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各种新教育思潮的试验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西方各种教育思潮在中国竞相传播。中国教育界许多有志之士纷纷在介绍西方各种新教育思想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进行了一系列的教育实验，总体说来推动了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进程，在民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一、平民教育运动与平民教育思潮
五四时期的“平民教育”，是民主主义思潮在教育上的集中反映。1915年陈独秀在《今日之教育方针》中提出要实现“以人民为主人，以执政为公仆”的民主国家，就必须给人民以各种权利，包括教育权在内，主张贯彻“唯民主义”的教育方针。
1919年4月，教育调查会在议决的《教育宗旨研究案》中提出了以“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为教育宗旨的主张。1919年10月，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创办了《平民教育》周刊，宣传平民教育。认为：“不先有了平民教育，哪能行平民政治”。同时，蒋梦麟也在《教育杂志》上发表《和平与教育》一文，认为“世界潮流且日趋于平民主义。平民主义愈发达，则其和平之基础愈巩固。故欲言和平之教育，当先言平民主义之教育；欲言平民主义之教育，当自养成活泼之个人始。”来华讲学的杜威也说：“我们实施平民教育的宗旨，是要人人受着切己的教育。实施平民教育的方法是要使学校生活真正是社会生活。”从此，“平民主义”教育的口号流行，平民教育活动广泛开展起来。
1920年3月，北京大学学生邓中夏、廖书仓等人发起成立“平民教育讲演团”，以“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自觉心”为宗旨，通过“以学就人”的露天讲演和刊发出版物形式，在城市、乡村和工厂开展平民教育。同年，晏阳初根据在法国实施华工补习教育经验，先在上海试办，后在长沙、烟台、杭州、嘉兴等地推行平民教育。1922年3月，他在长沙联合各界举行全城平民教育运动，开办平民学校60多所。1923年6月，陶行知、朱其慧等人发起组成南京平民教育促进会。8月，在北京清华学校召开第一次全国平民教育大会，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朱其慧为董事长，晏阳初为总干事。接着各省也相继成立平民教育促进会，约有20个省区开办了平民学校、平民读书处、平民问字处。当时全国各地中等以上学校大都附设了平民学校。平民教育思潮成为五四以后主要教育思潮之一，平民教育的实验也大规模地开展起来。
二、黄炎培倡导的农村教育改进试验区
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于1917年5月，由教育界、实业界人士蔡元培、黄炎培、余日章等40余人在上海发起成立，黄炎培（1878—1965），江苏川沙人，为办事处主任。该社的任务是：推行职业教育、改良职业教育、改良普通教育，以为适于生活之准备。它定期出版的刊物有《教育与职业》和《生活周刊》。1919年，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了农村教育研究会，开始注重农村教育问题。1925年8月，它在山西太原召开第四次年会期间，黄炎培为山西省筹划职业教育时提出《划区试办乡村职业教育计划》。这个计划确定了选择试验地区的标准、乡村教育改革的内容、目标以及经费的筹集等。他指出：“乡村职业教育之设施，不宜以职业教育为限。就交通较便的地方，划定一村或联合数村……先调查其地方农村及原有工艺种类、教育及职业状况，为之计划，如何可使男女学童一律就学；如何可使年长失学者，得补习知能之机会；如何养成人人有职业之知能，而并使之得业；……凡此种种，先设一中心教育机关，就其固有之自治组织，用其当地之人才，量其财力，定设施之次第。在试办时间，或由上级酌予补助，但经常费用必以当地负担为原则。”这个计划所确定的原则和内容，成为此后中华职业教育社举办改进农村试验区的指导思想。
1926年夏，中华职业教育社选定江苏省昆山县徐公桥为农村改进试验区。黄炎培进一步规定了开办改进农村试验区的意义和目的为：“鉴于近今教育事业大都偏向城市，又其设施限于学校，不获使社会成为教育化，爰拟从农村入手，划定区域，从事实验，期以教育之力改进农村一般生活，以立全社会革新之基”。试验区所要达到的目标是：“以无旷土，无游民，村民生活状况日趋改善，知识日进，地方生产日增加合格”。试验区的面积40平方公里，有735户，3597人，地处京沪铁路线上，交通便利。改进试验分为两期：1926年10月到1927年春为试办期，参加试办的单位除了中华职业教育社外，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东南大学教育科、农科等。从1927年4月到1934年6月为正式试验期，其他单位退出，由中华职业教育社单独办理。试验区设立了徐公桥乡村改进委员会，下设总务、建设、农艺、教育、卫生、娱乐、宣传7部，以推动实验的顺利实施。
经过6年的试验，基本达到了预期目标，取得了显著成果。在教育方面，学龄儿童入学率从初办时的70.7％，增加到82.3％；成人识字者由初办时的560人增加到1524人；小学由初办时的2所增加到6所，并办有2个流动教室，还开办了夜校、建立图书室、举办露天识字班等。在经济建设方面，设立了13处养鱼池，灌溉、打稻、碾米等都使用新式农具；在全区基本推广了良种小麦、棉花和水稻；成立了正式合作社3所，试办3所，社员达467人；还组织农民筑路、修桥；设立公共仓库和公医诊所，设立了警察分驻所和保卫团。这一切设施，在试验结束后都顺利移交给地方办理。
中华职业教育社在徐公桥举办乡村改进试验区之外，还受江苏省农矿厅委托，于1928年在镇江黄墟设立乡村改进试验区；在吴县善人桥和沪郊农村举行乡村改进试验。1933年秋，在上海西南漕河泾创办了农村服务专修科，招收高中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者。次年又在浙江余姚县诸家桥开办“浙江诸家桥农村改进试验学校”。
从1926年在徐公桥实验开始，中华职业教育社先后办理了30多处乡村事业。它在当时中国民族危机加深、工业凋敝、农村经济面临破产的情况下，开展农村教育试验，以改变农村的贫困落后状况、建设好农村基层组织作为救国的途径，固然不可能达到挽救中国危亡的目的，但他们希望通过以改进农村教育为中心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改善农民生活的愿望和坚韧不拔的实践精神，是值得赞扬和敬佩的。
三、晏阳初主持的农村平民教育实验
中国平民教育促进会成立初期，主要在城市开展平民识字教育。经过几年的城市扫盲教育，他们认识到中国的文盲不是在城市而是在农村。从1926年10月起，他们便将工作的重心转移到农村。1926年，为了集中力量进行乡村平民教育实验，平教会选定河北省定县作为实验区。开始时，他们在定县翟城村初步进行农村教育、农民研究和农村调查三方面的试点。1929年后，晏阳初带领平教会机关与全体人员及家属迁居定县，全面进行实验。
晏阳初，四川巴中人，民国著名的平民教育家。他在定县的实验，概括起来为“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四大教育，和“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三大教育方式。四大教育是针对农民“愚、贫、弱、私”四大病症；三大教育方式是用来推行四大教育的具体措施。所谓文艺教育，包括文字、文学和艺术教育，其目的是开发民智以治愚。而要学习科学，必须首先学习文字。在进行知识教育方面，主要进行两大类工作：平民文学和艺术教育。平民文学类的工作有：文字研究工作，制定了3420字的通用字表，出版《平民字典》、《平民词典》；平民文学研究工作，采集秧歌，出版《定县秧歌选》，收集鼓词、歌谣、谚语等60万字的民间文艺资料；编辑出版了《平民千字课》、《市民千字课》、《农民千字课》和《士兵千字课》以及大量的自修课本和平民读物。平民艺术类的工作有：收集民间实用画，编辑画范，以无线电广播为工具，普及社会教育。
生计教育是使人们具备生产技能，造成能自立的国民。其目标是“要训练农民生计上的现代知识和技术，以增加其生产；要创设农村合作经营组织；要养成国民经济意识与控制经济环境的能力。它的工作是一方面充实农业科学研究，设立实验农场，进行改良猪种和鸡种的实验，推广先进的耕作技术与良种实验；另一方面是实验巡回生计训练办法。同时建立了合作社组织制度，开展信用、购买、生产和运销四方面的经济活动。
卫生教育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通过各种宣传的方式实施卫生教育；二是在村设保健员、联村设保健所，县设保健院，形成一个自下而上的适合农民需要的保健制度。
公民教育是为了养成农民的公共心与合作精神，训练其团结力，以提高其道德生活与团结生活。主要是选择历史上志士仁人杀身成仁的事迹编成图说，对农民进行教育。
学校式教育主要是指平民学校，这是四大教育的总枢纽。平民学校分为几级：县设实验平民学校，提供教材、教具和教学方法的经验；在各乡村中心，设立表演平民学校，对各村自办的普通平民学校起示范作用；村办平民学校由村教育建设委员会负责，委员由村长、学董、教师、团体代表及地方领导组成。平民学校施行导生制，通过导生传习的方式进行教育；其教材依据学员程度分别采用平民识字课本或平民高级文艺课本。
社会式教育由实验区特设的“社会式教育委员会”主持，其基本力量是平民学校的毕业生。他们在各村成立平民学校毕业同学会，除了自己学习文化知识外，主要是协助平教会的各项工作，开展农村移风易俗活动，进行自卫军事训练。
家庭式教育是联合各个家庭中的地位相同的分子施以相当的训练，一方面要使家庭社会化；另一方面要使家庭中的男女老少都得到相当的教育。召开家庭会是为了解决家庭的实际问题及改良家庭日常生活的方法。主要形式有家主会、主妇会、少年会、闺女会和幼童会5种。
晏阳初认为采用三大教育方式实施四大教育，就可以完成乡村的六大建设：政治建设、教育建设、经济建设、自卫建设、卫生建设和礼俗建设，以实现复兴民族的目的。
平教会在定县的实验，分三期进行。第一期以高头村为对象，第二期以县东第三区的62个村庄为范围，第三期以整个定县为实验区。它所进行的农村实验，最初是以学术团体的名义站在私人立场上进行的，后来逐渐与政府合作走向“政教合一”的道路。1932年，平教会与河北省政府合作成立了实验县，1933年7月，省政府又在定县设立了“河北省县政建设研究院”，晏阳初为院长，陈筑山为副院长。县政研究院所属的实验部主任霍六丁为定县实验县县长，平民教育实验得到进一步发展。
1935年，国民政府内政部通令全国各省实行县政改革，设立实验县。应湖南省主席何键、贵州省主席吴鼎昌、四川省主席刘湘的邀请，平教会开始到湖南、贵州和四川推广定县实验县的经验；1936年5月，湖南省政府以衡山县为实验县，并在衡山设立乡村师范学校。平教会办事处由定县迁到长沙。1936年秋，四川省设立了由省主席刘湘兼任的设计委员会，聘请平教会干事陈筑山、陈志潜等为设计委员，先后在新都县、璧山县设立实验区。抗日战争时期，平教会迁到重庆。1940年又在巴县歇马场设立乡村建设育才学校，后改为私立乡村建设学院，继续进行平民教育实验。
以晏阳初为代表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所进行的农村平民教育实验，在当时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所取得的成果，得到了当时社会各界的承认和赞许，也得到了许多社团和个人的支持。他们努力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精神和在农村教育方面所创造的许多经验，是一份宝贵的历史遗产。
四、陶行知领导的乡村师范教育和山海工学团
陶行知像
陶行知（1891—1946），安徽歙县人，著名教育家。作为中华教育改进会主任干事，陶行知起初也主要在城市推行平民教育。从1926年起，他提出了“生活教育”的理论，开始进行乡村教育运动。他在1927年发表的《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中，较系统地阐述了他对乡村教育的主张，认为乡村教育是立国的根本大计，并尖锐地指出：“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他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住房不造林。他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他教人分利不生利。他教农夫子弟变成书呆子。他教富的变穷，穷的变得格外穷。他教强的变弱，弱的变得格外弱。”他认为，乡村教育的出路在于实行“教学合一”的“活教育”。他提出：“要从乡村实际生活产生生活的中心学校；从活的中心学校产生活的乡村师范；从活的乡村师范产生活的教师；从活的中心教师产生活的学生、活的国民”。
为了实现自己的乡村教育的主张，1926年下半年，陶行知到南京附近的江宁、无锡等地考察农村学校。1927年3月15日，他与东南大学教授赵叔愚一起，以中华教育改进会的名义，在南京北郊的晓庄创办了晓庄师范学校，专门培养乡村学校的教师。晓庄师范学校附设有小学师范院，赵叔愚任院长；幼稚师范院，陈鹤琴任院长；还有中心小学8所，中心幼儿园4所。
陶行知在创办该校时期，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在劳力上劳心”等著名主张，并将这些理论在晓庄师范进行实践。他认为，生活教育是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从生活与教育的关系上说，是生活决定教育。从效力上说，是教育要通过生活才能发生力量而成为真正的教育。“教学做合一”是生活法亦即教育法。“社会即学校”是要把教育从鸟笼里解放出来。“即知即传”这一原则是把学问从私人的荷包里解放出来。“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是教人从源头上去追求真理。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目的是把学生培养成为具有“健全的体魄”、“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艺术的兴味”、“改造社会的精神”的乡村教师。
在晓庄师范学校，陶行知把自己的生活教育的理论付诸实践。他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社会生活紧密结合起来，强调为“做”、为行动而读书与“用书”，他给图书馆题名为“书呆子莫来馆”，大礼堂题名为“犁宫”，并书写了“与牛马羊鸡犬豚做朋友，向稻粱菽麦黍稷下功夫”的横幅。他积极支持师生参加社会上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1930年春，因学校师生支持下关工人反帝而举行游行，晓庄师范被当地政府封闭，陶行知遭到通缉，被迫流亡海外。
1931年10月，陶行知又在上海大场孟家木桥创办了山海工学团，开始了新的乡村教育改革实验。他在制订的《乡村工学团试验初步计划》中，提出工学团以“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为宗旨，实行军事、生产、科学、识字、运用民权、节制生育六大训练。此后，又相继在上海与宝山之间建立了侯家宅青年工学团（青年夜校，后改为共和茶园）、儿童工学团、萧场儿童工学团、青年工学团、妇女工学团、沈家楼棉花工学团、儿童工学团、红庙儿童工学团和山海木工场等。后又在上海市区建立了亦工亦学的晨更工学团、报童工学团、乡村幼儿园、浦东女工读书班，并成立了“山海小先生联合会”和“中国普及教育促进会”等团体。在教学中，陶行知创造了“小先生”制，即把失学的儿童组织起来，采取大的教小的、会的教不会的办法，人数多的三四十人，少的五六人，普及文化知识。陶行知特为小先生及大众编写了《老少通千字课》，作为通用教材。该教材分四册，包括常用字与简单的应用文字及激励自立的内容。
山海工学团在进行教学活动外，还组织并参与了各种社会服务活动，如修路、挖鱼塘、创办合作社、放电影等。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山海工学团的试验被迫停止。
陶行知通过建立晓庄师范和山海工学团的教育改革试验，完善了他的“生活教育”理论及其实施的方法，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培育了许多人才。此后，他继续进行教育活动，1938年7月在四川合县农村的草街子古圣寺创办了育才学校，后又在重庆市区创办了社会大学。陶行知毕生献身于中国的教育事业，不愧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五、梁漱溟进行的乡农学校实验
梁漱溟是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主要代表。他认为，只有通过乡村学校的形式，把乡村组织起来开展自救，才能解决乡村存在的种种问题。他继承了宋朝吕和叔和清朝陆桴亭主张的“乡约”，并加以修改和补充，认为社学是乡村教育机关，保甲是乡村自治自卫组织，社仓是乡村经济机关，三者互相依托；通过建立乡村学校的形式，对农民进行精神陶冶、自卫训练和生产知识教育，以推动社会，组织乡村。他通过比较和研究，认定乡农学校实验的核心是：通过乡农学校的形式把农民组织起来，并加以引导，推动他们自觉起来建设乡村，这样就可以把中国乡村的政治、经济、文化导向正轨。
从1930年起，梁漱溟在山东邹平、菏泽等地设立乡村建设研究院，在邹平、菏泽、济宁等10余县进行乡村建设实验。乡村建设研究院分三个部：乡村建设研究部、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和实施乡村建设的试验县区。乡村建设运动的具体推进办法，是以乡农学校形式开展的，即首先在相当于200～500户范围的乡村社会中成立乡农学校，将从前的区公所、乡镇公所等机关取消，而代之以村学和乡学。村学和乡学不仅是个机关，而且是个团体，包括校长、校董、理事、教员及一村中或一乡中众多乡民，当地的全部乡民都是学生。
乡农学校的课程主要分两大类：一是各乡农学校相同的课程，有识字、音乐和精神讲话；二是各乡农学校因地制宜而设置的课程，即包括职业教育、自卫教育及风俗改良等。乡农学校按入学的地域范围划分，有村学和乡学两级。村学是乡学的基础，乡学是村学的上层。按学业程度分有普通部和高等部。按学生年龄分有儿童部、少年部、成人部等。儿童教育的课程有国语、算术等，采用类似小先生制的教学方法。青年教育的课程除了国语、音乐等外，还有史地及农村问题等。为了使乡村建设试验有秩序地进行，梁漱溟为村学、乡学的各组人员（学众、学长、学董和教员辅导员等）拟定了《村学、乡学须知》，对各类人员提出了不同的具体要求，划分了各自的职责及工作中应注意的事项。
梁漱溟在山东所进行的乡村建设试验，设想和计划是周密的。通过乡农学校的实验，他形成和发展了一套较完整的乡村建设试验的理论和方法，为实验区的乡村培养了大批乡村建设人才。但在当时条件下，由于存在着“高谈社会改造而依附政权”和“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两大难处，梁漱溟的乡村建设不可能实现预期的目的。抗战爆发后，山东乡农学校试验被迫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