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课 酒吧博弈：让你脱颖而出的博弈策略

酒吧里面有多少人？我们该不该不酒吧呢？其他人是怎么想的？这是酒吧博弈里的矛盾。因为不知道所有人的行为就产生了混沌，自己处于这种混沌之中，那么要冲出这种混沌的世界，就要打破原有的思维，体现自己的独特点才能脱颖而出。

酒吧里会有多少人

“酒吧问题”是美国人阿瑟1994年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出来的。阿瑟是斯坦福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同时是美国著名的圣塔菲研究所研究人员。酒肥问题是这样的：

假设一个小镇上有总共有100人，每个周末均要去酒吧活动或是待在家里。这个小镇上只有一间酒吧，能容纳60人。并不是说超过60人就禁止入内，而是因为设计接待人数为60人，只有60人时酒吧的服务最好，气氛最融洽，最能让人感到舒适。第一次，100人中的大多数去了这间酒吧，导致酒吧爆满，他们没有享受到应有的乐趣。多数人抱怨还不如不去；那些选择没去的人反而庆幸，幸亏没去。

第二次，人们在去之前，根据上一次的经验认为，人多得受不了，决定还是不去了。结果呢？因为多数人决定不去，所以这次去的人很少，享受了一次高质量的服务，没去的人知道后又后悔了：这次应该去呀！

问题是，小镇上的人应该如何做出去还是不去的选择呢？

这是一个典型的动态群体博弈问题。前提条件还做了如下限制：每一个参与者面临的信息只是以前去酒吧的人数、因此只能根据以前的历史数据归纳出此次行动的策略，没有其他的信息可以参考，他们之间也没有信息交流。

在这个博弈中，每个参与者都面临着这样一个困惑：如果多数人预测去酒吧的人数超过60，而决定不去，那么酒吧的人数反而会很少，这时候做出的预测就错了。反过来，如果多数人预测去的人数少于60，因而去了酒吧，那么去的人会很多，超过了60，此时他们的预测也错了。

也就是说，一个人要做出正确的预测，必须知道其他人如何做出预测但是在这个问题中每个人的预测所根据的信息来源是一样的，即过去的历史，而并不知道别人当下如何做出预测。

从理论上说的确如上述所言，但是实际的情形会怎么样呢？阿瑟教授通过计算机模拟和对真实人群的考察两种方法，得到了两个不同的有趣结果，

计算机的模型实验的情形是：开始，不同的行动者是根据自己的归纳来行动的，并且去酒吧的人数没有一个固定的规律；然而，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去酒吧的平均人数很快达到60，即去与不去的人数之比是60：40。尽管每个人不会固定地属于去酒吧或不去酒吧的人群，但这个系统的比例是不变的也就是说，他们会自组织地形成一个生态稳定系统。

但是阿瑟教授通过对真实人群的观察研究，却得到了与计算机模型实验迥然不同的结果，对真实人群的实验中，实验对象的预测呈有规律的渡浪形态，却难以稳定。

实验对象的预测呈有规律的波浪形态，虽然不同的博弈者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但是却有一个共同点：这些预测都是用归纳法进行的。我们完全可以把实验的结果看做是现实中大多数“理性”人做出的选择。在这个实验中，更多的博弈者是根据上一次其他人做出的选择而做出其本人“这一次”的预测。然而，这个预测已经被证明在多数情况下是不正确的。

从这个层面上可以说，这种预测是一个非线性的过程。

传统经济学中认为，经济主体或行动者的行动是建立在演绎推理的基础之上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多数人的行动是基于归纳的基础之上的。而对于这样一个非线性的过程来说，由于系统的未来情形对初始值有着强烈的敏感性，对于下次去酒吧的确定的人数，我们是无法做出肯定的预测的。

对于酒吧问题，由于人们根据以往的历史来预测以后去酒吧的人数，过去的人数历史就很重要，然而过去的历史可以说是“任意的”，未来就不可能得到一个确定的值。

“股票买卖”、“交通拥挤”以及“报考志愿”等等问题都是酒吧博弈模型的延伸：在现行的说法中，对这一类博弈统称为“少数人博弈”，其最简单的模型是：失火时面对两个门，你将如何选择人数可能较少的生门，在这个模型中你的选择决定了你的生与死。

事实上，这个结论也可以用在股市上。每一位股民都在猜测其他股民的行为，并努力与大多数股民不同。如果多数股民处于“卖”股票的位置，而你处于“买”的位置，你买入的价格低，你就是赢家；而当你处于少数的“卖”股票的位置，多数人想“买”股票，那么你持有的股票就能以高价卖出，你将获利。

但是一个股民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完全是根据以往的股市表现自己归纳出来的。而相同的股市表现，导致其他股民所采用的策略完全是不确定的，甚至是大相径庭，也就无法预测，因而任何股民都无法肯定地预测自己是否处于“少数”赢利者的地位。

也正因如此，历史数据也就未必能够提供什么帮助，因为如果股市的变化可以从历史数据中推导出来的话，那么所有的股民都将求助于大容量硬盘和高性能电脑了，只要安装一个软件，就可以财源滚滚。但如果存在这样一个炒股必赢的系统，那么所有人必将处于无股可买的处境，因为如果所有人都知道哪些是潜力票，哪些是垃圾股，也就没有人抛出潜力股，也没有人买入垃圾股。

也就是说，股市只有作为一个无法准确预测的混沌系统，才有存在的可能，也才能让那些无法预测到其他参与者策略的股民们，在“博傻”过程中赚钱。同样，在拥挤的道路上，无法预知别人选择哪条道路；在报考志愿时，无法预知别人如何选择等等都是一种混沌过程。

酒吧博弈的研究，对于我们的现实启示就在于：

第一，从一个非线性系统的整体来说，其变化往往是不可预测的。要采取正确的决策。必须了解其变化规律。所谓非线性的混沌系统，可以这样理解，2是1的2倍，但是100万却并不是1的100万倍，1亿也并不是1的1亿倍。后者是一个无法准确了解的系统，因为我们不知道量变在哪个地方成为质变，而且改变了变化方式。

第二，对于处身于一个混沌系统中的个体来说，在无法预测的过程中也可以采取恰当的策略，并且可以趋吉避凶。在这样的策略中。少数者策略是值得我们重点关注的。

一加一未必等于二

有一户人家喂养了一只猫，自己觉得比别人家的猫能捉老鼠，就给它起了个威武的名字，叫虎猫。这天，他家来了一个客人。谈论起这只猫，客人说道：“虎的确很勇猛，但不如狮，狮是万兽之王。就请改名为狮猫吧。”主人拍掌称妙，于是虎猫改成狮猫了。

可是第二天，家里又来了个客人，听了给猫改名字的事情，不以为然地说：“狮虽然比虎强，但只能在地上跑；而龙可以在天空行走，比狮更神奇，不如改名龙猫吧。”主人频频点头，照此办理。

隔了些天，第三位客人来他家，听说虎猫改成龙猫了，忙说：“龙虽然比虎神气，但龙升天要靠浮云，不如叫云猫吧。”从此，龙猫改叫云猫了。

又过了些日子，第四位客人听说龙猫改成了云猫，他认为不好，对主人说：“满天云气，经不住一阵狂风就吹散了。风的威力大，就叫风猫吧。”于是云猫变成了风猫。

又过了几天，第五位客人听说云猫改成风猫了，就向主人建议说：“再大的风，一堵墙就能挡住，叫墙猫再合适不过了。”这样，风猫又改成墙猫。

一位邻居听说了墙猫这个名字，很有意见。他找上门来对主人说：“墙很结实固然不错，你想过没有，老鼠会在墙上打洞，打了洞的墙，很快就会倒塌，还是起名叫鼠猫吧。”

上面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未经协调的选择之间相互影响，达成让全体参与者一致感到遗憾的结果。研究这种结果的形成机制，可以帮助我们从一开始有所行动，从而避免出现对大家都不利的情况。

许多国家运用关税、配额以及其他方法限制进口，保护本土产业。这样的政策会抬高价格，损害国内所有使用受保护产品的消费者的利益。经济学家估计，假如美国运用进口配额保护钢铁、纺织或制糖产业，导致大家不得不购买价格更高的产品，换算过来，相当于每保住这些产业中的一个职位，美国国内其他人就要付出10万元的代价。为什么会这样，极少数人的得益为什么能够压倒更大多数人的损失而得到优先考虑呢？

秘诀在于一次提出一件事情。首先，制鞋产业的1万个职位面临着威胁。要想挽救这些职位，国内其他人就得付出l亿元，或人均付出4元。谁不愿意付出4元保住1万个职位呢？即便素昧平生的陌生人也会愿意的吧，尤其是在可以把所谓不择手段的外国商人当做现成的诅咒目标之际。接着就轮到服装产业、钢铁产业、汽车产业，等等。没等我们明白过来，我们已经点头同意付出500多亿元，相当于人均付出200多元，或每个家庭付出1000多元。假如我们事前可以看穿整个过程，大概会明白这个代价确实是太高了，继而坚持要让上述各个产业的工人自己承担国际贸易带来的风险，就像他们承担任何其他经济风险一样。

就个案逐项进行决策，可能导致全部结果都与我们的意愿南辕北辙。实际上，一项决定即便获得多数人投票赞成，仍然有可能导致一个对每个人来说都比现状更糟的结果。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是因为短视的决策者没能看远一点，更看不到全局。

明朝灭亡后，朱明皇室的一些藩王相继在江南建立了反清的政权，历史上称它们为南明。福王朱由崧被凤阳总督马士英等人拥立，于南京即位。朱由崧终日享乐，政事都交给马士英。马士英为了扩充实力，选拔了大量人员入朝，一时间出现满地是官的景象。拥有这么多官吏，福王却只做了一年皇帝。

钱钟书说过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要想把哪个东西搞坏，不要骂它、不要臭它，而要让它无限制地繁殖泛滥，结果它自然就名声扫地了。与钱钟书的话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一位研究苏共党史的专家说：前苏共20万党员时打垮了沙皇的反动统治，200万党员时打垮了希特勒的法西斯进攻，而2000万党员时却打垮了自己。

早在1583年，药理学家、学者帕拉斯尔萨斯也说过一句极其中肯而精彩的话：“只有剂量能决定一种东西没有毒。”直到今天，这句话仍然不失其意义。从整个社会来考察也是这样，对作为个体的每个人来说也是如此，姑且不论中国民间“是药三分毒”的说法，就是人们一般不可须臾离开的果腹之物——食物，也并非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食物如果过多，也可能造成副作用、产生肥胖甚至是中毒，正所谓过犹不及。那么，从哪一个时刻起，美味的食物会变成毒药这种神秘的变化是怎样发生的呢？

混沌世界里的临界点

在法国的一个小村落外有一个小池塘。人们在里面取水，孩子在里面洗澡。池塘里面有一片荷花，每天荷花自由生长，一群青蛙自由自在地游水，在荷叶之上跳来跳去。按照线性的思维，这一小片荷花要覆盖池塘，几乎是不可能的。

然而有一天，一点污水流进池塘里面，污水里刚好含有荷花的助长剂，使得荷花的生长速度成倍增快，荷叶的数目每天增加一倍。只需要30天，整个池塘就会布满荷叶。

但是在前28天，根本没人发觉池塘中的变化。到第29天，村里的人才注意到池塘的一半突然充满了荷叶，他们开始担心，但这时候他们已无能为力。第二天早上，整个永面都布满了荷叶。

自牛顿以来，直线和简化的思想在我们的头脑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然而近年来，很多科学家们在各自的领域中发现，其实世界并不是那么简单，它并非是直线发展的，而是在关联和交互影响中进化的。也就是说，世界上充满着各种不可预测的混沌，这是直线思维所无法理解的。多数生态危机的形成都是这样，物种的灭绝也是如此：开始时通常不易发觉，慢慢地加速衰退一段很长的时期后，接着很快绝迹。

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在其《平衡中的世界：生态与人类精神》一书中，介绍了美国物理学家普·巴克和唐超所做的一个研究。

在研究中，他们让沙子一粒一粒落下，形成逐渐增高的一堆，借助慢速录影和电脑模拟，精确地计算在沙堆顶部每落一粒沙会连带多少沙粒移动。初始阶段，落下的沙粒对沙堆整体影响很小。但是当沙堆增高到一定程度之后，即使落下一粒沙也可能导致整个沙堆发生坍塌。巴克和唐超由此提出一种“自组织临界”的理论。

沙堆达到“临界”时，每粒沙与其他沙粒就处于“一体性”状态。那时每粒新落下的沙都会产生一种“力量”，尽管微细，却能通过“一体性”的接触贯穿沙堆整体，将碰撞传给所有沙粒，沙堆的结构将随每粒沙落下逐渐变得脆弱。说不定哪一粒落下的沙就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导致沙堆整体发生结构性失衡——坍塌，也可以说崩溃。

这就类似于那句来自阿拉伯文化的谚语：“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往一匹健壮的骆驼身上放一根稻草，骆驼毫无反应；再添加一根稻草，骆驼还是丝毫没感觉，一直往骆驼身上加稻草，当最后一根轻飘飘的稻草放到了它身上后，骆驼最终会不堪重负瘫倒在地。在社会学里，有人把这种作用的原理取名为“稻草原理”。

对于这种现象，科学家们研究认为，在线性系统中，整体正好等于所有部分的相加，因此系统中的每一部分都可以自由地做自己的事情而不需要关心其他部分，如此比较容易做数学分析。而在非线性系统中，整体并不等于所有部分的相加，它可能大于所有部分的相加，因为系统中的一切都是相关联的。

观察物理学、生物学或者是社会学上的非线性系统，我们往往会发现它们的基本组成个体和基本组织法则其实并不复杂。但是这些简单的组成因素自动地相互发生作用，复杂性于是出现于组织之中：一个系统的组成个体有无数可能的方式相互作用。

正是由于这些无数可能的相互作用，非线性系统展现出一系列与我们以往的认识全然不同的特点，突破了我们最为大胆的想像力。其中最能够给我们带来启示，也最富有科学内涵和哲学魅力的结论是：一个非线性的混沌系统，一旦超越了它的多样化临界点，就会发生爆炸性的变化；而且原来的平衡一旦被打破，就不可能自行恢复。

我们可以用它来观察发生在人类社会的很多现象，远的如稳定地保持了几百万年的古代物种和生态系统，为什么会在地质期的某一瞬间灭种或演变为新的物种？近的如为什么超级强大的苏联政权会在短短几个月之内轰然坍塌，并且导致这个大国本身也在其后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分崩离析，并且永远没有复合的希望。

在问题被注意到的时候，或许已经太晚了。而起因，只是一片小小的“荷叶”，甚至比荷叶更小的东西。每一个相关对象的偶然性因素，都包含了对象必然发展的结果的信息。一个十分微小的诱因，在各内外因素参与下，有时会产生极其重大、极其复杂的后果。

重要的是，我们还可以把这种观察与博弈理论结合起来，指导我们如何在混沌系统中采取更好的策略。

穿白袍与穿红衣的“少数者”

我们讨论了对一个混沌系统进行策略干预，使其保持或者在下面，我们会讨论在系统中的个体，如何找到合适的策略。

唐贞观十九年(645年)，唐太宗李世民亲征高丽。高丽派大将高延寿和高惠真率军15万前来迎战。唐太宗设计将他们诱至安市城东南8里，双方展开决战。

李世民选了一处高坡观战。当时战场上风云突变，阴云四起，雷电交加。双方刚一接阵，唐军中就有一员小将，穿着一件耀眼的白袍，手中握戟，腰中挎弓，大吼一声杀人敌阵。敌将惊慌失色，正要分兵迎战，但是阵形已被那员小将冲乱，士卒四散奔逃。唐军随在那员小将的后面掩杀过去，高丽军顿时溃不成军。

战斗结束以后，李世民派人到军中询问：“刚刚冲在最前面的那个穿白衣的将军是谁？”有人回答：“是薛仁贵。”

李世民专门召见了薛仁贵，称赞他一身都是胆，并且赐马两匹，绢40匹，加封他为右领军郎将，负责守卫长安太极宫北面正门玄武门。从此以后，薛仁贵几次率军南征北战，并且立下了“三箭定天山”的功劳，被封为右威卫大将军，平阳郡公，兼任安东都护。

薛仁贵穿上与众不同的白袍杀人敌阵，其初衷也许是为了让自己的士兵易于辨识，但是在客观上却起到了引起注意并受到器重的效果。他所采取的白袍策略，在博弈论中被称做“少数派策略”。

在生活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往往是那些与大众不同的少数者，能够顺风顺水地改变命运。真正的少数者总是在条件还没有齐全的时候就已经向胜利出发了，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去创造自己所需要的条件，而不是像其他多数人一样，等已经有人出发了，才开始想是不是时机成熟了。

美国钢铁大王卡耐基小的时候家里很穷。有一天，他放学回家的时候经过一个工地，看到一个老板模样的人正在那儿指挥盖一幢摩天大楼。卡耐基走上前闻：“我长大后怎么才能成为像您这样的人呢？”“第一要勤奋。”“这我早就知道了。那第二呢？”“买一件红衣服穿上!”卡耐基满腹狐疑：“这与成功有关吗？”那人指着前面的工人说：“有啊!你看他们都穿着清一色的蓝色衣服，所以我一个都不认识。”说完，他又指着旁边一个工人说：“你看那个穿红衣服的，就因为他穿得和别人不同，这才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也就认识了他，发现了他的才能，过几天我会安排给他一个职位。”

上面这个故事，是不是与薛仁贵身穿白袍杀人敌阵有异曲同工之妙呢？所谓理有必至，事有固然，我们在探索一些成功者的策略时。往往都能从中发现一些相通的规律，“少数者策略”不过是其中之一罢了。但是这种策略显然是让你脱颖而出的一种好方式。

不走寻常路

《吕氏春秋》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春秋时，孙叔敖课受楚庄王的器重，为楚国的中兴立下了很多功勋，但是在个人生活方面，他虽然身为令尹，生活却非常俭朴。庄王几次封地给他，他坚持不受。

孙叔敖临死前特别嘱咐儿子孙安说：“我死后，你就回到乡下种田，千万别做官。万一大王非得赏赐你东西，楚越之间有一个地方叫寝丘，地方偏僻贫瘠，地名又不好，楚人视之为鬼域，越人以为不样。你就要求那块没有人要的寝丘。”孙安当时没有听明白，因为寝丘在今河南省固始县境内，“寝”字在古代有丑恶的意思，不仅名字很不吉利，而且是一片十分贫瘠的薄沙地，很久以来都没有人要。但是他知道父亲这么安排肯定有道理，于是就点头答应了。

不久孙叔敖过世了，楚庄王悲痛万分，便打算封孙安为大夫，但孙安却百般推辞，楚庄王只好让他回老家去。孙安回去后，日子过得很清苦，甚至无以为继，只好靠打柴度日。后来，楚庄王听从了优孟的劝说，派人把孙安请来准备封赏。孙安遵从父亲遗命，只肯要寝丘那块没有人要的薄沙地。庄王只得封赠了寝丘土地给他。

其他功臣勋贵往往为了争那些肥沃的良田做封地而争得不亦乐乎，孙叔敖却要一块薄地，这里所用的就是少数派策略。这种策略是一种“以患为利”的智慧，把这些不利因素看做利，这正是他的超人之处。按楚国规定，封地延续两代，如有其他功臣想要，就改封其他功臣。因为寝丘是贫瘠的薄地，一直没有人要封在那里，因而一直到汉代，孙叔敖子孙十几代拥有这块地，得以安身立命。

因为资源都是有限的，如果没有少数派策略，所有人争夺的焦点都在有限的几种物事上，那么每个人面临的处境都是十分艰难的。唯有另辟蹊径，不走寻常路，找到多数人没有注意到的那个“生门”，才有可能绝处逢生，甚至获得比那挤上独木桥的千军万马更高的收益。

19世纪中叶，美国加州传来发现金矿的消息。许多人认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发财机会，于是纷纷奔赴加州。17岁的小农夫亚默尔也加入了这支庞大的淘金队伍，他同大家一样，历尽千辛万苦，赶到了加州。

淘金梦是美丽的，做这种梦的人很多，而且还有越来越多的人蜂拥而至，一时间加州遍地都是淘金者，而金子自然越来越难淘。不但金子难淘，而且生活也越来越艰苦。当地气候于燥，水源奇缺，许多不幸的淘金者不但没有圆了致富梦，反而葬身此处。

小亚默尔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和大多数人一样，没有发现黄金，反而被口渴折磨得半死。一天，望着水袋中一点点舍不得喝的水，听着周围人对缺水的抱怨，亚默尔忽发奇想：淘金的希望太渺茫了，还不如卖水呢。于是亚默尔放弃了对金矿的努力，将手中挖金矿的工具变成挖水渠的工具，从远方将河水引入水池，用细纱过滤，成为清凉可口的饮用水。然后将水装进桶里，挑到山谷一壶一壶地卖给找金矿的人。

当时有人嘲笑亚默尔，说他胸无大志：“千辛万苦地到加州来，不挖金子发大财，却干起这种蝇头小利的小买卖，这种生意哪儿不能干，何必跑到这里来？”亚默尔毫不在意，继续卖他的水。可以把几乎毫无成本的水卖出去，哪里有这样好的市场，

结果，很多淘金者都空手而归，而亚默尔却在很短的时间内靠卖水赚到几千美元，这在当时是一笔非常可观的财富了。

这个故事，实际上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走出囚徒困境的思维，那就是跳出人云亦云、人求亦求的怪圈，改变以自己的需求为中心的传统想法。就像美特斯邦威的广告一样：“不走寻常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