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交友”谋略02
越王对范蠡说：“因为不听从你的缘故而落到如此地步，怎么办呢？”范蠡回答说：“能够保守成业的人必定会得到上天的保佑，能够力挽危局的人必定会得到百姓的拥护，能够节俭少事的人必定能得到地利。现在只有低声下气，向吴王敬献厚礼，如果他还不答应，就只能把自己作为抵押去给吴王做奴仆。”勾践说：“是。”于是让大夫文种去吴国求和，文种跪地前行，向吴王叩头说道：“君王的逃亡之臣勾践派陪臣文种大胆地向您的下级办事人员报告：勾践请求做您的奴仆，妻子甘愿做您的侍妾。”吴王准备答应他。伍子胥对吴王说：“上天把越国赐给吴国，不要答应他。”文种回到越国，向勾践报告。勾践想杀掉妻子，烧毁宝器，拼命决战。文种劝阻勾践说：“吴国的太宰伯嚭很贪婪，可以利益**他，请让我暗中向他游说。”于是勾践就把美女宝器交给文种，让他暗中献给吴国太宰伯嚭。伯嚭接受了，就带大夫文种去见吴王。文种叩头说道：“希望大王赦免勾践的罪过，把越国的所有宝器都收归吴国。如果不幸没有赦免他，勾践就将杀尽妻子儿女，烧毁他的宝器，率领所有的五千人马和吴军决战，吴军一定会付出相当的代价。”伯嚭趁机劝吴王说：“越王已经降服为臣，如果能赦免他，这对吴国有好处。”吴王准备答应他。伍子胥进谏说：“现在不灭了越国，以后必定后悔，勾践是个贤明的君主，文种、范蠡是贤良的大臣，如果让他们返回越国，将会作乱。”吴王不听，最终赦免了越王，撤兵返回吴国。
勾践被困在会稽山时，喟然叹息说：“我将要死在这里了吗？”文种说：“商汤被关押在夏台、周文王被囚禁在羑里，晋文公重耳逃奔到翟国，齐桓公小白逃奔到莒国，他们最终都成就了王、霸之业。由此可见，祸怎么会不转化成福呢？”
吴王赦免越王后，越王勾践返回越国，就勤劳吃苦、深思焦虑，把苦胆悬挂在座位上面，坐卧时就仰视苦胆，吃饭时也要品尝苦胆，说：“你忘记会稽的耻辱了吗？”他亲自耕种劳作，夫人亲自纺纱织布，吃饭没有肉，穿衣不绣采，谦虚恭敬，礼贤下士，厚待宾客，赈济贫民，吊唁死者，与百姓同劳苦，想让范蠡治理国政，范蠡回答说：“用兵打仗，文种不如我范蠡；安抚国家，使百姓亲附，我范蠡不如文种。”于是把国家大政托付给文种，而派范蠡和大夫柘稽去吴国讲和，在吴国充当人质。两年过后，吴国放回了范蠡。
勾践从会稽回来后的七年里，一直安抚他的士卒和百姓，相以此向吴国复仇。大夫
逢同劝谏说：“国家刚刚遭遇到流亡的事情，现在才重新殷实富足，如果修整军备，吴国一定会害怕，一害怕，灾难就必然降临。况且凶猛的鸟袭击目标时，一定故意隐藏它那凶猛的形体，如今吴国的军队侵犯齐国、晋国，又与楚国、越国结下很深的仇怨，名声虽然高过天下诸侯，但实际上却损害了周王室的威望，一定会放纵骄傲。为越国考虑，不如结交齐国，亲近楚国，依附晋国，并且厚待吴国。吴王的野心很大，一定会轻率用兵。这样，我们联络各种势力，让齐、晋、楚三国讨伐吴国，越国趁它疲弊，就可以打败它。”勾践说：“好的”。过了两年，吴王将要讨伐齐国。伍子胥劝谏说：“不可以。我听说勾践吃饭不注重美味，与百姓同甘共苦。这个人不死，必定会成为吴国的祸患。吴国有越国，就好比是有心腹大患，而齐国对吴国来说，只不过是疥癣之类的小病，希望大王放弃齐国，先打越国。”吴王不听，于是讨伐齐国，在艾陵打败齐军，俘虏了齐国的高张、国夏、回到吴国。吴王责备伍子胥。伍子胥说：“大王不要高兴得太早！”吴王发怒，伍子胥想自杀，吴王听说后制止了他。越国大夫文种说：“我看吴王当政已经非常骄傲了，请尝试着向他借贷粮食，以试探他对我们的态度。”文种向吴王请求借粮，吴王想要答应，伍子胥劝谏吴王不要给，吴王还是把粮食借给了越国，越王于是暗自高兴。伍子胥对吴王说：“大王不听劝谏，三年后吴国就要变成废墟！”太宰伯嚭听说后，就多次和伍子胥争论对越国的态度，趁机进谗言诋毁伍子胥说：“伍员貌似忠厚，其实是个残忍的人，他连父兄都不顾及，怎么能顾及大王呢？大王先前想讨伐齐国，伍员强行谏阻，后来取得胜利，他反而因此怨恨大王。大王如果不防备伍员，伍员一定会作乱。”又跟越国大夫逢同合谋，在吴王面前进谗言诋毁伍子胥。吴王一开始不相信就派伍子胥出使齐国，听说伍子胥把儿子托付给齐国的鲍氏，吴王于是大怒，下令杀伍子胥。伍子胥悲愤地说：“我让你的父亲称霸，又立你为王，你当初想把吴国的一半分给我，我没有接受，还没多久，如今你反而听信谗言要杀我。唉，唉，你一个人必定不能独立长久！”又告诉使者说：“一定要取出我的眼睛，放在吴国都城的东门，以便看到越国军队攻进都城！”于是吴王任用伯嚭主持国政。图52
三年过后，勾践召见范蠡说：“吴王已经杀了伍子胥，阿谀奉承的人很多，可以进攻吴国了吧？”范蠡回答说：“还不可以。”
到了第二年春天，吴王北上与诸侯在黄池会盟，吴国的精锐部队都跟随吴王北上，只剩下老弱残兵和太子在都城留守。勾践又询问范蠡，范蠡说：“可以了。”于是派遣善战的水兵两千人，训练有素的士兵四万人，君王的卫兵六千人，在职军官一千人，讨伐吴国。吴军战败，于是越军杀了吴国太子，吴国向吴王告急，吴王正跟诸侯在黄池会盟，害怕天下诸侯知道这一消息，就加以保密。吴王在黄池会盟完后，就派人用厚礼向越国求和。越王估计自己也还没有能力消灭吴国，就跟吴国讲和了。
这以后的第四年，越国再次讨伐吴国，吴国的军队和百姓都疲惫不堪，精锐部队都战死在齐国、晋国。越军大败吴军，因而留下来把吴军围困了三年，吴军彻底失败，越军就又把吴王围困在姑苏山。吴王派公孙雄**着上身，用膝盖跪地前行，向越王求和说：“孤弱之臣夫差冒昧地倾吐肺腑之言，从前曾经在会稽山得罪了君王，夫差不敢违背天命，得以跟君王讲和然后返归。如今君王来诛讨孤臣，孤臣唯命是从，内心也希望君王像当年在会稽山一样，赦免孤臣的罪过。”勾践心中不忍，想答应他。范蠡说：“会稽山的那件事，上天把越国赐给吴国，吴国没有接受。如今上天把吴国赐给了越国，越国怎能违背天意呢？况且君王早起上朝，很晚才休息，不就是为了吴国吗？谋划了二十二年，一旦放弃它，可以吗？再说上天给予而不接受，一定反而受到上天的惩罚。‘砍伐树木做斧柄，斧柄的模样就在旁边’，君王忘记会稽山上的厄运了吗？”勾践说：“我想听从你的话，却又不忍心这样对待他的使臣。”范蠡于是击鼓进军，说：“越王已经把政事托付给办事人员了，吴国的使臣赶快离开，否则就要得罪你了。”吴国的使者哭着离去。勾践很可怜他，于是派人对吴王说：“我把你安置在甬东，做一个百户人家的君王。”吴王辞谢说：“我老了，不能侍奉君王！”于是自杀。自杀时把脸盖起来说：“我没有脸面去见伍子胥啊！”越王就安葬了吴王并杀死吴国的太宰伯嚭。 勾践平定吴国以后，就率军北渡淮水，与齐国、晋国的诸侯在徐州会盟，向周王进献贡品。周元王派人赐给勾践祭肉，任命他为霸主。勾践离开徐州，渡过淮水南下，把淮水上游的土地让给楚国，把吴国所侵占的宋国的土地归还给宋国，把泗水以东纵横一百里的土地送给鲁国。在这个时候，越军横行于长江、淮水以东地区，诸侯都来祝贺，号称霸王。
图53
从曾国藩自己一生的经历来看，曾国藩确实可以说是“忍”过来的。据说曾国藩在长沙岳麓书院读书时，他与另一书生同居一室，那个书生性情怪僻。曾国藩的书桌离窗有数尺，为了借光，便移近窗前。那个书生发怒道：“把我的光都遮了。”曾国藩道：“那我搁哪里？”书生指着床侧说：“可以搁这里。”曾国藩依言搁在床侧。半夜曾国藩仍读书不辍。那个书生又发怒道：“平日不读书，这个时候了，还扰人清睡！”曾国藩便无声默念。
但不久曾国藩中式举人，传报到时，那人更大怒说：“这屋子的风水本来是我的，反叫你夺去了！”在旁的同学听着不服气，就问他：“书案的位置，不是你叫人家安放的吗？怎么能怪曾某呢？”那人说：“正因如此，才夺了我的风水。”同学们都觉得那人无理取闹，替曾国藩抱不平，但曾国藩却和颜悦色，毫不在意，劝息同学，安慰同室，无事一般，可见青年时代曾国藩的涵养和气度之一斑了。
当然，懂得运用“忍”字，也并非一味忍耐，软得像泥，这样忍耐是没有出息的表现。我们在了解曾国藩的为人处事时，常常可以发现曾国藩总是在忍与不忍之间徘徊、抉择。
曾国藩初任帮办团练大臣时，凡事雷厉风行，此时的他并不想去忍耐什么，但是接下来面临的事实则让他不忍也得忍。
有天，湘勇试枪，误伤绿营中一长夫，绿营借机吹角执旗，列队进攻湘勇，在城墙上的守兵实弹在膛，几乎酿成大变。曾国藩忍气吞声，把试枪的湘勇鞭打了一顿，才算把绿营兵的哗变平息下来。后来，绿营的永顺兵与塔齐布率领的辰勇之间因赌博细故而发生械斗，提督鲍起豹、长沙协副将清德纵容绿营兵于初六日夜带着兵器，鸣锣击鼓，包围参将府，捣毁塔齐布住房，并列队进攻辰勇。又冲入巡抚射圃中的曾国藩私宅，杀伤他的随丁，直向曾国藩冲去。只是有属员护驾，曾国藩才幸免于难。与曾国藩私宅仅一墙之隔的巡抚骆秉章，历来认为曾国藩“所行，异于罗绕典及诸团练大臣，心诽之，然见其所奏辄得褒答，受主知，未有以难也。”所以，他对绿营兵冲击团练大臣的重大政治事件，故意不闻不问，听之任之。曾国藩漏夜去叩骆秉章的门，诉说此事，骆秉章故作惊讶，说一点不知道。事后他不仅不惩治乱兵，甚至亲自释放了肇事者，使曾国藩进一步受辱于众人之前。于是抚台衙门内外，多说曾国藩咎由自取，同情者寥寥。
鲍起豹自六月初到长沙任职后，便到处宣言曾国藩“不应操练兵士，且将以军棍施之塔将”。鲍起豹“以清副将为梯附，而屏斥塔游击，大以其操兵为非是，言有敢复操兵者，即以军棍从事”。鲍起豹还说：“防堵不宜操兵，盛暑不宜过劳。”他“切责塔将，而右护清将”。对于这种种非难与掣肘，曾国藩愤慨已极。当时，连骆秉章也认为曾国藩“不宜干预兵事”，曾国藩遂在给张亮基的信中忿忿地说：“岂可以使清浊混淆，是非颠倒，遂以忍默者为调停耶！”他以“恶夫黑白之易位”的“血诚”，以“黑白颠倒，薰莸同器，大拂舆情”为由，与鲍起豹对着干。因此，文武不和，兵勇不睦，集中体现为曾国藩与偏袒绿营兵的湖南地方官的矛盾。这个矛盾如箭在弦上，蓄之既久，其发必骤。
六月十二日(7月17日)，曾国藩把在五月便已写好的保举塔齐布的折子誊好上奏时，又撰写了《特参长沙协副将清德折》，说他“性耽安逸，不遵训饬，操演之期，该将从不一至，在署偷闲，养习花木”，今春在岳州、常德、澧县一带查办“土匪”时，“需索供应，责令所属备弁购买花瓶，装载船头；一切营务武备，茫然不知，形同木偶”，因而请旨将他革职。写完奏稿，曾国藩尤不解恨，又附上《请将长沙协副将清德交刑部治罪片》，说：“此等恶劣将弁，仅予革职，不足蔽辜”，因而应“解交刑部，从重治罪”。清廷听从了他的意见，将塔齐布加副将衔，将副将清德革职拿问。无疑，这就更加深了他跟以清德为梯附的鲍起豹之间的矛盾。永顺兵八月初四夜对曾国藩的冲击与凌辱，只不过是这一连串矛盾的激化。事后一个月，曾国藩自述道：“侍今年在省所办之事，强半皆侵官越俎之事。”“省中文武员弁皆知事涉兵者，侍不得而过问焉。”曾国藩是清楚这场矛盾冲突的根源的，因此，他最终也只好一忍到底，愤走衡阳。
曾国藩也有不能自控的时候，那就是其父去世后在家丁忧守制的那段日子。
曾国藩自咸丰七年二月二十九日奔丧至家，至八年六月初七日再度出山由湘乡动身赴浙江，先后家居一年半时间。这一年半时间，名曰“乡居”，实则是曾国藩一生思想、为人处世巨大转折的时刻，就像练武功的“坐关”、佛道的“坐禅”一样。曾国藩经乡居之后，为人处世简直判若两人。
曾国藩是遭受了极大的折辱，很不情愿地乡居的。所以，回到家里心情十分苦闷，怨天尤人。他不明白，自己出于对清政府的一片忠心，“打掉牙和血吞”，在战场上拼命，但是结果处处碰壁，连皇帝都不买他的账，甚至根本就不信任他，“卸磨杀驴吃”，现在磨还没推完，就要杀驴。多少人看他的笑话！他越想越气，“心殊忧郁”。忧郁无处发泄，整日生闷气，动辄骂人。他数着江西的一帮文武骂，有时跟几个弟弟发无名火。曾国荃等人开始还劝他，后来劝不了只好不理他，再过些日子就返回了战场。头一年夏天，儿媳(曾纪泽之妻)难产病故，两个月后，曾国荃的妻子熊氏又临产，怕被侄儿媳的魂缠住也难产，于是闹着请神汉进府做道场。曾国藩知道了大骂一顿，骂她们装神弄鬼，道场也做不了。
曾国藩不被皇帝信任，吃了极大一颗软钉子回到家里。但不少朋友认为他是言不由衷，是背叛前誓，前线正吃紧，跑回家呆着，是要挟皇帝。于是，有的批评，有的规劝，还有的干脆大骂他。骂得最凶的是左宗棠，骂他是假仁假义假道学，在湖南抚衙里拍着桌子骂，骂他临阵脱逃，自私无能；骂他不该伸手要官，要不来就躲回家。左宗棠一骂，长沙的大小官都附和着骂。骂得蛰居荷叶塘的曾国藩饭难下咽，夜不成寐，从此“得不寐之疾”。当时他深恨左宗棠，认为别人可以骂他，左宗棠不该骂，他们是同门同道，相互也看得起，尤其在与太平军对抗，捍卫儒家道统方面，他应该是知己的。如今我曾国藩被上下整到这步田地，你左宗棠不同情，反而带头怒骂，太不懂事了！所以，他又开始在家里咒骂左宗棠。
后来再出，曾国藩颇为后悔，几次写信说：
去年我兄弟意见不和，今遭温弟之大变，和气致祥，乖气致厉，斯言明征。嗣后我兄弟当以去年为戒，力求和睦。勤者生动之气，俭者收敛之气，有此二字，家运断无不兴之理。余去年在家未将此二字切实做工夫，至今愧憾，是以谆谆言之。
但是，曾国藩的“悔”，是悔自己的过失、过错。这对他出山后调整自己与官场上下的关系，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曾国藩求才心切，因此也有被骗的时候。有一个冒充校官的人，拜访曾国藩，高谈阔论，议论风生，有不可一世之概，曾国藩礼贤下士，对投幕的各种人都倾心相接，但心中不喜欢说大话的人。见这个人言词令利，心中好奇，中间论及用人须杜绝欺骗事，正色大言说：“受欺不受欺，全在于自己是何种人。我纵横当世，略有所见，像中堂大人至诚盛德，别人不忍欺骗；像左公(宗棠)严气正性，别人不敢欺。而别人不欺而尚怀疑别人欺骗他，或已经被骗而不知的人，也大有人在。”曾国藩察人一向重条理，见此人讲了四种“欺法”，颇有道理，不禁大喜，对他说：“你可到军营中，观我所用之人。”此人应诺而出。第二天，拜见营中文武各官后，煞有介事地对曾国藩说：“军中多豪杰俊雄之士，但我从中发现有两位君子式的人才。”曾国藩急忙问是“何人？”此人举涂宗瀛及郭远堂以对。曾国藩又大喜称善，待为上宾。但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位置，暂时让他督造船炮。
多日后，兵卒向曾国藩报告此人挟千金逃走，请发兵追捕。曾国藩默然良久，说：“停下，不要追。”兵卒退下回，曾国藩双手捋须，说：“人不忍欺，人不忍欺”。身边的人听到这句话，想笑又不敢笑。过了几天，曾国藩旧话重提，幕僚问为什么不发兵追捕。曾国藩的回答高人一筹：“现今发、捻交炽，此人只以骗钱计，若逼之过急，恐入敌营，为害实大。区区之金，与本人受欺之名皆不足道。”此事在令人“喷饭”之余，亦足见曾国藩的远见与胸襟。
清代有个叫钱大昕的人说得好：“诽谤自己而不真实的付之一笑，不用辩解。诽谤确有原因的，不靠自己的修养进步是不能制止的。”器量阔宏，使我们能检点自己，大度本身就是一种魅力，一种人格的魅力，那不仅是对自己缺点的正视，而且也是对自身力量的自信。
做人和交友能够胸襟坦**，虚怀若谷，就可以使人与人之间以诚相待，互相信赖，博取人们对你的支持和真诚相助，事业就有成功的希望。关于曾国藩的雅量大度还有这样一件事：新宁的刘长佑由于拔取贡生，入都参加朝考。当时的曾国藩身份已很显贵，有阅卷大臣的名望，索取刘的楷书，想事先认识他的字体，刘坚持不给。以后刘长佑做了直隶总督，当时捻军的势力正在兴旺，曾国藩负责分击，刘负责合围，以草写的文稿，将要呈上，有人说：“如果曾公不满意我们怎么办？”刘说“只要考虑事情该怎么办，他有什么可以值得怕的呢！曾国藩看到了这个文稿，觉得这样是非常正确的。刘长佑知道后，对幕客说：“涤翁(曾国藩)对于这个事能没有一点芥蒂，全是由于他做过圣贤的工夫才能达到的。”
曾国藩虚怀若谷，雅量大度，深深影响了他的同僚。
李鸿章就深受曾国藩的影响，为人处世也处处大度为怀。当发现有人指出他犯有有关这方面的错误时，他便能立即改过不吝。图54
由于李鸿章身居重要位置很长时间，他的僚属都仰其鼻息，而政务又劳累过度，自然不免产生傲慢无理的地方。然而有指出其过错者，也能够深深的自责。一次某个下官进见他，行半跪的礼节，李鸿章抬着头，眼睛向上拈着胡髭，像没看见一样。等到进见的官员坐下，问有何事来见，回答说：“听说中堂政务繁忙，身体不适，特来看望你的病情。”李鸿章说：“没有的事，可能是外间的传闻吧。”官员说道：“不，以卑职所看到的，中堂可能是得了眼睛的疾病。”李笑道：“这就更荒谬了。”官员说：“卑职刚才向中堂请安，中堂都没有看到，恐怕您的眼病已经很严重了，只是您自己反而没有觉察到吧。”于是李鸿章向他举手谢过。
相交以诚，大度宽容，不仅使曾国藩自身增加了人格的魅力，博取人们对他的支持和真诚相助，给周围的人产生了好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也使曾国藩少树了许多仇敌。
宽宏大量，有大海一般的胸怀，是一种高尚的道德修养，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极其突出，尤其对领导者是十分重要的。
春秋时代，“五霸”之一的楚庄王在平定悍将斗越椒的叛乱之后，举行了祝捷宴会。庄王乘兴，叫他的爱妃出来为大家斟酒。正在这时候，突然一阵风吹灭了灯烛。当时有人暗地里牵王妃的衣袖，意图非礼，反被王妃扯下了冠带，请求庄王查办。庄王听了，忙命暂缓点燃灯烛，还叫全体官员都扯下冠缨，尽情痛饮，也就自然查不出调戏王妃的那位官员。这便是著名的“绝缨会”的故事。图55
按说，在宴会之际竟敢调戏王妃，堪称杀头之罪了。楚庄王为什么蓄意开脱，不加追究呢？他对王妃解释说：“酒后狂态，是人之常情，如果追查处理，反会伤了国士的心，使众人不欢而散。”两年之后，在一次晋、楚战争中，有一将士特别勇猛，救庄王出了险境。庄王问他姓名，他说名叫唐狡，并承认“臣，先殿上绝缨者也。”他正是为了感恩图报啊！
三国时代的曹操，在其崛起的初期表现的容人之量就更加突出了。他在官渡之战击败袁绍以后，从缴获的袁绍文件堆中，发现许都守城的人和前线军中的人都有一些私下给袁绍写信，准备投降袁绍。有人主张一一查明惩治这些叛徒，曹操却看也不看就下令把这些信件全部烧掉了。他说：“袁绍当初那么强大，连我自己都几乎不能保住，何况大家呢？”这样，原来通袁绍的人转而感激、并忠于曹操，部下更加团结一致，曹操终于削平群雄，统一北方。 三国时代吴国名将周瑜也是一位折节待士、宽宏大量的年轻统帅。赤壁战争前夕，他被任命为大都督，程普为副。程普自以为是东吴三朝元老，年长资深，屡次凌辱周瑜。周瑜屈己谦让，从不与他计较。终于，程普受到感动，对周瑜十分敬服。他常对别人说：“与周瑾交朋友，就像饮美酒，不知不觉中已沉醉了。”
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家来说，自然比古人站得更高，胸怀也更宽广了。毛泽东历来强调要搞五湖四海，不搞山头主义，交各方面(左中右三派)的朋友，团结反对过自己的人一道工作。他本人也带头这样做。在王明路线统治全党时，他曾受过打击与排挤。但后来，他还是强调团结，“七大”时亲自提议选王明当中央委员。虽然王明本人终于不可救药，但犯王明路线错误的多数同志，都成为对党做了许多贡献的好同志。这包括1946年牺牲的“四·八”烈士之一秦邦宪(博古)，虽然曾是王明路线的另一代表人物，但在整风运动中认识错误以后，担任中央组织部长及创办、主持延安《解放日报》和新华社的工作中，都做出过一定的贡献。 《韩诗外传》中引用颜回的一句话：“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就是说，别人对我好，我对他好；别人对我不好，我也对他好。这样才是气量宽宏，尽可能地团结同志一起工作。当然，豁达大度并不等同于好好先生，原则问题必须明辨是非，这是不言而喻的。图56
曾国藩说：“凡事后悔己之隙(过失)，与事后而议人之隙，皆阅历浅耳。”换句话说，凡事后议人过失，或者背后议人过失，都是涉世未深的表现。
“世”是什么？世就是人，是人的眼睛、耳朵和嘴巴，是人的警惕、防备和反抗。每个人的内心都潜藏着黑暗和深渊，翻腾着永不止息的波浪，表面上大家一团和气，一派春光明媚，可在私下却春光锁闭，一团漆黑。所以才有勾心斗角，阴谋诡计，针锋相对，豪夺巧取，稍有风吹草动，就会掀起轩然大波。所以荀子说，人性本恶。
你的心里有多黑暗，别人的心里就有多黑暗，你不能用黑暗去驱逐黑暗。言人过失，无论是事后议人，还是背后议人，都是以黑暗驱逐黑暗，在议论者那里，可以得到片刻发泄的快感，但在被议论者那里得到的却是永久的伤害；他会怀恨在心，伺机报复，不久你也将成为被议论者，也将得到永久的伤害。只有光明才能驱逐黑暗，你对人友善，人对你友善，你敬人一尺，人敬你一丈，你受人滴水之恩，才会涌泉相报。也许你对人有意见，有看法，你可当时指出，或者当面指出。而事后议人，已于事无补；背后论人，也于人无功。所以，对轻论人恶，古人是十分慎重的。三国时名人李秉说：“凡人行事，年少立身，不可不慎，勿轻论人，勿轻说事，如此则悔吝由何而生，患祸无从而至矣。”
（六）、宽以待人
古人云：怨家宜解不宜结。人毕竟不是孤立存在的，总是生活在社会的群体之中，并与之达成交往的互动关系，不断地交流情感、传递信息，寻求机遇、开展竞争，免不了产生一些观点的分歧，甚至矛盾的冲突。交际生活乃至事业的成功，要求人们要去化解矛盾，融化隔阂，消除彼此的紧张与冲突，从而达成相互的沟通和理解。
《墨子·法仪》中说：“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爱人，人利之。《礼志》中说：“欲人之爱己也，必先爱人。欲人之以己也，必先从人。”
春秋时期，晋文公重耳外逃十九年，为国人鄙视。后来，在他重新取得王位之后，他不但不追咎曾经冒犯他的那些人，相反地，他却让过去偷过他东西的仇人做他的车夫，驾着马车四处周游。这样，那些曾经跟着旧主子跑的人终于认识到，文公不记前怨。于是，文公赢得了国人的信任和拥护，社会也很快安定了下来。
《三国演义》中分析三国各方优势时说，曹魏得益于“天时”，孙吴得益于“地利”，刘蜀得益于“人和”。人和，使刘蜀“群贤毕至，人才济济”，“人才尽皆效力，共辅其主”，主“义”臣“忠”，关系融洽。有《梁惠王》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作为一国之主的刘备，对刘蜀“人和”的形成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刘备的宽以待人。
例如，在大将黄权兵败降魏时，近臣建议要“将彼家属送有司问罪”。刘备很理解黄权，说：“黄权被吴兵隔断在江北岸，欲归无路，不得已降魏，是朕负权，非权负朕也，何必罪其家属？”仍给俸禄养之。以后，黄权终不背蜀事魏。可见宽厚待人是凝聚力和吸引力的重要因素。
日本松下电器公司的创始人，享有“经营之神”美称的松下幸之助，在用人方面的一条重要原则是“宽以待人”。他从齐桓公不记前怨，任用管仲的事件中得到启迪。他说：“如果齐桓公对于曾和自己敌对的人缺乏包容之心，又不肯接受鲍叔牙的忠心，或许就不会有日后的成就。”所以他主张作为领导，一定要有恪守祁志的精神。
“匿怨而友其人”的思想，经历了几千年的风风雨雨流传至今，仍不乏其存在的价值。当然，也不可忽略“怨”的界限，“友”的条件。“匿怨”不是无原则地忘记一切仇恨和耻辱，像民族的奇耻大辱，我们不但不能忘记，相反地，我们应当牢记在心，时刻用它鞭策自己，奋发图强；对于人民内部之间的矛盾，团体之间的纠份，则要本着宽宏大量的态度去谅解别人。同时，也应当要有矛盾的两点论和重点论的哲学思想，具体地分析“友”的存在条件。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党实现的两次“国共合作”，促成了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加速了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和进步的进程。其实现的原因条件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的：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根本原因和客观基础是：帝国主义和中国的封建势力在当时过于强大，少数政党和派别孤军奋斗都难以将其打倒；第二次国共合作是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的严重危机，当时国内阶级矛盾已降为次要地位，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在这种形势下，在抗日的旗帜下，实现了第二次合作。抗战胜利以后，解放战争期间，国内阶级矛盾又上升为主要矛盾，表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同国民党反动派之间的矛盾，革命的主要作用是，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韩琦宽厚待佣人。北宋时的名臣韩琦，家中有两只玉杯，做工非常精巧，堪称“稀世之宝”。他非常喜欢这两只玉杯，茶余饭后之时，常常拿出来细细赏玩。一天，一位朋友来家做客，提出要观赏玉杯。韩琦忙叫佣人把玉杯取来放在桌子上。这位朋友看后，连声称赞：“真乃世上少有的珍宝呀！”正在这时，佣人为客人倒茶，不小心碰了一下桌子，两只玉杯掉在了地上，被摔得粉碎，在场的人惊呆了。佣人跪在地上，捧着玉杯的碎片，痛哭流涕。这时，韩琦神色不变，笑着对朋友说：“凡是物品都有毁坏的时候，只可惜玉杯坏了大家再也不能赏玩了。”他转身扶起佣人，说：“你偶然失手，并不是有意的，所以我不责怪你。”看到这一切，朋友拱手向韩琦施礼说：“韩公真是一个胸襟宽广的人！人们说‘宰相肚里能撑船’，我今天真是亲眼见到了。”
曹操毁信示诚恕。曹操初与袁绍作战，情势岌岌可危，许多部下没有信心，都和袁绍有联络，脚踏两只船。后来袁绍失败，这些往来的书信资料都被曹操掌握，但他看都不看一下，命令全部烧掉。有人对曹操说这些人是靠不住的，应该追究。曹操说跟我的人，谁不是为自己的家庭儿女，找一个好的出路？当时是胜是败，我都没有把握，现在又何必去追究他们？如果追究下去，恐怕最后找不到一个忠贞的人了。曹操毁信是“诚”，站在部下的立场看问题是“恕”。图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