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前进的勇气
“生活是按照比例，根据个人的勇气缩小或扩张的。”
——安娜*希恩
双峰的那边
我一直认为，噩梦的产生是由于有什么东西在寻找噩梦。
你醒来了。一切都安全了。
令人安心地、现实的白昼来到了，你向着毯子的更深处依偎过去，而你的心跳也慢慢的减缓到正常。这是噩梦所进行的一个过程：首先是噩梦，然后是解脱，最后你很舒服的感觉到，真正糟糕的事情只会在梦中发生在你身上。
至少那是我一直以来做噩梦的方式，直到那天，我在公爵大学医学中心的恢复室里醒了过来，看见我的丈夫，乔治，正在弯着身看着我。我一睁开眼睛，就迫不及待地要求他告诉我事实真相。我无法忍受要去检查一下我的身体还是不是全都在那儿，我的“双峰”是不是还在原来的位置上。去看看我的身体是否还保持“完整”。乔治说道，“我爱你，”然后说，“是恶性的。”我记得自己躺在那张**，在枕头上不停的前后挥动着的脑袋，尖叫道，“不！”用着麻醉药效慢慢退去后可以发出的最大声音尖叫着。我仍记得当时所想到的：这是一场噩梦，而我是醒着的！
我的得是乳腺癌，而它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突然地、完全地、永久地。我没有了安全感。再也没有了。
当我那天躺在医院的病房里时，只能模模糊糊的意识到我的周围有着忙乱地走动与活动，我绝望地看着自己终生的安全感正在渐渐消失在窗外。这里，除了癌症与**切除手术之外，还有永远不会消退的噩梦：不会有安全感了——再也不会有了。一开始，恐惧感染了我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我的语言。就连我说的话也随着我不断加深的焦虑变得断断续续、支离破碎。
但是有一天，我想起了我那不同寻常的父母。我的当大学教授的父亲与做老师的母亲从来不会选择平坦的道路。每次我遇到一个问题，面对一次危机，或者是撞进了作为成长的一部分的各种各样的砖墙里时，他们中的一个或是另一个便会欢呼道：“这简直是太棒了！我很想知道你可以用多少种方法解决它。”然后，我们就会开始去探索各种可能性，把问题都变成了一次次的探险。
就这样，我怀着对于一种威胁到生命的、一生都在变化的疾病的恐惧，开始了对各种解决方法和如何来面对新的挑战的幻想。我踌躇地开始正视一个新的自我以及别人看我的新的眼光。
在公爵医院的这一阶段，我的医生，毫无疑问的，是我所见到过的最无可匹敌的男人。他看上去像一位俄国沙皇，魁梧而且富于戏剧化，长着一头像狮子的鬃毛似的飘逸的白头发。无论他走到哪里，身后都会跟着一个对他无比崇敬的、穿着白大褂的随从一边小跑着，一边手里拿着一个笔记本，认真地记下他所说出的每一个字。我敢发誓，当他大踏步地走进我的病房时，就连我在房间里养的植物都会站得更直一些。他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是很粗鲁无理的，总是急急忙忙的。那种令我的内脏搅动的恐慌正是，这个男人，这个掌管了我的健康和我的生命的男人，把我吓得直想哭。在一次很不正常的情形下，我当时急需别人的安慰和一双放在我不断颤抖的肩膀上的温暖的手，我实在是被这位气势威严、令人懊恼的医生给吓坏了。我开始琢磨我怎么做才能使他把我看作一名独立的个体，而不是一个疾病，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就是觉得这样一种关系的纽带可以加强我身体康复的几率。（多么奇妙啊—我难道还有什么其他选择么？）我被批准出院了，我走进了医院的大厅，手里拿着专门为他做的一件T恤衫。那时一件很大的黑色的T恤衫，上面写着白色的字母：全美十大最棒的胸外科医生之一。
你大概也可以想象得出，当我将这件傻乎乎的衬衫呈给公爵医院最有名望的外科医生时，好象喉咙被掐住一般的紧张感了。他接过那件衬衫，看了看，大笑起来，然后，低声的用一种不可置信的语气问道，“你。。。自己做了这个。。。要送给我？”
又一次，我受到了一下重击。我们都是一样的。不论我们扮演的是什么角色，不论我们的职业是什么，也不论我们个人的命运是怎样的，我们大家都在试图寻找一些人能让我们感到自己的重要性。而那件T恤衫竟然使我那位极为出色、世界知名的医生感到他自己是重要的。你想象得出来吗！
我的这种对待现实的诚实的面对、还有这种用创作式的方法解决问题的努力开始不断影响我生活的其他方面。我与家人的关系变得越来越亲密，也越来越坦诚。在我的**切除手术的两周之后，我的十岁的儿子和它的几个朋友跑到厨房里来找我，用一种搜索的眼神望着我，最终，乔实在忍不住，不假思索地说出，“你今天戴着你的人造**呢吗？”“没有。”我大笑着说道，“我把它放在卧室里了”然后，他们便跑了出去。来看望我的母亲问我，“你确定你愿意让你的儿子与他的朋友们一起讨论你的**吗？”“他必须面对这个现实，他差一点失去了他的母亲。”我回答道。“如果他需要让我和他去学校进行演示并解说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我也会去的。现在，这里，”我对她说道，我记起了她总是在对我说的那句话，“这是一个多么棒的主意啊！”
一些绝顶奇妙的事情开始发生了。我进入了一项演说的职业，这将我拉进了商业领域、医学领域、教育领域、慈善捐赠机构，还有政府。我的演讲并不是关于癌症的，只是有癌症所引发的其他感想收获。（多么奇妙啊！我真想知道每天都会有多少种解决问题的方法、每天可以庆祝多少次新的可能性地出现，我真想知道前方还有什么在等待着我。）你会怀着一颗快乐激动的心，走出来，看着未来在你面前慢慢展开。
得癌症使我彻底而且永远地从郝思嘉综合症中摆脱出来。“明天。。。我会交一个新朋友，明天。。。我要做一件具有影响力的事情，明天。。。我会开始一个新的生意，明天。。。我要进行更多的冒险。”就像一个巴掌打醒了我一样，我意识到我的这副纸牌中并没有三分和十张牌，因为我并没有一个具有保障的未来，我的生活选择了一个独特的、充实的方向。今天。这简直是妙极了！我一直认为，生活的意义就是要建立安全感。然后，一位伟大的老师—癌症—使我懂得这并不是生活的全部。它使我明白，恶梦同样也可以成为跳板。
走出一切习惯与常态的束缚对你的生活会产生多少变化？完成了规定的放射性治疗法五年之后，我在报纸上读到这样一条新闻，“公爵医院的医生”要去夏洛特参加一个关于乳腺癌的研讨会。当我走进那个礼堂，坐在后排，听他的演讲时，他看见了我并大声喊出我的名字：“艾末利！艾末利*奥斯丁！”在那五年之后，在经历了五千多名病人之后，他仍然记得我。“我的天啊！”我想到，“这真的是太奇妙了！”
艾末利*奥斯丁
“这一天来到了，要保持花蕾紧缩的风险要比让它开花的风险更加令人痛苦。”
—佚名
乘着充沛的河流
在“针对孩子抚养问题的战斗”期间，我一边进行我作为治疗专家的工作，一边完成了我的本科学习、研究生学习，还拿到了博士学位，尽管我再我生活的其他方面都很成功，而且还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婚姻，然而，我似乎在对孩子抚养问题这方面显得完全地笨拙和不称职。
我的儿子十二岁了，而我与他的父亲离婚已经有十一年了。从一方面来说，我在法庭上的表现胜利了，并且获得了每月由100美元升到125美元的抚养费。虽然，我已尽了最大的努力，他还是平均一年十二个月里只有三个月会交纳抚养费。
这一天，我的丈夫建议我彻底解除克里斯父亲交抚养费的义务，既然他是如不情愿。当我考虑不再向他要孩子抚养费的时候，我发现了自己内心一系列坚定的信念：
女人通常不被人看作给予者，而男人则是。他的意愿是好的，再给他一次机会吧。。。他是克里斯唯一的父亲。。。生活是艰难的，不论他给你多么少的钱，你都应该心存感激。。。
当我开始诚实地面对我的信仰与感觉时，我意识到自己这么多年一直在生气。我为不公正而生气，因为我每个月都要卑躬屈膝地乞求那少得可怜的支票；我生气，因为这些信念与其他障碍形成了我的依赖心理。
这种对于每月支票的持续期待要结束了，要面对这一点，有点困难。我不想轻易地放弃这种愤怒。而且最难的是，我不希望看到我的愤怒事实上限制了克里斯与他父亲保持良好关系的能力。克里斯没有解决好他与他父亲之间的关系之前，无法与他的继父，盖尔，建立正常关系。
我决定进行一次信仰上的飞跃。我做了一个深呼吸，坐下来，开始给克里斯的父亲写信，解除他从此以后的经济责任。我并没有责怪他什么，我告诉他我不再充当他们之间关系的中间人了。任何联系或关系都由他们自己决定。
当我寄出那封信时，我感到既激动又漠然。我真的可以独自承担起维持稳定经济来源的重任吗？这种熟悉的自怜情绪让我有一种舒服的感觉，而创造更大的空间并不让我感到舒适。
我花了好几天的时间去观察自己的新的可能性。我需要抛弃自己以前的精神支柱。我意识到，我花了许多年的时间在一口枯井里打水，还抱怨没有水。当我终于放弃了我的狭窄的眼光时，我开始进入了河流、海洋、甚至整个宇宙的流动着的、神奇的资源之中，并朝着我心底最深处的梦想划去。
第二年，我的收入增加了一倍——与此同时，我的自尊心也升高了一倍。之后的一年，变成了三倍。
克里斯一直没有收到他父亲的任何回音，于是最终关闭了那扇心门，被盖尔收养了。我心中充满感激地望着克里斯开始向盖尔伸出双手，接受他的父爱，他们二人常常进行吵闹而富于哲学精神的谈话，又或者是在玩槌球戏时互相开一些捉弄人的小玩笑，那幅情景真是既令人感动又让人忍不住发笑。
现在，当人们第一次见到盖尔与克里斯时，都会说，“克里斯，你长的和你爸爸真像。”
凯瑟琳*亨得立克
“在你生命中出现栅栏的目的就是让你跳过去。”
——沙龙*泊戴德
安的故事
1984年九月十日，恶魔光顾了我，使我的安静的生活突然一下子受到了强烈的撞击，似乎在那一刻停止了。在那个星期一的早上，我正在收拾东西，准备去上班，我一向自信的认为，自己是自我充实、满足而且独立的。我有我自己的工作，我有一辆车，我成功的养活了整个这个家，我有许多兴趣爱好，还有很多好朋友。我的生活是紧张忙碌并且充实精彩的。
然后突然，我摔倒了。。。身体动弹不了了。。。
自从一年前的汽车交通事故之后，我的脖子就一直不是很舒服，而且我的左臂和手也越来越感到麻痹僵硬。我发现，只要我躺下，将脑袋垂在床边摇晃一会儿，就能够减轻那种疼痛与压力。而这就是我在那个决定我命运的清晨所做的事情，我一不小心从**滑了下来，脖子着地地摔了下来。当我的身体碰到地板时，我感到一阵剧烈的、极度折磨人的疼痛，就好像我的脊髓被用一把尖刀切断了一样——紧随而来的是一阵过闪电似的感觉——好像一阵强烈的感觉顺着我的整个脊椎流下去，然后刺激了每一根神经末梢。然后，什么都没有了——什么感觉都没有了，那儿都动不了了。我突然意识到一个可怕的事实：我瘫痪了！
这一发现在瞬时间使我震惊了。在那个时刻，我所体会到的痛苦绝不亚于任何一种绝望。“噢，天啊，不要这样！”在不到十秒钟的时间里，我的生活从一种自足自负的状态一下子变为了无助与可怜。电话铃响了，它离我只有两英寸远；但我就是无法移动一只手，或是一只胳膊，或是身体的任何部位去接那个电话，或是去拨开那个话筒。我无法求救。我只能躺在那里，一动不动地，我被吓坏了。就这样突然一下，一切都变得遥不可及、失去控制了。我意识上很清醒，痛苦地意识到自己所处于的困境。现在已经是早上七点三十分了，所有人都离开家，去开始一天的活动了。无法指望任何人会在晚上之前回来。到那个时候，我还能活着么？
我开始想象，我的身体有可能要经历的过程。首先，我的目前状况是我已经丧失了运动系统功能和感觉系统的功能，然后，很有可能我的整个身体都会逐渐停止运转。呼吸会变得越来越吃力。。。直到最后我将失去知觉。我的思想继续向前延伸：如果我在处于昏迷状态时被人发现，而我又不能够告诉他们我不愿意依靠任何医疗机械手段来维持这种没有意识的生命，该怎么办呢？想到那即将来临的死亡其实并不是那么可怕，真正可怕的是，有可能不得不一直依靠着别人的同情与好心维持这段生命。恐惧将我完全吞没了。一种强烈的自怜感淹没了我的全部知觉。
然后，我身体更深处的某种东西走了出来，进而掌控了我，它似乎在对我说，“别再继续你流着鼻涕哭泣的愚蠢行为了！你既不能用手擦干你的鼻子，也不能抹干你的眼泪，这样下去，你会窒息而死的。现在不是你自暴自弃、宣泄伤心的时候。你现在必须利用已经所剩无几地时间将自己的内心世界整理就绪。”情绪不再是这场剧目的导演了，一种更高级的智慧开始控制整个局势。我开始用一种理智的眼光来看待我的生活，我的生活的结尾似乎快要到了。
一个意识完全清醒的人应该怎么做去准备死亡呢？而且这死亡不是发生在我老的时候，而是在现在，也许，也就是几个小时的时间。突然，我灵光一现，我应该用忏悔的方式来对我的整个一生的所作所为进行一次坦白，就如同在我童年时期受到地天主教教育一样：当我知道自己做了对不起某人的事时，请求那个人的原谅，同时也去原谅那些我曾存有怨恨的人。
当我回顾了我的整个一生之后，我感到浑身一阵轻松，我看到了我的生活，由于充满了各种有意义的经历而丰富充实；有些时候是快乐的，但更多的时候是痛苦的，然而这毕竟是充满变动的、多事的一生，有着很多的挑战和机遇，使我的心灵在不断地成长。我可以原谅自己存在的这样那样的缺点，尽管它们曾显得那么严重。
我开始在自己的脑海中向自己告别。这实在是一种难舍难分的折磨。我是如此得依恋那些我所爱的人。我的内心充满了对他们的爱与关心，我的离别首先从那些与我最亲近的人开始。我惊讶地发现，竟然有这么多人曾经深深地影响着我的生活。我开始理解，我们大家是如此紧密地相互联系着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那一刻，爱上整个世界和其中的所有人也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了。
我的思绪随着爱与接受的波浪，继续向前流动，我的感觉在告诉我：“这是非常美好的一生！”这时，平静与镇定又重新回到了我的心中，我安静了下来。一切有关死亡的恐惧都自行消失了。太阳高高地出现在我的视野中。我的呼吸开始变得越来越浅，越来越吃力。死亡将是一位受到欢迎的来访者了。我的最后一点意识是：我把我的灵魂交到了你的手中，我的上帝。
对于之后的几个礼拜，我完全没有任何记忆。别人告诉我说，那个星期一的早上我没有去上班，我的同事们都很奇怪，“安在哪里？”他们很警觉，找到了我的姐姐，而她也同时感到事情不妙。快到中午的时候，她找到了我。一开始的那几天我一直受到重病特别护理，我的情况十分危急。后来，我又被转到了神经恢复单元病房。
在那六个月内，我一直无法行动，在此期间，我经历了一次重大的变革。我的思想经常会漂流到另一空间的意识领域。我开始产生了一种全新的对生活的欣赏与赞美，同时再次燃起了我的决心与意志。还有一些事情要我去完成，而且这与我以前所做的完全不同。即使我将不得不坐在轮椅里，我也能够完成它。
之后的两年中，我的身体在慢慢地康复。我的病例上的一段写着，“C5-6脊椎地折断/脱臼，一起了四段的、无力型瘫痪，不完整的脊髓损伤。”这就意味着，我无法翻动书页，无法自己刷牙，无法去按电话上的按钮，也无法自己吃饭，我的双腿无法行走，我必须戴着一个导尿管生活。
通过了几个月的牵引，脊椎熔接，然后又有一段期间穿这一种带有光环的短外衣，依然无法行动，又进行了物理康复、选择性治疗，再加上长期以来家人精神上的、充满爱的支持，我的恢复超过了最乐观的医疗预后反应。急诊室的一位医生打来电话，证实了这一点，他说，“我查阅了我们的所有纪录，我发现，自你两年前的事故以来，你身体上的恢复有着非凡的进展。为了满足我的一点好奇心，你可不可以回答我的几个问题？当你被送到急诊室，身患严重的脊髓创伤时，我们所能够做的一切仅仅是将你固定住，保持你的脊椎连接在一起。整个治愈都是凭借着你自己的力量，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我告诉了她我的内心的思想活动，还有我所发生的态度上的转变。我当时所有的能量是那么少，我学着不去浪费任何一点能量。我学着去寻找到底什么是最中心的，最有意义的。我学会了欣赏与感激的美妙所在。我学会了让自己保持安静去聆听——去进行一种由内心指引的生活。这次与死亡的擦肩而过唤起了我的内在生命。
而这种精神上的运动与身体的康复有什么关系吗？关系很大！我的心更加开阔的面对各种新的可能性，也更加容易接受来自他人的怜悯与善意的帮助。传统的药物治疗再配合上我所使用的各种各样的补充治疗手段，从针刺疗法到充满爱心的鸡汤。我接受了如此专业内行的再教育，因此可以为那些在精神上需要帮助的人进行咨询。
通过我的工作，我现在能够鼓励那些普通人去过一种非同寻常的生活。我的轮椅已经成为了以往的一个回忆。我在很大程度上忘却了我自己身上仍然存在的残障，因为我的生活变得比以前我能够想象得更加的丰富，更加深刻。那些对很多其他人来说也许是挫折的事情，在我看来，不过是上帝为我设的一个栅栏，他知道我一定能够跳过去。
安*格拉贝
颠倒了的世界
我妈妈、我姐姐和我被关紧臭名昭著的奥斯维思集中营的时候，沙德刚刚到十六岁，我绝望地看着我的妈妈被押送到毒气室。在那一刻，我感到我的整个世界都被颠倒了。
使我终于能够在这一充满扭曲的恐怖的时期存活下来的，是我妈妈的一句话。当她被带走时，她请求我姐姐和我一定要度过一个充实的生活。她留给我们的最后一句话是这样的，“你们要记住，他们可以从你们身上拿走一切，唯独拿不去你们的思想。”我原本感到自己是那些看守人手下的牺牲品，但听到母亲的划，使我意识到，我很又可能拥有一颗活得比他们长的心灵。无论怎样，我下定了决心要生存下去，我要战胜他们做出的要消灭我们的集体决定。
我整齐地穿上带条纹的囚犯服，顺从地把脑袋伸过去让他们剔光，在精神上，我回到了正常的状态，就像在家里一样，或是在我的体操与舞蹈的训练室。
一个纳粹军官来“欢迎”新成员了，他问道，我们来到这个营地，都有什么天分或才能。我的室友把我往前推了一下，因为她知道我以前学过芭蕾。他们强迫我跳舞。我紧闭着双眼，把这个古怪可怕的监狱想象成布达佩斯歌剧院，而我跳出了我的生命之舞。那天晚上，我发现“在你没有的东西或情况里做事情”的力量。
第二天，我们的营房得到了额外的食物补给，是那个看我跳舞的纳粹军官批准的。那个纳粹军官不是别人，正是曼格勒医生，希特勒的手下，人称“死亡天使”，就是他，会因为某些人没系好鞋带，而让他们去“洗澡”死去。
当生与死变得轻易、随便得就像投一枚硬币一样时，当一个人的性格经受剧烈的改变时，这难道不是一种奇迹吗？我在受到家长们庇护的童年时期被教导的“良好表现”的原则被一种动物的知觉与本能所代替，这是我能够立即嗅到危险的到来，快速的行动以避免其伤害。再一次选派、布置任务时，我姐姐被派到另一个旅，这样我们就无法住在一个营区了。我无法允许我们两人被分开，于是快速的一个横手翻，我站到了她的那一边，我似乎注意到那个警卫兵转过头时脸上露出的一丝好笑的神情，他故意装作没看见我和姐姐紧紧握在一起的双手。
对抗恐惧，然后采取行动，这帮助我抵抗那种与独裁的权力长时间接触容易产生的麻木心理。学习“面对恐惧并且解决它”成为我重新夺回我的自尊的一种方式。
那种残暴的待遇在继续着，几个月之后，饥饿是我失去了知觉与意识，我被别人当作死人扔到了一堆尸体上。那天晚一些的时候，美国人的部队进入了这个死亡营地。我已经虚弱得无法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当我的手在动时，一个美国兵正好朝我这个方向看过来。在医院里，他一直照看着我，直到医生宣布我脱离了危险。
在医院住了几个月之后，我回到了我的家乡，卡萨，在匈牙利与捷克的边境上。在一万五千个被放逐的人中，只有我们这七十个人最后活着回来了。走在街上时，一个邻居向我打招呼，说道，“真没想到你能扛过来，你离开的时候就已经是个骨瘦如柴的小孩了。”
几年之后，我又去了奥斯维斯地区旅游，乘着那曾经将数以万计的人带向死亡的火车。我来到那里，为死亡哀悼，也为生命庆祝。我必须再去摸一下那些铁丝网，再去看看我曾躺过无数个夜晚的铺位床，曾经，来自厕所的恶臭整夜包围着我们。我需要用记忆所能允许的尽可能多的细节，来重新回顾那些可怕的经历，来感受当时的那种精神上与身体上的体会。
我所要经历的自我恢复的第二步，就是要带着我的故事走向公众。最近一次，当我问我的听众——三百名德克萨斯州立大学的学生，他们中有多少人知道奥斯维兹都发生了什么时，只有四只手举了起来。
我希望有一天，我的孙子孙女们会向我提出一些关于那个被颠倒了的世界的问题。这样，当这个世界再次开始倾斜时，他们，以及成百万的其他人，可以用他们集体的爱将这个世界旋正过来。
艾迪斯*艾娃伊格
感谢奇迹，姐妹
我亲爱的姐姐萨利，
这时一封被公之于众的感谢信，因为，就像你曾经说过的那样，这可以将我们心中的希望传递给其他人。
那年的十二月中旬，在四十六岁的你的第二次中风之后，我把你留在了康复中心。那时，你的左侧身体瘫痪了，无法下床，你根本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医生说你可能会死，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活了下来，你的大脑也会受到严重的损害。
感谢你证明了他们是错的。
噢，你想象不到，当我看到你和我们的妹妹，吉尔，一月中旬来飞机场接我是，我心中有多么高兴；仅仅过了两个月而已！多么得宝贵，你直直的站在那儿，用手杖撑着身体，你的头发刚刚被剪过，还做了漂亮的发型；泪水流下了你的脸庞。你的脸颊比我的还要湿吗？
我们需要确认一下你现在就回家里住是否安全，因为在你的孩子放学回家、你的丈夫下班回家以前你会一直是一个人在家。那短暂的几天期间，你向我们显示了你的确能够做到，而且你教会了比我能告诉你的更多的东西。
是的，你的左臂到现在还很虚弱，而且还丧失了一部分的听觉能力。有时你会发错一些单词的发音，当我们说话速度太快时，你会感到糊涂。但是，你还是最初的那个完整无缺的你：你的聪明机敏、你那令人愉快的幽默感、你的认真慎重与你的慷慨大方、还有你的美丽的心灵都没有变。很多人都没有像你如此得完整无缺。
而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又有了腼腆的一面、有时会害怕的二姐，变得更喜欢贴近家庭，与此同时，我与吉尔则是不停的在外面闯**，时而陷入困境之中。感谢你为我们做出的榜样：你的勇气、坚韧、以及在面对巨大困难时不停地一步一步向前迈的能力。
我看着你每天做几次的运动来加强你左臂的力量：将色子和纸杯堆在一起，在桌子上依照八字形移动一块餐巾，吃力得捡起一些细小的纸屑和小螺丝钉，将他们扔进一个杯子里。
我看见你在自动取款机前拼命地按那些数字，去看你的存款，然后当你忘记了那个数额时，又重新再做一遍，这时，我突然感到惭愧无比，我想到，有一天如果我也发生类似情况，可能连下床对我来说都会是一项巨大工程。
我要感谢你的笑声。当你去进行你每周的验血以确保你的血液稀释剂在正常运转时，你戏谑地称你与“吸血鬼先生”有个约会。当你看着那张我为你拍下的你在医院时被插满导管的苍白的照片时，你说，“我那天的发型可真不怎么样！”天啊，我真怀疑你是不是在上一种能让自己心情好起来的培训课。
去你的办公室的走访，使我们有机会知道别人是多么的关心你（这是一般人们到了葬礼时才会发现的事实。）你的同事们告诉我，当他们的亲属承受中风之苦时，你帮了多大的忙。他们向我们谈论了在他们生小孩，或是圣诞节要接待一家人时你的热情、慷慨。如此的爱的奉献！
有好几次，你在为你“给别人添的麻烦”而道歉。亲爱的萨里，难道你不知道让我们有机会能够偿还一些爱，我们心里有多么感激吗？除了你还会有谁能在一月份送圣诞礼物？那是你在中风之前很早就买好了的礼物，现在还包在纸带里，上面系着蝴蝶结，只因为你无法包装礼物。
感谢你指出了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为了说明这一点，你放弃了那一系列的对你那十几岁的儿子的卧室的抱怨。“我曾经担心许多我认为是麻烦的事情——比如说，肥胖，”你说道，“其实肥胖并不是一个问题，健康才是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请让我下一次站到体重称上时记起你的这句话。
还要感谢你，教会了我对待自己的亲切。当你反着套上了你的衬衫时，我们大叫着提醒你的注意，你并没有因为犯了一个错误而责怪自己，就像我们其他人那样，当没有把某一件事做的完美时所经常做的。你只是轻松的说道，“噢，我把衬衫穿反了！”然后改正过来。
我自己是一个词语大师，而你的语言比我的更好。比如说，一些读了我写的关于你中风的事情的人写来信，当你阅读那些充满理解与好心的信件时，“人们真的是很好，不是吗？”你含着泪水说道。然后，你一边喝着可可奶，以便评论道，“我真高兴我没有死。我肯定会很想念你们大家的。”
我们大家也一定会很想念你的，萨莉。但是我希望你知道：尽管你所经历的以及一切关心你的人所经历的这一切是如此的痛苦，而且充满挫折，这仍是充满爱与感悟的经历，我为此心存感激。
正是由于你，我开始很耐心的对待那些在我前面走路很慢的人，或是那些试图计算出变化的人。谁会想到那些陌生人是在多么不平等的境况中与他人竞争，那些陌生人就是某人的父亲，或是母亲，或是姐妹。
而我很高兴，你是我的，你是我的奇迹姐妹。我爱你，萨莉。
简妮
简*米歇尔
永远都不会太晚
缨穗轻轻的抖动了一下，我的毕生的梦想便实现了。已经六十八岁的我，以优异的成绩从大学毕业了。
这对我来说，使一个充满胜利喜悦的、但又喜乐参半的成就。我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婚姻，充满了旅行、朋友、还有孩子。然后突然，我的丈夫去世了。我从来没有自己做过任何事情，从来没有。
我意识到，我尽可以坐在家里，为我所失去的哭泣，或者我也可以做一件我这一生一直想做的事情。我可以去上大学。
这是我所做过的所有决定中最令人惊悚的一个。
甚至在那时，做出决定是一回事，而实际上真正去做则是另一回事。我来到学校的第一天紧张得要命。我被吓坏了。我能不能找到我要走的那条路？我会不会像一个疼痛地大拇指那样显得与他人格格不入？教授会不会认为我是一个艺术业余爱好者？我能够做那些功课吗？要是所有其它人都比我聪明该怎么办？
当第一天终于过完了的时候，我感到疲惫无比。
但是我仍然是兴高采烈的。我知道我自己能够做到。尽管这很困难，但是学到新知识所带来的兴奋与喜悦使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我对艺术的热爱使我选择了艺术历史这个专业。能够整天的听那些专家的课，对我来说是一种享受。
我的一个意料之外的快乐的事情是与其他同学在一起。年龄上的差异并没有成为一个问题。尽管当我第一次听到那些孩子们直呼我的名字时，被下了一跳。他们充满了欢乐。我们一起讨论我们的课程，一起学习，一起散步。一位年轻人甚至还教我使用计算机。最棒的是：没有人谈论胆固醇。
我还从我的许多老师那里得到了大量的关注，（他们中的大部分都年轻得可以做我的孩子了）。我才他们也许不是很习惯，看到一个学生对他们的讲座如此的兴奋激动。时间在慢慢的过去，很多人开始把我当作一个资源。在历史课上，没有其他任何一个人知道大萧条时期的生活究竟是怎样的。而我知道，他们还请我谈论了我自己的经历。
许多认识我的人都认为疯了。有的时候，我也这么认为。那些论文、考试、好几个小时的研究，拼命地穿过校园去上下一节的课，简直是筋疲力尽。然而，这一切并没有阻碍我去完成学校的所有要求，甚至包括体育。我下定了决心，为了拿到我的毕业证书，我要去做一切需要做的事情。
我的女儿们都很支持我。谈论起角色互换。我们谈论着在我学校放假期间的外出安排。她们帮助我完成我的家庭作业。当我谈论一个很难相处的教授时，她们对我表示同情，并建议我不要过于在意能不能拿到好成绩。（她们发誓，我在向她们讨回所有的那些帮助，那些在她们上学期间慌乱中向我要求过的帮助。）
除了在教室里的学习以外，我还了解到，我可以通过学校组织的暑假期间的旅行去国外学习。在一次旅行中我们去了东欧（是在那里的共产主义瓦解之前）；在另一次旅行中，我们去了意大利探寻艺术的足迹。我曾经与我的丈夫去过许多地方旅游，但从来没有我自己去过。我对我的第一次独自出门旅行感到十分的担忧。然而，我遇到了许多非常不错的人，他们把我保护在他们的翅膀之下。我在追求自立的道路上又迈出了一步。
我原来并不知道，我的大学教育的经历还会提供给我许多并非来自书本上的知识。回顾这一经历，我意识到，去上学使我保持年轻的状态。我从来不会感到厌倦。我接受了许多新的观念与新的看法。其中最重要的是，我获得了自信，我意识到我可以自己一个人去完成事情。
在我丈夫去世的前一天，他问我是否愿意回到大学中。他告诉了我，我应当继续我的生活，去实现我的梦想。四年之后，在我毕业的那一天，我走过颁奖台，接过我的毕业证书。我可以感到他在向我起立喝彩欢呼。
麦尔德维科恩
你会被治愈吗？
丽贝卡在几年前进行了一次肾移植手术。她的身体经历了好几次强烈的排异反应，严重的损坏了新肾，以至于去年时，新肾的功能只能达到百分之八。
整整一年，她的体重与能量都在不断的下降。作为预定，丽贝卡在一所大学医院的器官移植的名单上签下了她的名字，但是她心里直到她并不愿意接受另一次移植。
她所经历的一切——多年的疾病与痛苦的折磨、透析、手术、一次不成功的移植——给她留下的是一颗沮丧的心，她在怀疑自己是否还愿意在活下去。一个肾，第一个月没有来。。。第二个月没有来。。。第三个月还是没有来。
一天下午，当她躺在**，独自沉浸在痛苦与虚弱中时，她突然意识到，她可以自己选择是生还是死。这是一个强大而重要的时刻。她正在与死亡共舞。她知道上帝离她越来越近了，她渐渐的放松下来，陷入一种很深的平静当中。
猛然一下，一阵恐惧与悲伤将她重新带回到现实中来。一想到自己不能够完成自己的梦想，就感到非常的惋惜。她对自己说道：还没有到去死的时间。我不能放弃我的梦想！那是一个对于爱、一个充实的生活、快乐、和历险的梦想。就在那一刻，她做出了一个决定。她选择了活下去。她深深的下定了这个决心，并且用她的整个生命去向自己承诺，她决心要去做一切她所能做到的事情让自己痊愈。
奇迹开始发生了。她知道自己无法独自一人的去经历这整个情感上与身体上的治愈过程。她向自己的好朋友伸出了求援的双手，她的那位好朋友立刻组织了一次祈祷守夜。她的家人、朋友，以及教堂的成员们都在为她祈祷。
第二天，她祈祷道，“我需要做些什么来是自己治愈呢？”她所得到的答案是她需要与他人在一起，让自己的神经得到放松，听任事情的发展，然后大声地向他人讲述她自己的故事。但是，应当怎么做呢？
朋友们听到了她的祈祷，向她伸出双手，并将她包起来放入他们的车里。他们开车带她来到了海边，到了一处正在进行中的周末度假区；它的主体是治愈。她默默地向自己许诺道，在度假取得第一个夜晚，她一定会和别人分享她的痛苦，不论这么做会使她多么的不舒服。
丽贝卡向这一群人倾诉了自己在过去曾默默忍受着的痛苦。然而，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她真的打开了自己的心，将自己曾有过的苦苦挣扎全部宣泄了出来。丽贝卡要求他人的支持。那群人倾听了她的诉说，并且分担了她精神上的负担。她发现自己在改变，她不再大喊，“求求你，上帝，治愈我吧。”而是在呐喊“是的！是的！我一定会痊愈的。”
在周日的清晨，丽贝卡周末结识的一个女人需要一大早离开，要开两个小时的车回家。她打好了包，又决定要呆到做完早上的沉思之后在离开。正当她在沉思时，有一个电话找丽贝卡。一个新的肾正在等待着她！她现在就需要乘车出发了。
在他们离开之前，一群四十多个人组成一个治愈的圆圈，丽贝卡站在中央被他们包围着，听着他们为她唱着“哈里路亚”祝福着她、爱护着她，向她发出治愈的光芒让她有一次成功的移植。
那天晚上，丽贝卡进行了肾脏移植手术。第二天早上，她进行了一次肾脏功能测试。测试结果回到了很高的状态，并指出需要做一次透析。在透析治疗结束后，他们又对她进行了测试，结果简直好得令人难以置信。所以他们又做了第三次测试，测试指数降得更低了，那些医务人员都惊呆了。她做得比所有人所能想象的还要好。他们没有将祈祷的力量列入因素之一。
丽贝卡身体的左侧有一道伤疤，来自她的第一次移植，微微向下偏。现在，在她的右侧又有了一道连接的伤疤。她快活地将他们所做得成为“我肚子中央的一个漂亮的微笑”。
玛丽*玛宁*莫里斯教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