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新的环境新挑战

痛苦和快乐都是一种感受，过分强调“苦”和“累”就等于给生命套上枷锁。缈视它的存在，就等于给生命加大了马力。

我回家了，改变了客观的一切，可我的心却感受到了一种全新的压力。看到的和听到的是全然不同的东西，我的内心有了一种皆然不同的感受和需求，更多的还是一种莫名的寂寞……

我终于回到了这个既亲切又陌生的家。天棚地板，高楼大厦与小县城的土炕泥屋比起来可谓是天堂。爸爸妈妈待我很好，一再叮嘱姐弟们不要欺负我，再也不用担心会挨骂挨打。但我却并没有感到轻松和自如。爸爸妈妈单位的同志们知道我回来都来看看。从他们的言谈中对父母有我这么个病孩子的不幸明显流露出同情。这一切给我内心造成了一种无形的压力。难道我真的是“累赘”吗?为领导干部子女的姐姐弟弟妹妹们，她们的那种优越感和所受的教育与一身土气、满口浓重的东北方言的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姐姐的同学来家我不敢讲话，一讲话她们就笑我。后来我好长一段时间几乎是不说话，注意听广播里的标准话。没过多久，他们突然发现我说话全变了，从我的嘴里再也听不到一句方言土语了。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废人，为了报答父母的恩情，我以惊人的毅力超负荷地承担了所有的家务，速度之快，质量之好，使人们无不为之感叹。

劳动是智慧的体现

我的妈妈对事业忠心耿耿，对家务并不热心，尤其针线活一窍不通。这使我一下子找到了“用武之地”。全家6口人的棉衣，薄厚一年要做20多件。在地板上絮棉花，腰不好使胸前垫个小板凳。为了争取时间，一天絮两三件，一絮就是十几个小时，前胸骨都硌紫了，满头满身包括眉毛上都是白毛，絮棉花是棉活里很要功夫的一道工序，很难有人“过关”，而我的棉花絮得薄厚均匀的程度象一片平平的白色毯子，可以顺茬用笤帚扫。好多人不相信是真的，特意前来参观，无一不惊叹不已。有的按我的方法回去试验，结果絮完用笤帚一扫，全乱套了。这在她们眼里就更证明了我的“了不起”。

随着活量增多，我越发感到用手针做活太慢。可这两条无力的脚又怎么能蹬缝纫机呢?有一天，我在地板上做活，无意中用手按着缝纫机的脚踏板，按来按去，突然我灵机一动，能不能把拉杆拿上面去用手摇，灵感一来马上行动。不一会功夫，就拆下了两个螺丝把杠杆拿到了上面，拉过身边的一个椅子，费了好大的劲上去，把机头拿出来，套上皮带，用手一拨，缝纫机“哗哗”地跑开了，当时别提有多高兴了。通常刚一开始学缝纫机容易出现倒轮，都要有一个熟悉的过程，两手两脚一起忙，要适应几天。我是左手在上面做，右手在下面摇，难度本来就大，我没经过熟悉和适应，当天就给弟弟做了一条黄色带红道的游泳短裤。妈妈爸爸回来大吃一惊。这下我如鱼得水，麻线缎子小棉袄也能做得很好，这是棉活里最难做的一种，懂行的人们看了都说：“这活起码是50岁以上的成手做的”。她们根本无法相信这是只有一只健全的手，年仅20岁的小姑娘做的。城市里本来会做针线活的人就不多，做得好的人就更少了，很快我又成了“新闻人物”，谁来了都要看看我做的活，看了都赞不绝口。

为了“开发”我自身的潜力，我开始做单衣。我曾两个小时做过一条裤子，一天做过两套衣服，摇缝纫机的右手磨起了大血泡，用纱布缠上，再接着做。好象手不是我自己的，一点不在乎，自己定的任务必须完成。

看到家人工作那么忙，我不忍心让她们回家再做饭，很快我又学会了做饭。前些年没有洗衣机的时候，每个家庭都要靠人工洗衣服，我便常常赶在家人不在家的时候，把家里所有能洗的衣服全洗了。我的腰不好使，只能趴在椅背上，前面放洗衣盆，用洗衣板搓，全身的重量都压在又硬又窄的椅背上，床单、被单一洗就是几个小时，洗完一反身，皮肤都贴在了椅子上，像是肉皮被撕下来似的那么疼痛。一条与椅背一样宽的深紫色的血印子印在了我的前胸。等不到血印子被吸收完，又该洗第二次了。而且家里没人知道，也没有人看见。在我嘴里有两个字最难说出口，一个是“苦”，一个是“累”。我觉得这两个字，不管它来势怎么凶猛，你只要不去理睬它，即使存在，也“无伤大雅”，相反你越“关注”它，它越让你难以忍受。但我不能否认对于一个几乎是周身瘫痪的人来讲，要做出这些正常人都难以随便做出的事情，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只有我自己清楚。

尽孝是最本原的感恩

我觉得人一生，最该感激的就是父母，父母给了我们生命，对我们有养育之恩，因此，无论我们怎么做都报答不完父母的恩情。尤其是作为一个残疾孩子的父母，他们所经受的精神压力和感情折磨，没有亲身经历的人是无法想象的。所以，我总是为父母多做一些事情，多分担一些忧愁。同时也是为了自己的心安。

爸爸的工作常跑外县，买的鞋冻脚，我剪个鞋样就给爸爸做了一双男式皮脸条绒的大棉鞋。这是我第一次做男人的棉鞋。这种鞋难度很大，但我做得非常成功，爸爸高兴坏了。穿上我做的棉衣、棉鞋，骄傲得逢人便讲：“这是我老二做的……，我的二孩子不仅心灵手巧，聪明懂事，而且自学了文化，一天书没念，什么书都能看，我这孩子太可惜了……”妈妈说起我，更是伴着眼泪，感慨万千。凡是爸爸妈妈工作过的地方，都知道她们有个又聪明又能干的女儿，他俩的这种满足感和欣喜感，让我感到了极大的安慰。我向人们证明，有我这样的儿女，只能给父母带来益处，我不是父母的累赘，而是父母的骄傲!

有一次，天已经很冷了，妈妈还没有穿棉裤，我问她：“棉裤都做好了你为什么不穿?”她说棉裤有点厚，过些天再穿。一种“失职”的负疚感致使我当即让妈妈上街买块布，妈妈让我星期一做好就成，她穿着公出。那天是周五，晚上下班时妈妈拿回买来的布，吃完饭七点，我便开始裁剪，上缝纫机，然后悄悄爬下床絮棉花。凌晨三点半，保质保量做完。绊带、钮扣都钉好了。第二天早上，我把做好的棉裤交到妈妈手里，妈妈吃惊地看着我：“呀!你这是什么时候做的?”穿上薄厚肥瘦极为合身的棉裤。妈妈无法相信这是真的，妈妈给我三天时间，我竟在这“三天”尚未来到之前完成了任务。站在一旁的姐姐不可思议地说：“你怎么像做计件似的，这也太快了。”姐姐的话似乎提醒了我什么。的确，假如别人有10年的时间，而我只有5年。如果我5年内做完别人10年也做不完的事情，那么我这5年的生命不是比那10年的意义更大吗?我从始至终都发现，那些懒惰不做事的人真傻，他们永远体会不到在劳动中开发智慧、证明自我的信心和价值的那种人生快乐。别人家一到冬天就为没人做棉衣犯难，一条棉裤又缝又补，换来换去穿好几年；而我的家人，年年穿新棉衣，就连里面的毛衣，外面的罩衣，包括爸爸脚上的棉鞋，都是我亲手做成的，看到这些我心里感到特别的满足。在人们赞许、钦佩、折服的目光中，我找回了做人的尊严和自信。

我的医生全摇头

有一位骨外科教授给我检查身体的时候，看到我那严重侧弯的脊柱、深深凹陷在胸腔里面的肋骨、全部瘫痪的肌肉以及腰弯得头和腿几乎挨在了一起、呼吸困难的样子时，曾感慨地说：“我行医几十年，从未见过这么重的儿麻患者，能活下来真是奇迹，根据病情，司晶根本不能坐着，她是凭毅力堆起来的。”当他听说我竟能做那么繁重的家务时，他惊呆了，他说：“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在我们医患对话的时候，他还想用一个医生对患者惯用的“安慰”来对待我。已经习惯于医生“判决”的我，早已明白他要对我说什么了，就非常坦然地笑着说：“我把医生当救世主的年代已经过去了，我不想听别的，我只想知道你有没有能力改善一下我目前的身体状况，我不奢望能迈开双腿走路，我只希望能稍微减轻一点痛苦。我还有好多事情要做。”他愣了一会，接着问我：“你念几年书?”我身边的人告诉他我没有上过学，但却读了很多书，老教授眼圈红了，一连说了好几句：“太可惜了，太可惜了……”一位年轻医生含着眼泪说：“面对这样的患者，我们这些做医生的真是羞愧。”

那天回到家里，我没有吃午饭，上班的都走了，剩下我一个人的时候我哭了。看着满是刀痕的腿，我不住地问自己：治疗，治疗，你手术遭了那么多的罪，结果又怎样呢?……

我能做衣服，我能做饭，我能织毛衣，我能洗衣服。我能给地板刷油，我所做的一切，正常人望尘莫及，但我却仍然无法克服残疾的双腿给我带来的困难。只要一离开床，就要用人背。一端起饭碗，我就想到趴在别人背上的那种尴尬情景。为了尽量减少这种痛苦，尽量避免麻烦别人，我宁愿少吃、少喝。从此一端起饭碗就条件反射，致使我的食欲越来越差。

早上从**起来，晚上再原地不动地躺下，星移斗转，一年又一年，这张永远都坐不穿的床，一点点吞噬着我的青春和生命。

当一个人拥有健康和生命的时候，他并不明白自己的富有。可我这个与死亡的阴影结伴同行的人，却深知时间的可贵。每一次医生的“判决”和暗示都加重了我的紧迫感。不止一个好心的医生劝我说：“你等于超期活着，没必要太要强，想吃什么、想穿什么就和你父母要……。”说也奇怪，我既不想吃什么，也不想穿什么，更没有对生命将尽产生丝毫的悲哀。只是想拼命地去占有它，充分地去利用它，恨不能把时间掰成两半用。譬如织毛衣，要放上一本书，边织边看，这就是我最好的休息，最大的享受。两只手不停地去做，这一件事尚未做完，下一件事早已想好了该怎样做。一分钟都不舍得浪费，对于一个不断被判处死刑的人，她对生命的紧迫感是健康的人所无法体味的，我要利用每一分钟活着的时间做这想做的事情，来感悟生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