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进化的奇迹

第一章(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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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逐权力是动物本性

千百年来,人类对权力的疯狂追求从未间断过,权力一向被认为是巨大的财富。那么,权力欲的背后到底是什么?驱使人们追逐权力的动力又是什么?

政治家是个最累人的职业。早出晚归,甚至连法定假日也无暇轻松享受生活。那么,当政治家有什么好处?为什么人们会对从政趋之若鹜?

还有个问题。为什么独裁者往往受到臣民的狂热拥戴?当然,铺天盖地的宣传攻势功不可没,但仅此而已吗?是出于畏惧感吗?这一点肯定是有的。但是臣民们的确爱戴他,在他的葬礼上痛哭流涕,日后还会含泪回忆说,在他当政时社会是多么太平。

这种现象神奇吧?其实并没有什么神秘之处,科学可以解答这种现象。谜底很简单。原来这是一种自然现象,狒狒和猕猴的社会就是这样。它们有自己的等级制度,有自己的夺取权力和维持权力的方法。看看狒狒们是怎样生活的吧。

著名的生态学家、生物学博士多尔尼克写道:“一只狒狒在争得王位之后,生活并不轻松。狒王总觉得自己的群落不太平。它坐在高处,皱着眉头,一会儿看看这只狒狒,一会儿盯住那只狒狒,时不时地挥动着拳头,或敲打自己的前胸,或龇牙咧嘴,或摆弄自己的**;有时还把那些雄性狒狒叫过来,要它们摆出各种各样顺从的姿势,让它们低下头,或俯首在地,或做出一些对于雄性狒狒来说是屈辱的动作。如果谁找到了什么好吃的,或发现了什么新奇的东西,狒王都会据为己有。它最关心的三个问题是:如何保住和扩大自己群落的地盘?如何控制住雌狒狒们?如何维护自己的权力?”在动物世界中也常常发生改朝换代的事。年轻狒狒们商量好一起推翻老狒王,它有时会被打死,有时只是地位降级,然后新一代狒王开始了新的统治。

那么,普通猕猴是如何对待猴王的呢?

多尔尼克说:“只要猴王一动手惩罚某只猕猴,其他猴子就马上过来帮忙。它们尖叫着,将粪便扔向受惩罚者,极力讨好猴王。这是猕猴害怕猴王的一种表现。也是按照通常的等级地位原则来欺负弱者。所有的猕猴都会这样做,特别是那些处于金字塔最底层的猕猴。下层猕猴害怕一切,有时会进攻非动物目标而取乐。当猴王惩罚某只猕猴时,这个受惩罚者的地位就变得比其他猕猴更低更弱,大家可以肆无忌惮地欺负它。这种普通等级机制可以使猴王轻松地统治猴群。”

著名心理学家和哲学家弗罗姆在书中写道:“权力欲是施虐狂最典型的表现形式。从心理学角度看,权力欲表现出的不是力量,而是虚弱。权力欲表明一个人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独立生活。一个人的施暴倾向往往被他的特别善良和关爱的假象所掩盖。他们的意念是:‘我可以领导你们,因为我比你们高明’、‘我出类拔萃,完全有权指挥你们’。”

莫斯科大学心理系主任东佐夫专门研究社会学,他对臣服于权力的心理进行了这样的解释。他说,对权力的服从性可以使人不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样在心理上就比较轻松。如果你按照主子的指示做了荒唐的事,你可以把责任推到主子身上,自己有一种安全感。主子可以惩罚你,但也可以保护你。你可以对明天十分放心,因为游戏规则是明确的,你已习惯了主子的脾气。没有必要去思考、痛苦,你已经逆来顺受,不用承担什么责任。对于动物界来说,什么是秩序?就是稳定性和明确性。生活在动**环境下十分困难。为什么独裁者会受到拥戴,因为当奴才比较简单,受驱使、受奴役,但被豢养。不需要选择,可以生活在一个明确的可预见的世界里。还有学者说,为什么人们会拥戴独裁者,主要是出于一种盲目的恐惧感,而恐惧和拥戴是双生子。既然不得不服从,就不如表示拥护,这样做比恐惧和仇恨更简单。

多尔尼克博士一生都在从事动物行为学研究,他坚信人与动物的区别并不大。他认为,生物因素对人的权力欲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无论人还是动物,都有着主宰他人或其他动物的本能,特别是男人或雄性动物。他们从小就有权力欲。在任何一群孩子中都有等级之分。每个人都想拥有权力,每个集团中都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前者往往是权力欲很强的人,而后者是权力欲不太强的人。被统治者也分为若干个群体,每个群体中又有不同等级之分。说什么统治者分泌的荷尔蒙更多些,智商更高,这都是老生常谈。这些人好斗,不怕失败,因胜利而亢奋。而被统治者通常比较弱,不是指体力和智力,而是指心理,他们进攻性不强。

多尔尼克博士说,在猴群中还有第三类,它们不属于某个等级。它们意志坚强,但进攻性不强。它们不主动与其他猴子争斗,但是能够保护自己。在与首领发生争斗时,它们能够反抗,首领明白这一点,也很尊重它们。在人类社会中也有这样一批人。

人的权力欲往往源于儿童时代的影响。男孩子通过力量来建立自己在集体中的等级地位。强者能够取胜,而弱者的权力欲则无法得到满足。长大后,他们开始运用只有人类才会使用的各种阴谋手段来窃取权力。独裁者往往都是些小人,童年时他们是弱者,往往是挨打的。当他们被推翻后人们就会发现,原来他们是胆小鬼、是懦夫。例如,希特勒就是个卑鄙小人,但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追随他呢?人有一种服从的天性,任何独裁者都是权力的象征。他们戴着高帽,坐在高高的王位上,要人们仰视他们。

每个国家都经历过这样的时期。即使是早就有民主意识的古希腊也经历过独裁时期,并与独裁者进行了长期斗争。古希腊人随后开始使用“消灭独裁者”的手段。他们明白,被独裁者控制的城市是不可能自我解放的:第一,独裁者手中有权;第二,人们拥戴他。于是古希腊人就联合起来,一起去攻打独裁者统治的城市,并将他杀死。

动物能感觉快乐吗

你的宠物狗激动得“汪汪”直叫,因为你扔给它一个它喜爱的玩具;你的宠物猫满足地发出“咕噜咕噜”声,因为你挠了挠它的脑袋——这个时候,你不禁要问,它们是否过得快乐?你是用拟人手法表示你的宠物也会表达情绪吗?

这曾经是个禁止谈论的话题,而现在许多科学家开始研究动物有内心情感世界的可能性。《一只海豚的微笑》一书的作者、科罗拉多大学的马克·毕科夫说,它们经历恐惧、痛苦、喜悦和愤怒,还有更复杂的情感,例如尴尬、爱和忧伤。至于快乐,毕科夫对此毫不怀疑。例如,动物在玩耍时看上去就非常开心。

俄亥俄州州立博林格林大学的神经学家雅克·潘克谢普几年前发现,幼鼠在玩耍时或有人给它挠痒时,会发出高音,好像大笑一样。潘克谢普说,它们的行为表明它们正在感受快乐。动物在玩耍时产生阿片样肽,这种大脑里的化学物质现在越来越被认为是人类快乐的主要介质。而控制老鼠行为的大脑系统和基因与人的大脑系统和基因相当。潘克谢普说,虽然我们永远无法证实动物会感到快乐,但是“大量证据证明了它们的确感到快乐的结论”。

艾奥瓦大学神经学家安东尼奥·达马西奥也认为动物有快乐,不过他不能肯定它们是否知道快乐。他说,情感和情绪是两回事——情感是指导行为的生理过程,而情绪则来自对生理过程的体验和表现。动物肯定有情感,即便是苍蝇也有喜怒。问题是,它们是否能感知喜怒?

按照达马西奥的模式,表达情绪需要能够代表动物身体的复杂的大脑。我们知道,人的大脑皮层有精密复杂的人体感官图,情感在那里引起各种类型的神经中枢活动。达马西奥认为,正是这些神经中枢活动产生了情绪。其他灵长类动物自然也有感官图,不过,其他动物到底有什么样的身体感官图却不得而知,出现情绪需要多么精密复杂的感官图也不得而知。

快乐有限度吗

对于这个问题,位于加利福尼亚州拉霍亚的斯克里普斯研究所神经学家乔治·科布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他认为,快乐系统好比一个银行。过快地提取过多,你就会枯竭,或者更糟的是你可能破产。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一直都有快乐呢?

科布说,首先需要考虑快乐有什么用——它是一个指导我们行为的奖赏系统,给我们一个决定下一步该做什么的简单方法。快乐的作用有点像货币,让我们可以根据身体所需,对比诸如进食、喝水、**或放松这类行为的相对价值。

不过,科布认为,快乐以这种方式产生作用,它必须有内在的限度。假如一个动物过于沉浸在吃的快乐中,它有可能成为下一个掠食者的猎物。快乐必须足够短暂,以使我们可以将注意力集中到下一项任务上。

科布认为,大脑通过两种方式对快乐加以限制。第一种方式是多巴胺、阿片样肽以及复合肽等其他与情绪有关的化学物质的简单消耗。他说,这可以发生在大量吸食可卡因的过程中。例如,一旦多巴胺含量下降,继续吸毒的冲动也随之减少。

第二种方式是通过大脑应激系统。根据科布的模式,快乐的体验刺激应激系统,使与紧张有关的化学物质得以释放并反馈回来,从而限制快乐的量。这种严密的调节产生他所谓的“享乐设定值”,即你的快乐基线。加薪可能会让你高兴一会儿,但不会太久。假如你中了彩、搬进漂亮的新居并辞了职,从长远来看你未必就更快乐。快乐似乎被重叠在一条你总是要回去重新开始的基线上。

科布说,你可以一直获得快乐,但是快乐不会总是那么强烈。从来就没有一种能让你有“无拘无束”的兴奋或长达一小时的**而事后不必付出代价的药物。进化使得人不可能有永久的快乐——太多的快乐只会使我们无法专注于基本的生存。

另一个坏消息就是不快乐是没有限度的。加拿大蒙特利尔省拉瓦勒大学的米歇尔·卡巴纳克说:“不快乐表明什么是有害的或危险的。”与快乐的刺激不同,不快乐的刺激可能是经常存在的。只要危险或痛苦的根源不消除,不快乐就挥之不去。只有快乐是短暂即逝的。

快乐可以是无意识的吗

“如果你感到快乐,就拍拍手”儿歌这么唱道。但是,会不会你快乐却感觉不到呢?根据定义,你肯定能体验到快乐,那么你是否必须意识到呢?

密歇根大学神经学家肯特·贝里奇认为不一定。他说,快乐有时是一种“隐性情感”,一种可以改变我们的行为和思维而我们即便反省也可能意识不到的状态。

实验显示,引起快感的药物可以在人根本没有体验到有意识的快乐的情况下改变人的行为。

贝里奇和他的同事、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心理学家彼得·温凯尔曼发现,如果他们让实验对象看快乐或愤怒的脸部表情的速闪图像,他们可以在实验对象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诱发快乐。他们将快乐或愤怒的脸部表情在屏幕上一掠而过,持续时间仅为16毫秒,然后相对长时间地显示一张没有表情的中性的脸。这样,实验对象只意识到看到了一张中性的脸。研究人员立即对他们提问,结果表明他们没有明显的情绪变化,没有感觉任何不同。可是假如他们口渴,在看到快乐的脸部表情闪现之后喝的饮料比看到愤怒的脸部表情闪现之后喝的饮料要多,而且他们认为在看到快乐的脸部表情闪现之后喝的饮料更可口、更吸引人、更贵。其实,他们所喝的饮料都是相同的。贝里奇指出,这就是隐性情感——喜欢,但并不知道。

为什么音乐给人快感

加拿大蒙特利尔省麦吉尔大学神经心理学系的安妮·布拉德和罗伯特·萨托尔利用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仪证明,音乐引起的情绪“刺激”激活的大脑区域,与愉悦引起的刺激(例如美食、性和消遣性药物)激活的大脑区域是相同的。

神经学家潘克谢普认为,音乐直接接入内在的快乐系统。他说:“音乐让小鸟应声附和,让母牛产奶更多。”老鼠、鸡也都能感受到音乐的刺激。音乐肯定是在一个非常基本的层面上影响我们的情绪。

他认为,音乐触发原本使哺乳动物和其他动物对其子女的啼哭作出反应的大脑机制。“分离”状态下的呼喊可以导致母亲的体温略有下降,或许这就是原始的音乐刺激。而当母子重新团圆时,大脑里的化学物质发生变化,非常像其他的快乐反应,也就是释放阿片样肽和其他影响神经系统的化学物质。

为什么我们在经历某些紧张的事情之后会感觉兴奋

为什么人们要蹦极、站在滑雪板上从悬崖上跳下来或是跳出飞机?一些危险或紧张的事是如何在事后带来快感的?

我们的快乐系统奖赏我们,指导我们的行为,证实我们所做的事有助于我们的生存。但是,加利福尼亚州拉霍亚研究所的神经学家乔治·科布说,某些有益的行为当然也包含冒险的成分。觅食、打猎、争夺配偶——这些行为有时非常危险。如果说快乐指导我们的行为,那么冒险有时也应有快感。

但是快乐不应持续时间过长。一个动物过于沉迷于吃,很可能自己要被吃掉。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你吃得太多,美味佳肴就开始变得不再美味甚至可能令你作呕的原因。科布认为,令我们在快感之后情绪低落的逆向反应也是由紧张来调节的。紧张启动大脑的某个系统以及某个激素释放系统,导致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因子和去甲肾上腺素的释放,以及神经肽Y的消耗,这些物质都可以帮助控制我们快乐的情绪。

实际上,紧张和快乐是两个对抗的系统,它们使我们的情绪像钟摆那样左右摇摆。这意味着每一次情绪兴奋之后就会走向低落,而每一次情绪低落之后又会回到兴奋。

悔恨的力量

自打有了良知,人类便有了悔恨,一直以来它都是圣经故事和酒吧间忏悔的主要素材。然而直到最近,研究人员才开始明白它对情绪的影响,并了解到它是如何影响我们的健康和行为的。

心理学家威廉·卡拉汉说:“尤其过了中年之后,悔恨可能成为人们如何看待自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我总是听到人们说:‘我和孩子们从来没有亲近过。’或者‘我曾发誓永远不会成为父亲那样的人,但我还是步了他的后尘。’”

医学专家们说,这些话属于一种悔恨,会让人们在余生中不断地谴责自己。然而,心理研究人员指出,通常的反应——逃避或者继续悔恨下去——既不是心理健康的表现,也是不现实的。悔恨可以作为情绪的公告牌,表明我们是哪种人,我们最希望的是什么。改变对待悔恨的态度,我们甚至可以改变它对情绪的影响。这种发展中的观点部分源于研究,部分源于精神病专家处理中老年人心理问题的经验之谈。在他们看来,患者(尤其是中老年患者)的悔恨之情不一定是痛苦的深渊,而是个人历史的储藏库,可以用来缓解抑郁和焦虑。

洛杉矶的老年心理学家丹尼尔·普洛特金认为,悔恨“是拥有完整和丰富人生的一个自然组成部分”,它常常折射出一个带有很多两难和复杂选择的人生历程。

心理学研究人员认为,后悔是一种没有尽头的“本来可以怎样怎样”的怪圈,纠结在我们对往事的追忆当中。有些悔恨是良性的,可以令人直接受益:例如,研究显示,“我本该更认真地准备上次考试”的想法可以促使人们更加努力学习,提高下次考试的成绩。

但是更严重的自责会对这种往事追忆造成不可弥补的伤害:一段婚姻结束得太早或太晚;一个学位没有读完;拜别高堂远赴他乡等等。伊利诺伊大学心理学副教授尼尔·勒泽的研究课题是悔恨等情绪对行为的影响,他说:“对本来可能发生的情况的设想通常是健康的,这是一种从往事吸取教训的方法。但如果情况很糟糕而且无法弥补时就大不相同了,这时我们会陷入追悔莫及的负面情绪中。”

在2003年6月发表的研究报告中,蒙特利尔的康科迪亚大学研究人员卡斯滕·弗罗施和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心理学家尤塔·黑克豪森认为,我们对待悔恨情绪的方式会严重影响我们的心理健康。他们对年龄在20到87岁之间的122名成年人进行了关于悔恨和精神健康的问卷调查。调查显示,年轻人中精神健康得分较高者倾向于把引起悔恨的责任归咎于自己,认为自己能完全控制局面。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年龄较大的成年人中,精神健康得分较高者倾向于对自己不那么苛求。他们很难或者根本不能再采取行动挽回错误,因为通过改变对悔恨的看法而适应了这种情况,他们不再背负所有责任。

勒泽指出,对记忆的研究发现,在回忆某一事件时考虑多种情况和解释的人能够更精当地重新设想已经发生的情况。他说:“在悔恨中你只会设想你的生活本来可以变得更好。其实你也一样可以设想你的生活本来可能变得更糟。例如,当时你没有写小说,而是决定多抽出一些时间和家人在一起。如果你当时忽略了家庭又会怎样?你会有什么感觉?”

由于悔恨如此强烈地反映了我们最希望做到的事情,因此它也可以促使人们作出永远都不会考虑的改变。

信任:天性使然

有句意大利谚语说:信任别人当然好,但不这么做最好。一号参与者或许并不知道这句格言;但是,在决定是否从10美元赌金中拿出一部分送给二号参与者的时候,她多半会有类似的想法。如果她从10美元中拿出一部分送给二号,这部分钱就会增加三倍;而她匿名的伙伴有三种选择:分文不还,还一部分,全部归还。但是,二号为什么要把钱还回来呢?而一号起初为什么又要给别人钱呢?尽管这套论调理由充足,一号还是输入指令,给二号一部分钱。过了一会儿,她笑了,因为她从屏幕上看到,二号还回一笔数量可观的钱,使双方同时牟利。

这种结果不仅嘲笑了众所周知的行为智慧,而且对经济学理论“做了鬼脸”。经济学里所说的“纳什平衡”就基于被一号参与者摒弃的冷静推理。这种理论预言,在陌生者之间进行的经济交易中,当一方要根据另一方的反应作决定时,最适当的信任水平为零。尽管这是正统的经济理论,一号参与者和二号参与者的行为却并不罕见。其实,在成百上千次类似的试验中,大约有一半的一号参与者会送出一部分钱;在收到钱的二号参与者中,四分之三会归还一部分钱。

这些实验的带头人、加利福尼亚克莱尔蒙特研究生院的保罗·扎克说:“经济学家之所以无法解释实验室中出现的这种高信任率,其原因在于他们没有考虑到信任的神经学因素。”扎克指出,进化已经使我们的大脑适应群体生活。因此,在所谓的“马基雅弗利”智力(即为赢得配偶、食物和地位而不择手段)之外,我们的社会性大脑也适于合作。个体可以通过合作获益。但是,这需要信任。扎克认为,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有彼此信任的本能需要。

扎克等人进行的实验证实了生活教给我们的东西:在经济交易中,人们常常选择合作、信任和慷慨。现在,这类研究要进一步发掘这种行为的生物机制。比如,扎克最近开展的研究试图把基于信任的各种行为与八种激素的水平变化联系起来。结果发现,催产素是人类“信任化学物质”最有力的“候选者”。催产素是一种生殖激素,主要作用是促进雌性哺乳动物的宫缩和乳汁分泌。对动物开展的研究也表明,催产素与某些社会行为有关,比如对后代的亲情和某些哺乳动物的“一夫一妻”式生活。

扎克进行的实验中,有两个结果非常重要。当二号参与者从一号参与者那里获得较大数量的钱款时,他返回的钱款也会增加。此外,二号参与者血液中的催产素水平也明显增加,而一号参与者的催产素水平却没有变化。扎克指出,一号参与者送出的钱数是信任的量度,而二号参与者返还的钱数则是“是否值得信任”的量度。扎克说:“这项实验表明,催产素与值得信任的程度密切相关。”

更令人困惑的是,当别人向我们表示信任时,我们想要回报对方的愿望几乎是无法控制的。扎克说:“根据基本的神经系统解剖学,我们的实验结果表明,催产素对人类信任的影响方式基本上不在意识感知的范围以内,因为刺激催产素活动的结构不在额皮层。因此,人类的信任似乎是由‘感觉’而非意志支配。”显示文明的信任却出自大脑中相对原始的区域,这不能不让人感到奇怪。

扎克对这些研究成果的解释对像“纳什平衡”一类的经济学信条提出了挑战。后者认为,我们总是有意识、有理智地寻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这些经济学模式认为,人类的动机是“明确无误的贪婪”,我们自己和他人都可以通过自省认识到这一点。根据这种理论,合作只是社会和教化的特质,是在人类天生的自私动机之外强加的东西。但是,扎克的研究认为,社会合作也许是大脑中的古老区域产生的原始冲动:这种冲动能够战胜更新进化的大脑区域产生的贪婪。

神经经济学家一致认为,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会在信任别人对自己有利的时候选择信任,因为信任只有能给个体生存和繁殖优势时,才可能作为适应群体生活的特质得到发展进化。信任显然是适应社会生活的特质。扎克说:“在我们的实验中,那些选择信任的人都得到了较好的结局。”

适用于个体的规律也适用于国家。正如扎克的合作伙伴、世界银行的史蒂夫·奈克指出的:“信任是影响一个国家经济健康的最有力的因素之一。在信任程度较低的时候,个人和组织在参与经济交易时就会更警惕,这可能抑制国家经济。”

各国之间的信任水平也大不相同。设在安阿伯的密歇根大学《世界价值观考察》对世界各国人提出同样的问题:“你认为一般来说陌生人都可以信任吗?”肯定回答的比率相差甚远,从挪威的约65%直到巴西的5%左右。那些信任率低于30%的国家(南美和非洲的大部分国家都在这一范围)可能落人因为怀疑而导致的永久贫困。奈克说:“这些国家的决策者或许会对那些能使国民信任率提高的机制产生急切的兴趣。”

根据扎克的研究,能提高国民彼此之间信任的因素包括:独立的媒体、决策过程的透明度、法制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此外,提供大学教育、保护环境、加强公共卫生措施、消除贫困和提高电话覆盖率等也是增加国民信任程度的有力措施。

领袖塑造之谜

成为班上的第一名、冠军和首领,任何人都在内心深处想在某一方面出人头地。然而,只有少数人能够到达成功的顶点,走上领导人的岗位。我们明明知道山顶上只有一个人的位置,我们仍试图竞争,这难道不是在可悲地浪费时间和精力吗?

心理学家和人类学家并不是这样认为。人类是高级灵长目动物,需要群居,需要准确地知道自己在群体等级中的位置以便参与和生存下来。没有领袖的领导,社会就会消亡;没有权力之争,群体就不会发展。

这似乎是在为竞争和个人主义唱赞歌。但是,最近心理学家却向我们提出了相反的理论:一个好的领袖可以激发和鼓动起社会团体的情绪,带领大家取得成功。

至少,这是提出情商理论的著名传播学者丹尼尔·戈尔曼正在研究的一种革命性思想。目前他正致力于把对大脑的认识应用到研究企业、各大机构和民众团体的领导人中去。

戈尔曼与他的同事们发现,情商理论可以解释杰出领袖人物和普通人之间存在的85%—90%的差别。戈尔曼说:“成为一名领袖所需要的最起码的条件与智力、决策能力和专业技术能力有关,但是要说能否当领袖取决于纯粹的情绪因素,这种说法一点也不过分。”

这一想法基于神经学家和心理学家的发现。例如,一名杰出的领袖特有的能力之一是神入(设身处地理解他人)的能力。也就是说,为了组织和完成各种任务而与其他人联络感情的能力。像多米诺骨牌效应一样,领袖开了发令枪以后,他的积极或消极情绪在每个人的大脑里产生共鸣,感染着整个团队。

研究并了解领袖头脑中有什么奥秘的最杰出的科学家之一是美国教育学家和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他认为,解释人类领导人的本性的首要因素是灵长目的遗传因素。

他说:“灵长目从幼年就辨认并观察它们的同类中的每一个成员,它们之间为争夺一种特定的等级位置而展开竞争,从而在同类中间形成统治与屈从这种特殊关系。”神经学家罗伯特·萨波利斯基甚至研究了倭黑猩猩首领的某些生理变化现象。例如,倭黑猩猩中的雄性首领所产生的像血清素这样的神经传导物质,比它的同类要多。如果它在群体中的地位产生变化,它的生理指标也随之产生变化。

这些生理特性也可以在人类领导人身上找到。我们灵长目的另外一个特性是爱好模仿。我们从黑猩猩那里观察到了它们的首领强加给群体中其他猩猩的行为方式。这种统治倾向也在人们幼年时期明显体现出来。只要观察一下幼儿园里孩子们做的游戏就可以发觉,他们中的一个人起统治作用,其他孩子不可避免地仿效他的言谈举止。

在儿童发育与培养领袖的思想之间所存在的明显关系,导致很多心理学家去寻找培养领袖思想的具体因素。一些理论是特别奇特的,例如,1974年伦敦发表的一份统计报告说,英国历史上60%的政治领袖在他们幼年时丧失了双亲中的一位。这导致心理学家米哈伊·奇克森特米哈伊说,父母是未来领袖的主要试金石。

伟大人物的头脑中另一个不变因素是他们小时候同父亲和母亲关系的不平衡。历史学家詹姆斯·麦克格雷戈尔·伯恩斯说,甘地、列宁和希特勒都与其双亲中的一位保持着十分积极的关系,而与另一位保持着极为消极的关系。斯大林的母亲宠爱他,而他的父亲则经常打骂斯大林。据说,克林顿的童年就是在这种持续不断的紧张关系中度过的,他没有见过生父,与继父的关系十分糟糕,但克林顿爱他的母亲。

其他理论也寻求描绘领袖个性的蓝图。奇克森特米哈伊认为,很多人成为杰出领袖是因为他们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拒绝按社会上普遍承认的获取成功的方式行事。科学家们在领袖的身上发现,他们从稚嫩的童年时期就有敢于承担风险、具备坚韧不拔的毅力这样一种倾向。这表明他们具有高度的自信。

霍华德·加德纳在研究中发现,大多数未来的领袖都有很强的表达能力。这意味着在他们的大脑语言区域的发展与领袖个性的培养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关系。

也许通过这些线索,从一个人的幼年时期就可以看到他是否具有领袖思想的特征,我们应记住丘吉尔说过的一句话:“名人的经历往往是一部饱经磨难的人物传记。”

一些心理学家认为,在任何一个领域,最有效的领导手段之一是在已建立起来的规则与大胆创新之间灵巧地保持平衡。显而易见的是,具有得过且过的个性的人很少有机会成为领袖。同时,过于反叛的表现可能意味着在团队中失去信任并丧失威信,从而使任何一种成为领导者的计划成为泡影。

一些专家认为,拥有严格的规章制度和等级分明的机构,为天生具有领导能力的人施展才华提供了较好的机会。此外,鼓励竞争精神有利于使领导者发挥才能,而这种才能在其他较松弛的环境中则可能被埋没。严明的纪律出人才。

1920年美国的心理学家们开始把他们的有关人类表现的知识应用到美国的橄榄球这一体育项目上。从此以后,体育心理学就成了为培养体育明星而应用越来越广泛的一门学科。运动员们在训练中的关键问题之一是激励。其目的是发挥运动员的体育才能,使他们战胜疲劳、痛苦和失败,从而挑战生理能力的极限。心理学家向未来的冠军们提供了自我激励的一系列办法。

丹尼尔·戈尔曼教授根据情商理论提出了有关领袖必备素质的下述新观点:

1.领袖的自我意识

——情绪意识:领袖应触及他内心深处的感情并对感情如何影响自己的成就作出评估。

——自我评价:领袖应了解自己的长处和弱点,善于嘲笑自己和做自我批评。

——自信:具有依靠自己的长处来解决问题的能力,有参与感和安全感。

2.自我管理

——自制:有疏导自己的感情的能力。

——透明:坦率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和信仰,使领袖具有威信和感召力。

——适应性:领袖应有能力面对各种各样的局面,同时保持专心致志、热情和行动的连贯性。

——雄心壮志:雄心勃勃使领袖具有提出更高的目标并努力去实现这些目标的能力。

——主动:领袖不等待机会的来临,他应先于其他任何人寻找机会并作出决策。

——乐观:领袖的重要作用之一是在他的班子中营造积极乐观的气氛。

3.社会意识

——深入:领袖有能力通过其他人表现出来的迹象来了解其他人的感情。

——组织意识:领袖在他的班子中如鱼得水,他善于检查人们形成的网络秩序,使每一个人处于他应有的等级位置上。

——服务:尽管领袖处于指挥的位置上,但是他不应忘记他的作用是提供一种服务、一种产品、一种思想……班子运转得如何取决于他。

4.管理

——灵感:领袖不仅应是闪耀着灵感光环的人物,而且也应使班子里的其他人富有创造力。

——感召力:领袖所具有的说服力能使最优秀的合作者们团结起来,再加上收集每一个建议,使领袖具有强烈的社会感召力。

——重视他人的成长:领袖应为下属的成长进步、为满足他们对知识的渴求而操心。

——应变能力:领袖应是社会变革的催化剂,在危机关头应是第一个改变其行动策略的人。

——化解矛盾冲突:在产生矛盾的情况下,领袖的到场应起到镇静和化解的作用。

——团队工作:没有团队,领袖就起不到任何作用。领袖自身的发展取决于大家的工作。

身体发肤,生机盎然

天天洗澡,你以为自己就清洁了吗?别这么早做出判断。在你身上安居乐业的细菌至少有100万亿个,更别说还有无数真菌、酵母菌和极小的虫子了。虽说出生以前是绝对没有微生物能招惹上你的,但是它们占领新生儿的口腔和皮肤只需要几个小时。看看这篇文章,小心浑身发痒!

睫毛毛囊蠕螨,又称脂螨,是一种微小的螨虫,长度小于0.4毫米,生活在毛孔和毛囊中,常见于睫毛根部。脂螨就像长着粗短腿的蠕虫。油性皮肤或者浓妆艳抹而又不进行适当清洗的人,身上脂螨最多。不过大多数成年人多少都有些脂螨及其虫卵。

牙齿1毫克牙菌斑中就有1000亿个细菌安家落户,细菌的副产品和唾液构成了它们的温床;此外还会有口腔阿米巴(变形虫),或称龈内阿米巴(变形虫)。这些寄生虫以白细胞和食物残渣为生。你刷牙时,它们会四处逃窜,危险过后又出来兴风作浪。这些寄生虫在30%以上的“卫生”口腔中都能发现。

口腔你的口腔中生活着大约500种细菌,区区1毫升唾液里就有1亿个以上的细菌。生活在你口腔中的一种真菌-色念珠菌,还能造成**炎。当人吞咽时,不能牢固地附着于口腔表面的细菌一般会被冲走,因此它们会紧紧地贴在口腔表面上。

鼻子你鼻孔里的细菌,都裹挟在呼吸时过滤空气的鼻毛之间。它们还能从你脸上爬进去。这些细菌大都是像葡萄串一样聚集的金黄色葡萄球菌。鼻腔深处则有大量的链球菌,是一种竿状细菌,呈链状相连。

腋窝腋窝温暖潮湿,成为微生物温馨的家园,每平方厘米微生物的数量大约达到了1000万个。最常见的有两种:一是疮疱棒杆菌,一般认为如果它堵塞毛孔的话,就会造成痤疮;另一种是表皮葡萄球菌,这是皮肤上的常见细菌,总是成团聚集。

肚脐肚脐里栖息着真菌和细菌,它们构成了相互依赖的复杂生态系统。人体的体温不冷不热,而且肚脐这个独一无二的环境潮湿又安全,很适合真菌和细菌居住。这些细菌会制造出长长的丝线,缠绕起来,把积聚的人体毛发和衣服纤维裹在一起,这就为真菌细胞提供了遮蔽。据说这些细菌和真菌在一起会制造出致人迷幻的生物碱,但这一直都无法证实。

腹股沟男女两性的尿道下部,有些真菌和细菌在这里和睦共处是很正常的现象。成年女性的**里,总是有一些耐酸的细菌和酵母菌,它们有助于把PH值保持在有利健康的4.5左右,这足可以杀灭很多病原菌。而**上偶尔会出现的阴虱和疥螨就不利于健康了,这些寄生虫无须皮肤直接接触就可以传播,它们可以通过床单、毛巾和衣服“移民”到他人身上。

肠子当食物通过5米长的小肠时,细菌家族不断壮大。诸如线状的大肠杆菌在内的很多细菌,会在食物通过时吸走其中的氧。你的大肠是个缺氧的环境,里面生存着无数的微生物。大约30%的粪便当中含有体型纤小的活微生物。人体结肠里大都有大量的产烷生物,它们会使人放屁。

皮肤极其微小的尘螨生活在你的皮肤上和你的家中,以死亡细胞为食,作用挺像皮肤的清洁队。这种椭圆形的螨虫有半透明的坚硬外壳,稀稀拉拉地长着竖起的绒毛,还有8条毛茸茸的腿和一副大嘴,不过没有眼睛或触角。你的皮肤上还布满了细菌,最常见的是金黄色葡萄球菌,它能把皮肤的PH值保持在5.5左右,有助于防止皮肤感染。

脚脚上出汗多。你的脚底有25万个毛孔,每天会在袜子里流出60毫升汗。这为细菌和真菌的繁衍生息创造了温暖湿润的条件。最常见的足部真菌是造成脚气的那种,它们以死亡的脚上表皮为食。在你的脚指甲下面,还会有一种名为发癣菌的皮肤真菌,如果它繁衍过快的话,会使指甲变硬、变色。

高个子、矮个子,孰长孰短

第一轮:比祖先

布里斯托尔大学的一个学者小组分析了生活在9~19世纪的500具遗骨,得出的结论是,寿命同身高有直接联系。学者们是根据腿骨的长度确定身高,根据骨骼的结构确定年龄的。结果表明,在我们的祖先中,个子高的人寿命长。

对这一现象尚未找到充分的科学依据,只能作推测。一般认为,在母体内就得到良好营养(这在古时候是很难得的)的婴儿,成人后个子高,而且不容易得心血管和呼吸系统疾病。该学者小组组长戴维·根舍认为,个子高矮同决定寿命长短的遗传因素有关。

第二轮:比身高

高个子和矮个子,谁更容易得病?难以一言以蔽之。只能说有些病高个子容易得,而有些病矮个子容易得,不过,矮个子容易得的病更多些。

根据最新研究,身高不到163厘米的人,患中风的几率,特别是患脑溢血的几率,比身高超过175厘米的人大一倍。目前尚未发现身高同局部贫血性中风之间的联系。但研究人员的普遍结论是:身高每降低10厘米,患各种中风的几率就高20%。

个子越矮,患心脏病和高血压的几率就越高,特别是对身高不足160厘米的男子而言。解释这一现象的理论是,除了遗传因素外,个子矮是由于童年时代营养不良,而这又会对心血管系统的形成产生不良影响。这类人的血管内径小,容易被沉积的脂肪堵塞,而他们的胆固醇水平和凝血指标又高于高个子同龄人。

威尔士医院一组医生对3000名患者作了15年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矮个子加短腿,可能成为易发糖尿病的征兆。这是儿童时代不正确的饮食造成的:不正确的饮食结构在童年时代减缓了发育,成人后又引起严重疾病。

大自然就是这么设定的:男子汉要高大伟岸,而女子则宜娇小玲珑。所以,对妇女来说,高个子危险。根据荷兰进行的医学研究,高个子使得妇女患乳腺癌的危险增大。这一规律主要表现在绝经期后。在静脉缺血症患者中,多数是女性,特别是身高超过175厘米的女性。

容易得软骨病的多半是体重超标、不爱活动和个子高的人,这种疾病的发病率,男女无甚差别。

第三轮:比饮食

科学家发现,在美国出生并长大的日本人,身高往往超过土生土长的日本人,原因在于饮食。前者吃大量的肉食,而后者主要吃海产品。

然而,科学家又发现,靠正确的饮食虽然可以调整身高,但必须从幼儿时代开始。让15岁的小个子拼命吃肉,为时晚矣。如果让14岁以下的少年大吃牛排,他就极有希望增高数厘米。肉类、某些海产品和蔬菜等富含锌的食品,也有助于增高。但同时应当记住,不要走极端。尽管人们普遍认为高个子优于矮个子,但最健壮的是中等个。对欧洲人来说,不久前中等个的标准是:女子165厘米,男子175厘米。今天,这项标准应当增加5—7厘米,因为我们普遍长高了。

人类寿命可以无限延长

设想一下,你的祖母看起来像年轻姑娘,她玩足球,整夜参加聚会,而且还是个风险投资家。再设想你的祖父在他的办公室里教你最新的高科技电脑软件,屋里放的居然是震耳欲聋的重金属音乐。这样的情形实在很难想像,因为我们已经习惯接受衰老、痛苦、死亡这样的自然生命规律了。我们无法想像祖辈的身体比我们还好,然而,衰老可能很快就会成为童话故事了。

剑桥大学老年学家奥布里·德·格雷说,衰老是“文明社会中无法容忍的野蛮现象”。过去一个世纪来,人类寿命的提高是通过治愈传染病,而不是对抗衰老而取得的。目前的抗衰老治疗在延缓衰老和延长生命的作甩上并不强于戒烟、锻炼、多吃蔬菜或注重医疗保健等普通手段。本世纪和上世纪一样,真正延长人类寿命的唯一方法是延缓衰老本身这个过程的发展。

近些年,抗衰老科学的研究在细胞层面取得了许多进展。基因工程能使蠕虫的寿命加倍,使苍蝇的寿命提高近50%。对哺乳动物的实验结果也令人振奋:科学家通过基因干预使小鼠的寿命延长了50%。如果能适用于人类的话,那么有120岁的祖父母就不会让我们感到奇怪了。

但是要在人类身上取得这样的成果并非易事:科学家已经找到了加速人类衰老的基因,但具有相反作用的基因却还没有找到。人类基因组图谱的排序成功使我们对动物和人类的衰老都能有更清楚的认识。根据过去10一20年的技术发展情况看,研究人员很有可能在今后几十年找到延缓人类衰老的办法。爱达荷大学生物学教授史蒂文·奥斯塔德说:“大幅度延长人类寿命的前景非常光明。”

目前可以做到的一个延缓衰老的方法是:限制热量摄人,也就是低热量的饮食。实验显示这种方法使特定哺乳动物的寿命延长了50%以上,但大多数人却认为这种饮食弊多利少。毕竟,如果不能享受生活的话,活得再长又有什么意思呢?假如科学能延长生命,那么它延长的应该是人们年轻、健康、有活力的生命阶段,而不是衰老无力的阶段。多出来的数年生命应该让未来的祖父母们享受生活,而不仅仅是活着。

既然科学家已经利用基因干预法延长了动物的生命,那么人类衰老的疗法也有望不断提高。假设现在的一种方法能将人类寿命延长50%,那么我们可以再多活三四十年。在此期间,新的疗法将不断被发掘出来,而我们又能再多活一些时间,这种循环不断继续,终有一天能找到防止衰老的方法。

但是,人类寿命延长或是衰老得到防止带来的后果将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消灭了癌症等与衰老相关的疾病,并时刻保持生命的活力,那人类的平均寿命会超过1000岁,生命实质上可以无限地延长。

一个消灭了衰老的世界带给我们的第一反应将是人口过剩。不过依靠让人们因衰老或疾病而死亡来控制人口的做法是不合情理的,因此必须寻找其他的解决方法。此外,我们不能孤立地看待抗衰老研究,因为技术和文明也在不断地进化。

生命无限延长牵涉到的另一个问题是一个2000岁的人接受新事物的能力。缺乏了这种能力,年龄的差异就会出现在思想上而不是身体上,并因此导致文化的停滞。正像德国物理学家马克斯·普朗克所说:“一项重要的科学创新很少是通过逐渐赢得人心和扭转反对者观念来得以普及的……实际情况是,反对它的人逐渐死光了,新一代人从一开始就熟悉并接受了它。”

人们担心的另一个危险是,像萨达姆这样的人物会更长久地执掌政权,因为他们不再会年老体衰了。那些暴力犯罪的人也终有一天会出狱,那时他们的身体依然强健,时刻会对社会造成威胁。

此外,延缓衰老还会带来另一些可怕的问题:比如,你的孩子与你祖父的朋友约会,或是你的子女比你的重孙辈看起来还年轻。人口的年龄层次将不复存在,随之而去的还有我们的许多固有观念。

上年纪的人在一个没有了衰老的未来将成为一支生力军,在他们漫长的生命里不断地改变职业。他们会有一辈子、两辈子、三辈子甚至二十辈子的人生经历、并且永远都有一副年轻的体格。与衰老有关的医疗保健负担也将不复存在。这样,未来的祖父母们将会有一个更长而幸福的人生,而你我就是未来的祖父母。运气好的话,还有几个世纪的人生等着我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