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盈履满，君子兢兢

【原文】

老来疾病，都是壮时招的；衰后罪孽，都是盛时造的。故持盈履满，君子尤兢兢焉。 【译文】

一个人晚年体弱多病，都是年轻时不注意身体招来的痛苦；一个人失意以后刑事缠身，都是得意时枉法造成的孽罪。因此一个有修养的人，即使生活在幸福之中也要抱着战战兢兢的态度，以免伤害身体或得罪他人。

【解读】

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生活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有些人升官发财之后，损人利己，无恶不作，最终遭到了下台后的千古骂名。与此相反，如果在春风得意时，居安思危，多做好事，多积善德，无论世事如何变化，都可以确保福寿安康。 【事典】

旧朝儒士，难得善始善终

明太祖一心要建立的礼治社会，是一个尊卑分明的社会。为了王朝的长治久安，他需要这样的社会秩序，需要所有臣民对他顶礼膜拜，把皇上看得无比神圣。因此，加强君主专制是他登上帝位后一直梦寐以求的。即位后，他并不讳言自己是贫苦农民出身，也不讳言做过和尚的经历，这是他力图要与自己的自卑心理抗争的表现，然而，实际上在这方面他却不是成功者。从登上皇位时起，自卑心理就始终伴随着他，吞噬着他的心，使他得不到心理的安宁。卑微和高贵的反差，使他常常神经过于敏感，这不仅反映在他与丞相、功臣的关系上，也在他对儒士文人的态度上清楚地体现出来，可以说他对他们有着天生的压制和防范心理。明朝建国之初，遭遇到的一个历代王朝开国时都会遇到的问题，就是人才奇缺。尽管早在战争时期，他就注意网罗天下英杰，但到了这时还是不够。更为关键的是战争时期所倚靠的人才多为武将，而“马上得天下”者焉能“马上治天下”?所以明太祖说“世乱则用武，世治宜用文”，这就明确地指出了文臣武将作用的条件性、阶段性：如果两军上阵拼杀，自然是武夫的事，儒生是不行的；但是如果要朝廷内政的治理，武夫们就不行了，这些事情是需要儒生来做的。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朱元璋便在招揽儒士方面下了很大一番力气，希望他们中的能人志士能够出来辅佐自己，把朱氏江山治理好。朱元璋在早期就开始了招纳儒士文人的工作。根据前面章节的叙述，我们已经知道朱元璋是借助于红巾军的旗号才发展起来的，但是随着队伍中儒生的加入，特别是李善长等人的加入，儒家思想对朱元璋的影响很大。他重新对儒家的思想做了审视，觉得这个东西之所以深得统治者喜爱，在于它的确有利于封建专制统治，而他既然要坐天下，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理论就少不了，于是希望通过它，使天下的百姓都顺从自己。为了表明自己的这种决心，朱元璋三番五次地入孔庙祭祀。既然如此，朱元璋的这种思想就少不了要表现在他对人才的吸纳上。早在攻打应天时，朱元璋就表明了自己尊儒的态度。应天城被攻下来之后，朱元璋张贴告示，广征儒生，并宣称：我只以你们以后的忠诚而待你们，决不会因为以前的过错而惩罚你们，借此打消儒士们因参加过反对红巾军的斗争便害怕朱元璋报复的念头。此举令众儒士颇受感动，纷纷前来投靠，如名儒夏煜、孙炎、杨宪等都来投靠，后来经过面试，全部被录用。消息一经传出，天下震动。后来，又有秦从龙、宋濂、刘基、叶琛、张溢等人也被吸收进来。为了鼓励其他人的来投，朱元璋又专门在自己宅西边盖了礼贤馆，让这些从各处请来的名士都搬进去，加以优待。朱元璋的纳贤取士，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下发生的。在这一时期，朱元璋的取士标准并不那么严格，因此，凡是能够加入到朱元璋的阵营中并且确实有一定才能的人，大多数都得到了重用，而如此众多的儒生在一定时期内为朱元璋的各种决策保驾护航，确实保证了朱元璋在各个方面都能大步发展，做到不出大差错，最终攻下元大都，推翻了元朝统治，做上了皇帝，奠定了政治、思想、经济和军事发展的基础。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朱元璋对儒生并不是始终都予以重视和信任的。在招贤纳士初期，他对知识分子是非常尊重的，所以各项工作都飞跃发展，而当他坐了天下之后，他对儒生们的猜疑就超过了对他们的重视。正如开篇所述，朱元璋一直都对自己的卑微出身十分敏感，自卑导致过分的自尊，他对任何有蔑视他的权威的可能性的行为都不放过，时时防范，时时镇压。对儒生们就是如此。开国初，他召见孔子第55代孙孔克坚的过程，就充分说明了他的自卑心理。召见时，孔克坚起初没有立即赴京，而是派儿子孔希学代自己入京。明太祖因此马上想到的是孔克坚看不起自己的布衣出身，于是立即派人送去一封亲笔谕旨，其中特别提到，古人由布衣平民称帝的，有汉高祖，说孔克坚无病装病，不入京朝见，是怠慢无礼。这谕旨一下，孔克坚哪里还敢停留，急忙动身进京朝见去了。出于自卑，明太祖猜忌、妒恨一切人，想要报复一切人，特别是有知识的儒士文人。他报复的借口就是不“忠君”。在改朝换代的历史背景下，何为“忠君”?是忠于旧主是“忠君”，还是效忠新朝是“忠君”?

其实中国古代在改朝换代的时候，士人们无不面临着是为旧朝尽忠、还是为新朝效力的矛盾与痛苦，而明初的士人们，抉择尤难。因为朱元璋标榜的“忠君”，在他手里是柄双刃剑，可以两面伤人。你若坚持不肯出仕，那么就是对新君不忠，理应受到惩处；可你若是归顺了新朝，又是对旧君不忠，理应受到折辱。士人如果不在旧朝灭亡时自杀殉国，是无法摆脱这种两难困境的。著名的学者危素，在元朝时做过参知政事、礼部尚书、岭北行省左丞，主持过《宋史》、《辽史》和《金史》的编纂工作。明军攻破大都时，他准备跳井殉国，被一位僧人救起。归顺明朝后，朱元璋知道他很有才学，倒也加以重用，任命他为翰林侍讲学士，后又兼弘文馆学士，还经常向他请教元朝兴亡的经验教训，让他起草《皇陵碑》等重要文稿。不过，因为危素是个降臣，朱元璋觉得他对元朝不忠，对他心存鄙夷。一天，朱元璋召危素到东阁，危素不知道朱元璋坐在屏风后面，走路脚步声大了些。朱元璋问：“是谁?”

危素答：“老臣危素。”朱元璋立刻讽刺说：“我还当是文天祥来了。”用文天祥这位一身傲骨、誓死不降敌人的英雄来反衬危素归降新朝，这是何等的侮辱。更甚的是一次他还当着群臣的面羞辱他。元顺帝有一头大象，会在殿庭中舞蹈朝拜，被运回南京。一天，朱元璋宴请群臣，让人把大象牵来，可大象就是不肯起舞。朱元璋命把大象牵出去杀了，又认为大象有“不事二主”之志。第二天，他让人制作了两块木牌，一块写着“危不如象”，一块写着“素不如象”，挂在危素两肩上，以示羞辱。御史们也跟着起哄，弹劾危素是亡国之臣，不宜留在皇帝左右，朱元璋遂把危素发到和州，去给为元朝尽忠而死的余阙守庙。危素不久就郁闷而死。降了新朝的儒士，他认为是不忠故朝，内心忌讳，而忠于元朝的儒士，他又反过来认为他们是不肯为他所用，轻视新朝，也要治罪。确实，大多数儒生文人由于坚持一种正统的观念，坚持认为造反的穷苦农民怎能做皇帝，对地主进行统治，因而拒绝与新朝合作。这些文人对由红巾军发迹的朱皇帝，怀有深刻的憎恨。典型的例子如广信府贵溪县儒士夏

伯启叔侄为表示不做明朝的官，截断手指。明太祖知道后，按捺不住怒火，把他们逮到京师，严加讯问。朱元璋问他们：“以前世道乱的时候你们住哪儿?”回答说：“红寇乱时，我们避居在福建、江西两界之间。”朱元璋一听大为恼怒，说这是讽刺他取天下非其道，便下令将他们押回原籍，斩首示众并抄没全家。曾在金华为他讲解经史的儒士戴良，在他离开金华后就逃走了。明朝开国后，戴良一直隐姓埋名东躲西藏，但最终还是让官府查访到，被带到南京。明太祖打算给他官做，他执意推辞，并又借机逃走。明太祖好生气恼，他派人去捉拿他，用铁丝残忍地穿透他的锁骨，把他带到京师。76岁的戴良就这么被折磨而死。无锡有一个叫钱仲益的人，读书过目成诵，16岁时就考中举人，曾做过元朝的杭州路录事。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几次派人征召，他都不肯出来。朱元璋让人把他锁拿进京，将他的右手钉在木板上，造成终生残疾。可见朱元璋对付这些不肯合作的封建文人，采用的是严刑峻罚的方法。他还特别制定了一条法律：“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办法是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