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我把钥匙插进锁孔里，转了一下。
已经凌晨两点了。怎么到家的，我已经记不清了，就像一张曝光过度的照片，上面只有忙碌的上班族在火车站留下的一道道残影。飞机抵达亚特兰大哈茨菲尔德·杰克逊国际机场后，我没有客套地告别，而是将韦伦放在我腿上的名片塞进手提包，快速收拾好随身物品，然后立即冲向出口，一路狂奔到转机登机口，跳上了飞往萨凡纳河机场的航班。
在那四十五分钟的飞行时间里，我全程都百无聊赖地盯着前排的座椅靠背。下飞机后，我险些忘记取行李。在出租车上度过了摇摇晃晃的四十分钟后，我终于跌跌撞撞地踏上台阶，回到了家。
钥匙转动的瞬间，我听到我的狗发出的哼唧声。不用想我都知道，它一定端端正正地坐在门后，疯狂地摇着尾巴，尾巴在实木地板上扫来扫去，就像一把毛刷子。罗斯克从小就很喜欢叫，这个习惯在它长大后也没有改变。我有点嫉妒它，嫉妒它能坚持做自己。
有时候，我照着镜子甚至有点认不出自己，不知道镜子里的那个人究竟是谁。
我揉着罗斯克的耳朵，轻声地说：“嗨，我想你了。”
罗斯克发出了低沉的哼哼声，把爪子搭在我的腿上。我离开家的这段时间，是邻居在帮我照顾它。我觉得，邻居大姐可能是心疼我，或者，她真的需要我留在桌子上的每天二十美金的托管费。她每天都会放罗斯克出去撒欢，在它的碗里倒满狗粮，还会详细地记录它上厕所的次数和饮食情况。说实话，对于把狗丢在家里，让别人帮忙照顾这件事，我一点都不觉得内疚，因为邻居大姐比我照顾得更好。
我把包扔在桌子上，翻看起邻居帮我收的那沓邮件，这里面大部分都是垃圾信件或账单，突然，其中一封信引起了我的注意。信封上的笔迹有些熟悉，左下角是我父母家的地址。我抽出这信封，把手指伸进信封粘贴的空隙处，撕开了它。信封里面是一张正面印有花朵图案的卡片，当我打开卡片时，一张支票飘了出来，落在了地上。
我把卡片轻轻地放在桌上，缓缓吸了一口气。我没有力气去碰那张支票，去面对支票上的数字。至少现在，我不想。
我转过头对罗斯克说：“你想出去溜达一下吗？”
罗斯克兴奋得直转圈圈，毫无疑问，它愿意。我不自觉地笑了，这就是动物的优点—适应能力强。
自从我成了夜猫子，罗斯克也跟着我变成了一只“夜狗子”。
九个月前，我第一次去哈里斯医生那里看病，那是无数次中的第一次。我的眼睛什么都看不清了，只能感受到压力和刺痛。我知道这是因为充血，那些微小的毛细血管爬满了我的眼白，就像是坏了的雨刮器，血迹斑斑、破损不堪、难以复原。无论我怎么眨眼，都无济于事。我的眼皮就像是一张砂纸，每次眨眼，都把我的眼球磨得生疼。
“你还记得你最后一次正常的睡眠是什么时候吗？”哈里斯医生问我。
当然，我当然记得。那是一个我无论怎么努力，都永远无法忘记的日子。我多么希望那不是现实，只是我的一场噩梦，一场恐怖至极、让我至今还能随时惊醒的可怕梦魇。
“三月六日，星期天。”
“那时间有点久了。”说着，他看了一眼桌子上的病历，“有三个月了。”
我点了点头。在我失眠以后，生活里那些稀松平常的小事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被慢慢放大，无法屏蔽。角落里闹钟的滴答声变得震耳欲聋，就像长长的指甲在有规律地敲打一面玻璃；空气中的灰尘也尤为显眼，那些微尘总是飘浮在我的视野中，就像是有人篡改了我周围环境的设置，把所有东西都变成高对比度的慢镜头。我能嗅到哈里斯医生午饭残留的气味，他办公室的空气里飘浮着罐装吞拿鱼的气味，那股咸咸的鱼腥味窜进了我的鼻腔，让我感到一阵反胃。
“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特别的事情吗？”
特别的事情。
在那一觉睡醒之前，确实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发生。现在回想起来，那的确是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夜晚。我换上自己最喜欢的睡衣，把头发扎了起来，然后开始卸妆，接着去哄梅森睡觉。我给他读了睡前故事，然后像往常一样轻轻晃着小床陪他入睡。可后来，我无论如何也想不起给他讲的是什么故事，只记得几天后，那些用来保护现场的黄色警示胶带被撕掉了，我站在他的小屋里，整个房间一片寂静。这种寂静，把房间放大了好几倍。我站在那里，盯着书架上的《月亮，晚安吧！》（Goodnight Moon）、《饥饿的毛毛虫》（The Very Hungry Caterpillar）、《野兽出没的地方》（Where the Wild Things Are）出神，迫切地想要记起我最后到底给儿子讲的是哪一个故事，我跟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
但我一点印象也没有，完全想不起来。因为，那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夜晚。
这时，我丈夫本插了一句：“那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们的儿子失踪了。”他站在一旁，把手放在我的膝盖上。
哈里斯医生肯定是知情的，整个佐治亚州，甚至整个美国都知道这件事。接着，他就和其他所有意识到自己说错话的人一样，表现出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机械地摇着头。这个话题就这样戛然而止。
“伊兹的睡眠一直都……有问题。”本继续解释道，我突然觉得自己像犯了错被留下的学生，“她患失眠症之前，就有其他睡眠方面的问题，和失眠刚好相反的那种。”
听了这番话，哈里斯医生开始上上下下、仔仔细细地打量我，好像我是什么亟待破解的医学难题一样。
“大约百分之五十的睡眠障碍病例都与焦虑、抑郁或者某种心理创伤、障碍有关。鉴于你之前的经历，你会出现这些症状就不难理解了。”说着，他按下笔头，边说边写，“肯定是失眠症。”
我记得自己抬头看了看窗外，明明是个晴朗的白天，我的眼皮却在流逝的每一秒里变得越来越重；我的大脑就像笼罩在一团迷雾中，愈发阴郁。医生手中的那支笔还在咔咔作响，那声音就像定时炸弹的计时器，随时准备爆炸。
“我们会给你做一些检查。”哈里斯医生终于写完了，“可能还会给你开一些药。我们会让你的生活尽快恢复正常。”
在找狗绳的时候，我被走廊镜子里的自己吓了一跳，这是种下意识的反应，就像手指被烫到了一样。我知道我应该对自己好一点，可这一年我经历了太多，那些无法入睡的夜晚在我脸上留下了难以遮掩的痕迹。疲惫的双眼，耷拉的眼袋，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让我看起来老了好几岁。泪腺下面那层薄薄的皮肤从温暖的橄榄色变成了深紫色，就像大理石纹般的瘀伤；脸上其他地方的皮肤也蒙上了一层灰色，像是因为在冰箱里放了太久而失去水分的鸡肉。
这十二个月里，我瘦了二十磅。这听起来也许不算多，但当你之前已经又高又瘦弱，这二十磅作用在身形上便非常明显了。我的脸颊更加凹陷，锁骨更加凸起，屁股—我已经瘦得没有屁股了。那头原本富有光泽的深棕色秀发如今也枯萎了，开叉的发梢就像被闪电击中后断裂的树干一样，毫无生机。
我强迫自己扭过头，不去看镜子里的自己。出门前，我给罗斯克扣好了狗绳。夜晚刺骨的寒风刺痛了我的皮肤，我出门右转，踏上我们经常走的那条路。
希望岛是个不到两平方英里的小地方，我来过这里几百次了。斯基达韦河边的那条路蜿蜒曲折，像水蛇一样闪亮、光滑。道路两边的橡树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拱门，那些树的枝干如同患有关节炎的手指，被紧紧绑在一起，随着时间的推移，相互纠缠着生长。
同样的场景，白天和夜晚看起来却如此不同。黑暗中，这条在我成年后无比熟悉的平坦步道，仿佛直通那阴暗呜咽的河。白天不会留意到的路灯，此时变得十分显眼，一盏一盏的路灯，只有在人经过时才会忽地亮起，待人离开后又瞬间熄灭。这孤独的光成为衡量我走了多远的唯一依据。影子们都复活了，一举一动都勾魂摄魄，仿佛是地上随风起舞的枯叶，或是小幽灵推动的空**秋千，秋千上的铁链在风中发出吱呦吱呦的声音。灯都熄灭了，窗帘紧闭着，经过每栋房子的时候，我都会想象屋里面会是怎样的场景：熟睡中的孩子轻轻翻身，夜灯亮着昏暗的光，在墙上投下怪异的影子；夫妻紧紧相拥入眠，抑或背对着背睡在床的两侧，仿佛床的中间有一道无形而又冰冷的分界线。
这两种，我都经历过。
黑夜中的其他活物，比如我，只有在万籁俱寂时才从自己的洞穴中匍匐出来。夜色中窜来窜去的浣熊，在垃圾堆里翻找着食物，猫头鹰凄厉地叫着，蛇也从阴暗的藏身处出来，爬行着完成蜕皮。草丛中穿行的蟋蟀和蝉，还有其他难觅踪迹的昆虫，发出阵阵叫声，就像静脉中流动的血液，平静有力。
走到家附近的沼泽边，我停了下来，凝视着漆黑的水面，听着水花拍打岸边的声音。我出生在波弗特，距离这里差不多一小时的路程。我在海边长大，脚边追逐的小鱼和退潮时滑过海面的虾陪我学会了游泳。我曾经用细绳绑住鸡的脖子，把它们挂起来，耐心地等待几个小时后绳子那端传来熟悉的生命流逝感。眼睁睁地看着无数的小动物挣扎死去，多么变态的娱乐方式，但那时的我并不这么认为。
我闻到了沼泽的气味，这股腐臭味一下子将我拉回了过去，拉回了小时候的家。海水中的盐分混合在空气中，黏稠得像乳酪，潮湿的泥土散发着一股蛀牙的腐臭味。这就是自然规律，腐烂的味道是生与死缠绵交织的吻。
无数生物的坟墓，也是无数生物的家。
我盯着远处，不自觉地抬起胳膊，摸了摸耳朵后面那块柔软的皮肤。每当陷入回忆—那段回忆，我都会下意识地做这个动作。我试着不去在意胃部突然的绞痛，即使那感觉就像有人把手伸进我的胃里，紧紧抓着不放。
我低下头看罗斯克，它也站在沼泽边，盯着黑暗里的某个地方。
“来吧，回家了。”我拽了拽绳子。
我们回到家里，刚一进门，我就立刻锁上前门，挂上了保险栓。我给罗斯克的碗里添满水后，开始在冰箱里翻找各种吃食。我取出一个装着意大利面的保鲜盒，打开盖子闻了闻，把里面的面条倒进一个碗里。盒子是什么形状，倒进碗里的面条就是什么形状。我把这块“长方形的晚餐”塞进微波炉，托盘在里面旋转着，而我则一直盯着控制面板上的时间发呆。这些数字在黑暗中泛着幽蓝色的光。
凌晨三点十四分。
微波炉叮了一声，我的晚餐好了。我把碗端到餐厅的桌子上，将桌子上堆着的各种文件、文件夹和便笺推到一边。便笺上有我在睡不着的晚上，用快没水的笔记录的杂乱思绪。我拉开椅子准备坐下时，椅子发出了响动，罗斯克听到声音后走到我的脚边，趴卧了下来。我把叉子插进面条里，搅了几下。
然后我又望向墙壁，墙上一双双微笑的眼睛就那么盯着我，让我不寒而栗。
这些邻居的照片是我从教会名录和员工年鉴上剪下来的。他们的证词、不在场证明、爱好和每天的日程安排都被我一一贴在照片下方，那些从警方简报上扯下的、从报纸上撕下的陌生人的照片，贴满了餐厅里的那面墙。我站在照片墙的对面，仔细分析着犯罪嫌疑人无神的双眼和那些陌生人细微的表情，就像一个女高中生把偶像的海报贴满卧室，不受控制地沉沦其中。我凝视着这些照片，思考着，想透过它们进入这些人的大脑，窥探他们的内心。因为这些人就像飞机上的那些乘客，总有某些人深藏着秘密。
一定有人，知道我想要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