三公，直至汉末。
历史词典：大司马大将军
佛教的兴起
历史档案
时间： 西汉至清朝
地点： 中原地区
人物： 无
佛教是公元前 6至前 5世纪印度释迦牟尼所创立，由印度经西域传入中国的宗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博士弟子景卢受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此为佛教传入中国内地之始。晋后期逐渐盛行，对中国思想文化各领域和社会风习产生了较大影响。
东汉汉明帝刘庄于永平八年（公元65）遣使至西域求佛法，佛教开始在中国内地传播，时称“浮屠”、“浮图”。汉明帝的兄弟楚王英“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桓帝曾于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将黄帝、老子和佛陀同祀。佛教在东汉作为一种流行的道术，所宣传的大都是与中国传统思想接近的“精灵起灭”、“省欲去奢”、“仁慈好施”之类的思想。据《出三藏记集》载，至东汉末年，累积译经达五十余部、七十余卷。最早译出的佛经，是明帝时由竺摩腾所译《四十二章经》。
汉朝所译佛经多小乘经典，也有大乘经典。译经者多为天竺和西域僧人，最有名的是安息沙门安世高和月支沙门支娄迦谶（支谶）。中国僧人严佛调亦曾参与译事。东汉后期，佛教在中国分为两支流传：一为安世高系，一为支谶系。安世高于桓帝建和初到洛阳，奉小乘佛教，重禅法，译经甚多，最有影响的是《安般守意经》和《阴持入经》。前者为习禅的方法，讲呼吸守意，如黄老神仙家呼吸吐纳之术；后者为解释佛教名数，似汉人解经的章句之学。这种学说认为宇宙人生以元气为根本，“元气”即“五行”，即“五阴”（后译为“五蕴”）。调息元气，专注一心，使意念不生，人心平和，叫做“安般守意”。善“守意”者可得阿罗汉道。支谶奉大乘佛教，讲般若学，与弟子支亮、再传弟子支谦合称“三支”。
支谶于桓帝末（167年前）至洛阳，灵帝光和二年（179）译《道行般若波罗密经》（即《小品经》），支谦避乱迁东吴时再译为《大明度无极经》。支谶一系受老庄思想的影响，所讨论的是人生的根本在使神反本真，心与道俱，而得成佛。东汉末年有《牟子理惑论》一篇（载《弘明集》），为现存的汉末中国佛教徒的唯一著作。魏晋南北朝是中国佛教史上大力吸收消化印度佛教，并日益与传统文化冲突、调和的时期，是承上启下的重要阶段。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初被视为神仙道术的一种，流行不广。魏晋时玄学盛行，佛教大乘空宗的般若学说因与玄学有相通之处，得以迅速传播。西晋末年以来，兵燹蜂起，社会动**，为佛教的广泛流传提供了有利的客观环境。佛教在东晋十六国时期广泛普及到社会各个阶层。北方后赵、前秦、后秦、北凉的统治者，都重视名僧，注重从政治上利用佛教。西域僧人佛图澄（232～348）为后赵统治者尊为“大和尚”，他除了宣传佛教以外，还参与军政机要。其弟子道安（312/314～385）被前秦统治者苻坚迎至长安主持佛事，领众达数千人。他提倡般若空宗理论，组织译经，整理经录，制定僧团法规仪式，为尔后汉族地区的寺院制度奠定了基础。
道安的弟子慧远（334～416）长期居住庐山，为南方佛教领袖。他着重调和佛法与名教、佛教僧团与封建王权的矛盾，鼓吹因果报应论和神不灭论，还宣传死后转生阿弥陀佛“净土”（西方极乐世界）的信仰，影响深远。5世纪初，后秦主姚兴迎西域龟兹（今新疆库车）的著名僧人鸠摩罗什至长安，主持译经，系统地译出大量的大乘空宗佛典。他培养了整整一代佛教学者，其中如僧肇、竺道生等人对中国佛教都作出了重大的建树。随着佛教思想的流传和经济力量的壮大，酿成了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的新矛盾。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446）和北周武帝建德三年（574）先后发动灭佛事件，曾沉重地打击了北方佛教。在南方则有沙门是否敬王者之辩、夷夏之争、因果报应之辨、神灭神不灭之争，佛教的有神论观念受到批判。但是，这些冲突是暂时的，佛教流行的土壤依然存在。
后来，佛教学者转向改造、创新，使佛教在隋唐时代获得更大的发展。佛教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吸收、消化和发展，已在中国扎下根来，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上层建筑和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并在思想上和物质上为隋唐时代创立有民族色彩的中国化的佛教准备了条件。鸠摩罗什译出的大乘空宗典籍，为三论宗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慧远弘传弥陀净土信仰，对于净土宗的建立有着直接的影响。《法华经》和《华严经》的译出，分别成为天台宗和华严宗的主要经典。竺道生的涅槃佛性说和顿悟成佛说，为慧能禅宗的创立开了先导。
南北朝时佛教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南朝各代帝王都崇奉佛教，其中梁武帝萧衍尤为突出。他发愿舍道归佛，自称是“三宝（佛、法、僧）之奴”，多次舍身寺院，再由朝廷用重金赎回，以此充实寺院经济。他亲自讲经说法，著书立说，批判范缜的神灭论，使佛教在南方普及。北朝历代帝王也竭力扶植佛教，热衷于凿窟雕像。在封建统治者支持下，随着中国僧人对佛教经典理解的逐渐深入，出现了涅槃、成实、三论、毗昙、俱舍摄论、地论、十诵律、楞伽等学派。其中如竺道生（355～434）在南朝阐发涅槃佛性论，鼓吹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和“一阐提”（所谓灭绝善性者）皆得成佛的主张。他还批评积学渐悟的观点，提出顿悟成佛。竺道生的学说，得到宋文帝刘义隆和梁武帝萧衍的大力提倡。
魏晋时，佛教经济力量微弱。到了南北朝，寺院拥有大量的土地和僧户、佛图户。佛教通过出租土地，役使依附农民，经营商业，发放高利贷等，聚敛财富，逐渐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寺院经济。在北方，北魏末年，寺院三万有余，僧尼多达二百余万人。在南方，梁朝佛寺约近三千所，僧尼八万三千人。佛教成为重要的社会势力和强大的经济实体。魏晋南北朝佛教具有三个基本特点：依附性。
首先是思想上的依附性。如佛教般若学各派依傍玄学而流行；慧远曲意迎合儒家名教，调和儒佛矛盾，宣扬儒佛合明论，突出地体现了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依赖和妥协。其次是依仗帝王和士大夫的支持，如道安所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
再次是倚重外国僧人。虽然当时中国佛教学者已经成长，但是在佛教经典的翻译和佛教教义的传播方面，起重要作用的还多是外国僧人。这和隋唐佛教独立自主的发展不相同。兼容性。南北朝佛教学派林立，平行阐扬。各派虽有师法，但并不传法定祖，自封正统。在一个学派内部，学者也可兼习其他不同经典。这和隋唐佛教的宗派性迥异其趣。差异性。魏晋南北朝政治分裂，地域阻隔，文化环境不同，南北佛教形成不同的学风。南方偏尚玄谈义理，涅槃佛性的探讨、顿悟渐悟的辩论、神灭神不灭的斗争，盛行一时。北方则偏重崇奉禅学、律学和净土信仰，重视行业，注意修行，如开凿云冈、龙门等石窟，就是突出的表现。这种南文北质的学风也和隋唐佛教的禅义均弘、理论与实践并重的学风，形成鲜明的对照。
隋唐时期，全国统一，佛教各宗派得到进一步融合的机会。隋唐统治者为了更有效地利用佛教这一宗教思想武器，曾积极促成佛教思想的统一。佛教为了巩固自己的宗教势力，保护寺院经济，也模仿世俗封建地主阶级的封建宗法制度，建立了世代相传的僧侣世袭制度。从南北朝长期发展下来的佛教流派，有的形成宗派，有的被其他宗派归并吸收。
隋唐各宗正式建立和发展的时间有先后。天台宗最早，成立于陈、隋之际，创始人为智钑（531～597），以在浙江天台山创建基地得名，流行于今浙江及湖北一带。法相唯识宗创立于唐太宗、高宗时期，创始人为玄奘及其弟子窥基（631～682）。以它的学说内容为宗派名称，流行于长安、洛阳一带。接着是武则天大力扶持的华严宗。杜顺（597～640）号称华严初祖，实际创立者是法藏（643～712），以所阐扬的经典为宗派名称，流行于长安及令山西五台山一带。禅宗创立于武则天统治时期，实际创始人是慧能，以它独特的修养方法、思想方法为宗派名称，开始流行于今广东、两湖一带，唐末、五代时期遍及全国。还有律宗，守持佛教戒律，强**徒受戒要有一定的仪式，但没有什么理论上的阐发。由于这一派熟悉受戒的仪式，后来垄断了受戒的特权，有人认为也是一个宗派。净土宗的奠基人可以上推到南朝的昙鸾（476～542），道绰（562～645）和善导（613～681）是它的创始人。密宗创立于唐中期，代表人物有善无畏（637～735）、金刚智（669～741）和不空（705～774），流行于唐中央政府上层统治集团，及今西藏、云南一带。还有一度流行的“三阶教”，后遭政府取缔。
唐末土地兼并加剧，赋徭繁苛，人民相继流亡，以避征役。许多寺院占有大批土地、劳力、削夺了官府控制的人口和财政收入。唐武宗李炎会昌五年（845），官府下令拆除全国大寺院共四千六百余所，中、小寺院四万所，没收良田数千万顷（此数过大，疑“顷”为“亩”之讹）和寺院奴婢十五万人，僧尼还俗的有二十六万余人，史称“会昌废佛”。由于朝廷政令已不行于割据已久的今河北一带，这些地方的佛教势力尚未遭到沉重的打击。乾符二年（875）黄巢起义爆发。在农民起义军的打击下，寺院无法管理他们的土地，寺院经济也由此一蹶不振。那些宣传繁琐经院哲学的佛教宗派都失去了他们的物质条件，只有禅宗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在隋唐时期，佛教为了弥补内部各宗派长期存在的理论分歧，加强理论上的防御力量，共同对付唯物主义，各宗派都建立了判教体系。判教，就是佛教各宗派根据自己的观点、方法，把所有的佛教经典著作和理论加以系统的批判和整理，重新估价、安排它们在佛教中应占的地位。判教工作是隋唐佛教各宗派防止外教攻击，统一内部分歧而采取的必要措施。他们把一切佛教经典著作按照本派学说毫无遗漏地给以分类。如天台宗判教，《天台四教义》是按照天台宗的观点和神学体系分类的。华严宗，如宗密《原人论》，把佛教分为人天教、小乘教、大乘法相教、大乘破相教、一乘显性教。禅宗按渐悟和顿悟划分佛教。各宗派通过自己的分类，来说明佛教的各种理论教义是佛根据不同听众的才能、智慧、理解水平和不同时间采取的深浅不同的讲经方式，其目的在于说明：佛经的基本教义都是为了救度众生，佛教的一切经典著作看来好像象互相矛盾，实际上并不矛盾，而且互相补充。
隋唐佛教宗派哲学继续探讨了南北朝时提出的佛性问题，并对此有所发展。佛教各宗从唯心主义的立场出发，把人的心理活动、精神训练（主要是宗教修养）、人性问题以及人的心、性、情与宇宙观的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构成各佛教宗派哲学的宗教世界观体系。隋唐佛教宗派哲学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哲学范畴，并给以宗教的解释。后来宋、明的唯心主义理学家，基本上继承了这种宗教神学传统。另有一些唯物主义哲学家，从与佛教唯心主义的斗争中，也利用他们的思想资料，加以改造，从而丰富了唯物主义的哲学内容。隋唐佛教宗派哲学对后来的宋明理学有直接影响。
隋唐时期影响较大、历史悠久的佛教宗派，都是密切配合当时的阶级斗争，适应当时经济及政治需要，维护当时封建统治秩序的。隋唐佛教徒的经典章疏等著作，与其看作是对印度佛教经典的注解，不如看作是中国佛教的创作。严格遵循印度教义的只有法相唯识宗。各宗派的观点有些在印度佛教学说中找不到根据。即使在印度佛教经典中有根据的，那也只是采取其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经济需要的部分。借题发挥，是隋唐佛教宗派哲学的特色。
除法相唯识宗外，隋唐佛教各宗派都是适应中国当时的经济基础、政治需要而产生的。各宗派都大力论证成佛的可能性，而且都作了肯定的答案。这是在门阀士族地主阶级失势后，唐朝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地主阶级思想意识在佛教思想中的反映。南北朝时期，在门阀士族地主专政的历史条件下，寒门地主在政治上不能占重要地位。象竺道生提出的“一阐提人（不具信心，断了成佛善根的人）皆得成佛”的口号，还不能取得社会上的普遍承认。唐朝廷打击门阀士族残余势力，扶植一般寒门地主，与此相应，佛教的佛性顿悟说、人人皆得成佛说，逐渐成为普遍公认的学说。可见，隋唐佛教思想不仅是当时经济基础的反映，它还反转来对当时的基础起着加强、巩固的作用。
由于隋唐时期中国经济文化高度繁荣，亚洲佛教传播中心已由印度转移到中国。随着当时国际文化、经济的交流，佛教理论也从中国传播到东方一些邻国。南北朝时期重要的佛教学者，不少是外国僧人，他们多是来中国传授佛教的。隋唐时期国际著名学者中，中国人所占比例增大，外国僧人到中国来，多是来向中国人学习佛教的，并把在中国学到的佛教宗派哲学介绍到他们的国家去。在西域及印度，有些散佚的佛经找不到原本，也有从中国的汉译佛经中转译回去的。汉译佛经与藏译佛经也经常互相交流。邻国朝鲜、日本各国也开始有了天台宗、华严宗、法相唯识宗、禅宗、律宗、净土宗、密宗等宗派。到过长安的国际僧人，终唐之世，代不乏人。伴随着佛教的传播，有关音乐、艺术、建筑、雕塑等，也得到国际交流的机会。
这虽是佛教思想传播中的副产品，但对于国际文化交流所起的作用是应当引起重视的，其影响也相当广泛。佛教在隋唐时期发展迅速，信徒众多。儒、释、道并称“三教”。国家重大节日或庆典，招三教讲论于殿廷。开始时三教讲论多标榜自己的主张而贬低另外两教的主张，后来则多从互相补充、互相融合的立场，以论证三教的相互为用，不可偏废。佛教与道教两个以出家为号召的宗教，在唐代有一段时间互争高低，李渊父子自称是老子李耳的后裔，规定在朝觐的排班次序中道士在僧尼之前。
武则天天授二年（691），由于僧人献《大云经》，为武后当女皇帝制造舆论，朝廷又规定僧尼排班次序在道士之前。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复敕僧道齐行并进，班次排列不分先后，终唐之世，遂成定制。为了使佛经得到长期保存，隋代僧人静琬于幽州云居寺（在今北京房山）仿照儒家石经的先例，雕刻石经，把重要的佛教经典刻在石窟及碑版上。唐、宋、元、明继续刻制，使这里成为佛教文物宝库，也是中国最早的佛经石刻本。除房山数量最多外，尚有山东泰山、徂徕山、山西太原凤峪、河北响堂山等处。隋唐时期在敦煌、洛阳龙门等地建造石窟寺，造像壁画艺术精美，为世界文物珍品。敦煌石窟中还保存有手写重要佛经及其他书籍（见敦煌文书）。敦煌唐人写经与房山石经是极珍贵的文物，引起全世界学者的重视。
隋唐时期佛教僧众日渐增多，朝廷制定了管理僧众的法规。隋开皇十五年（595）政府颁布《众经法式》作为管理僧尼的依据。唐朝后期，百丈怀海撰有《百丈清规》，是禅宗僧众首领自己制定的管理规章，后经历代不断修订，成为佛教徒（不限于禅宗）公认的僧规。
佛教经典及注释在隋唐有了大量的增加，佛教的经典全集称为《大藏经》（在隋以前称《一切经》）。北宋开始雕印《大藏经》，历宋、辽、金、元、明、清各朝。官方或私家不断雕印，《大藏经》卷数也逐渐增广。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82年开始编辑《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于1984年陆续出版。全书共收佛书四千余种，合计两万三千余卷，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收集最全的汉文佛教全集。佛教的目录学、分类学也趋于完善。经考古发现，隋唐时代已有印刷的佛像，为后来宋代印刷《大藏经》准备了条件。
宋元明清宋元明清各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随着政治经济条件的变化，中国佛教从总体上说，逐渐由盛变衰；从形式上看，中国佛教从隋唐时期与道、儒三教鼎立，逐渐走向宋明以后的三教会同，佛教的宗教理论和思想渗透到儒家的伦理纲常内部，佛教的某些思想也被宋明理学所吸收。北宋时期，除了徽宗、钦宗两帝外，其余七帝对佛教均采取扶植、利用的政策。统治者派遣大批僧人西行求法，据佛教史料记载，从太宗即位到太平兴国七年（982），普度僧人十七余万人。同时创建规模宏伟的译经院，使中断一百七十年之久的佛经翻译工作重新恢复。译经规模超过唐代，但成就稍逊。从北宋开始出现雕刻佛经，为以后佛经的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以北宋的程颢、程颐和南宋的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大量吸取了佛教华严宗、禅宗的思想来丰富自身的内容，认定“理”先天地而存在，把抽象的“理”提到永恒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佛教宗派以禅宗为最盛，天台宗、净土宗、华严宗、律宗等也较活跃。天禧五年（1021），天下僧尼近四十六万人，寺院近四万所。南宋偏安，由于官方限制佛教的发展，除禅宗、净土宗外，其他各宗趋于衰微。
元代统治者崇尚佛教，并实行帝师制度，特别崇尚藏传佛教。对汉地佛教也采取保护政策，禅宗、律宗继续流行发展。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全国有寺院四万二千三百一十八座，僧尼二十一万三千人。明太祖朱元璋曾出家当过和尚，对佛教颇有感情。明代诸帝中，多半“与佛有缘”，且“好佛”。因此，明代佛教在日益衰微的总趋势中有所发展。佛教诸宗中，相对活跃的是禅宗和净土宗。明万历以后，佛教界出现了祩宏（1535～1615）、真可（1543～1603）、德清（1546～1623）、智旭（1599～1655）四大家，他们都是禅教皆通，对内融汇禅、教、律学说，使佛教各宗趋向融合；对外融通儒、释、道三家，儒化佛教，佛化儒道，进而达到“三教同源”。作为宋明理学中明代理学家代表之一的王守仁，受禅宗思想影响很大，提倡“夫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心明便是天理”，否认心外有理、有事、有物。
万历年间在佛经雕刻方面出现了《方册藏》（又称《径山藏》、《嘉兴藏》），初刻于五台山。《方册藏》的出现，“省梵本全文之半，建者、运者、贮者、阅者均称简便，于是请藏之风极炽”。
清代前期几代皇帝重视佛教。康熙年间，对汉地佛教的禁令有所松弛，迎请明末隐居山林的高僧重返京师。雍正重视藏传佛教，但提倡儒佛道异用而同体，提倡佛教各派融合。乾隆时刊行《龙藏》，并编辑《汉满蒙藏四体合璧大藏全咒》。清末民初，佛教在社会上仍有一定影响，一些佛教宗派和组织又有所抬头，如清末杨文会、欧阳竟无等在南京创办金陵刻经处和支那内学院。五四运动后，太虚等人曾通过兴办学校，印刷出版刊物，发起“佛教复兴运动”。但西方现代思潮已涌进中国，佛教服务的对象及其社会作用，也与过去有所不同，成为欧亚现代思潮汇合时期的佛教。中国近代一些进步思想家，如康有为、谭嗣同、章炳麟、梁启超、严复等人，都受过佛教的影响。
历史词典：佛教传入中国
罢黜百家
历史档案
时间： 汉武帝时期
地点： 中原地区
人物： 汉武帝刘彻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汉武帝刘彻实行的封建思想统治政策。秦汉之际，遭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政策摧残的儒家逐渐抬头。陈胜、吴广起义后，有些儒生参加了反秦斗争，如孔子后裔孔甲一度为陈胜的博士。西汉初年，著名儒生叔孙通被任为太常，协助汉高祖刘邦制订礼仪。惠帝四年（前191）废除《挟书律》，进一步促使诸子学说复苏，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比较活跃，其中儒、道两家影响较大。
汉初，由于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统治阶级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恢复生产，稳定封建统治秩序。因此，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经济上实行轻徭薄赋。在思想上，主张清静无为和刑名之学的黄老学说受到重视。当时，五经博士仅为具官待问，在政治上并未得到重用。然而儒、道两家在政治、思想上的斗争相当激烈。武帝即位时，社会经济已得到很大的恢复和发展。武帝依靠文、景两代积累的财富，大事兴作。与此同时，随着地主阶级及其国家力量的强大，对农民的压迫和剥削也逐渐加重，农民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逐渐加剧。
因此，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进一步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已成为封建统治者的迫切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已不能满足上述政治需要，更与汉武帝的好大喜功相抵触；而儒家的春秋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显然与武帝时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相适应。于是，在思想领域，儒家终于取代了道家而居于统治地位。建元元年（前140）武帝继位后，丞相卫绾奏言：“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得到武帝的同意。太尉窦婴、丞相田蚡还荐举儒生王臧为郎中令，赵绾为御史大夫，褒扬儒术，贬斥道家，鼓动武帝实行政治改革，甚至建议不向权势颇重的窦太后奏事。窦太后对此不满，于建元二年罢逐王臧、赵绾。太尉、丞相也因此被免职。建元六年，窦太后死，儒家势力再度崛起。
元光元年（前134）武帝召集各地贤良方正文学之士到长安，亲自策问。董仲舒在对策中指出，春秋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现在师异道，人异论，百家之言宗旨各不相同，使统治者思想不一致，法制数变，百家无所适从。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董仲舒提出的适应政治上大一统的思想统治政策，很受武帝赏识。
元朔五年（前124），布衣出身的儒生公孙弘擢居相位。同年，武帝又批准为博士官置弟子员五十人，根据成绩高下补郎中文学掌故，吏有通一艺者则选拔担任重要职务。此后，公卿、大夫、士吏都为文学之士，通晓儒家经典成为做官食禄的主要条件。治狱官吏张汤、杜周，迎合汉武帝的需要，也主张以《春秋》决狱，用儒术附会粉饰法律。儒术完全成为封建王朝的统治思想，而道家等诸子学说则在政治上遭到贬黜。
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有其划时代特点。他推崇的儒术，已吸收了法家、道家、阴阳家等各种不同学派的一些思想，与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思想有所不同。汉武帝把儒术与刑名法术相糅合，形成了“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手段，对后世影响颇为深远。
历史词典：罢黜百家
《史记》
历史档案
时间： 西汉时期
地点： 长安（今西安）
人物： 司马迁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汉司马迁撰。初名《太史公书》，亦称《太史公记》、《太史记》。司马迁字子长，其父司马谈于汉武帝建元、元封年间为太史令，掌管文史星历，管理皇家图书，曾有志编写古今通史，但未能如愿，去世前嘱咐司马迁继承其遗志。
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继任父职，在太初元年(前104)参加制定《太初历》后，开始撰写《史记》。经十余年努力，终于成书。本书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所谓“究天人之际”，就是探索天道和人事之间的关系，作者在书中批判了前人的“神意天命论”，而代之以“帝王中心论”。所谓“通古今之变”，就是研究历史的发展和变化，作者提出了“忠”——“敬”——“文”这一朝代更替的周而复始的固定公式。这种认识并不科学，不过当时人们也只能达到这种认识水平。
《史记》一书记事起于传说中的黄帝，讫于汉武帝，历时三千余年。所述史事，详于战国、秦、汉。据《太史公自序》记载，全书一百三十篇，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三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本纪”是全书纲领，按年月记述帝王言行政绩，兼录各方面重大事件。其中先秦诸篇按朝代成篇，秦汉诸纪则按帝王成篇。项羽虽然不是帝王，但他一度主宰天下，分封侯王，政由羽出，所以把项羽也载入本纪。“表”采用表格形式简列世系、人物和史事，以清脉络。其中包括世表、月表和各种年表。“书”叙述各种制度沿革，内容涉及礼乐制度、天文兵律、社会经济、河渠地理等。
“世家”记载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史迹，兼及个别地位与侯王相当的著名人物。“列传”主要是社会各阶层代表人物的传记。少数篇章为中国少数民族以及与中国互相往来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历史记录。本纪和列传是全书主要部分，与表、书、世家相辅相成，融为一体。该书取材丰富，对《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及诸子百家乡所采摘，又利用了国家收藏的档案、民间保存的古文书传，并增添了亲身采访和实地调查的材料。作者在广泛取材的同时，又注意鉴别和选择材料，淘汰无稽之谈，表现了审慎的科学态度。在撰写过程中，“不虚美，不隐恶”，力求实事求是。
司马迁死后，了解本书的人并不很多。汉宣帝时，司马迁的外孙杨恽祖述其书，公布于世，从此开始流传。东汉时已有残缺，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说缺少十篇，有录无书。三国魏张晏认为所亡十篇是《景帝纪》、《武帝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并说汉元帝、成帝时褚少孙补作了《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列传》、《日者列传》。对张晏的说法，有人持有异议，但该书有残缺，则是可以肯定的。今本一百三十篇掺杂后人续笔，如书中“褚先生曰”即为褚少孙所作，文字粗陋不可取。
汉代以前，出现过多种体裁的历史著作，但就记事的久远、内容的广泛、史事的详实、材料的系统、组织的完善来看，都不如《史记》。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该书堪称第一部规模宏大、体制完备的中国通史。由它开端的史书纪传体影响深远，后来历代的“正史”都采用了这一体裁。它的大部分文字生动精炼，写人叙事形象鲜明，对中国后世的散文和传记文学有良好的影响。该书现存早期的版本之一南宋黄善夫家塾刻本，被公认为善本，经商务印书馆影印收入百衲本《二十四史》。明嘉靖、万历时南北监刻的《二十一史》本、毛氏汲古阁刻的《十七史》本、清乾隆时武英殿刻的《二十四史》本，都是质量较好、流传较广的刻本。同治时又出现金陵书局刻本，此本是张文虎在钱泰吉校本基础上参酌众本形成的，错讹较少。1959年中华书局出版标点校勘本《史记》，便于阅读，所据底本即金陵书局刻本。
后代有很多人解释本书，南朝宋裴骃以徐广《史记音义》为基础，吸收儒家经传和诸子百家之说，又摄取前人成果，撰成《史记集解》八十卷，为现存最早而又完整的旧注。唐司马贞又采各家旧注作《史记索隐》三十卷，注音与释义并重，提出不少新见解。唐张守节以毕生精力撰《史记正义》三十卷，训释详备，质量又有提高。清梁玉绳作《史记志疑》，侧重考证书中史事。日本泷川资言撰《史记会注考证》，汇集了各家注释和考证成果。水泽利忠又撰《史记会注考证校补》，以补充《会注考证》。
历史词典：《史记》
《汉书》
历史档案
时间： 西汉时期
地点： 中原地区
人物： 班固
《汉书》是纪传体西汉断代史。共一百篇，其中包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传七十篇，后人析为一百二十卷。作者班固，字孟坚。其父班彪撰写《后传》六十五篇，作为《史记》续篇。光武帝建武三十年（公元54），班彪去世，班固开始整理《后传》。他认为《后传》不够详备，便在《后传》基础上，着手撰写《汉书》。和帝永元四年（公元92）班固卒时，尚有八表和《天文志》没有完成。和帝命其妹班昭续撰，后又命跟随班昭学习《汉书》的马续踵成之。据司马彪《续汉书·天文志》所载，马续补修的仅为《天文志》。该书体例与《史记》大略相同，都是纪传体。但《史记》是一部通史，《汉书》则是断代史，首创断代为史的编纂方法。同时，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书”改日“志”；又不用“世家”，载入《史记》“世家”的陈涉、外戚和汉代诸王一律编入“传”内；“列传”简称为“传”。这些体例上的变化，对后来的一些纪传体史书影响很大。
《汉书》第一次创立了《古今人表》和《百官公卿表》。《古今人表》收录人物从传说时代的太昊到秦朝的吴广，区分为九等，加以评价。《百官公卿表》首先叙述了秦汉分官设职的情况，各种官职的权限和俸禄的数量，然后用分为十四级、三十四官格的简表，记录汉代公卿大臣的升降迁免。它篇幅不多，却比较清楚地反映了当时的职官制度和官僚的变迁，是研究秦汉官制不可缺少的资料。它的志尤为人们所重视。由《史记》八书演变来的一些志，内容与《史记》也多有不同。如《食货志》是由《史记》的《平准书》演变来的。它有上下两篇，上篇言“食”，即农业经济状况，下篇谈“货”，即商业和货币情况，不仅是记述西汉经济的专篇，而且对汉以前的情况有所追述，内容超出了《平准书》。
在八书内容之外，《汉书》又创立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刑法志》系统地记载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体的律令规定。古代兵刑不分，该志又兼述了古今兵制的沿革。《五行志》专载五行灾异，剔除其中天人感应的迷信色彩，志中保留的有关自然灾害、地震、日月食的记载，是研究中国古代自然科学史的重要参考资料。《地理志》记录了当时的郡国行政区划、历史沿革、户口数字以及各地物产、经济概况、民情风俗。《艺文志》考证了各种学术派别的源流，载录了存世的书籍，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汉书》的志规模宏大，内容丰富，又在篇目上有所创新，扩大了历史研究领域，因而受到后人的推誉。
《汉书》始出，学者莫不讽诵。但由于它喜用古字古训，比较难读，东汉末年，服虔、应劭已开始注音释义，魏晋南北朝以后出现的《汉书》音注更多。唐颜师古汇集了前人二十三家的注释，纠谬补阙，完成了《汉书》新注。至清末又有王先谦作《汉书补注》，征引的专著和参订者多达六十七家。颜、王的注本，是《汉书》旧注的代表作。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汉书》标点校勘本，它以《汉书补注》本为底本，参校北宋景佑本、明末毛晋汲古阁本、清乾隆武英殿本、同治金陵书局本，并吸取了前人考订成果，是《汉书》流传过程中一种较好的版本，是研究西汉历史的重要史籍。班固曾任兰台令史，负责掌管皇家图籍，典校秘书，有条件看到大量的图书资料；又加上编写《汉书》有《史记》、《后传》作为主要依据，因此，使《汉书》保存的历史资料比较丰富。汉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汉历史记载，虽然《汉书》基本上移用了《史记》，但由于作者思想境界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一，移用时也常常增补新的内容。如《贾谊传》增加了“治安策”，《晁错传》补入了“教太子疏”、“言兵事疏”、“募民徙塞下疏”、“贤良策”，《路温舒传》增收了“尚德缓刑疏”，《邹阳传》增补了“讽谏吴王濞邪谋书”，《公孙弘传》补入了“贤良策”等，在不少人物的传记中增加了一些史事，提供了新的史料。另外，《汉书》还在《史记》之外新立了一些篇目，仅纪传部分就增加了《惠帝纪》的王陵、吴芮、蒯通、伍被、贾山、李陵、苏武等传。至于汉武帝中期以后的西汉历史，班固在《后传》的基础上，博采其他书籍，斟酌去取，缀集成篇。就保存西汉历史资料来说，现存的史籍以《汉书》最称完备。
历史词典：《汉书》
汉乐府
历史档案
时间： 汉朝
地点： 中原地区
人物： 无
汉乐府原是汉初采诗制乐的官署，后来又专指汉代的乐府诗。汉惠帝时，有乐府令一官，可能当时已设有乐府。武帝时乐府规模扩大，成为一个专设的官署，掌管郊祀、巡行、朝会、宴飨时的音乐，兼管采集民间歌谣，以供统治者观风察俗，了解民情厚薄。这些采集来的歌谣和其他经乐府配曲入乐的诗歌即被后人称为乐府诗。东汉仍设有乐府。
根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西汉时乐府采集的各地民歌共有一百三十八篇，但流传至今的只有三四十篇，加上东汉民歌和文人的作品，现存汉乐府有一百多篇，散见于《汉书》、《后汉书》、《文选》和南朝时徐陵编的《玉台新咏》等书，而以宋人郭茂倩编的《乐府诗集》所收最为完备。《乐府诗集》是根据音乐类别分别排列作品，与汉乐府有关的凡四类，其中《郊庙歌辞》中首列的《汉郊祀歌》是西汉文人为宗庙祭祀作的乐歌；《鼓吹曲辞》、《相和歌辞》和《杂曲歌辞》中题下标明“古辞”的作品，基本上都是西汉民歌。《杂曲歌辞》收录的文人作品中有一些出自东汉。
汉乐府以民歌居多 ，是其中精华。人们提到汉乐府，就一般意义而言，往往是指汉乐府中的民歌。这些民歌都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如《东门行》、《孤儿行》、《妇病行》、《战城南》、《十五从军征》、《饮马长城窟行》、《上山采蘼芜》等篇，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状况和人民所遭受的苦难；《有所思》、《上邪》等篇，则是感情真挚的情歌；《陌上桑》赞美了一名劳动妇女对权贵人物的蔑视和反抗，体现了人民的愿望；以批判封建礼教、歌颂高尚情操为主题的《孔雀东南飞》，又题《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是前所未有的长篇叙事诗，在中国文学史上居有较高的地位。汉代文人所写的乐府诗也有佳作，如辛延年的《羽林郎》、宋子侯的《董娇饶》等，但这些诗歌也是在民歌的影响下创作的。
汉乐府的现实主义的优秀传统对后世的许多诗人起过示范性的作用，它的以五言和杂言为主的形式，也推动了诗体的发展。
历史词典：汉乐府
早期的地理——方志
历史档案
时间： 周朝至民国时期
地点： 中原地区
人物： 无
方志起源很早。《周礼·春官》有外史“掌四方之志”的说法。到了西汉和魏晋时期，“方志”一词已屡见不鲜。关于最早的方志书，有人根据《周礼》所载，把早期的诸侯国史与后来的府州县志相类比，认为传说中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以及鲁国的《春秋》，已初具雏形。也有人认为方志导源于古地理书，如《山海经》和《禹贡》，后世撰方志者多仿效之。方志和古地图的关系也很密切，从两汉到隋唐时期大量出现的图经，可见到它们间的渊源关系。
方志是以地区为主，综合记录该地自然和社会方面有关历史与现状的著作。亦称地志或地方志。其形式和内容，是在时代的前进中逐步充实完善起来的。大体在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方志尚处于形成阶段。当时，无论是体例内容，方志皆属地理书，其称谓亦多为“地志”、“地记”。其内容主要记叙地区的方域境界、山川物产、风俗民情。但也出现了一些专记物产、山水、道里、寺庙的专志。现存的第一部具有比较完整内容的方志书《越绝书》（相传为东汉袁康所撰），就出现在这个时期。另外，还有一些专载江河湖海、祠庙寺观、名胜古迹、水利交通的书籍，亦可归入其内。方志的传统分类法属于地理门。
中国的方志，不但数量庞大，种类繁多，大体而言有以下三种：综合全国情况的有总志和一统志；地区性方志，省志，除常称通志外，也有称为总志、大志、全志、省图经的。府志。州志，包括直隶州志和一般州志。县志，分县志、县丞志等。厅志。乡村镇志，包括镇志、乡志、村志、场志、里志、坊志等。乡土志。其他有卫志、所志、司志、屯志、边关志、盐井志、盐场志，以及介于省志和府志间的道志；专志，指山水禅林、寺庙、书院、游览胜迹、人物、风土方面的志书。
隋唐两朝，“地记”日衰，“图经”盛行，以“志”、“记”为名的方志书也发展起来。所谓“图经”，开始多以图为主，表示疆域、山川、土地，经是图的说明，是图的附属物。隋唐时期，“图经”已以经为主，图反成为辅了，更加接近于后来所说的方志的性质。隋朝大业年间，朝廷普诏天下诸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上报尚书省。唐朝规定，州郡图经每三年编造一次，后改为五年一次；若州县有变，山河有改移者，不在其限。现存的《元和郡县图志》四十卷，成书于唐朝中期，可大致窥见隋唐图经的内容。该书按地方政区四十镇分列篇目，每镇有图（图现已亡佚），下载府州县户口、沿革、山川、道里、贡赋等。后来在敦煌石窟发现的《沙州图经》、《西州图经》等多种，虽已残缺不全，但亦可见其所载内容之广泛。
宋代是中国方志发展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时期。宋初编《太平寰宇记》，吸收前代“地志”、“图经”的经验。编入姓氏、人物、风俗等门类，因人物又详及官爵及诗词杂事，使以记地为主的方志成为史学的一个分支。至此方志书始体例初备，自成一体。宋代的方志，虽然流传下来的不多，但据已知书目计算，约有六百多种，超过前面任何一代。其体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可为代表。全书分录、图、表、志、传五类，每类又有细目，层次清晰。又如范成大《吴郡志》，将全书分成四十余目，条理不紊。它们都对后来的修志者产生深远影响。
元代的志书以成宗大德七年（1234）成书的《大元大一统志》最为著名。全书一千三百卷，“于古今建置、沿革，及山川、古迹、人物、风俗、土产之类，网罗极为完备”。明代修《大明一统志》，曾以之作为根据。《大元大一统志》已无全本，今可见者仅剩十数卷。
明代的方志比较前朝又有发展，数量和种类都有增加。全国有一统志，各省普遍修总志或通志，省以下的府州县亦各多次修志。此外还出现了像《延绥镇志》、《山海关志》等边关志，以及村镇志等等。对于志书的性质，明人明确提出属于史的范畴。同时还出现了以正史为体的编撰方式，视方志为“资治”之书。明代的志书类目繁多，如程文的弘治《句容县志》一百二十四目，李希程的嘉靖《兰阳县志》一百一十二目。但也有以简略见长者，如弘治间康海修《武功县志》，共三卷七篇；韩邦清的正德《朝邑县志》，内二卷七篇，不足七千字，都很出名。
清代是地方志的全盛时期，不但种类全、数量多，在体例和内容方面也更加充实完备。一批著名的方志学家直接从事修志实践，并在辑佚旧志和在方志学理论的研究上，作出了重要贡献。清代修志，从顺治年间起就连续不辍。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和光绪各代，因编纂或续修一统志，朝廷曾多次下诏促令各省修志。雍正时还规定省府州县等志书，每六十年纂修一次。清代修山水寺庙以及园林胜迹的专志也很多，还修关津志、盐井志，乡村镇里场坊市里等志。自乾隆以后修志更加兴盛，其中尤以江浙两省为最著。清末，又新出现乡土志。
清代志书的体例，除传统的门目体、仿正史的纪传体以外，乾嘉时，章学诫又别创新路。他编《湖北通志》，将全书分为“通志”、“掌故”、“文征”和“丛谈”几大部，每部下又分细目，别具一格。嘉庆时，谢启昆主修《广西通志》，曾仔细比较历代志书长短得失，舍芜取精，手订章目二十二篇，分别以典、表、略、录、传五大门类进行统率，被修志者奉为楷模。后来光绪时，缪荃孙等编《顺天府志》，也注意体例的创新。清代著名志书，通志有谢启昆《广西通志》、阮元《浙江通志》和《广东通志》，李鸿章《畿辅通志》、曾国荃《山西通志》、袁大化《新疆大志》。府州县志有陆陇其《灵寿县志》、钱大昕《鄞县志》、余文仪《台湾府志》、戴东原《汾州府志》、章学诚《永清县志》、洪亮吉《淳化县志》和《泾县志》、李兆洛《凤台县志》、莫友芝《遵义府志》、李慈铭《绍兴府志》、缪荃孙《顺天府志》等。镇村志中，江苏甘泉县邵伯镇的《甘棠小志》、浙江吴兴县的《双林镇志》、山东阳谷县的《张秋镇志》和广东南海县的《佛山忠义乡志》等，亦均称佳制。还有一些私家撰述的名志，如师范的《滇系》、刘端临的《扬州图经》、刘楚祯的《宝应图经》、许实华的《海州文献录》、吴汝纶的《深州风土记》，都为人们所称颂。
与清代相比，民国时期方志的编纂，规模要小得多，体例多数亦沿袭旧志。不过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内容，如注意记载农工商业的生产情况，和人们的生活面貌，还增加了各种统计图表等等。其中以陈训正、马瀛等纂修的《鄞县通志》体例最为完备。
综观中国方志发展的历史，及其所反映的内容，大致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地方性。除全国性的总志和一统志外，无论是省志、或府、州、县志，以及各种专志，无不都是记载一定的地域，反映该地的特点。
第二，连续性。早在唐代，封建国家就规定，各州郡按时向朝廷编送图经。到了明清以后，统治者更屡颁修志诏令，以将新情况、新资料不断地补充到新修的志书中去。江苏常熟县，在明代的二百七十六年间，共修志七次，几乎隔四十年重修一次；清代修了十三次，每隔二十年修一次。其他志书的编修，虽不如常熟县频繁，但也大多不止一两次。
第三，广泛性。唐宋以后，每部方志差不多都包括下述内容：如地理门有沿革、疆域、面积、分野；政治门有建置、职官、兵备、大事记；经济门有户口、田赋、物产、关税；社会门有风俗、方言、寺观、祥异；文献门有人物、艺文、金石、古迹等等。在广泛的历史追述中，有不少在正史等史籍中所无法见到的资料。
第四，可靠性。由于地方志多根据当地档册、谱牒、传志、碑碣、笔记、信札等资料编写，其原则一般是“述而不作”，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资料的原始性。不少志书还搞了很多实地采访，所谓“以一乡人修一乡之书，其见闻确而论说较详”。显示了“地近则易核，时近则迹真”的优越性，故其可靠性和真实性也较某些史籍更大些。
中国历代编纂的方志，虽然数量庞大，但因各种缘故，损毁流失的情况十分严重。据统计，元代前，留有书名而亡佚的方志有两千多种。明代方志应不少于三千种，现存只千余种。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志书（不包括山水祠庙等专志），约八千五百多种，其中清代最多，共六千多种，十万余卷；其次是明代和民国时期，各约有千种左右；宋元及宋以前，不过几十种。上述现存方志，从地区考察，超过五百种的有四川、浙江、河北、江苏、山东、河南等省；其次是江西、广东、山西、湖南、陕西，各超过四百种；安徽、福建、湖北超过三百种；修志时间较晚的一些边远省区，如宁夏、青海、西藏、内蒙古等，也各有几十种。志书的种类中，最多的是府州县志，有六千六百多种；以下是乡土志五百余种；乡村镇志三百多种；省志一百多种，等等。以上方志书，除分藏国内各图书馆外，在国外也有不少，亦有散存于私家的。
历史词典：方志
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
历史档案
时间： 西汉末期
地点： 中原地区
人物： 无
经今古文学是西汉末期形成的经学研究中的两个派别。汉初的经学原无所谓今、古文的区别，哀帝、平帝之际，刘歆争立古文经传于学官，才有派别含义的“古文”名称。“今文”则是由于古文家独树一帜，迫使原有经师结成一派之后，到东汉时才出现的名称。它是古文经师对立于学官的经书、经说和经师的别称。
战国以来儒生传经，大都是师徒、父子口耳相传。到汉代才用当时通行的隶书著于竹帛，故称为今文经。汉代的今文经学，《诗》有鲁、齐、韩三家，鲁始于申公，齐始于辕固生，韩始于韩婴；鲁、韩二家文帝时立博士，齐诗则于景帝时立博士。《书》有欧阳氏、大夏侯（胜）、小夏侯（建）三家，同出于伏生；欧阳氏武帝时立博士。大、小夏侯宣帝时立博士。《礼》有大戴（德）、小戴（圣）、庆普三家，同出于高堂生；武帝时立《礼》经博士，宣帝时分立大戴、小戴为博士，一说庆普也立博士。《易》有施氏（施雠）、孟氏（喜）、梁丘氏（贺）、京氏（房）四家，同出于田何。武帝时立《易经》博士，宣帝时分立施、孟、梁丘为博士，元帝时又立京氏为博士，一说京氏未立博士。《春秋》有《公羊传》和《谷梁传》（崔适《春秋复始》以为《谷梁传》是古文），《公羊》有严氏（彭祖）、颜氏（安乐）二家，同出于胡毋生和董仲舒；武帝时立《春秋公羊》博士，宣帝时分立严氏、颜氏为博士；《谷梁传》出于瑕丘江公，宣帝时立为博士，一说未立。今文经学解释经义，主要在于“通经致用”，着重章句推衍，结合阴阳五行灾异和刑名学说来发挥经文的微言大义，提倡大一统、尊君抑臣、正名分等思想。汉武帝时，董仲舒的公羊学最适合统治者的需要，有特别尊显的地位。元帝以后，君权衰落，今文经学也随着式微。哀帝、平帝之际，谶纬盛行，今文经学又与之结合，经说的内容更为空疏荒诞。
汉代出现的先秦经籍，相传或出于孔壁，或发自中秘，或献自民间，经文都用秦以前的古文字书写，故称为古文经，其中《易》有《费氏（直）易》，《书》有《古文尚书》，《诗》有《毛诗》，《礼》有《逸礼》和《周官》，《春秋》有《左氏传》。古文经学解释经义，主要在于“通经识古”，详于训诂，局限于探索经文本义，在理论上没有重大发挥。但在认辨、解释先秦文字的过程中，建立了系统的训诂方法，有一定的贡献，主要著作有《尔雅》和《说文解字》。哀帝建平时，刘歆提出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和《古文尚书》于学官，以与今文博士相抗衡。哀帝命他与五经博士讨论，但博士们多不赞成，或不肯表示意见，或说《尚书》二十九篇已完备，或说左氏不传《春秋》。刘歆写了著名的《让太常博士书》，指出今文经传残缺，古文经传可靠，正可补充今文的残缺。措词激烈，遭到今文家们的怨恨和猛烈攻击，其主张没有实现。
此后，经学出现了今文和古文两个派别，双方争论前后延续了近两百年。王莽当权时，由于托古改制的需要，刘歆借机把《左氏春秋》、《古文尚书》、《逸礼》、《毛诗》立于学官，后又立《乐经》为博士，《周官经》六篇也立为博士。东汉光武帝时，取消古文经博士，复立今文经博士，共十四博士。建武年间，韩歆又提出为《费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又引起一场争论，最后由光武帝决定立《左氏春秋》为博士，遭到今文家的激烈反对，不久废去。终汉之世，古文经没有再立于学官。
可是由于古文经学在内客上胜过今文，再加上章帝于建初元年（公元76）令贾逵自选《公羊》严、颜的高才生二十人教授《左氏》，八年诏诸儒各选高才生受业《左氏春秋》、《谷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又任贾逵的弟子为郎官，学者都欣欣向慕，古文经学的传播日益广泛。东汉最有名的学者，如贾逵、服虔、马融、郑玄都是古文家，或兼通今古。在马融、郑玄兼采今古文注经的影响下，今古文渐趋于混同。东汉中叶以后，博士人选，亦不如西汉严格，古文家可以任今文学博士，如周防以治《古文尚书》为博士，卢植通经今古文学为博士。汉末，董卓之乱以后，博士失职守近三十年，今文学遂日益衰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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