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丝

第五章 五个女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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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红

春英是安红在洗脚城工作时认识的,那是千禧年时候的事儿。俩人有次在一个屋上钟,安红被一个满头黄毛的客人给欺负了。安红长得好,常被揩油,因为反抗被经理骂了几次以后,安红学会了忍气吞声。一旁正给人拔罐儿的阿珍也装作没看见,但春英不是吃素的,她在洗脚城干了很多年了。那次,她替安红出了头。

“那些个臭男人,给他们捏脚都够折寿的了,平白无故地让他们摸一把,凭啥啊?想摸就去找小姐,来洗脚就乖乖洗脚,别惯他们毛病。”

同一屋上钟的阿珍劝春英小点声,春英偏不听,扯着嗓子,把客人给撵走了。

阿珍一扭头,也跟着走了。愣在原地的安红提着工具箱,怯生生地问,要是经理问起来怎么办。

春英把麻花辫一甩,气哄哄地说:“我管他怎么办!你新来的吧,我告诉你,不用怕,那些个臭男人啊,就是欺软怕硬。经理?经理也一个德行。”

后来,春英被扣了奖金。安红过意不去,请春英吃了顿饭。一来二去,俩人就熟了。

春英有些胖,脸尤其圆,一笑腮帮子就鼓起来两坨红扑扑的肉。她总爱穿花衣服,春天穿花衬衫,夏天穿花裙子,秋天穿花毛衣,冬天穿花棉袄。和她比起来,安红显得格外朴素,人又长得瘦,看上去总是蔫蔫的。不上钟的时候,她俩总是黏在一起逛街、吃东西,有时候也会一起去洗澡。

澡堂里,水汽袅袅,看着春英丰盈的身体,安红总会陷入沉思。春英打趣地问她,想什么呢,怎么像个爷们儿似的色眯眯的?安红总是别过脸去,羞红了脸不说话。春英甩甩辫子,捏着安红的鼻子说她不必羡慕自己的身材,自己要是有安红那样俊的脸蛋儿,做梦都会笑醒的。

春英有个男朋友,俩人总是吵架,安红劝春英分手,春英说不行,还得指着男朋友付房租呢。话音未落,春英眼珠一转,说不如她俩搬到一起住吧!可对春英一向百依百顺的安红却说自己住在员工宿舍挺好的。

追问之下,安红跟春英坦白,说自己有病。

春英问安红得的是什么病,安红说,以前去小诊所看过,大夫说,是精神病。春英哈哈大笑,说安红这个农村妞,居然还得了个洋病。春英利索地搬了出来,安红担心春英流落街头,只得点头同意了。于是,俩人搬到了一起,加上小连,三个人一起生活。

春英的生日在夏天,眼瞅着就到了。安红去纺织城买了一块花布,想亲手给春英做件花坎肩。可日子还没到呢,春英突然说自己要走了。她说前天给一个南方老板按脚,得知南方挣得多,所以想去广州打工。

晚上,俩人背对背睡着,安红忍不住问春英,这里有什么不好?

可春英说,对于她来说,广州和省城都一样,都不是她的家乡。自己酸菜炖粉条吃够了,现在想去尝尝靓汤。再说现在是新世纪了,世界都在进步,她也不能落后。安红想让她过完生日再走,再等等,也就几天的工夫。可春英只说了三个字,看看吧,便不再吱声。

安红的花坎肩做好了,春英却不辞而别。日子好像和以前一样,但又好像不一样。夜里,安红在出租屋里哭得撕心裂肺,她觉得自己病得更严重了。

半个月后,安红收到了春英的信,第一句话就是对不起。

写回信这事儿,用了安红整整一天。她写了撕,撕了又写,最后,她在开头写了五个字:一切都好吧?信被塞进邮筒那条窄窄的缝隙时,安红突然觉得自己很羡慕这封信—什么也不用思考地躺上一阵子,就会有人把它送到春英的身边。于是,安红萌生了一个想法,她也想去广州。下一封信的时候,她要告诉春英,自己要去广州找她,带着小连一起,去广州。

但是,等了好久,春英才寄来了回信,信里的她欢天喜地,说自己要结婚了。对方是个老男人,不仅总照顾她的生意,家里还有钱,对她也很好,还让她住进了海边的别墅。现在,她每天都能看到大海,吃海鲜、吹海风更是每天的日常。

这次,安红没有回信,也不想去广州了。她索性换了工作,找了个洗澡堂做搓澡工。

身下的女人在和她搭话,她趁机问女人要不要打奶,女人说行。

安红打了一盆水,冲在了刚铺好的塑料膜上。刚才的女人走了回来,看起来十分年轻。她把头发绾在脑后,双手叠着垫在脑门儿下面,趴在**。她多余的碎发被水打湿,都贴在后脖颈儿上,白皙的肌肤在水光的映衬下显得十分光滑。安红把奶膏抹在她的背上,那一刻,安红觉得身体和澡堂里氤氲的水汽一样,变得轻飘飘的,温暖又潮湿。

换工作以来,安红的**,躺过很多女人,可只有这个女人,让安红想起了春英。后来,安红知道了她的名字叫晓丹。

晓丹

二〇〇二年,对于晓丹来说是不平静的一年。

大茂最近总是不在家,因为他那个蹲监狱的好哥们儿老徐出来了。大茂跟晓丹说,老徐只有高中文凭,除了开车啥也不会,现在到处都是下岗的人,他揣了前科在兜儿里,找工作难上加难,所以自己想帮帮他。

这两年,大茂在老丈人的帮衬下盘了个出租车公司,生意越来越红火。大茂和晓丹商量,让老徐给自己跑车,晓丹考虑了几天,终于点了头。但是晓丹说,帮老徐的事儿也算她一份。大茂问晓丹准备怎么帮,晓丹摇摇头,只说这事儿还得再等等。

老徐做梦也没想到,自己还能开上出租车。车是新的桑塔纳,车灯上的膜还没撕,轮毂上绑着小红绳,玻璃亮堂堂的,还贴好了膜。重新摸上换挡把儿的那一刻,老徐的手抖个不停,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油然而生。

老徐做梦也没想到的第二件事儿,是自己能谈上对象。女方叫安红,是大茂媳妇儿晓丹的朋友。也就是晓丹说的那件要再等等的好事儿。

和安红见第一面那天是个雨天,雨不大,天也不冷。

他们约在了肯德基,给小连点了一份儿童套餐,里面有一份土豆泥、一份汤,还有一个小汉堡。

老徐还点了份双人套餐,汉堡、可乐加薯条。可乐冰冰凉,被冰块占了大半杯。小连很开心,一直咧嘴笑。安红把土豆泥的小盒子打开,把薯条从红白相间的小盒子里倒在餐盘上。

地点是安红选的。老徐不爱吃这些洋快餐,但是他也不挑食,吃啥都行,啥都比牢饭好吃。汉堡个头挺大,里面鸡腿肉不小,还有几片菜叶子和白色的酱,他张大嘴咬了一口,嚼起来还挺香。

安红没吃汉堡,她揪了根薯条塞进嘴里,没蘸酱。

“我租了个房,就是以前我妈那套,俩屋,正好。而且房主没咋动里面的东西,还和以前一个样儿。”

安红点了点头,又吞了根薯条。

“大茂整了个出租车公司,整得不错,他让我干脆跟他干得了。我觉得不赖,毕竟是老本行嘛。”

“嗯,开出租挺好。”安红扒拉着薯条盒里的薯条,好像挑选了起来。

“到时候你在家做饭带孩子就行,别的啥也不用你干。”

“我不太会做饭。”

“没事儿,随便炒点菜就行,我不挑,吃啥都行。”

小连挖完了面前的土豆泥,把盒子举到了嘴边,伸出舌头朝里面舔,弄得嘴上和袖子上到处都是。大概是边边角角舔不到,他着急地拍起了桌子,弄出咚咚的响声来,吸引了周围桌的目光。

安红用力地拍了小连一下,要他别出声,小连瞬间停止了动作。安红见状,拾起两根薯条塞进了小连的手心里。

对于这次见面,老徐不大满意。大茂在被窝儿里跟晓丹学话,说老徐不满意的地方有三:“第一,女方太年轻。女方今年才二十四,老徐都三十五了。这样一算,老徐比女方大了一个轮子还多个气门芯儿。第二,女方太漂亮。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白白净净,比一般人口中的美女还要美上那么一点儿,不像是会过日子的人。第三,女方不爱说话,看着有点闷。”

晓丹腾地从**坐起来,说:“老徐是吃牢饭吃糊涂了吧,我可是看在他是你铁哥们儿的分上才牵线的。况且老徐这样的……一般的女孩儿听了连面都不会见!”

“你别急呀,老徐还说了满意的地方呢!满意的地方也有三:第一,女方是农村的,也没什么文化,所以学历上算是般配了;第二,女方不在意老徐的过去;第三点,也就是老徐最满意的一点!”

“是啥?”

“就是女方带了个孩子!”

“我先前以为他最忌讳这点呢!不过……安红这儿好像真有点问题。”说着,晓丹摸着黑?了?大茂的太阳穴。

“真的假的?你这不把老徐给坑了吗?”

“这是她亲口告诉我的。说实话,有时候我是有点怕她,总觉得她的眼神,一下子就把我看光了……我大姑也说,让我离她远点……”晓丹的脸热得红了,幸好黑着灯,大茂看不见。

“难不成她有透视眼啊?再说了,你能不能别老听你大姑的?”

“我要是不听我大姑的,我俩现在能躺在一块儿吗?你不也见过安红吗?挺正常的,就是不爱说话而已。”

“你说……这俩人最后能成吗?”

“谁知道呢?”

“我觉得要是成了,也是因为那个孩子……”

后来,在晓丹的安排下,俩人又吃了一顿饭。趁着老徐去厕所的工夫,晓丹问安红满意不,安红摇摇头说,自己不想找男人。晓丹说,这是迟早的事儿,总不能一辈子单着,再说一个人养活小连多累啊,有个男人靠着,日子总是轻松不少。

晓丹看出,安红有几分犹豫。晓丹说你俩结了婚以后,咱们就能一起出去玩儿了,我、你、大茂、老徐,再加上小连。等她自己也有了孩子,他们就可以六个人一起出门玩了,小连也可以当哥哥了。

安红考虑了两天后,终于点了头。

老徐去墓地看老娘。临走前,老徐对着石碑磕了几个响头,抹了眼泪,答应老娘一定好好过日子。

就这样,老徐满心欢喜地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开出租,早出晚归,给沈君华寄钱。安红也不在澡堂干了,就在家里做点零工,给台球店贴壳粉块,贴五个一毛钱。晓丹偶尔会打电话到家里,找安红唠嗑。再后来,晓丹查出自己怀上了孩子,也就是那个时候,安红又收到了春英的信。

信上,春英说自己要离婚了……

安老太太

二〇〇三年腊月,何老五的第二家抻面店装修进入收尾阶段,店门口,何老五和小翠儿盯着工人挂牌匾。看着红底白字的四个大字“小翠抻面”,父女俩露出久违的笑容。

牌匾挂好,工人利索地跳下梯子,龇着一口大白牙,问何老五新店开张,要不要招工。

见何老五点了点头,那人开始毛遂自荐,说自己叫大力,山东人,爱吃面,之前干过两年服务员。

何老五见他老实又爱笑,从兜儿里掏给他五十块钱安装费,说改天让他过来试工。

大力笑着接过钱,摸了摸脑袋,答了句一言为定。

老何的BB机响了。他去隔壁的麻辣烫店借电话,回过去才知道是以前村里的老李。老李在电话里说:“老何,你啥时候回来一趟啊,安老太太死了,大家给出的主意,说最好是给你打个电话。你看看,这事儿咋办好……”

何老五眉头一紧,只说等他回去,就撂了电话。

安老太太死在家里好几天了,尸体是李婶发现的。村里到处张灯结彩,鞭炮轰鸣。一大清早,李婶家的儿子带着媳妇和孙子孙女从城里回来过年,李婶高兴,张罗着杀了一头猪。炼的猪油吃不完,李婶寻思着给安老太太送点儿。

院子的门没关,院子里只剩下一只瘦骨嶙峋的老母鸡,蔫里巴唧地蹲在柴火堆成的破鸡窝下面,靠着稻草取暖。前一阵下的雪没人扫,白天被太阳晒化了,晚上就冻了冰,走上去一步一滑的。屋里没点灯,李婶摸着黑跨了门槛进屋,喊了老太太好几声都没人答。土灶的大锅里不知道炖了什么,散着一股子馊味儿,旁边的水缸没盖盖子,水舀子和锅铲胡乱地摆着。

“你这老太太,这日子让你过的。大过年的,别打盹儿了,赶紧起来吧,我给你送好东西来了!”

撩开门帘进屋,李婶看到老太太侧着卧在炕上,屋里连炕也没烧,冷得像个菜窖。

屋外的鞭炮噼里啪啦地响,可老太太睡得很死。李婶把抱着的小钢盆放在炕头,回身去拉灯绳。

闪了两下后,木梁上挂的灯泡亮了。

“你这睡的,都说老了老了,觉也少了,你这连个被也不盖……”

李婶没脱鞋,跪着爬到炕上,拍了拍老太太的大腿。这时,屋外不知是谁点了一个二踢脚,炸雷声吓得李婶从炕上连滚带爬地下来,撒腿就跑。事后,她回忆—那时候,老太太的脸已经青了。

来看热闹的人围在院子外,谁也不敢进门。李婶的儿子把李婶扶回家后,叫来了隔壁村干白事儿的老头儿,那老头儿进屋看了一眼,说老太太应该是心脏病犯了,睡着走的,走的时候没啥痛苦。

李婶的儿子回家和爹娘商量,他爹说:“叫那个干白事儿的老头儿回去。我们跟老太太非亲非故的,大过年的办白事儿晦气。你别管了,我找何老五来办。”

通电话的当天下午,何老五开着微型车回了村。

葬礼是何老五操办的。葬礼那天,何老五的微型车在村口剐蹭上了一辆省城来的出租车。

车上只有司机一个人,那人很客气,并没有城里人的傲慢,对着想要赔钱的何老五连连摆手说不用了,自己在这儿等客,一会儿就要走。

争执不下,何老五只好在电话本上记下了他的车牌号。

安老太太的坟选在了后山的坡地里,没刻碑,就雇了个唢呐队,围着坟头的土包吹了几段就散了。正是年节里,何老五给了班头儿一百块钱外加一包三五烟,就算完事儿了。

葬礼上没几个人来,就连李婶都没去。她被吓得不轻,在屋里躺了一个礼拜才缓过来,连年都没过好。几个缩着袖子看热闹的,嘴里说的还是安老太太家那些陈年旧事,主要围绕着二丫头—说这没良心的小丫头片子和她妈一个样,自己奶奶死了也不露个面。

村里的谣言虽然常换常新,但旧的那些却永远不会消失。只要一有人提起话茬,便又在人们舌头尖上的唾沫星子里春风吹又生。

关于老安家二丫头的谣言更是这样。

二丫头走了好几年了,一点消息都没有。村里传什么的都有,有的说二丫头去城里生孩子了,给乡长家生了个大胖孙子,享福去了;有的说二丫头的孩子生下来也是个哑巴,还是个女孩儿,被乡长家扫地出门了;还有的说二丫头肚子里的根本不是乡长儿子的种,不知道是哪儿来的野种,所以跑到城里偷偷打掉了。安老太太也不知道二丫头去哪儿了,村里人三天两头地来打听,但她也只是攥着手里空空如也的牛皮纸信封,一问三不知。

这几年,安老太太的日子不好过。年龄大了,腿脚不好,有地也没法种。何老五帮老太太把地租出去了,虽然没几个钱,也好歹算个收入,加上低保的钱和李婶时不时送来的米面,老太太勉强能把日子过下去。

看热闹的人说了一会儿,嘴倦了,也就散了,大家都回家吃饺子去了。那天正是初五,是迎财神爷的日子,鞭炮比三十儿那天放得还响。

葬礼结束,何老五又看到了那辆出租车,一个包裹严实的女客上了车,车才开走。事后回忆起来,何老五总觉得那身影有些眼熟。

车子拐出村,村口有棵歪脖儿的柳树,树枝被风刮得到处乱抽。树后面,二龙把脖子缩进高领毛衣里,二话没说跨上自行车,追着出租车上了省道。

风太大,正好顶风,二龙几次差点儿追丢了。幸好半路出租车拐进个加油站。二龙也是幸运,碰上了一辆出租车,他把自行车塞进后备箱,一路跟到了省城。

后来,车停在一栋楼房门前,车上下来的,正是他要找的二丫头。

大凤儿

还有一个月,二〇〇三年就过完了。

大凤儿没想到自己能接到老金的电话,而且是从医院打来的。老金说,让大凤儿开车去接他。

老金从八院门口走出来的时候正是大中午,太阳出奇地晒。等人的工夫,老金顺手把刚拿到手的片子团了团,塞进了垃圾箱—他自己的身体他自己有数。

大凤儿的银灰色夏利停在了医院门口,车子刚刷过,在阳光下闪着光,就连玻璃也亮亮堂堂的。

老金来到副驾驶的位置,一把拽开车门,缩着身子钻了进去。

“怎么来医院了?”大凤儿问。

老金梆的一声关上车门,只回了句:“别人送了体检卡就顺道来查查。”

“查出来啥病了吗?”

“啥病没有!”

大凤儿开着车刚要左拐,老金却说:“拉我去趟铁百!”

大凤儿猛向右边打方向盘,顺嘴问:“去铁百干啥?”

铁百是市区的商场,周围都是单行线,车不好开,更不好停。

老金把遮阳板一把拽下来,说了句“你别管了”,就把脑袋往后一仰,整个人斜靠在座椅上。

大凤儿不再说话,车里陷入了沉默。老金的那些事儿,只要他自己不说,大凤儿就绝对不问。自从结婚,大凤儿就很少和老金见面,只有大年初五的时候会和东亮象征性地回趟娘家破个五,放挂鞭炮,吃盘饺子,喝两杯酒。

这次,老金给她打电话,要她来医院接他,大凤儿十分意外,还以为他得了什么大病。而她之所以愿意来,是因为东亮交给了她一个任务,那就是告诉老金—他要当姥爷了。

“去吧,你爸也老了,退休这几年自己一个人过也不容易,你去接他一趟,再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他肯定高兴。”

“你咋知道他肯定高兴?”

“哪儿有当姥爷抱外孙不高兴的道理啊?”

当姥爷和当爷爷相比呢?

抱外孙和抱孙子相比呢?

结婚以来,东亮对大凤儿的好有目共睹,大凤儿终于感受到了有记忆以来独一份的安全感和归属感。现在,她有了自己的孩子,她想向全世界分享这份喜悦,但这份通知名单里到底有没有老金,她还在犹豫。

“最近和你弟有联系吗?”老金突然直起身子问。

这个问题好熟悉。原来老金绕了半天,不过是为了打听二龙的下落。

大凤儿迟疑了一下,淡淡地回了句:“没有。”

“这兔崽子,是铁了心和我断绝父子关系?走了这么多年了,这是逼我去报案啊!”老金破口大骂,唾沫星子在阳光下喷溅出来。

大凤儿没有说话,只缓缓把车停下来。这是到达目的地之前的最后一个红灯。道路两边都是饭店,店门口放着脏兮兮的充气拱门和听不出旋律的流行歌曲。还有很多卖自行车的,一排排套着防撞膜的山地自行车整齐地码放在店门口,崭新的轮胎黑溜溜的,一尘不染。

大凤儿突然想起来初中上学时骑的那辆自行车。那时候,乡里的孩子都骑着自行车上下学,大凤儿也想有一辆。可她终于鼓起勇气和老金开口要时,老金却说,弟弟不就有辆淘汰下来的吗?那辆车子又小又破,把手上包的橡胶套已经变得粘手,横梁上的油漆也掉得七七八八了。

有总比没有强,不是吗?

可后来呢,见着姐姐骑车上下学的弟弟,也想骑车了,爸爸二话没说,就买了当时最时兴的变速山地车给他。

灯绿了,大凤儿踩了脚油门继续前行,默默加了速。

“要是有他的消息,立马告诉我,听见没有?”老金清了清嗓子,咳出一口痰来,叉开双腿,呸一下子吐在了地垫上,又用鞋底抹了匀。

大凤儿嗯了一声后,咬紧嘴唇。

再忍忍,这不是你一直以来最擅长的吗?马上就可以右转了,过了鞋城,铁百就到了。大凤儿的手紧紧抓住方向盘,这是她和老金待在同一空间里的极限了。

“你带钱了吗?”

“带了……”

老金回身,看见了后座上大凤儿的手拎包。他勉强回过身去够,一把从里面掏出了个棕色的长钱夹。

大凤儿猛地刹了车,车子刚好停在小贩聚集的小路口,却不想交警就站在路边。

“得了,我就在这儿下吧!”说着,老金把钱夹拿在手里,把手拎包扔回后座,折腾了一番下了车,然后又是梆的一声,关上了车门,头也不回地走了。

那个钱夹,是东亮为了庆祝她怀孕送的礼物。

大凤儿看到老金进了一家二手手机店,门口的充气小人以夸张的姿势鞠着躬。看着后视镜里头发已经斑白的老金,大凤儿紧咬的下嘴唇传来一丝血腥的味道。大凤儿干笑了一声,把车拐上大路,大力踩着油门,心里生出一种莫名的快意来。大凤儿从方向盘上腾出右手,摸了摸自己尚未隆起的肚子。她不会把怀孕的事儿告诉老金,更不会告诉他自己和二龙一直通信,她不仅知道二龙在哪儿,甚至还有一张二龙寄来的近照。

糟了,二龙的照片就在刚才那个钱夹里……

沈君华

二〇〇四年,距离小罗出事儿,已经过去了五年。

沈君华做了一个决定—她想把事情做个了结,干干脆脆的那种。

机票买好了,第二天一大早上的。沈君华打算离开,她告诉自己,这不是逃跑,也不是原谅。可这是什么呢?她也不知道。

她记得很清楚。小罗下葬后的第二天,她辞掉了大学里的工作,动用一切关系,用她当时现场录下的老徐道歉的录音,剪辑、拼凑、伪造证据,甚至接受报社和电视台采访,在录音笔和镜头前号啕大哭,在法院门口张贴大字报,用一个母亲的眼泪将所有锋利的矛头指向老徐—这个杀死她孩子的凶手。

她要老徐给小罗偿命。

老徐又一次红了,他登上报纸头条,标题内容却不再是“三好的哥”,而是人人唾弃的杀人凶手。

群众纷纷站队,痛斥老徐,沈君华似乎赢了。

但是后来,情况变了。录音作假败露,刹车失灵坐实,还有十三名老年秧歌队成员力证老徐当时的车祸并不是蓄意为之。老徐的的哥弟兄们,也跟着秧歌队敲了锣,打了鼓。

“老徐,那可是个好人啊!”

“对,绝对的好人!”

“老徐,他可是个孝子啊!”

“对啊,他还有个腿脚不好的老妈呢!”

“老徐,他的命可真苦啊!”

“多年轻,一辈子就这么毁了!”

事情渐渐有了转机,晨报还破天荒地拿出一整个版面,把老徐三十二年的人生,写成了一篇五千多字的小传记。群众倒戈了,他们忘记了丧子母亲的眼泪,开始为老徐的“秧歌队”添上无数把唢呐和大镲。

“那是因为我当时在打电话啊,一个很重要的电话!”

没有人再听沈君华的辩解,因为她被记者扒出,那个很重要的电话的通话对象,正是她婚内出轨的年轻男友。而这个男友,还是她的学生。

群众炸锅了,直到法官的小槌落下,“命苦的哥被判三年”几个大字白纸黑字地印在报纸的头条标题里,这场轰轰烈烈的闹剧才终于尘埃落定。

沈君华费了些力才打听到老徐出狱后的地址,让她惊讶的是,他居然住进了原先的老房子里,而且又开起了出租车,更让她惊讶的是,老徐居然找了个女人。

卡开好了,没有密码。赔偿金和老徐陆陆续续汇来的钱,沈君华都存了进去,一分没动。那张黑色的小卡片,就如同装着儿子骨灰的黑色小盒子。

沈君华犹豫了两天,不禁回想起老徐他妈的葬礼。那天,她远远坐在车里,回想起老太太把一本存折颤颤巍巍地交到自己手里的情景。也许就是从那一刻开始动摇的吧。她意识到,自己拼命想要报复的男人,同时也是别人的儿子,同样也有一个拼命想要保护他的妈。哀乐响起,她居然莫名地和这个杀子仇人的母亲共情了。

收回思绪,老徐那辆锃亮的新出租车开进了院里。这是老徐回家吃午饭的时间。

沈君华翻下遮阳板,把黑溜溜的墨镜挪到鼻梁处,借着里面的小镜子整理了下眼角湿润的褶皱。

老徐穿了件破旧的军绿色立领夹克衫,从车前不远的地方经过。就在那个瞬间,沈君华的目光被老徐手里的塑料袋吸引了。袋子是透明的,透出里面长方体的盒子,让沈君华浑身战栗。

车内空气中飘着的尘埃仿佛静止了,只有沈君华内心早已熄灭的仇恨火苗被重新点燃,而且蹿得更高、烧得更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