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发展
20世纪初崛起的资产阶级新史学，在民国时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它在继续批判封建史学、探讨史学方法论、建设史学理论体系及运用新理论、新方法进行历史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并逐步建立起了较为坚实的基础。它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关系是既有对立又有联合，在展开对封建主义旧史学的斗争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同盟军，但其历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对立的，两者的方法也有区别，因而在史论上常有冲突。随着形势发展，资产阶级史学队伍发生了分化，一部分资产阶级右翼成为拥蒋反共的御用文人，挑起了长达10年（1927—1937）的社会史问题大论战，并最终充当了蒋家王朝的殉葬者；一部分爱国学者，通过斗争和学习，逐渐熟悉并接受唯物史观，开始实现向马克思主义方面的转化；一部分正直的资产阶级学者专心致志于史学研究，继续辛勤开拓和耕耘。
一、历史理论和史学方法的探索
尽管梁启超在20世纪初就提出并初步论证了中国资产阶级“新史学”理论，但直至五四运动前，近代历史哲学、历史研究法仍未建立独立的学科体系。这种情况在五四运动后有所改观。资产阶级史学家一方面从西方输入欧美资产阶级的史学理论和方法；另一方面稍加批判地继承传统的史学文化遗产，并努力使二者融会贯通，努力建设中国的资产阶级史学理论体系。
20世纪20年代，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理论纷纷涌入。当时出版了多种有关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的译著，除本书第四章已经提到的之外，比较重要的还有瑟诺博司（C.Seignobos）的《史学原论》，向达译美国班兹（Barnes）的《史学》，张宗文译法国瑟诺博司的《应用于社会科学上之历史研究法》，薛澄清译美国弗林（F.M.F1ing）的《历史方法概论》等。
《中国历史研究法》片断
西方史学理论的输入，对中国资产阶级史学家探讨历史哲学、历史方法论，起了促进作用。在此基础上，资产阶级史学家写出了一批有关史学原理、史学方法的专著，如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和《历史统计法》，李泰棻的《史学研究法大纲》，杨鸿烈的《史地新论》，朱谦之的《历史哲学》，何炳松的《历史研究法》和《通史新义》，罗元鲲的《史学研究》，卢绍稷的《史学概要》等。当时，各地有条件的文科大学史学系或史地系，陆续开设了史学导论、历史哲学、历史研究法的课程，如北京大学朱希祖主持的史学系，就请李大钊讲“唯物史观研究”、“史学思想史”和“史学要论”，还请何炳松以鲁滨逊《新史学》为课本讲授史学原理和历史研究法。
20世纪20年代探索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梁启超和胡适。
梁启超像
梁启超在“新史学”理论的基础上，继续探索，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资产阶级史学理论和方法。他的后期史观深受李凯尔特的新康德主义唯心史观影响，开始怀疑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他改变了早期的史学探求人类历史进化发展的“公理”和“公例”的看法，认为很难找出具有规律性的“公理”。他指出，“历史为人类心力所造成，而人类心力之功，亦极自由而不可方物，心力既非物理的或数理的因果律所能支配……今必强悬此律以驭历史，其道将有时而穷，故曰不可能”。此时，他还只是强调历史因果律与自然因果律不同。而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中，他干脆否定了历史受因果律或自然法则的支配。由于否认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他对自己所主张的历史进化观点也产生了动摇，他把进化仅限于“人类平等及人类一体的观念”的前进和“文化共业”的积累两个方面，而认为其余只好编在“一治一乱”的循环圈内。这种对进化论及因果律的怀疑，与其前期主张以社会进化史观为指导探求历史发展的公理、公例相比，无疑是一大变化。梁启超史观的前后变化，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内外思想界盛行的相对主义、反科学主义思潮是分不开的。
梁启超继续论述了改造旧史学，建立新史学的问题。他指出近期史学发展有两大趋势：一是客观资料的整理，表现在对史料重新估价，如以往不认为是史料的，现在则归为史料，以往认为是史料的，现在则重加鉴别，被弃置散佚的史迹，须通过各种渠道“钩稽”出来；二是主观观念的革新，从“一人一家之谱录”的狭隘范围中解脱出来，成为社会的史学。他提出了改造史学的基本主张：史书应供一般民众阅读，而不是仅供帝王、人臣和少数学者阅读，作史不是只为藏诸秘府、名山，而要为“国民”、“民族”服务；把以死人为本位的史学改造为以生人为本位的史学；重新规定史学范围，以收缩为扩充；史实要忠实于客观，不能为了“明道”、“经世”、“为亲贤讳”而强史就我，颠倒事实；既要取资于旧史又要对旧史重新估价，对史迹多作搜补考证的工作；要全面再现历史，不能孤立地叙述史事，要说明历史背景，推论事实与事实之间的关系；区分一般史和专门史。他认为建立新史学必须具备史德、史学、史识、史才四方面的条件。史德除过去讲的心术端正，最重要的是要忠实于事实，持论客观；史学即善于挖掘、搜集材料，“贵专精不贵杂博”；史识主要指史家的观察力，包括由全部到局部，由局部到全部两种能力，还要注意“不要为因袭传统的思想所蔽”、“不要为自己的成见所蔽”两种精神；史才是指“作史的技术”，即文章的构造、文采等。
梁启超重视研究和编著历史的方法。他认为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本细胞，提出要以科学的方法搜集、鉴别、整理史料。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提出了钩沉法、正误法、新注意法、搜集排比法、联络法5种整理史料的方法。对于史料的挖掘整理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判断真伪，梁启超在《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中对此作了论述。在史学研究的方法上，他主张中西兼采，认为可以把中国传统的辨伪、考据等与西方近代的归纳法、演绎法综合运用。还主张史学研究借鉴其他学科包括自然科学的方法，如认为统计学可以运用于史学研究，自然科学中的“假设”也可以运用于史学研究。梁启超还提出了编著中国通史和中国文化史的设想，对专史、史学史、方志学等也作过一些论述。梁启超为资产阶级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基本形成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胡适继承了我国历史上宋儒的怀疑精神和乾嘉学者的考据手段，吸收了赫胥黎的进化论，存疑主义思想和杜威的实用主义，形成了他的历史哲学和史学方法论。他从实验主义的立场出发任意解释历史，把历史的发展看成是偶然因素的凑合，就像一个百依百顺、任人涂抹打扮的女孩子。他反对把经济基础作为“最后之因”，提出“思想”、“知识”都可以支配人生观，都是社会历史变动的原因。他主张点滴改良，反对“根本解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
胡适在《实验主义》、《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治学的方法与材料》等文中，论述了“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实证主义方法论。他把这一方法分为疑难产生、指出疑点、假定、假定试用、证明五个步骤。指出对于习惯传下来的习俗，古代传下来的圣贤教训，社会上糊涂公认的行为与信仰都可进行怀疑，都可以提出疑点，可以进行大胆的“假设”，这种假设又必须与严密的“求证”结合起来。他尤其提倡疑经、疑古。主张对儒家经典持“质疑”、“纠谬”的态度，而不可无条件地迷信、盲信《六经》。认为中国上古史凡是缺乏可信资料的，都可以先放过。1921年，他给顾颉刚的信中说：“大概我的古史观是：现在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将来等到金石学、考古学发达上了轨道以后，然后用地底下掘出的史料，慢慢地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至于本国以下的史料，亦须严密评判。‘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1]胡适倡导的实证主义方法论，直接促进了古史辨派的形成，对提倡信古、尚古的封建史学是一大冲击。
20世纪30年代以后，许多资产阶级学者继续在史学理论方面进行探索。1933年，朱谦之出版了《历史哲学纲要》。1945年，吕思勉出版了《历史研究法》。此书谈到要重视“马克思以经济为社会的基础之说”，表明了他对唯物史观有了一定的信仰。一些史学家还开始反思史学本身的发展过程，探索和总结史学发展的规律，撰写了10多种关于中国史学发展史的论著。金毓黻、魏应祺各撰有一部《中国史学史》，两书均在1944年出版；周谷城撰《中国史学之进化》；朱希祖撰《中国史学通论》；顾颉刚撰《当代中国史学》，这些著作是我国学者运用新的观点和方法论述中国史学发展的第一批专著。它的出现标志着史学家主体意识的增强。
二、“古史辨”派的疑古考信
20世纪20年代，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对迷信、疑古疑经、提倡实证主义的思潮影响下，在资产阶级新史学的阵营内，崛起了一个“古史辨”学派，代表人物是顾颉刚。顾颉刚（1893—1980），江苏苏州人，近代著名史学家。他远承郑樵、姚际恒、崔述等疑古惑经的传统，近受章太炎“六经皆史”的思想、康有为“上古事茫昧无稽”的思想及胡适讲哲学史“丢开唐虞夏商”的影响，形成了怀疑古史、怀疑古书的观念。1923年5月，顾颉刚把他写给钱玄同讨论古史的一封信题以《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发表在《努力》周刊的副刊《读书杂志》第9期上，文中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认为“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如周代人心目中最早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才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秦有三皇，汉以后才有盘古。“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更成了孝子的模范了。“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事件的真确状况，但可以知道那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如我们不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但可以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但可以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他通过这些古史观点说明诸如“盘古开天”、“三皇五帝”等概念构成的古史不可信，有些是后人依据某些需要编造的。顾颉刚在剖析古史之伪的同时，实际上也对《六经》的某些内容提出了质疑，因为他所否定的内容都是《六经》中记载的。
顾颉刚的文章发表后，得到了钱玄同、胡适、傅斯年、周予同、罗根泽等人的支持，这批史学家被称作“古史辨”派或疑古派。钱玄同称顾颉刚的意见为“精当绝伦”，希望继续运用疑古辨伪的方法，对古史“常常考查，多多发明，廓清云雾，斩尽葛藤，使后来学子不致再被一切伪史所蒙”[2]。胡适认为顾颉刚的古史观点“是今日史学界的一大贡献”，他针对当时有人认为否认古史会影响人心的看法，指出：“不信盘古，不信三皇五帝，并不会因此使人心变坏。”[3]他们共同发扬疑古精神，以“辨伪”、“考信”为职志，对古书、古事进行考辨，指出历代相传的“三皇五帝”的古史系统值得怀疑，这对促进人们的思想解放，批判封建复古主义、使史学摆脱经学的束缚而形成独立的学科，有重要意义。
“古史辨”派的疑古主张，遭到了守旧的信古派学者的激烈反对。刘掞藜首先在《读书杂志》第11期发表《读顾颉刚君〈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疑问》，继而又发表了《讨论古史再质顾先生》等文章。胡堇人、柳诒徵也发表了《读顾颉刚先生论古史书以后》、《论以说文证史必先知说文之谊例》等质难文章，指责顾颉刚、钱玄同等人“牵强附会”、“妄下断语”，讥刺他们“失于肤浅”、“疏于读书”。顾颉刚等进行了答辩，并进一步论述了自己对古史研究的观点。于是，在史学界展开了一场古史论战。1926年，顾颉刚把这次辨论古史的论文和信函汇集成《古史辨》第1册，后来，至1941年连同第1册共编成七册。第1册经书辨伪；第2册上编讨论古史，中编讨论孔子和儒家，下编是别人对《古史辨》第1册的评论；第3册主要研究《易》与《诗经》，打破《周易》中伏羲、神农的古圣地位，认为它是卜巫书，又将《诗经》还原其乐歌面貌；第4册主要讨论诸子；第5册讨论汉代今古经文问题；第6册讨论先秦诸子与老子；第7册是对十余年来《古史辨》活动的总结。《古史辨》在以经证史，探究古经籍的历史价值，整理、考证史料方面作出了成绩。
顾颉刚在回答刘、胡的质难时，提出要推翻旧的古史系统，推翻非信史，需要打破四个旧观念：打破民族出于一统的观念，就是不能单纯信任古书中的一统观念，而必须由将来地质学和人类学的发明来证实；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如以往古史称黄帝时就是一统是不可靠的，中国的统一始于秦；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以往古史多是神话，春秋以后又将古神人化更是多一层作伪；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古神被人化后，古代就被描绘成黄金世界，好像越古越快乐，因此要揭开这种欺骗。可见，古史论战实质上反映出新旧历史观在古史研究中的对立和分歧。
三、新考据学派的成就
20世纪30年代，随着甲骨文、金文、汉晋简牍、敦煌石室典籍、内阁大库、军机处档案等新史料的发现，以王国维、陈寅恪、陈垣为代表的史学家，利用新的历史考据方法对这些史料进行整理和研究，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丰硕成果。新考据学派在继承乾嘉考据学的基础上，吸收了西方实证主义方法论，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并运用于历史研究，其论学大旨为：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书互相辩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从“古史辨”派的疑古批判到新考据学派的考古建设，是五四后资产阶级史学的重要发展。
王国维像
新考据学派影响最大者为王国维（1877—1927），浙江海宁人。他创造性地运用了将地下出土的甲骨文、金文资料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的历史考证方法，并称之为“二重证据法”。他在《古史新证》总论里说：“吾辈生于今日，幸得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吾辈因得据以补正纸上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唯在今日始得为之。”二重证据法强调地下材料的证史价值，把地下材料提高到与文献并重的地位，对传统的以文献考证文献的研究方法是一大突破。
王国维运用二重证据法，进行古史新证，取得了古史研究的重大成就。他根据考古出土器物、甲骨卜辞与文献材料互证，写成《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得出卜辞中所见殷王室的世系与《史记·殷本殷》所载商代帝王世系基本相同，进一步证实了《史记》的史料价值，把中国的信史至少推到了商代。他进而根据甲骨金文，参照经传等古籍作《殷周制度论》等文，论证了殷周之际的制度变革，如殷代无嫡庶之制一变而为周代的立子嫡之制，对周代的宗法，丧服等制度作了缜密的研究，肯定周制优于殷制。他结合汉晋木简和史籍，考证了秦汉郡县，写成《秦郡考》、《汉郡考》等文，并在与罗振玉合编的《流沙坠简》中考证了古长城、玉门关、古楼兰等古址。他利用敦煌文书等资料，考证了唐代职官制度，唐代户籍及均田制等。他还利用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考订旧有史料，撰写了《鞑靼考》等蒙元史论文。总之，王国维把实物与史书结合起来，把出土的材料与纸上的文献结合起来，以实证史，以史考实，在中国古代史料的训诂考据和古代史的研究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的主要代表之一。
陈寅恪像
陈寅恪（1890—1969），江西修水人，近代著名史学家。他很注重王国维的治学方法，并深受王的影响。他治学严谨，不仅长于校勘版本、鉴别材料、考订事实，更重视在考证出史实的真伪与是非后，对史实作出综合分析，即着眼于在许多事物的联系中看某一事物是否存在、发生及发展变化的情况。他力求在完备、真实的材料基础上得出比较合理的结论。他利用诗、小说、小品等文学作品证史，另辟了新的治史途径，后来出版的《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就是以诗文证史的代表作。他还利用域外文字证史，如通过比勘互校《蒙古源流》的蒙文本及满文译本等，发现这本书的基本思想和体裁来自元帝师八思巴为忽必烈长子真金所作的《彰所知论》，论证关于蒙古族起源由西藏而上续印度的说法是不可信的。1940年，他写成《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1944），论述了从汉魏到隋唐某些制度的演变，指出隋唐制度主要源于北魏、北齐外，还来自梁、陈，来自西魏、北周。1941年，他又完成了《唐代政治史述论稿》（1943），以大量史料分篇论述了唐代统治集团的形成与贵族集团的升降过程，并论述了唐代衰亡的原因。他对魏晋南北朝史也有精深研究，曾编《魏晋南北朝史参考资料》和讲授有关专题，他在1947年至1948年的讲授内容被编成《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
陈垣（1880—1971），广东新会人，近代中国卓有成就的史学家。他的主要贡献在中国宗教史、元史和历史文献学等方面。宗教史方面的著作有《元也里可温教考》（1917），被称为“古教四考”的《记大同武州山石窟寺》、《开封一赐乐业教考》、《火祆教入中国考》和《摩尼教入中国教》，被称“宗教三书”的《明季滇黔佛教考》、《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清初僧诤记》（撰写于抗战时期）及《中国佛教史籍概论》、《释氏疑年录》等著述。元史研究方面，撰写了《元西域人华化考》，校勘了《元典章》，并写成《沈刻元典章校补》和《元典章校补释例》两书，胡适在为后一书所写的序言中称陈垣校《元典章》“是中国校勘学的第一伟大工作”。历史文献学方面，陈垣在目录学、史源学、校勘学、避讳学、年代学都有造诣，著有《二十史朔闰表》、《校勘学释例》等。他写于1943—1945年的《通鉴胡注表微》共20篇，前10篇言史法，后10篇言史事，前10篇反映了他在校勘、辑佚、目录、避讳等历史文献学领域内的成就。陈垣治史讲究类例，即在一个专题下搜集许多资料，区分类别，找出一定范围内的通例，然后组织成文。这一方法给他带来了成功，但也有其局限性，仅平列一些事例难以考察历史发展的动态过程。
新考据学派当中，王国维等倡导的新历史考据方法，取得了较大的成功，这一方法被不少史学家所普遍接受。
四、“史料学”派的崛起
“史料学”派是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我国史学界兴起的一个史学流派，因其主张“史学本是史料学”，故有人称之为史料学派；又由于其提倡“以自然科学看待历史语言之学”，故有人称之为“科学派”；还因为他们主张历史学就是搜求史事，又有人称之为“史事搜求派”。这个学派的主要代表是傅斯年（1896—1950），其中心是他领导下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院长蔡元培委托傅斯年等筹备建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同年10月，史语所正式成立，傅斯年任所长。傅斯年在1928年年度报告中说：“中央研究院设置之意义，本为发达近代科学，非为提倡所谓固有学术。故如以历史语言之学承固有之遗训，不欲新其工具，益其观念，以成与各自然科学同列之事业，即不应于中央研究院中设置历史语言研究所，使之与天文、地质、物理、化学等同伦。今者决意设置，正以自然科学看待历史语言之学。”即认为历史语言之学应像自然科学一样搜求材料、处置材料，“扩充材料，扩充工具，以工具之施用，成材料之整理，乃得问题之解决，并因问题之解决，引出新问题，更要求材料与工具之扩充。如是伸张，乃向科学成就之路”。
1928年9月，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阐述了自己的史学思想、办所方针。他说：“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各种科学的方法之汇集。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一不供给研究历史问题者之工具。”“要把历史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样。”他指出：“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他主张客观地研究材料，“存而不补，这是我们对于材料的态度”，“证而不疏，这是我们处置材料的手段”。
在“史学便是史料学”、“近代历史学只是史料学”的思想指导下，史语所在史学方面主要进行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该所收购了险些化为纸浆的8000麻袋内阁大库档案，加以整理，至1937年共出版《明清史料》38本。又派董作宾、李济等发掘安阳小屯殷墟遗址，先后发掘15次，共发掘遗址11处，为考古学、殷商史的研究创造了条件。此外，史语所还搜集《明实录》各种版本进行校勘，派人发掘城子崖等。也正是基于“史学便是史料学”的宗旨，史语所成立之初，没有人参加正在开展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国社会史论战和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论战。
傅斯年的代表作有《明成祖生母记疑》、《明成祖生母问题汇考》、《性命古训辨证》、《夷夏东西说》等。
“史料学”派的形成，是新文化运动以来形成的泛科学主义思潮在史学界的反映。这一学派在搜集和整理史料方面的丰硕成果，促进了史学的发展。但一直有人对“史学便是史料学”的观点提出批评，他们强调除史料外，史观、史论和史学方法也是历史研究的重要方面。
五、文化史、通史、清史等领域的建树
中国思想史、学术文化史是资产阶级新史学取得显著成绩的一个领域。梁启超于1920年发表《清代学术概论》，于1924年发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突破经学史的狭隘范畴，对清代的各个学科、各个学派、各种学术思潮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和评述。他还于1922年整理出版了《先秦政治思想史》一书，对先秦儒、墨、道、法各派思想进行研究。胡适于1919年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抛弃了儒学独尊的传统，把孔孟学说与诸子学说“平等”看待，各有褒贬。20世纪20年代发表的中国文化史著作有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1926）、陆懋德的《中国文化史》（连载于《学衡》1925年5月至1926年7月各期）、顾康伯的《中国文化史》（1924）、谢勖之的《近世文化史》（1926）、常乃德的《中国文化小史》（1928）等。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文化史专著有杨东蒪的《本国文化史大纲》（1931）、陈登原的《中国文化史》（1933）、陈安仁的《中国近世文化史》（1936）、文公直的《中国文化史》、王德华的《中国文化史略》（1936）等。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也是学术史研究的一部杰作。此外，20世纪30年代末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主编的《中国文化史丛书》分辑40种专史，如冯承钧撰《中国南洋交通史》，郑振铎撰《中国俗文学史》，姚名达撰《中国目录学史》，顾颉刚与史念海撰《中国疆域沿革史》等，这套丛书较有影响。
资产阶级史学家重视通史的编纂。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曾计划写一部多卷的中国通史，但未实施。李泰棻在1922年出版了《中国史纲》第1卷，1932年至1933年完成第2、第3卷。吕思勉于1922年出版《白话本国史》，是我国第一部用语体文写成的中国通史。20世纪40年代又出版两卷本的《中国通史》，是适应当时大学讲授需要的历史著作。邓之诚于1934年写成《中华二千年史》1～4卷，要求青年学子通观历代兴亡，不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古训。章太炎在为此书作的“序”中阐述了“读史救亡”论。周谷城于1939年出版了《中国通史》2册。1940年，钱穆出版了《国史大纲》2册。1942年，金毓黻编写了属“青年基本知识丛书”的《中国史》。1946年，缪凤林著《中国通史要略》共3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连横撰写的《台湾通史》于1920年出版上册和中册，次年又出版了下册。此书以大量事实说明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资产阶级史学在断代史方面也卓有成绩。除已提及的陈寅恪的隋唐史研究、陈垣的元史研究等外，吕思勉先后完成了《先秦史》（1941）、《秦汉史》（1948）、《两晋南北朝史》（1948）。邓广铭撰写了《宋代职官志考》。蒙思通与沈曾植潜心于元史的研究，蒙思通著有《元代社会阶级制度》，沈曾植撰成《元秘史补注》。谢国桢和吴晗专于明史，谢国桢侧重晚明史的研究，撰有《顾宁人先生学谱》、《晚明史籍考》、《晚明流寇史籍考》等论著；吴晗尤长朱元璋的研究，先后出版了《明太祖》、《由僧钵到皇权》、《朱元璋传》等。清史研究以孟森、萧一山贡献最多。孟森撰有《清朝前纪》、《明元清系通纪》、《清初三大疑案考实》、《香妃考实》、《八旗制度考实》、《明清史讲义》等论著；萧一山在1923年就出版了《清代通史》上卷，1930年完成了下卷，此后又经不断修订补充，成为400多万字的巨著，其他著作有《清史大纲》（又名《清代史》）、《曾国藩传》、《洪秀全传》等。中国近代史的著作有沈味之的《近百年本国史》（1930），孟世杰的《中国最近世史》（1932），罗元鲲的《中国近百年史》（1935），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1936），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1938），陈安仁的《中国近代民族复兴史》（1943），郑鹤声的《中国近世史》（1944），郭廷以的《中国近代史》（1947）等。太平天国史的研究也取得了可喜的进展，萧一山、王重民、刘复等人从英、法、美等国抄回大量太平天国史料，重要的研究成果则有谢兴尧的《太平天国社会政治思想》（1935），简又文的《太平天国杂记》第1、第2辑、《太平军广西首义史》（1944），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纲》（1937）、《太平天国史丛考》（1943），彭泽益的《太平天国革命思潮》（1946）等著作。
专史除已提及的史学理论、思想文化史著作外，政治史方面有李剑农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谢彬的《民国政党史》等。中西交通史方面有张星烺的《欧化东渐史》，向达的《中外交通小史》、《中西交通史》等。民族史方面有王云五的《中国民族史》，王桐龄的《中国民族史》，张其昀的《中国民族志》，宋文炳的《中华民族史》，吕思勉的《中华民族演进史》等。外交史方面有刘彦的《中国近时外交史》、《最后三十年中国外交史》，蒋廷黻的《近代中国外交史料辑要》，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1～8卷等。
新中国成立前，傅斯年、李济、董作宾、蒋廷黻、萧一山、张其昀等去了中国台湾；钱穆、简又文等移居中国香港；陈寅恪、陈垣、顾颉刚等留在内地。胡适移居美国，后去中国台湾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