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不到的爱语

第十四章 美丽一生

字体:16+-

我是你亲生的

那年冬天,他用自己的棉衣把那个女娃裹回家里时,遭到了史无前例的怒骂。这个家本就不富裕,而他们已经有了两个儿子,一家4口靠着他在镇上做临时电工的那点微薄收入勉强维持生计。她指着他的鼻子喊,要么你在哪里捡的还送回哪里去,要么你就别回来了。

小镇的冬夜,寒冷而寂静。他怀里抱着孩子,在镇卫生院门前走来走去。当他终于下定决心把孩子放回那张长椅时,躲在他棉衣下的女娃竟然对着他笑了一下。他心一惊,不,不能把这娃娃扔掉,这是一条命啊!她只好妥协了。从此,他是爹,她是娘,而这个女娃娃,随他的姓,叫金宝。

金宝无法喝米汤,喝进去就会吐出来,小脸苍白。他急得抱着她在地上团团转,是啊,她需要母乳的营养,而不是米汤的粗糙。他小心翼翼地抱着她,一点一点地在结了冰的地上蹭到后村,后村有刚刚生完孩子的人家。

可人家拒绝喂奶给金宝,自己家的孩子奶水还不够吃,怎么能喂给一个不知亲爹娘是谁的野孩子。他几乎是被人家推出房门的,在对方关门的一刹那,他一只手抱着她,一只手插进门缝中,门紧紧地夹住了他的手,门又缓缓地开了。他收回痛得失去知觉的手,嗵的一声跪在地上。

金宝满足地吃到了母乳,而她如此年幼,怎会知道,爹的那只右手,整整一个月无法正常工作。有几次,险些出了事故。

从此,他成了远近的名人,因为他抱着她,几乎求遍了附近所有在哺乳期的妈妈,也几乎是跪遍了村里村外。为了报答人家,谁家有事他都会去帮忙,比如谁家屋顶漏水,谁家结婚,谁家出殡……

金宝6岁了,常常偎在他的怀里,被他的胡子扎得咯咯笑。两个哥哥上学了,她就缠着爹陪她玩。他跪在地上,双手着地,她骑在他的背上,喊着驾驾驾,大马快跑。他就在自家屋里的砖地上,双手双腿着地向前爬。娘说,不许让你爹当马,你爹有风湿病。

他知道,他再陪着金宝玩,也没有金宝和孩子们在一起时开心。他节省了自己的午饭钱,买了糖果,分给邻居家的孩子,央求,你们带金宝玩,我给你们糖吃。

吵架时,其他孩子骂她:金宝丢丢,没有爹娘。她大声辩驳,我有爹娘。孩子们嬉笑着跑开,你爹不是你亲爹,你娘也不是你亲娘。

她哭了,擦着眼泪,对自己说,爹是亲爹,爹会当大马。他让她坐在他腿上,说,你看,你大哥叫金石,你二哥叫金锁,只有你叫金宝,为啥?因为你是爹的宝贝疙瘩。说着抱起她一起照镜子,你看你和爹长得多像,要不是亲爹,你能长得这么漂亮吗?

她破涕为笑。尽管年幼的她看不出自己与爹长得像不像,但她坚信,她是爹的宝贝疙瘩。如果爹不是亲爹,自己就不能长得这么漂亮。

金宝7岁那年,爹和娘为了让不让她上学而发生争吵。娘说,女娃读书有什么用?爹说,金宝必须读书,进城做有出息的人。已经供了两个哥哥,家里没有钱再交金宝的学费。爹打算出去借,娘挡在门前不允许,他用力地把娘推倒在地,在娘的哭声中,挨家挨户地借到了钱。

爹把她送到学校,一遍遍地嘱咐她,好好读书,以后做有出息的人。她用力地点头,虽然她不知道什么叫有出息,但她知道,等有了钱,她一定要给爹买这世上最好的酒喝。

9月的小镇,骄阳似火。她下了课后,看见爹蹲在教室外,衣服被汗水沾湿在身上,嘴唇干裂。他说,爹怕你第一天上课不习惯,爹这就回。

也就是那天,她第一次发现,爹走路时,腿是微微弯曲的,背也是驼的。而那年,爹刚40岁。

她放学回家,家里坐着两位衣着光鲜的城里人。城里女人一见到她,就奔过来拥住她,有些语无伦次,孩子,妈妈对不起你,孩子,你长大了……她挣脱出来,藏在爹背后,爹把她拉过来,金宝,他们才是你亲爹娘。跟他们回城里,那才是你的家。她不依,死死抱着爹,喊着,爹骗我,你是我亲爹。爹转过身去,再也说不出话来。

她被城里男人抱上了那辆小轿车,她拼命地挣扎,爹,我要不是你亲生的,能长得这么漂亮吗?爹……

挣扎中,她见到的是娘扶着门框抹着眼泪,两个哥哥追了出来。而爹,给她的只是一个冷冰冰的背影。

她进了城,住进了楼房。他们告诉她,那年有了她时,父母还没有结婚,是没办法才把她放在镇卫生院的长椅上,可这么多年来,父母一直在寻找她。她捂着耳朵,哭哑了嗓子,她不想知道这些,她只知道自己那么那么想念着爹。

可是,这一切都改变不了一个现实。那就是,要叫城里男人为爸爸,城里女人为妈妈,而她自己,被改了名字,叫杨阳。

金宝的亲生父母留下三万块钱算是抚养费,余下的两万会分期寄过来。他本是不要这钱的,可他们走前把装着钱的包扔在了院子里。他把那钱收好,说必须还给他们,让他们用这钱供金宝读大学。

他整夜整夜地失眠,闭上眼睛就是金宝的影子。

他做工时,听到一个女娃的声音喊爹,像极了金宝的声音。一走神,手里的电钻打偏方向,反弹回来的石子飞速地崩进了他的左眼。镇卫生院没有这样的医疗条件,转到县里时,左眼已经保不住了。失去左眼的同时,他失去了工作,只拿到了临时工那点少得可怜的抚恤金和伤残费。

城里寄来第一张汇款单时,他就决定把所有的钱都送回去。进了城,按照汇款单上的地址找到了金宝现在的家。他蹲在楼下等。他等来了那辆黑色的小轿车,是金宝的父亲,他迎上去,与此同时,金宝和她的母亲从车里下来。金宝看到他,一下冲过来抱住他,爹,爹,金宝想你啊!金宝看到他的眼睛,哭得更凶了,他摸着她的头,爹有右眼,爹还能看得见我漂亮的金宝。

爹把钱强行塞给他们,说,拿这钱供金宝读书,让她做有出息的人。然后再次狠心甩开金宝,弯着腿,驼着背,跑开了。他拼命跑着,跑到听不见金宝的哭声时,停下来,才发现竟然跑丢了一只鞋。四十几岁的汉子,蹲在马路上,失声痛哭。

他总是进城,偷偷地看上一眼金宝,金宝并不知道。这么多年,爹一直在默默地看着她长大,而当她和一群同学走出校门时,看到了树下的他。只是6年,她当然不会忘记。可6年的城市生活,却足以让一个女孩子变得虚荣。

他知道她看到了自己,迎了上来,还带着右眼的泪水。同学问,杨阳,你认识他吗?他就站在她面前,他竟然紧张了,掌心渗出汗水来,他多希望她能像小时候一样,坚定而骄傲地说,这是我爹。

可是,她却摇了摇头,说了句,不认识!

26岁的杨阳在市医院工作,是药剂室的一名医生。儿时的事情尽管未曾全部忘记,毕竟十几年过去了,那些模糊的记忆偶尔也会翻出,可很快就会散去。

那天,她像以往一样从窗口接过药方,按照药方取药给患者。递来的药方上,写着的名字是,金胜利。她微微一怔,抬头,窗口很高,只能看见患者的头,她看得清楚,那只萎缩的左眼和已经花白的头发。

药方上写着“氨酚待因”两盒。她取药的手止不住地抖。这是一种抵抗癌症疼痛或大手术后疼痛的强效镇痛药,那么,他为什么要买这种药?她戴了口罩,穿着白大褂,他看不到她,拿了药,走到大厅的椅子前坐下。这次他是偷着跑出来的,因为他怕孩子们和孩子他娘惦记,他的病又重了,不依靠城里的这种镇痛药,是忍不过去的。

她打了电话给开药方的医生,对方麻木地说出三个字:食道癌。

她走过去时,泪水已经模糊了视线。他正在用自带的水吃药,看了看依旧戴着口罩的她,并未认出,低下头,把自己的药盒揣进口袋,起身准备离开。

她一步步跟出去,在医院门外,她终于喊了声“爹”,声音哽咽,却坚定,我要不是你亲生的,能长得这么漂亮吗?爹!

他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没有回头,浑浊的泪顺着右眼滚落。能够对他说这句话的,除了他的金宝,还能有谁呢?

你是我一生的陪伴

小时候,父亲常带她去爬山,站在山头远眺台北的家。

“左边有山,右边也有山,这是拱抱之势,后面这座山接着中央山脉,是龙头。好风水!”有一年深秋,看着满山飞舞的白芒花,父亲指着山说:“爸爸就在这儿买块寿地吧!”

“什么是寿地?”

“寿地就是死了之后,埋葬的地方。”父亲拍拍她的头。

她不高兴,一甩头,走到山边。父亲过去,蹲下身,搂着她,

笑笑:“好看着你呀!”

十多年后,她出国念书,回来,又跟着父亲爬上山头。

原本空旷的山,已经盖满了坟。父亲带她从一条小路上去,停在一个红色花岗石的坟前。碑上空空的,一个字也没有。四周的小柏树,像是新种。

“瞧!坟做好了。”父亲笑着:“爸爸自己设计的,免的突然死了,你不但伤心,还得忙着买地、做墓,被人敲竹杠。”她又一甩头,走开了。山上的风大,吹的眼睛酸。

父亲掏手帕给她:“你看看嘛!这门开在右边,主子孙的财运,爸爸将来保佑你发财。”

她又出了国,陪丈夫修博士。父亲在她预产期的前一个月赶到,

送她进医院,坐在产房门口守着。紧紧跟在她丈夫背后,

等着女婿翻译生产的情况。

进家门,闻到一股香味,不会做饭的父亲,居然下厨炖了鸡汤。

父亲的手艺愈来愈好了,常抱着食谱看,有时候下班回家,打开中文报,

看见几个大洞,八成都是食谱被剪掉了。

有一天,她丈夫生了气,狠狠把报纸摔在地上。厨房里刀铲的声音,一下子变轻了。

父亲晚饭没吃几口,倒是看小孙子吃得多,又笑了起来。

小孙子上幼稚园之后,父亲就寂寞了。下班进门,常见一屋子的黑,只小小的电视亮着,前面一个黑忽忽的影子在打瞌睡。

心脏在衰弱,父亲的行动越来越慢了:慢慢地走、慢慢地说、慢慢地吃。

只是每次她送孩子出去学琴,父亲都要跟着。坐在钢琴旁的椅子上笑着,盯着孙子弹琴,再垂下头,发出鼾声。

有一天,经过附近的教堂父亲的眼睛突然一亮:,

“唉!那不是坟地吗?埋这儿多好!”

“您忘啦?台北的寿墓都造好了。”

“台北?太远了!死了之后,还得坐飞机,才能来看我孙子。你又信洋教,

不烧纸钱给我,买机票的钱都没有。”

柪不过老人,她去教堂打听。说必须是“教友,才卖地。

星期天早上,父亲不见了,近中午才回来。

“我比手画脚,听不懂英文,可是拜上帝,他们也不能拦着吧!父亲得意地说。”她只好陪着去。看没牙的父亲,装作唱圣歌的样子,又好气又好笑。

一年之后,她办了登记,父亲拿着那张纸,一拐一拐地到坟堆里数:

“有了!就睡这儿!,”又用手杖敲敲旁边的墓碑:“hello!以后多照顾了!”“

丈夫拿到学位,进了个美商公司,调到北京,她不得不跟去。

“到北京,好!先买块寿地。死了,说中文总比洋人比手画脚好。”父亲居然比她还兴奋。

“什么是寿地?”小孙子问。“就是人死了埋葬的地方。”女婿说:“爸爸已经有两块寿地了,还不知足,要第三块。”

当场,两口子就吵了一架。

“爹为自己买,你说什么话?他还不是为了陪我们?”

“陪你,不是陪我!”丈夫背过身:“将来死了,切三块,台北旧金山北京各埋一块!

父亲没说话,耳朵本来不好,装没听见,走开了。”

搬家公司来装货柜的那天夜里,父亲病发,进了急诊室。

一手拉着她,一手拉着孙子。从母亲离家,就不曾哭过的父亲,居然落下了老泪:“我舍不得!舍不得!”突然眼睛一亮:“死了之后,烧成灰,哪里也别埋,撒到海里!听话!”

说完,父亲就去了。

抱着骨灰,她哭了一天一夜,也想了很多。想到台北郊外的山头,也想到教堂后面的坟地。

如果照父亲说的,撒在海里,她还能到哪里去找父亲?

她想要违抗父亲的意思,把骨灰送回台北。又想完成父亲生前的心愿,葬到北京。

“老头子煳涂了,临死说的不算数。就近,埋在教堂后面算了。”丈夫说:“人死了,知道什么?”

她又哭了,觉得好孤独。

她还是租了条船,出海,把骨灰一把一把抓起,放在水中,看一点一点,从指间流失,如同她流失的岁月与青春。

在北京待了两年,她到了香港。隔三年,又转去新加坡。

在新加坡,她离了婚,带着孩子回到台北。

但是无论在北京、香港、新加坡或台北,每次她心情不好,都开车到海边。

一个人走到海滩,赤着脚,让浪花一波波淹过她的足踝。

“爸爸!谢谢你!我可以感觉你的抚摸、你的拥抱,谢谢你!我会坚强的活下去。”

她对大海轻轻地说。发现自己七海漂泊,总有着父亲的陪伴;不论生与死,父亲总在她的身边……

六元钱买下爱

公司规模扩大后,他就很少回家看望母亲。想起来时,就打个电话,跟母亲说上几句话,大多数时候,都是匆匆忙忙的。甚至有时候,母亲话还没说完,他这边就因为处理手头上的事情,把电话掐断了。

他不知道,电话那头的母亲,握着电话线的手僵着,然后微笑着摇摇头,叹了口气。

那个夏天,他乘飞机回家办事,正好回趟家看望母亲。回到家也没别的事,主要是陪母亲看看电视,聊聊天。

第二天,母亲说,咱俩去买鸡蛋吧!

他一听就笑了。在公司里,他是大经理,有专门的秘书与司机。但他点点头说,好。

随母亲出了门。母亲说,去某某超市。他问,附近不是有家超市吗?母亲眨眨眼,有些得意,说,某某超市的鸡蛋便宜,一斤三块二,附近的这家要三块四。他咋了咋舌。

走到路边,正准备抬手打车,母亲说,坐12路车吧。他问,为什么坐12路?母亲说,12路车是某超市的专用车,免费,坐别的公交车,还要花两块钱。他又笑了,说好。

坐上12路大客车。车上差不多都是些老头老太太,跟母亲很熟了,听说他是陪母亲买鸡蛋的,都用暖暖的眼神看着他,好像他是大家的儿子。他的心里,也暖暖的。

买了10斤鸡蛋。母亲拉着他在超市的休息椅坐着,说,我们在这里等一小时。他惊讶地问,一小时?母亲点点头说,下趟12路车回来,还得一小时。他觉得有着急的火苗在心里“噌”地蹿起,但还是忍了,用耐性将火苗熄灭。

母亲跟他东拉西扯,说起他上学时的一些事。一小时的时间,过得倒也不算太慢。

终于坐上12路。下了车,他拎着鸡蛋,嘘出一口气。母亲看起来格外高兴,扳着手指算,1斤鸡蛋省两毛钱,10斤鸡蛋省两块钱,来回的车费,两人省四块钱,加起来共省下六块钱。

他脑子里也迅速计算,从出门到现在,共用了四小时,四小时的时间,在公司里,他可以创造出上万元的价值。他在心里叹了一下。

快到家时,走过一个水果摊,母亲用六元钱买下一个大西瓜。

回到家,西瓜切开,露出鲜红的瓜瓤。他早就渴了,拿起一块,迫不及待地吃起来。西瓜甜极了,他吃得“呼噜呼噜”的,像小猪一样。

好久没有这样痛快地吃水果了。一抬头,母亲正看着他,眼睛有些潮湿,脸上却是极大的满足与疼爱。他的心,像琴弦被拨动了一下。这样的场景,似曾相识。

小时候,家里非常穷,他又馋得很。他常常在傍晚,偷偷去捡别人吃剩的西瓜皮,拿到河水里冲一下,便贪婪地啃起来。母亲知道了,用了三个晚上编织草绳,又用编草绳挣的钱给他买西瓜,然后看着他小猪一样吃着。

他怔怔地看着母亲,将满嘴西瓜咽下。那一刻,他忽然理解了母亲。艰难时,母亲靠着勤劳与节俭,供他上学,将他养大;富足时,勤俭作为母亲的生活方式,依然能带给她满足与幸福。而现在,富足的他却换不来时间陪母亲说一会话,母亲用这四个小时换来的,是与儿子共同相处的时光!

他的脸上露出笑容,庆幸今天终于耐住性子陪母亲省下六元钱。这六元钱,跟自己在公司创造的上万元相比,是等价的。因为,许多时候,时间与金钱就该为爱而存在。

爱到深处是不忍

父亲40岁时有了我,我40岁时没了父亲。父亲三年前患癌症,去年端午节的第二天逝世,天刚蒙蒙亮。也许父亲直到最后离开我们时都不知道究竟是什么疾病夺去了自己的生命,这是我和父亲之间最大的秘密。我不知道这样做是不是对得起老人家一世的诚信。我偷偷地把眼泪往肚里咽。

父亲的周年忌日快到了,我又想起这骨肉间惨痛的一幕。他的最后一面我没见着,哥哥说,父亲曾经特意叮嘱他,让他尽量设法,在他走的那一刻不要叫我在场。到底为了什么呀,父亲?多么残酷的一个谜啊!我非常难过。

阎纲先生的《我吻女儿的前额》、《三十八朵荷花》感人至深,一次开会遇到阎纲,我问先生:阎荷走的时候最后要没要见见她的女儿丝丝?他说没有,“她执意不见,生怕吓着孩子,也怕孩子难受。”

我的心猛一抽搐,继而释然——父亲拒不见我,撇下我走了,完全是有意!

人在最后的时刻,纵然是死,也总得撑着一口气,见上一面自己最为牵挂的亲人,我哪知道,爱到深处是不忍!

父亲很少谈及自己的历史,他的人生对我其实是一个谜。彼此深爱着的父女,直到生离死别,竟然煞费苦心、讳莫如深,决意将秘密埋入地下。1924年,父亲生于冀中平原一户殷实的农家,兄弟姐妹十人,父亲行三。他肤白眼大,身长貌美,常取红白喜事中金童的角色。他15岁离开私塾进城当学徒,其实是参加革命。我只知道他从事地下工作,至于地下工作怎么神秘、怎么危险,以后怎么被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牢牢拴住,最后又怎么平反昭雪说是冤假错案,风云变幻、一生荣辱,父亲也像做地下工作那样上瞒父母下瞒妻女。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相逢一笑泯恩仇。”他总是这样对付我的好奇。我想,他是不想把遭受精神摧残后的剧痛留给我。

父亲达观幽默,待人接物细致周到,同事、朋友、邻居没有不喜欢他的。但全家人还是揶揄他一生有三大“失误”:一是为子女起名。1955年,姐姐出生,名“丽伟”,社会主义国家壮丽伟大;1958年,哥哥出生,名“跃伟”,欢呼大跃进的伟大;1963年,为我起名“卫宁”,保卫列宁主义。我对父亲说,你看看这三个名字,紧跟社会潮流,政治色彩浓厚,缺乏文化底蕴。父亲说,这正是我一辈子干革命的红色烙印。二是鼓动姐姐上山下乡。1974年,姐姐“中榜”,全市人民敲锣打鼓欢送她们,父亲对落泪的母亲连连说:“第一批光荣,第一批光荣!”尽管几年后知识青年大返城时姐姐又回到了我们身边,但她错过了太多的机会。三是不让哥哥考大学。哥哥高中毕业后进了工厂,父亲说他最满意的就是让儿女们当工人,当农民,心里踏实。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父亲阻止哥哥报考,说工人有一技之长,不管搞什么运动都会有饭吃;不要当知识分子,不管什么运动来了都跑不了。1978年,幸亏母亲的支持、我的鼓动,哥哥瞒着父亲考上大学,进了一所部队院校,现在成了大校。

记忆追溯到久远。4岁那年,我随父母上街,不幸走失,父亲找到我后紧紧地把我抱住,不停地说:“幸亏宁宁穿了一件红衣裳!幸亏宁宁穿了一件红衣裳!”此刻的父亲,个高,体瘦,一头浓密的黑发,蓝裤白衣,急急促促,一种从未有过的激动。我抱恨父亲把我弄丢,就往他的领子上蹭眼泪,使劲地蹭,想把他的白领子蹭脏,但却不知不觉记住了父亲身上的气味!这一记就再也没有忘。父亲从那天起好像落下病根,只要见我出远门,必嘱我穿红衣裳。

父亲常自豪地对别人夸我5岁时第一次为他做的饭——一饭盒没煮熟的大馅饺子,厚厚的皮儿包着没剁烂没搁油的白菜渣子。那时国家正处于一个特殊的政治年代,父亲被监督劳动,从卡车上往下卸水泥,一不小心摔了下来,腰部受伤,住院治疗。病房里还住着其他两个病人。父亲分别给二人起了外号,头小腹大的叫鸭梨;头大腹小叫的大头。父亲挑出没馅的让我递给鸭梨,说肚子太大的人只配吃没肚子的;又挑出个头儿特小的让我送给大头,说头那么大只配吃个头小的,结果,饭盒里剩下的全是成个儿有馅的,父亲不住地说:自豪啊自豪,你们看看我女儿包的饺子多好啊多匀实啊!仨人为一堆歪歪裂裂的饺子笑闹不休。父亲平反落实政策那年,两位病友来家聚会,异口同声地说还吃饺子,又提起当年我的“杰作”,哈哈笑个不停,说现在是真乐,当年是苦中作乐,多亏了父亲的玩笑,仨人熬过了难熬的日子。

上小学时,样板戏盛行,女孩儿们都喜欢留李铁梅那样的长辫子。我的头发又黑又密又粗,长到腰间,我天天臭美地洋洋自得。有一次,市里要在我们学校搞文艺汇演,我担任报幕员。那天一大早,父亲说:“今儿我给你编辫子,你自己编得松,脑袋乱蓬蓬的,上台不好看。”我站在立柜镜子前,看他把梳子蘸了水,从上到下把头发梳通,揪得紧紧的,编到下面他不得不蹲下,编好了,直起腰前后左右看,说不行还是不紧得重编,于是散开重编,如此反复几回,就在系好辫绳起身的一瞬,他曾摔伤落下病根的腰突然扭了一下,疼得大滴大滴的汗,我抱着他的头吓坏了。“没事没事老毛病了,你转过身去我看看辫子好看不?”我转过去从镜子里看到他一只手使劲按着腰一只手使劲扶着墙慢慢往起站,我的泪就落下来了。他强笑着:“傻孩子,这点儿事就吓哭了?这要在战争年代还没上老虎凳你就先招了,怎么当地下党啊你!”他整了整我的头发帘儿:“快去学校吧,报幕的时候声音大点儿,让我听见。”学校离家很近,操场上的声音常常传到家里来。演出完我跑回家,父亲躺在**,母亲说单位大夫来看过了,不让动,得躺一些日子。我的眼睛又湿了。父亲说你报幕时说“下一个节目是……”的“下”字声音发劈了,不圆润。我说那是为让你听见才使劲喊的。那天下午我让姐姐陪我去了照相馆,把辫子放到胸前照了一张相,然后就让相馆的阿姨把辫子剪了,回家我对父亲说以后再也不梳辫子了。父亲眼角渗出泪,把头扭到一边。好多年后搬家,姐姐写信告诉我,在收拾父亲的皮箱时她看到了裹在塑料袋里的我的辫子,是那天父亲让她去照相馆找回来的,没想到他一直留着。我想,父亲是把辫子当成了他丢失过的爱女,怕再丢了找不回来。我为父亲痛剪了它,父亲为我珍藏了它。

在那个年代,我曾为父亲谜一样的“历史”背上沉重的“历史包袱”,不料在我初中毕业那年,竟填了入团申请表,虽然还要报校团委审批,但是自豪自满甚至是自负的神情,还是挡也挡不住地挂在了我和父亲的脸上,父亲觉得他的历史再也不会影响女儿历史地成长了。没承想,未获批准。理由是档案中“家庭出身”的“地主”与我所填的“革干”不相一致,有欺骗组织之嫌。父亲怒吼道,当年我提着脑袋干革命不是“革干”是什么?怒不可遏,闯入组织部,大有咆哮公堂之势。当时出台一个政策,对出身不好但1949年前参加革命的干部,其子女的家庭出身均可改为“革干”。组织部门及时将相关的文件转发到我的学校,但校方疏忽忘记变更档案,不宜入团的结论稳稳地横在我的档案袋里。那天晚上,父亲带我去了一家特有名的馄饨馆,我问他是不是可以敞开肚皮吃,父亲说咱们今天就一个字:吃!父女俩一下子干掉了六大碗,外加六个油酥烧饼。桌子上的胡椒面、辣椒粉、醋等各色调料均锐减一半。

自那以后,一直到今天,事不顺心的时候,我的心里就涌起那年的那一刻,何以解忧?唯有馄饨。

我长大毕业了,分配到外地工作,“五一”回家,我对父亲说我有男朋友了,父亲问:对你好不好?我说好。怎么好?我说有一次散步累了想坐下歇会儿,他把钱夹给我垫着,走时忘记拿了,过后他说钱算什么,要是你的肚子受了凉那才算事呢!父亲笑了,问他家是哪儿的?我说跟咱一个市。父亲说你今天晚上把他带家来吧,吃个饭。又问他爱吃什么,我说:鱼。晚上,极少下厨的父亲做了一大桌鱼宴:红烧鲤鱼,干炸小黄花鱼,清炖鲫鱼……第二天,发现父亲的脸上手上全是红疙瘩,母亲说,其实父亲已经有好一阵子对鱼腥过敏了,但昨天做鱼他不让别人插手。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发现穿着白衬衫忙忙碌碌的父亲,变成了一个气定神闲、慈眉善目、身着宽松衫成天在家晃悠的老头儿。他开始练书法,说是要“夏练三伏、冬练三九”,其实是待到三伏的大热天儿和三九的大冷天儿才研墨提笔,太热、太冷出不去,只好猫在家走“行草”。我常常取笑他如此的长性。

三年前,父亲开始尿血。起先谁也不知道,后来母亲从父亲的**里发觉,全家惊慌。父亲从容镇定,说:“这点血算什么,大风大浪、枪林弹雨都过来了。”

查出癌症。我们决定把病情铁桶般地瞒着父亲。身体受苦,不能让他精神上再受苦。

那年父亲78岁,医生主张保守治疗,中药、西药、秘方,有用的没用的,只要是听说治这个病的,全买,全往肚子里头灌。父亲似乎有所察觉,拒绝吃药,拒绝去医院,说:“别瞎忙了,我心里有数,该住院的时候我会去的。”一天,他突然打电话给我,问:“你家新居客厅的墙有多长?”我告诉了他,心里却纳闷。过不几天,他写了一张“心旷神怡”条幅送给我,让我裱了挂在客厅,说:“心旷神怡者,心情舒畅、精神愉快也。”后来母亲告诉我说,那是父亲最后一次提笔写字。

父亲住院了,他不知道癌细胞正在迅速地吞噬着他的身体。医生为他做全身“加强CT”。他躺在扫描室,我和哥哥隔着玻璃门看着电脑里扫出来的即时图像,医生说有亮点的地方就是癌块。扫过大脑,有亮点;肺,有亮点;腹部,有亮点……CT在一点一点往下扫,亮点也在一闪一闪地往出跳,医生说,这样的癌块很痛,老爷子受罪了。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又不敢擦,生怕被玻璃门内父亲眼睛的余光所发现。忽然,我看到父亲的双脚在一勾一勾地动,那是他强忍着疼痛有意逗我开心。以后他从没当着我的面喊过痛。

他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散步的脚步越来越慢,需要人搀扶,下不了床,翻不了身,后来只有胳膊和手能够动弹。他哆嗦着要下床,挣扎着不要扶,颤抖着自己走路……每一阶段身体状况的下滑都伴有那么多的不甘和无奈,都伴有我那么多的心酸和无助。

不间断地输液,使父亲的双手浮肿青紫。我买来一个小毛绒玩具兔,白白的,软软的,那是我的属相。我让父亲攥在手里。父亲非常喜欢,整天捏在手里,医生护士都好奇地问是谁给你的呀这么珍贵,他笑而不答。他对我说:“‘小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见事不好要躲开,莫伤别人莫伤己。’这是老爸为你做的《新编白兔歌》,要记住。”

一天,父亲叫我,我俯身床前,他艰难地抬起手缓慢地无声地抚摸着我,先是额头,然后眼睛,然后双颊,然后鼻、嘴、肩膀和胳膊,最后握住手,大滴大滴的眼泪躲过他尖削的颧骨顺流而下,流到枕头上。这是我头一回看到父亲流泪。我强忍着剧痛,笑对父亲:“毛主席教导我们‘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老爸你教导我们‘心旷神怡者,心情舒畅、精神愉快也。’”父亲哽咽,说:“老爸还有一句:出远门,必红衣!”那天,我把沾满父亲泪水的枕巾和着我的泪水在水房里拼命地搓呀搓。泪水无价,但此刻我却不愿保留。

父亲饭量越来越小,昏睡越来越长。一天傍晚,我在家突然感觉心慌难受,马上打电话到病房问病,母亲说父亲一直在睡,不吃东西。我急了:“你叫醒他、叫醒他,别放电话,我要听见你叫醒他。”我担心父亲昏迷。母亲开始叫父亲,说宁宁让你吃饭,醒醒!宁宁让你醒醒,吃饭!一会儿,我听到两声“啪啪”的扇子开合的声响,我的心这才一松,挂断了电话。父亲常说生命在于运动,只要能运动生命就不会停止。到他最后仅有两只手能听他指挥的日子里,他为自己找到唯一的运动方式,就是让檀香扇在双手之间开开合合。这一开一合的声音在女儿听来,堪称世界上最动听的音乐。

万万没想到,这一次,却是父亲用尽仅存的一丝气力为自己奏响的安魂曲。六小时后,父亲去世了。我把他的檀香扇留在我的手里,把我的小毛绒兔放进他的骨灰盒。

办完父亲的后事,母亲拿着一个小铁盒,里面是100元100元的钞票,她强行塞给曾经帮助过父亲的朋友们,说“这是宁宁的一点心意,谢谢你们对她爸爸的好!”事后,我奇怪,问母亲怎么回事,母亲说:“你这些年给爸爸过生日的钱他都没花攒在铁盒里,临走时说那里面一共有3000多元,让我用你的名义谢谢照顾过他的好心人。”

父亲终于撇下我去了,舐犊情深的日子再也找不回来了,一个个困扰我一生的谜底永远永远地被他带走了。

父亲在时,我不便探问底细,仿佛对于父亲不愿意公开的事好奇的追问是一种罪过。父亲走了,我才醒悟到自己对父亲的陌生。我自责对父亲特殊的心灵理解了多少。父亲走了,他又回来了,梦里,我问父亲:为什么对自己的光荣历史秘而不宣,对文革的冤情淡然一笑;为什么叮嘱我谨慎笔墨,“见事不好要躲开”;为什么让仨子女“不要当知识分子”;为什么灵魂升天、永别时刻唯独拒不见我,且千方百计不让我见?

父亲把爱渗透到女儿生活中的一点一滴,而女儿体味他的仅仅是难忘的气味。我爱父亲,却始终解不开父爱之谜直到永别!多么深不可测的父爱啊!我很幸福,我又很痛苦!

天渐渐地热了,中午的作息时间延长了。我把父亲的躺椅和褥子搬到我的办公桌旁,每天午休时躺在上面,总能感受到父亲的气味。我不由自主地想,父亲走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他告别这个晨曦微露的世界时,最后的一瞥,是否看到了正在安然熟睡的爱女?那是他对女儿最后的保护。

那年我丢了,父亲找到我;而现在,父亲丢了,我却找不到他。父亲没了,以后还有谁能把我再找回来呢

美丽一生

母亲去了,但美丽却保存下来了,它已经成了一种习惯被我所珍爱珍守,那将永远不会失去。

这是朋友余余给我讲的故事,听完,我流泪了:

母亲是个爱美的女人,一直都喜欢高跟鞋。母亲有很多双高跟鞋,整齐地摆在鞋柜里,虽然很少再穿,但她没事时喜欢拿出来擦拭,放在阳台上吹吹风。父亲边浇花儿边看着她,愉快地叹息,他是那么赏识母亲,这个女人身上从来都没有流逝美丽。

24岁时,我已长成了一个漂亮的女孩,身材高挑,脸上有母亲年轻时的痕迹,白皙而高贵。我在离家1000多公里的厦门上班,一年回去一两次。每次回家前,照例会接到母亲的电话:要把最美的衣服穿回来漂漂亮亮地见我啊。我在电话那头愉快地笑,母亲始终希望她的女儿是懂得美丽的女人啊。

母亲曾在我长大成人时对我说过,女人就是女人,天性就该柔和优雅,任何地方都应该因为有了女人而变得温暖祥瑞。她给我讲旧上海的女人张良,说她在火车上睡觉还会换棉布睡衣,用围帘把床围住才能安静入睡,女人随时珍爱自己应该是一种习惯;母亲还讲到张良有一次去朋友家,看到厕所里的毛巾有几个小洞,第二天就买了一打毛巾送给朋友,说她的毛巾都是隔两周换一次,基本是用硬了就换,一条毛巾才几块钱,而这有关女人的心情啊。母亲给我讲这一切时,眼里很有神采,像描述着她一个亲切的朋友。

我听进去了母亲的话,每次回家前,我一定要好好地打理自己一番,比如做一次彻底的皮肤护理,穿上最美丽的长裙,熨帖的长丝鵟和细羊皮的带跟鞋,去理发店保养一下头发,头发用漂亮的卡子打一个髻,出门前,再把今年买的美丽衣服装满衣箱,像小鸟一样飞回到母亲身边。想着与母亲的重逢,我忍不住微笑。

两个小时后到家,我先不忙脱下高跟鞋,总要在母亲面前转上一圈,让她欣赏一下她美丽的女儿。接下来,我们就冲进那间最大的洒满阳光的卧室,开始试穿各种漂亮的衣服。父亲则笑着系上围裙,一头扎进了厨房,为我们准备好吃的东西。我打开衣箱,把一件件漂亮的裙衫拿出来摊在大**,母亲则抖开首饰盒,为我配上颈链和手链,穿好一套,我就摆出一个姿势,让母亲看我漂不漂亮。那次我搭配一条黑色的绉绸裙,上衣用了粉色,母亲轻轻摇摇头,把我的那件淡青色长衫递给我,让我再试,果然,镜中的我像是油画里的女人。真美啊。母亲兴致很高,把自己的衣橱打开,从里面翻出一些她所保存的真丝制品。我记得有一次我穿上她年轻时只穿过两次的黑紫色长裙,戴上母亲的深蓝珍珠手链时,母亲的眼神有些异样,“小苔,你知道吗?你很像我年轻的时候,女人的美丽真的是一种享受啊。当年我就是穿着这样的裙子去见你的父亲。”

母亲有一张最喜欢的老式宽藤椅,放在临窗的位置,她就坐在那张藤椅上安静地欣赏着她美丽的女儿。父亲几次推门进来,给我们递水果和茶,一脸的笑意:你们这两个女人啊,还没忙完啊?“你看哪个漂亮?”我赶紧挽起母亲的手。父亲眼神里那种温柔我永远记得,两个女人是他全部的幸福啊。

等我们试累了,父亲的菜早已摆上了桌,水果甜品酱排骨鸡汤一应俱全。父亲不停地往我和母亲碗里夹菜,他宠着一老一小两个追逐美丽的女人。三个人的家是满满的温暖,母亲在的日子,家里永远有一种宁静和美丽。餐桌上,我们三个人有个约定:秋天的时候,我和母亲将穿上最美丽的衣服,一左一右陪伴在父亲身边,来一场家庭旅行,“让天下所有的男人都羡慕你。”我神秘地对父亲说。对那样美妙的时刻,我知道父亲无限向往。

可是人生总有太多的意外,就是在那个忧伤的秋季,一场大病带走了美丽的母亲。母亲走的时候,父亲的头发一夜之间全白了,我记得他坐在母亲喜欢的那只藤椅上紧紧地捧着母亲喝水的茶杯不说一句话,那种苍老让我更伤痛。按母亲的话,用她最喜欢的穿旗袍的照片,镜框前放百合,没有逝去的痕迹,倒像是怀念一个出远门的人。

母亲去世的第一个梅雨季节,我从厦门回去看望父亲。推门进去,他正蹲在地上摆弄母亲的高跟鞋,一双双拎出来,仔细擦拭干净,再放到阳台上通风,看到我,他叹了一声气说:我怕长霉了,拿出来通一下风。你母亲那么宝贝这些东西啊。我的眼泪止不住落下来了。我依然习惯性地打开箱子,那里面有那么多美丽的衣物,只是再也没有人欣赏了。母亲走了,我再也没有了表演秀,那场父亲所期待的美丽旅行也消失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父亲坐在母亲的那只藤椅上,背对着窗发很长时间的呆。一个想法闪现在我的脑海里,那场我们三个人约定的美丽旅行还是可以进行啊,我依然可以让父亲成为所有人所羡慕的男人。

我最终说服了父亲,踏上去九寨的班机,那里有大片的原始森林,母亲喜欢森林,那是她向往的地方。我拎上了一箱漂亮的衣物,像原来我每次回家时一样,所不同的是,我带上了母亲衣箱里她最喜欢的几件衣服,因为这是三个人的旅行啊。

这一切父亲是不知道的。

九寨果然没让我失望,美得让人心动。第一天,我穿的是那件母亲最喜欢的黑紫色长裙。果然,父亲一看到这套衣服,眼睛都亮了。那一天,他终于对我提起了母亲,他说:小苔,你母亲走了这么长时间了,今天我的心情才好一些。我好像又看到了一些她当年的影子。

我挽着父亲的胳膊在碎石路一遍又一遍地散步,陪他轻轻说着话。很多人回头看我们,对父亲一脸的羡慕,我穿上母亲的衣服是那么的气质超群,而这样美丽的女儿陪着父亲旅行的是少之又少,所以成为注目的对象是理所当然的了。我看到父亲眼角掠过一丝安慰,是啊,母亲走了那么久了,我有义务让父亲重新快乐起来呀。对于父亲来说,母亲的旗袍和鞋子还在,她就不会走太远。

第二天,我换上了母亲的那件宽大的丝绸蓝衬衣,把头发挽得高高的。后来,我才听父亲说,那件衣服是母亲在生下我时父亲买给她的,那种蓝很配优雅的母亲,母亲十分珍爱。今天,我要拖着父亲去逛九寨的小店,那里有各种漂亮的小东西啊。在一个小店里看到一只小木桶子,我爱不释手,说要买来装沐浴用品,“你呀,跟你母亲一样。”父亲看着我爱怜地笑,他在我身上又发现了母亲的影子。那个为美而生的女人,她所有的基因都遗传给了她美丽的女儿,这是不会逝去的啊。

短短七天的旅行完成了一个夙愿,也让父亲重新快乐起来。母亲去了,但美丽却保存下来了,它已经成了一种习惯被我所珍爱珍守,那将永远不会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