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1848年大革命
和著名诗人海涅的交往
正当罗斯柴尔德人忙于处理众多重要的金融和政治问题的时候，他们手中掌握的金钱和逐日增加的社会名望让他们结识了许多那个时代伟大的画家、文学家和音乐家。尤其是在当时的巴黎，那些杰出的大家们被巴黎相对宽松的新闻审查制度所吸引，纷纷从国外赶来。
著名的意大利人罗西尼放弃了他在意大利的家后离开维也纳，特地来到了这座塞纳河边的城市。他早在维罗纳会议（Congress of Verona）的时候就已经结识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同时是詹姆斯府上的常客，频繁出席于这个家族的密友圈以及银行家的各个盛大招待会。如果一个艺术家不仅出名，而且又是犹太裔的话，就会受到巴黎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特别欢迎。梅尔比尔（Meyerbeer）就是其中之一，他总是活跃于各大活动之间并很受欢迎。
在七月革命（July revolution）以及梅特涅（Metternich）随即在德国和普鲁士采用的所有反“自由”势力的严厉措施之后，许多受到政治压迫和监察制度控制的流亡者都逃到了巴黎这其中就有著名的德国诗人海涅（Heinrich Heine），在当时他是大众权力的拥护者，并且起来反抗“思想的检察官和压迫者对神圣不可侵犯的人权的践踏”。他认为自己是革命的儿子，终止了自己和德国的一切联系，并在1831年5月1日永远地定居在了巴黎。海涅的一个亲戚路德维格·伯尔纳（Ludwig Borne）与他政见相同，但之后却又站在完全敌对的一方，当时也离开德国前往巴黎。
海涅很快就成功地在巴黎取得了巨大的影响力，他的诗歌“旅行树脂”（Harzreise）出现在《杂志两世界》（Revue des deux Mondes），还有两本书以法语译文出版。他的名气不断变大，直到上升到一流的诗人行列之中，与当时巴黎最著名的诗人们平起平坐。但由于他古怪失常、似是而非、生性乖戾，人们对于这样一个有个性的人还是敬而远之的。梅特涅的那些专门负责察觉革命苗头的精明人士们将他归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无赖。
因为他的变幻无常，一篇颇有偏见的报道称海涅“是一个道德上和政治上的变色龙”，说他没有任何自己的见解，有可能今天支持立宪观点，“而明天他就会用同样的手段极力主张赞成专制主义或是激进主义”。“他的生性懦弱，”这篇尖刻的报道接着说道，“这是一个骗子，一个会背叛自己最好朋友的人。就像一个水性杨花的女人般善变，他是个十足的小人；心眼像蛇一样恶毒，他拥有蛇般所有魅力和绚烂的外表，还有它的剧毒；他天性没有一点的高贵和诚恳，不具有一丝的真挚情感。他渴望引人注目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但是他已经结束了，尽管他的禀赋犹在，但是没有人会再关注他。”
海涅和詹姆斯·罗斯柴尔德的迅速结识是再顺理成章不过的了，尤其是海涅的父亲早已熟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并且经常在财务问题上与他们打交道。海涅很轻松地就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建立了联系，而伯尔纳（1848年3月革命前著名的革命民主主义政论家和文艺批评家）却仍然站在反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立场上与他们保持着距离。在1832年1月22日他从巴黎寄出的第七十二封信当中，他清楚地表明了自己对这个银行公司的态度。
在信里，伯尔纳对罗斯柴尔德和教皇的关系戏弄了一番，说路易斯·菲利浦将会在巴黎圣母院德香格里拉股市（Notre Dame de la Bourse）加冕，而罗斯柴尔德将会担任大主教的职位。他想象将会有一只斑鸠飞向圣海伦娜（St. Helena），停在拿破仑的墓碑上，大笑着说它昨天看到了他的皇位继承人，不是教皇，而是一个犹太人。
在这个辛辣的讽刺里，伯尔纳提议到如果没有了国王，而是由罗斯柴尔德人担任皇位的话，那么对于世界而言将会是大大的福音。在那样一个王朝中，永远不会需要贷款，因为人们都知道为这些贷款要付出多大的代价。不仅如此，因为罗斯柴尔德人将会与哈布斯堡王朝保持非常好的关系往来，和平将是世界的主旋律。下一步，伯尔纳打算展示为了保持这样一个好的友谊，奥地利将要支付多么昂贵的代价。
这些都是事实，虽然罗斯柴尔德人没掌管皇权，可一旦皇位空缺，他们的意见将能左右谁能继任。更为讽刺的是，所有的继承者都是由罗斯柴尔德家族所决定，而却不能将皇冠戴在自己头上，这是因为如果是后者的话，他们将不得不肩负起王权的所有责任。伯尔纳还说，要不是罗斯柴尔德人和别的金融巨头用他们的金钱去支持专制主义的话，欧洲的大部分民众早就能够享受他们的自由了。伯尔纳尖刻地描绘了罗斯柴尔德的商务运作，展示他们是如何在签订贷款之前下压价格，在新的贷款协议达成之后又迅速地人为抬高市价。这些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通常耍的“伎俩”，损害他们开拓生意的国家的利益，然后富足自己的腰包。
在这种情况下，伯尔纳当然就没有詹姆斯府邸的一席之地了。海涅也会时不时地讥讽罗斯柴尔德家族。然而同时他也会讨好他们，虽然大多是出于对詹姆斯在财力上对他的资助的感激。“伟大的拜仁”不仅总是邀请他到自己办公室的私人客房进行家庭聚餐，而且还会，正如海涅自己告诉我们的那样，邀请他参加“他的几乎所有的更为重要的交易会，而且通常是自发地”。
然而海涅手头上总是缺钱，他的钱总是在指缝中溜走，并且不听从罗斯柴尔德的建议，他还从事别的投机活动，而最后弄得自己损失惨重。他并不是定期从罗斯柴尔德那儿收到汇款，但是他总是能让他明白他有这样或那样的需要，对于詹姆斯而言，一来是敬仰他的才华，二来是惧怕他手中的那支笔，在他精巧的托辞下，比如又有一笔赚钱交易时，会给他寄去一些钱；而有些时候，他又故意忽视这些虚假的借口，可这却让他感到负疚。
当钱没有得到时，海涅就会更深层地思考罗斯柴尔德在这个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他会作为最伟大的革命者之一——现代民主的奠基人去亲自拜访他。
海涅坚持认为詹姆斯是一个“自从他尊贵的兄弟在英国去世以后，所有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政治权威”都集中于一身的人。尽管他可能不是对所有的人都持赞赏态度，但是海涅特别敬仰詹姆斯独具的伯乐才能，能发现任何有天赋的人，甚至是在相对较远的西班牙。
海涅写道：“正是因为他的这一禀赋，才使得他能与路易斯十四世（Louis XIV）相媲美，而与他的那些只喜欢在身边安置一大群平庸之才的同僚们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詹姆斯·罗斯柴尔德总是与各行各业的贵族们有着密切的联系。他可能对某些领域一窍不通，但他却总是知道谁是那些领域里的卓越人物。他也许对音乐毫无建树，但罗西尼却成为了他们家族最亲密的朋友。亚·夏侯亚伯（Ary Scheffer）是他的宫廷画家，卡热蜜（Careme）是他的烹饪大师。这位罗斯柴尔德先生显而易见就像一个雷切尔小姐（Demoiselle Rachel）一样对希腊语只有那么一知半解，但是莱特伦尼（Letronne）却是他最为推崇的学者。才华横溢的度普伊伦（Dupuytren）是他的医生，而两人之间有着兄弟般的情谊。
“罗斯柴尔德先生是最早一批发现克莱缪西（Cremieux）价值的人之一，他是一位伟大而心灵高尚的律师，后来成为了罗斯柴尔德忠实的辩护人。同样的，很短的时间里他就被路易斯·菲利浦的政治才能所折服，并且一直与这位伟大的国家管理者保持着私下往来。他自己还发现了庞帝菲·玛西姆斯（Pontifex Maximus）铁路局的埃米尔·皮埃尔（Emile Pereire），并立即任命他为自己的主工程师，把修建到塞纳河右岸的凡尔赛的铁路的任务交付给他，而在那段铁路上从来没有发生过事故。无论是法国还是德国的诗作，在罗斯柴尔德先生眼中看来那些可圈可点的都不是当代大师所作；而他所欣赏的仅是莎士比亚、拉辛、歌德那些已去世的诗人，那些脱离凡间的伟大灵魂，那些远离所有俗世铜臭的心灵。”
这也许就是为什么罗斯柴尔德要为包括海涅在内的德国诗人们施以援手的原因了。尽管海涅时不时地会对詹姆斯的花销进行讽刺，责备他的吝啬和贪婪，但是只要是当之无愧的地方，他还是会予以肯定。
1832年在巴黎爆发的霍乱确实引发了不小的恐慌。当时在首都流行一种传言，说疾病的产生是由于一些毒品调剂师，他们用一种白色的粉末来毒害人们。两个倒霉蛋刚从药剂师那儿买来了治咳嗽的白色药粉，当他们悄悄走出药店时，一个老妇人大叫：“毒害大家的杀人犯在这儿！！”两人顷刻间就被聚集而来的人们撕成了碎片。他们血淋淋的尸体残骸被当作战利品拿到街上游行，群众高呼：“这不就是霍乱吗！”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整个巴黎都没有了快乐的气息。那些有能力和有钱的人都迅速逃离了这座城市。海涅告诉我们那时在市政厅就发放了12万本护照。
他说：“当人们看到富人们逃离城市去往那些未发病的健康区域，并有医生和酒相伴时，他们怨声载道。穷人们现在才意识到原来钱也能保护人们免受死亡之灾。大多中庸之人和财政首领也都离开，搬到他们在乡下的别墅避难去了。然而杰出的财富代表罗斯柴尔德先生却不动声息地留在了巴黎，从这点就表明了他们的胆魄和高尚情操不仅仅只存在于金融业。”
根据海涅不同的心情和财政状况，那些赞扬同样也会变成对罗斯柴尔德吝啬的尖刻嘲讽。当海涅在往：“思想和念头”（Gedanken und Einfalle）里写东西的时候，他往往不考虑考虑自己：“罗斯柴尔德的敌人主要是那些得不到的人；他们总是对自己说‘我没有什么，罗斯柴尔德都有’。只要谁丧失了自己的财产，他就成为了罗斯柴尔德的敌人。”但是，海涅还是被那些让人妒忌的银行家的光辉和财富所深深吸引着。
“在巴黎那些公子哥们的世界里，”他在1836年3月1日写道，“昨天是一个意义非常的日子：在罗斯柴尔德的新府邸里，在第一场舞会结束之后，我们在剧院里首次上演了梅耶贝尔（Meyerbeer）期待已久的《胡根诺教徒》。由于我那天直到凌晨4点才走，一个晚上都没有睡觉，我现在实在是太困了，无法向你们描述当时盛会的情境，但是那座全新的富丽堂皇的宫殿完全是按照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建造的，宾客们在里边漫步着，不断地表达他们的惊叹和钦佩之情。就像以往罗斯柴尔德家举办的所有的招待会一样，这一次的宾客也是按照他们的社交地位严格挑选的，男宾们都以他们无比高贵的称谓和地位而备受景仰，而女宾们以她们的美貌和典雅受到尊敬。
“至于宫殿本身的布置涵盖了所有16世纪的构想的精髓和19世纪所能用钱买到的物品。在那里，艺术的奇才和罗斯柴尔德的精英们谈笑风生。两年的时间都花在了这座宫殿和它的装饰上，而在上面所花的钱也数额巨大。当被问到具体数额时，罗斯柴尔德先生也只是笑而不答。凡尔赛在当时具有至高无上的金融统治权。这一切不得不让人在惊叹于工程的奢侈上同时也佩服于其品位的独到。杜宠切尔（M. Duponchel）负责宫殿的布置，而所有这些成就都来自于他的高品位。整个宫殿以及每一个独立的部分，还得益于罗斯柴尔德家族一位女士的很好的艺术感。这位女士不但是全巴黎最美丽的女士之一，而且还是众人皆知的才女，她在绘画上也有很高的造诣。”
最后的这几句评语不仅仅是单纯的溢美之词，而是表达出了海涅的真实感受，因为虽然作为一个人而言，他对詹姆斯·罗斯柴尔德来说并没多大用处，然而他却深受他迷人而睿智的妻子——维也纳的所罗门的女儿——的影响。她对海涅的诗歌表现出了高度的欣赏，但对她的丈夫而言那些却没什么吸引力。她常常表达自己对海涅作品的赞赏，而且为了满足诗人的虚荣心，还增加了他对男爵夫人贝蒂（Baroness Betty）的忠诚，即使是海涅胆敢说像这样一位罕有的灵魂不该嫁给一个无趣的算账机器也毫不生气。诗人总是定期给她送去自己的作品，其中也不乏调侃她丈夫的内容。他指望用随随便便的几句歉意之词来消除自己造成的不好印象。海涅非常清楚当他在对比夫妻二人的反差时自己处在什么样的境地。
贝蒂夫人总是邀请他做客，而那时他可以提出请求甚至为朋友寻求帮助，比如当时生活相当贫困的路德维格·马库斯（Ludwig Marcus和海涅同时代的著名作家）。贝蒂夫人为海涅的事向丈夫恳求，而且也会自己伸出援手，而海涅在一篇他之后的一些手记中表达了自己的感激，在其中他这么说道：“来自一位天使般美丽的女士的帮助，她是世界上最富有银行家的妻子，以自己的睿智和学识当之无愧地闻名于世。”之后，当他在自己的阁楼上病倒时，他给贝蒂夫人写信：“当我即将离开这个世界时，脑海中您的画面总能安慰和鼓励我。这是我记忆里最为珍贵的财富之一。”
当他1833年9月第一次在Boulognesur-Mer见到男爵夫人时，海涅就感受到了她对自己高度的赞同。他对贝蒂女士好心肠的感激和对她的景仰都可以在他一首取名为《天使》的诗中找到诗化的表达。
在1835年和1836年间，海涅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罗斯柴尔德家中度过。当格里帕萨（Grillparzer）与詹姆斯·罗斯柴尔德共进晚餐时，他见到了海涅，当时他正在对巴黎进行一个短期访问，那时罗西尼也在场。“当我和海涅单独在一起时，我真是太喜欢他了，”格里帕萨写道，“但几天之后，我们一起在罗斯柴尔德家吃饭时，我却一点儿也不喜欢他了。看得出来，主人们都害怕海涅，而海涅也抓住任何机会嘲讽他们，让他们对他更为畏惧。但是跟自己不喜欢的人在一起吃饭是难以让人容忍的。如果你小看谁，你又怎么会跟他吃饭呢？实际上，从当时我们结识之后，我们的关系就再没有进一步发展了。”
在那个时期，海涅曾想过要研究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起源历史和发展问题，但自从1837年起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断地紧张很可能又让他放弃了这个想法。虽然海涅能时不时地获得资助，但是他的财政状况常常是一片混乱，而詹姆斯·罗斯柴尔德又拒绝干涉海涅与他富有的叔叔所罗门·海涅任何在金钱上的争执。长期以来，詹姆斯都与那位银行家有着密切的交易往来，很有可能一旦他为海涅说好话，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只能宣告结束了。他根本就不打算过分地强调这一点而破坏他和生意伙伴之间的友好关系。各种利润丰厚的交易，包括在法国北部铁路（Northern Railway）的投资，看上去有助于为海涅和詹姆斯之间建立一个更为友善的氛围；也是在这时，海涅出乎意料地找到了自己能对罗斯柴尔德家族有所用处的机会。
1843年，海涅的出版人卡普（Campe）收到了一份来自穆斯特（Munster）的一个叫腓特烈·斯迪门（Friedrich Steinmann）的人的题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历史与交易》的手稿。这本书以一种敌意和恶意的语态对待罗斯柴尔德家族。卡普付了作者要求的稿费，又意外地将这件事告诉了海涅。海涅要求看一看手稿，于是卡普推迟了印刷日期，让海涅能够带回巴黎与罗斯柴尔德商讨此事。
在一封日期为1843年12月29日的信里，海涅给卡普写信：“我承认自己很高兴能够有机会报答罗斯柴尔德十二年来对我的大恩大德（比如说自从他到巴黎来之后为我做的事），如果我能以诚挚的方式来报答的话。”
这本小册子自从呆在海涅家时起，直到1858年才最终得以出版，也就是十五年之后，由布拉格的V·科波（V. Kober）出版。
这一举动让海涅从罗斯柴尔德家族那儿获得了巨大感激，同时也不难推测，卡普本人也从中捞到了不少好处。
一桩重大的谋杀案
1840年4月，在大马士革（Damascus）发生了一场意外，极大地激起了基督徒和犹太裔界的紧张情绪。一位耶稣会牧师和他的仆人在大马士革城被谋杀了，而犹太人被控犯下了这起宗教式的谋杀案。嫌疑人被捕入狱，而当时盛行用严刑拷打审理疑犯，全世界的犹太人都奋起宣称坦白认罪都是迫于暴力，被控者是无辜的。而基督徒们却更为激进地坚持指控犹太人是有罪的。这一案件受到了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本地谋杀案的重视。无数犹太人向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提交他们的请愿书，由于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各个政府权力机关拥有相当的影响力人尽皆知，人们希望他们能代表自己的同胞对此事进行干涉。在詹姆斯和所罗门的出面下，请愿者们取得了成功。詹姆斯负责对付法国政府，而所罗门则力劝梅特涅采取行动。
目前，所罗门已经成功争取到了奥地利官方的支持，奥地利领事劳林（Von Laurin）最终代表被捕群众出面说话。同时他还劝使迈海迈特·阿里（Mehemet Ali）下令在今后大马士革的犹太人审讯中禁止使用酷刑，劳林亲自写信将此消息告诉所罗门，同时也让远在巴黎的詹姆斯了解事态进程。
另一方面，在大马士革的法国领事就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他们站在与犹太人敌对的一面。维也纳的罗斯柴尔德让詹姆斯运用他在巴黎的影响力，但就在此时，奥地利—法兰西在对东部问题上的反对是最为强烈的，路易斯·菲利浦政府害怕人们会将任何詹姆斯想要采取的行动视为是法国在奥地利面前的耻辱，同时任何来自犹太人毫无保障可言的支持都是对基督徒利益的损害。正由于这些原因，所有对被控犹太人有利的行动都被搁置了。
“我的努力，”詹姆斯在给所罗门的信中写道，“都很不幸地没能取得期盼的结果。政府在这一事件上的反应很慢；然而奥地利领事的举措却十分值得钦佩，他们不希望立刻召回我们的领事，因为这个事情对公众来说太远了，还未能完全唤起公众的关注。
“这样一来，我们剩下的唯一办法同时也是最为有效的办法，就是召集报纸业来助我们一臂之力。根据奥地利领事馆的报道，我们今天拿到了这份详单，把它寄给《论报》（Debats）和其他报社，并且安排这份详单以同样的形式出现在奥格斯堡（Augsburg）的《通报》（Allgemeine Zeitung）上。我们当然还应该出版劳林先生在这个事件上与我的通信，如果觉得没有事先征求梅特涅王储殿下的允许的必要的话。
“鉴于这个原因，我亲爱的弟弟，我确信你将会乐意为这个公正的案子尽自己的最大努力。我请求你让亲爱的王储殿下主持出版这些信件。在这个让人伤心的事情中王储殿下所表现出来的仁爱情感让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一定不会拒绝这一要求的。当你获得我所恳求的允许时，我亲爱的所罗门，不要马上仅仅在《奥地利观察者报》（Osterreichischer Beobachter）上把它们发表出来，还要随一封短信火速把它们寄给《奥格斯堡人报》（Augsburger Zeitung），这样它们就能通过这个途径同时告知公众了。”
罗斯柴尔德代表他们在远方的受难同伴们的干涉事件很快就传遍了整个犹太圈，随后海涅也就此事于《路特西亚》（“Lutetia”）发表了评论。“我们必须给右翼首席拉比（Chief Rabbi），”海涅写道，半开玩笑地提到塞纳河右岸的铁路工程，“展示他为以色列家族（House of Israel）所表现出的高尚的同情之心以信用保证，而不像他博学的对手、左翼首席拉比M·贝诺伊特·福德（M.Benoit Fould）那样，当自己的同族正在叙利亚受着由法国领事教唆下的酷刑折磨的时候，还能向希勒尔（Hillel）般沉着冷静地在下议院（Chamber of Deputies）里就地租和银行利率改制发表精彩的演讲。”
让政府觉得有义务满足他的要求
由于1840年战争的谣传使得军队开支急剧上升，帝国的财政问题再次迅速加剧。而私人业务也困难重重。到了1841年中期，与政府有着频繁的业务往来的四大银行之一陷入了运营危机。这是盖伊穆勒（Geymuller）银行。梅特涅不惜一切代价地想保住银行不破产，他与罗斯柴尔德银行和其他各大银行进行了长久的谈判，而那些银行不是没能力资助就是不愿资助。现在只剩下了三大银行——罗斯柴尔德，希纳（Sina），和Arnstein & Eskeles——继续做着国家业务。尽管国家需要大量金钱，但证券价格却很高，在1841年7月14日，三大银行按104%的比值报销5%的债券，共报销三千八百五十万弗洛林币，其中罗斯柴尔德认购了一千四百万。
在达成这笔交易之后（这之间的关联无可质疑），所罗门·罗斯柴尔德提交了另一封请愿书，希望能在众多限制犹太人权利的法规中获得一项豁免。
维克奥兹（Witkowitz）的铁制品最初是属于瑞道夫大公（Archduke Rudolph）的，之后传给了瑞涅大公（Archduke Reiner）。但由于后者并没有获得大多数的选票，铁制品就准备出租给所罗门·罗斯柴尔德。能对此构成影响的请愿书是在1833年9月递交上去的，但最后一刻维克奥兹却被奥姆特大主教（Archbishop Olmutz）科泰克伯爵（Count Chotek）买下。当诺德巴赫（Nordbahn）的工程开工时，罗斯柴尔德不想依赖外国铁矿，于是大主教就将铁制品以与盖伊穆勒银行同份额的形式租给了罗斯柴尔德。与此同时，铁制品业迅速发展，正如所罗门在给宫廷提交的一封请愿书中说到的那样，在1841年“这已经成为君主国里最为非凡和多产的机构了”，同时还给一千五百人提供了就业机会。
当盖伊穆勒银行陷入困境，同时大主教也急需资金时，罗斯柴尔德就能借助大好时机将所有关注都引入到自己的领域里。当时的困难是，在奥地利的犹太人不允许建立工厂、为某种原因购置必须的房产，甚至不允许涉足采矿业。于是罗斯柴尔德要求在这些条规中为他做出一个例外。看在当局刚刚从罗斯柴尔德那儿获得的贷款的面上，他们唯有同意他的请求，于是，所罗门不仅允许购置维克奥兹、扳机、枪托和金属管，同时还有权进入采矿业和制铁业。
这个时机挑选得恰到好处。罗斯柴尔德人在让政府觉得有义务满足他们要求上越来越聪明了，并且很懂得如何趁热打铁。他们常常让政府心里过意不去无法拒绝他们的要求，同时又不让他们垄断银行业务。
阿姆谢尔的手腕
在同一个家族中，法兰克福的阿姆谢尔·梅耶也使用着类似的手腕。这让贝特曼银行失色不少。正如斯切维姆（Schwemer）所说，阿姆谢尔的手触及每一块蛋糕：他与联邦德国交易的同时，也和民主德国政府保持着贸易往来，同时还为当时各地所有在建的铁路提供资金。他与黑塞宫廷（Court of Hesse）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振兴自己的家族。
在1831年的时候，老选侯威廉二世（Elector Wilhelm II）的儿子为了情妇离开首都，他就是之后被指派到卡塞尔（Cassel）联合摄政的选侯腓特烈·威廉一世（Elector Friedrich Wilhelm I）。他自降身份与一位普鲁士中尉莱曼（Lehmann）的离异妻子格特鲁·法肯斯坦（Gertrud Falkenstein）结了婚；1831年，他把她提到了斯查姆伯格（Schaumburg）女伯爵的位置，之后他又给了她哈瑙公主（Princess of Hanau）的身份。1846年，他们已经有了五个孩子。阿姆谢尔·梅耶在生活上给予他们财政支持，这让王储和他的女伯爵常常得以“在家与他们的商界友人共进午餐”。
不只是选候人，还有许多别的德意志王储都向罗斯柴尔德借钱。罗斯柴尔德通常会与一些银行达成协议，但条件是这些银行能够负担一部分这些众多小气的德国统治者的贷款。正如他对如何保持能让自己乐于效劳的高价证券那样了如指掌，他也清楚如何压制一项贷款。
在拜仁·梅瑟汉根（Baron von Mensshengen）的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罗斯柴尔德已经在1835年的俄罗斯—波兰彩券贷款中充分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因为主要的认购者华沙的弗兰克（Frankl）银行家拒绝让他参与交易，也因为俄罗斯政府对伦敦罗斯柴尔德接手的这笔贷款已经开始厌烦了，突然终止了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交往，并把它交给了阿姆斯特丹的赫帕（Hope at Amsterdam）银行，罗斯柴尔德不断地让这笔安全、利润丰厚的证券贬值。
与梅特涅的深厚友谊
梅特涅长时期以来一直都敬仰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权势，但是他却不能容忍罗斯柴尔德人在外交政见上与他的分歧。在1841年贷款谈判期间，所罗门希望在条约中加上一条为有可能爆发的战争做准备，梅特涅以他首相的身份回应说，他无法不拒绝这样一项条款：“因为我不可能同意战争与和平这件事由任何银行家的态度所左右。”所罗门回复道，他完全欣赏梅特涅的观点，此外就没再有什么弦外之音了。基本上，罗斯柴尔德是唯一获得大臣真正信任的家族，接下来的情形就完全表明了这一点。
在1841年8月，维也纳和的利亚斯特（Trieste）的业务陷入了困境，政府决定允许三大银行申请四百万的资金以缓解在维也纳的压力，同时一百万缓解的利亚斯特。奇怪的是，三大银行还能决定由谁来获取这一笔款项。但很快这笔应急款就激起了巨大不满，同时大家对财政部的分配方式也牢骚满腹。希纳和阿尔斯坦&厄斯克斯两大银行尤其受到指责，因为他们的业务熟客与政府的那笔钱有着关系，并得到了他们的支持。
梅特涅小心地介入这场纠纷，最后他决定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国家秘密委派所罗门·罗斯柴尔德驾临于另外两大银行之上，处理此事。
“从三大银行的运作情况来看，”他写道，“在分配经济补贴这个问题上，自然是政府（其提供者）有全权对这三大银行的运营进行控制。我指的控制是三大银行应该就提供给他们的资金开出一份固定账户。所罗门在处理这件事的过程中会感到自己被削弱了，因为他害怕在他的势力中会激发敌对情绪，而且再加上他长久以来对维也纳银行业集团的蔑视之情，就更是如此了；更何况，作为一个商人，他将自己在维也纳的地位视为一个外来者一般，所以他只会与政府做生意。”
梅特涅对所罗门给予了很大的信赖。而这全靠的是他们之间的私人交往。所罗门对梅特涅一家的厚待远超出了他所得到的。“我们的朋友所罗门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总是让我感动。”在所罗门拜访过公主之后，她这么写道。夏天的时候，梅特涅一家在法兰克福近郊的一所房子里受到了热情的款待，比如给他们花园赠送的美国驯鹿，并且银行家的家人们常常去拜访他们。“在到访客人中，”米兰妮（Melanie）公主在她1841年9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是罗斯柴尔德一家人，总共有五个。他们是所罗门、詹姆斯、他们的侄子安东尼、所罗门的儿子和阿姆谢尔。阿姆谢尔盛情邀请我们下周二时到法兰克福与他共餐。詹姆斯从巴黎给我带来了一个精美的珍珠母和青铜礼盒，里面装满了糖果，并且品质上乘。”
1843年，梅特涅一家在伊斯切尔（Ischl），所罗门也在那儿。每逢圣诞节的时候，罗斯柴尔德就会给“梅特涅的孩子们送去许多可爱的小玩意，常常引得他们的母亲也亲自和他们玩耍”。
对所罗门而言，对这些友好的表示得不到回报是没有什么好抱怨的，因为在奥地利严厉的体制下，犹太人还只得遵守，有大把的理由会是这种结果。
犹太人拥有房产的权利仍是一个未解决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所罗门通过各种捐赠善举为获得作为维也纳公民的权利和特权；因为一旦成为维也纳公民，他将有权享有房产。但是，要达成这个目的，他必须获得国王的特许。国王准许了他的请求，随即他就成为了维也纳城的公民。所罗门看中的是罗马恺撒（Romischer Kaiser）的宅邸，坐落在维也纳环区（Ring of Vienna），而一旁在列恩卡塞（Renngasse）附近的那些建筑很快就被所罗门推倒，重新按照他的特别意愿建起另一座楼房。
冲着这一点，所罗门不放过任何获得机会的场合表达他的感激之情。1842年在汉堡发生了一场可怕的火灾，焚毁了城里大半的建筑，所罗门不仅以私人名义给梅特涅捐赠了大笔助款，而且免手续费给汉堡转账资金。
“我要帮助，”他给梅特涅写道，“我生意上的老朋友所罗门·海涅先生，他以自己的博爱所著名，而且他知道我将会免除任何银行手续费，并给汉堡人民政府汇去这里所得到的等额资金。”
这样的举动常常能获得很好的收效，并且稳固了所罗门在维也纳的地位。政府还需要更多的贷款。1843年，三大银行以四千万的贷款购换了共计高达四千三百万弗洛林币的公司债券，罗斯柴尔德认购了其中的三分之一。
除了这些政府贷款外，他们同时还与当时在奥地利和匈牙利最受尊敬的贵族成员有着为数众多的私人贷款交易。
不放过每一个赚钱机会
但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所有活动根本不仅仅局限于财政交易。任何在别的领域赚钱的机会他们都不会放过。当时奥地利的烟迷们正遭受着严峻的现实，为了保护当地的家族产业，政府垄断烟草业，禁止从哈瓦那（Havana）进口上等的雪茄。罗斯柴尔德家族很清楚有多少雪茄走私进来，他们与哈瓦那的一个公司签订合约，以每千支33荷兰盾的价钱运送一千万支到维也纳，免运输费，罗斯柴尔德负责与当时掌管进口事宜的部长库贝克交涉，获取许可证。
当哈提格伯爵（Count Hatig）指出将以每千支70荷兰盾的价格零售给公众，而政府能从中获利112%时，库贝克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虽然文件及时送达国王那儿签名，但库贝克甚至都没耐心等到国王的同意就自作主张了，因为国王只不过是个签名工具而已。雪茄一上市就成了抢手货；几乎就在上市的同时又立刻追加了一千七百五十万支的订单，所有参与人员都做成了一笔相当漂亮的生意，而烟迷们自己也很乐于为这一享受支付高价，他们毕竟被禁止的太久了。毫无疑问的，烟迷们都对所罗门·罗斯柴尔德相当感激，从哈瓦那进口的雪茄不仅让他赚到了钱，而且还提升了所罗门的名誉。
成为拥有地产最多的人
随着成功地在维也纳立稳了脚跟，所罗门同时感到购置土地的急切渴望，他以全国的最高标准将闲置资金投资房地产，同时还为自己的家族创制了限定继承的房产。为此他特意向国王提交请愿书，因为当时外籍的犹太人也是不允许购置土地的。所罗门在请愿书中写到自己一直以来都把奥地利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他还列举了自己为奥地利政府所做的贡献：
“奥地利现在所建立起的良好信誉有我的一份努力，这正是我不断推动和巩固的结果；在这些高尚的义举里，我总是能获得来自欧洲大地上我的家族的积极支持。我从来都抓住任何机会，尽我所能推动奥地利产业的发展和公共设施的建设。
“原本需要花费巨额资金和长久的耐心等待才得以实现的铁路，现在即将成功穿越摩纳维亚（Moravia），连接奥地利东海和北海；在国家遇到严重的财政危机，人们信心坠入低谷时，正是因为我数以千百计的牺牲，才幸而转危为安。”
所罗门提到自己为在维克奥兹（Witkowitz）的购置和设施所花费的五十万弗洛林币，还有他每年在发放工资上花费的四到五万弗洛林币，还有之后在达尔玛希亚（Dalmatia）煤矿所出的七十万弗洛林币。他说这些的时候，就好像这些钱都是为了给那些“成千上万即将穷困潦倒的人”维持生计一样，而目的就是为了说明至今为止他都未从中赚到一分一毫。
“您最卑微的请愿人，”所罗门接着写道，“一直都积极并热心地支持所有其他的公共事业，在这点上，他相信可以依靠更高的权威的睿智，以及公众的认同，因为他并不希望以一个自吹自擂的形象示人，也不想用烦琐的个人成就的叙述劳烦大人您。
“您最卑微的请愿者相信这些举动以及他在您的首都城市呆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总体作为来看，已经完全能够向奥地利皇权证明自己坚定不移的奉献之心，同时自然而然的是，他相当热切地期盼能在贵国拥有地产，在奥地利，他得到了统治者们的好感，并且希望自己谦卑、忠诚的子嗣也能像他一样，以与自己父亲同样的对奥地利的热爱、忠诚之情世代在此生活。而这一愿望也只能通过在摩纳维亚获得土地得以实现；这样一来，这个省市就能在将来享受到您忠诚而谦卑的请愿人所做的贡献了，同时也会不断为这里的进步和繁荣而努力。他在这里也投资了一部分的物质资产，那就是在维克奥兹的煤矿。”
所罗门最后以最谦卑的方式结束了他的这封请愿书：“假如您谦卑的请愿人能够有机会请求获得一块私有领地的话，那么I.和R.阁下大人将会慈善地允许您最谦恭和忠诚的请愿者和他的子孙后代们在摩纳维亚省拥有土地。”
请愿书首先被送到了摩纳维亚和西里西亚的总督尤佳迪伯爵（Count Ugarte）那儿进行审查。他强调说，在维克奥兹的特许并不意味着请愿书里所期望的权利就能被授予，“由于这和实际上拥有土地财产有本质上的不同，就这些州县的司法权来看，从来都没有因为犹太人的游说就放宽的；更何况，很有必要关注这样一个事实，如果拜仁·罗斯柴尔德拥有的房产将来传给了他的继承人，那么他的地位就会比那些在这些省拥有土地而没有居住的基督徒要高了”。
尤佳迪伯爵继续声明道，就以上考虑来看，显而易见给予拜仁·罗斯柴尔德许可就等同于给他个人一个独一无二的偏袒，开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先河，这样是违背宪法违背法律的。对于陛下而言这种极为不同寻常的仁慈只有给予那些为国家做出最为重大贡献和具有最高个人品格的人。
从拜仁·罗斯柴尔德为国家所做的贡献来看，尤佳迪伯爵认为在他的职权范围之内已无权对此做出评判，必须移交更高机构。既然国王已经将罗斯柴尔德贵尊为奥地利的男爵，给予他自由使用资产的权利，赋予他开展采矿业务，由此看来，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至于摩纳维亚省对于拜仁·罗斯柴尔德所获得的那些标志性的荣耀到底应该给予多大程度的特殊的回报这个问题，尤佳迪伯爵感到他仅仅是以自己的决定去支持凯撒-费迪南德-诺多巴恩的构建，尽自己份内的职责去陈述他所坚信的东西罢了。请愿者已经获得了摩纳维亚省的感激之情。
尤佳迪进一步暗示道，罗斯柴尔德在维克奥兹建立的铁器制造时所展示出的这一个目光长远的企业似乎在向摩纳维亚人们表明他打算将他们树立成为让整个国家都膜拜的偶像——这些成就将成为本省以后的工业发展一个意义重大的方面。
而且，罗斯柴尔德还有一个令人称道的善举就是，在接手这些工作之后，他立刻又为工人的孩子们建造了学校，展示出了他对工人们道德和知识福利上的关心，而这在工业界是极为罕见的，给他人树立了一个伟大的榜样。
在考察了给予罗斯柴尔德采矿和建造铁制业的特许对于摩纳维亚省是极为重要的之后，尤佳迪伯爵用以下评论总结了他的报告：“对于拜仁·罗斯柴尔德先生的个人品质而言，他在社会上的地位已经完全不同于那些平常情况下他的同胞们了；他杰出的品质和鲜有的智慧已经让那些适用于规范其他以色列犹太人的法规完全不应该严格地运用在他的身上了。”
当把是否该在他列出的那些例子上给予例外条件下的允许这一裁定移交给上级去评定时，尤佳迪伯爵表示对于一个与通用法规相抵触的例外可以被容忍的话，那么拜仁·罗斯柴尔德将必定会成为这么一个例外的。
国王最后做出了决定，批准所罗门·罗斯柴尔德请愿书的所有要求。为了表示自己的感激，罗斯柴尔德捐出了一笔总数达四万弗洛林币的捐款在布吕恩（Brunn）镇建了一座大楼用于科学研发。
虽然广为所知的是，国家的高层机构都给予罗斯柴尔德完全的支持，但是摩纳维亚地产界却持完全相反的意见。由于国王的决定已经颁布了，所以他们当时不可能公开地进行反对，但是他们决定要在最大程度上提出“无论怎样，即使是这样向陛下大人提出最谦卑的要求也不应该在这个问题上破例，对拜仁·罗斯柴尔德仁慈地给予的许可应该严厉地局限于单一地产的所有。”
这封请愿书被适时地送到了国王面前，但随后财政部长立即调查指出“摩纳维亚地产界的这封请愿书显然与他们应该给予陛下大人的态度不一致。”
文件最终呈交到了国王那儿，处置文如下：“我与你的意见一致，我的意愿是对摩纳维亚地产界不请自来的建议不予以回复”；下面附有国王的签名。
拜仁·罗斯柴尔德已经获得了来自皇室国王的保护，他为摩纳维亚省的公共利益投注了四万弗洛林币，而摩纳维亚地产界作为抗议不接受所罗门的支付。但是，罗斯柴尔德决定那四万弗洛林币应该按他所打算的目的使用，将它留作“完全是陛下的决议来决定如何使用这笔钱，我希望摩纳维亚能够从中受益”。
国王秘书处的拜仁·菲勒斯托弗建议道：“国王应该批准拜仁·罗斯柴尔德新的支付，同时也应该让他得知该如何使用这笔钱。这关系到皇家政府的尊严，同时给摩纳维亚地产界传递出这样一个暗示：他们在这件事上的做法并不合适，或者在这片土地上做决定的人不是他们。”
科洛弗拉特伯爵（Count Kolowrat）也是同样的观点，正如文件摆在面前一样，国王像往常一样签上了字，决议在几分钟内就做成了：“我很乐意接受拜仁·罗斯柴尔德的提议，将由大法庭法官（The President of the Chancery）来决定用什么合适的方法来达成这位捐赠人的目的。”
这件事到此为止了，所罗门·罗斯柴尔德可以自由购买地产和房产了。在1844年间，他从亨克尔伯爵（Count Henckel）手中买下了奥德贝格（Oderberg）的地产，同时还有普鲁士的鲁德齐尔佐维兹（Ludzierzowitz）房产；1845年，他买下了胡尔特斯金（Hultschin）。自1843年起，所罗门就拥有了临近奥地利边界的普鲁士席勒斯多夫（Schillersdorf）。在那儿的一边坐落着一座华丽的城堡，周围有喷泉、护城河、瀑布、天鹅、岩洞、狗舍和禁猎区。另一边有一座铸造场和其他工业工厂。所罗门·罗斯柴尔德现在是这个国家拥有房产最多的土地所有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