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用兵如神重攻心的荀况

战争一直是一个比较严肃和敏感的话题，自古人们便在这个方面倾注了很大的心思。

荀况，赵国人，曾经与临武君在赵孝成王面前讨论军事与用兵问题。

赵王说问： “军事的要领是什么？”

临武君答说：“上得天时，下得地利，或后发制人，或先声夺人，这就是用兵的要领。”

苟况说：“不，我听说古代用兵的道理：用兵打仗的根本，在于使民心一致。弓箭不协调，即使羿也不能射中目标；驾车的六匹马配合不好，就是高明的车手造父也不能把车赶很远；百姓与朝廷离心离德，就是商汤、周武王也不能战胜桀、纣，统一天下。所以，善于争取民心的人，才善于用兵打仗。用兵的要领，在于争取民心。”

临武君说：“不对，用兵打仗，所重视的是利用有利条件，所运用的是权变诡诈。善于用兵的人，用起兵来神速如闪电，神秘莫测，没有人知道他会从哪里发动进攻。孙武、吴起就是用这样的方法得到天下。”

荀况说：“不对，我所说的民心一致，指的是民心拥护的军队，是仁人的军队，而你所重视的，则是权力、谋略、形势和利害等等。其实，仁人的军队，是不可欺诈的，那些可以欺诈的军队，是懈怠、袒胸露腹、没有军容的军队，是君民上下之间关系十分散乱、离心离德的军队，是残暴不仁的军队。所以，以桀欺诈纣，可能还有侥幸取胜的机会。若以桀欺诈尧，就好比鸡蛋碰石头，赴汤蹈火，一进去就焦烂沉没了。所以，仁人的军队，上下一心，同心同德，臣属对待君主，下级对待上级，就像手臂保护脑袋和胸腹一样。对这样的军队，无论你用什么方法袭击，其结果是一样的。况且仁人当政，君民关系十分融洽，君爱民，倾听民众呼声，民拥君，下情上达，君主耳目所及，在任何大小的地方都能够达到尽可能远的范围。他一定能够做到耳聪目明，有所戒备，全国协调一致。所以仁人的军队，集中起来，就会成为井然有序的战斗集体；散开来，就会成为整整齐齐的战斗行列；摆开横的阵势，就像莫邪剑的刀刃一样，一碰即伤；纵的队势就像莫邪剑的刀锋一样，一碰即溃；在队伍站着不动、摆成圆形或方形的时候，就像磐石一样，碰着它就要被撞得头破血流，败下阵来。

百姓看自己的国君，就好像受刑一样难受，像看见仇人一样，分外痛恨。和暴君相比，百姓自然更喜欢和仁人的军队亲近，就像喜欢芬芳扑鼻的香草一样。即使像桀和跖那样的人，难道他们会肯替讨厌的人去残害他们所喜爱的人吗?这好比让一个人的子女，去伤害他们的父母一样，他们一定没有办法下手，又怎能欺诈得了呢? 所以，仁人当政，国家就一天比一天强盛，诸侯争先恐后前来归顺，同他作对的就要被削弱，想要反抗的就要被毁灭。《诗经》说：‘武王出师，威严虔诚，打旗举斧，势如烈火，谁敢阻挡。’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赵孝成王和临武君听了，都说：“说得太好了!那王者的军队应该采用什么方法去培养和训练呢?”

苟况说：“一个国家强盛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君是否贤明，只要注重礼仪，就能治理好国家，不然的话就只能走向衰弱，这不是没有道理的事情。 在上位的人有威信（仁政）下位的人就肯为他出力；在上位的人没有威信（暴政），在下位的人就不肯替他出力；而这也就决定了国家是否强盛，上下同心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治理国家的一般规律。

齐国人注重以武力技巧攻击敌人，并且规定：获得一个敌人脑袋，就赏给八两银子（不问战争胜败如何），这样的奖赏是放弃了战争胜败这一根本问题。这对付小而脆弱的敌人，可能尚可勉强使用，但对付强大的敌人，便要失败了。这样的用兵，就好像天空随时可能翻覆的飞鸟一样。再也没有比这更弱的军队了，这和到市场上去雇佣市民来打仗差不多。

魏国的武卒按一定的规矩选拔：穿着上、中、下三段炉甲，操纵着能发十二石重量的弩，背着装满五十支箭的箭袋，扛着戈，戴着头盔，佩着剑，背着三天粮食，一天走一百里路。考试合格的，就免除赋税，还分给好住宅和田地。经过几年，士卒身体就衰弱了，而免除的不能剥夺的。资源有限，因此以后重新挑选新的武卒，就没有办法在享受和以前一样的待遇了。所以，魏国国土虽然很大，它的赋税却很少，这会使国家陷于危境。

秦国土地虽然狭小，对人民却十分的残酷。胜仗则奖赏，败仗则施以刑罚，就是说百姓除了为统治者打仗，没有什么别的得到好处的机会。让百姓根据功劳大小和奖赏多寡来确定上下级关系，斩获五个敌人就可以在本乡役使五户人家，这是长久的兵多势强的办法。所以秦国才能连续四代每战必捷。

因而齐国的重武力技巧之卒、魏国的武卒、秦国的精锐之卒、齐桓公与晋文公有纪律的师旅和商汤、周武王的仁义之师是环环相扣的，这其中最后一个军队又是最强的，没有办法轻易战胜。

前面所列举的几个国家的军队，都是求赏图利，以雇工或是从事贩卖生意的办法所集合起来的军队，他们不懂得尊重上级、遵守纪律、崇尚名节的道理。重视威势、欺诈，崇尚功利，不可能使军队持久强大。如果诸侯能用仁义的道理去培养教化军队，就能强大军队，使大家一心一德。用欺诈对付欺诈，尚有巧拙之别，用欺诈的方法对付一心一德、仁义的军队，就好像蚂蚁撼树一样的艰难。这也是为什么商汤、周武王讨伐桀、纣时，指挥起军队来，就像拱手作揖那么容易，那些欺诈强暴的国家没有不望风归顺的，除掉桀、纣就如同除掉独夫民贼一样使人心大快。所以军队完全能同心同德，能制伏天下。否则，那种招募来、用威势逼迫的、讲究功利的士兵，胜败无常，强弱不定，存亡无时，称之为盗兵，不是君子所要的兵。”

赵孝成王、临武君听得入神，又问荀况如何为将。

荀况说：“智慧没有比摈弃惑更高的了，行动没有比无过失更正确的了，事情没有比无悔恨更好的了。所谓为将的六术：军队的制度、命令，既要严明又要威重；奖赏刑罚，既要果断又要准确信实；营垒辎重，既要周密又要牢固；进退转移，既要安全又要稳重，既要紧张又要迅速；侦察敌情，既要隐蔽又要深入，还要反覆确实；遇到要和敌人进行决战，一定要采用有把握的打法，不采用无把握的打法。

所谓为将的五权：不要只用自己喜欢的人为将，而排斥你不喜欢的人；不要只乐于求胜，而忽略了可能造成失败的因素；不要只对内威严，而对外轻敌；不要只看见有利的一面，而不顾不利的一面：考虑事情要做到深思熟虑，使用财物不可吝啬。。

所谓为将的三至：领军在外，有三种情况可以拒绝听从君命：宁可杀我，但不可使守备处于不完善的状态：宁可杀我，但不可让军队去打没有把握的仗；宁可杀我，但不可让军队去欺诈百姓。

所谓为将的至臣：接受君主的命令，统帅三军，当三军安排已定，百官任用就绪，一切装备齐全，不能因苟从君命而自喜!亦不能被敌人激怒。

所谓为将的大吉：采取行动之前，必须周密考虑，认真对待，慎终如始，始终如一。

一切事情之所以成功，就在于慎重，之所以失败，就在于怠慢。所以慎重过于怠慢就获胜，怠慢过于慎重就灭亡。计谋措施超过了你要达到的目的，就会顺利；你的打算超过了计谋，就会有危险。攻战如同防守，行军如同打仗，有了战功，要把它当做侥幸得到的。

所谓为将的五不旷： 认真谋划，不要松懈；认真做事，不要松懈；认真对待官吏，不要松懈；认真对待群众，不要松懈；认真对待敌人，不要松懈。

只要按这六术、五权、三至、至臣、大吉和五不旷去领导仁人的军队，做到严肃认真、没有疏忽，这就可说是无敌于天下的将军了，就能用兵如神了。”

临武君说：“太好了!那么请问仁者军队的制度应该如何?”

苟况说：“将军、驭手、文武百官、士大夫都能死在自己的岗位上。听到擂鼓就前进，听到呜金就撤退；服从命令是最首要的事，获取战功反成次要的了如果不服从命令，那么和犯罪是没有什么两样的。

我所说的人民的军队：不杀害百姓，不践踏庄稼，对投降的敌人不擒缚、不杀害、不虐待，对顽强的敌人绝不赦免，若是杀人，不是壳老百姓，而是杀那些祸害老百姓的人。百姓中如果有救护敌人的，那他也是敌人。敌人放下武器的得生，拚死抵抗的就得死，前来投降归顺的就给予赏赐。微子启（商纣兄，后归顺周武王）归顺以后，就封他在宋国，对曹触龙这样不肯投降的人，就在队伍面前斩首示众；纣王统治下的百姓来归顺周朝的，在生活上同周朝百姓一样丰足。所以周武王赢得了远近人的心，大家都认为他是一个明君。不论多么边远偏僻的小国，也都派使者来表示臣服，以求安居乐业；四海之内成为一家，凡是通达的地方，没有不归顺服从的。

仁者的军队，只是讨伐不义的人，并不会趁虚而入，获得不正义的胜利。取得胜利，攻心为上。 不毁灭城市，不搞偷袭，不在攻占的地方驻军，出兵打仗不超过一定时间。这样一来，动乱的敌方的老百姓就会愈加不满意他们原来的统治者，而欢迎你去执政，盼望你的到来。”

临武君说：“说得太好了!”

陈嚣感到疑惑，问苟况说：“先生谈论军事，常常把仁义做为根本。仁就是爱人，义就是按理办事，既然如此，还要用兵干什么?凡是拥有军队，不就是为了争夺?”

荀况说：“这不是你所能了解的。讲仁的人主张爱人，讲义的人按理办事，正因如此，他才憎恨那些危害人民的和那些作乱的人。用兵是为了禁止残暴、消除祸害，不是为了争夺权力和财产。”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要取得战争的胜利，一味的进攻并不是唯一的办法，民心向背才是胜利的关键所在，正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不是没有道理的。在实际生活中，又何尝不是如此呢？用一颗仁义的心去对待别人，别人自然也会对你友好，还有什么事情是做不到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