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宜自薄而厚，威须先严后宽 【原文】

恩宜自淡而浓，先浓后淡者，人忘其惠；威宜自严而宽，先宽后严者，人怨其酷。 【译文】

对人施诸恩惠，要从淡而变厚；如果先厚而后淡，就易使人忘怀这种恩惠。对人施威严，要从严而变宽；如果先宽而后严，就会使人厌恨你冷酷无情。 【解读】

无论是施行恩惠还是使用自己的威严，采取的方式方法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拿帮别人来说吧，如果你第一次给了他一百块钱，他很感激你，如果你第二次只给了五十块钱，他就会觉得你少给了钱，因为他的基准是一百块钱，他就会抱怨。相反，如果你先给他五十，再给他一百，他就会认为你多给了钱，于是感激你。所以帮助别人采取递增的方法效果比较好，使用自己的威严时先严后宽的方法比较有效。

【事典】

雁群总跟头雁飞

曾国藩虽然自己主张不“贪”不“欲”，但他纵观天下，发现“勇于事者”乃是“皆有大欲”之人。这一点在他重回两江总督任上，欲励精图治的时候感触更深。

曾国藩回到两江总督任上的时候，地方兴革千头万绪，但以他为官多年的经验，最主要的是先抓上两件大事：一件是整顿吏治；一件是肃靖地方秩序。这两件大事抓不出成效，就什么也别想做好。然而，由于湘军自身的遗留问题，却捆住了他的手脚，使这两件大事都宣告搁浅。

吏治败坏是封建社会末期无法医治的弊端。尤其清朝末期，可以说无官不贪，官场黑幕重重，腐蚀着整个国家机构，使它一天天腐烂，走向最后的衰亡。曾国藩创办湘军的过程，客居湖湘各省，吃够了地方官的苦头，也看清了官场的黑暗。待到他任两江总督后，几乎把三江原有的地方官一举革尽，全换上了自己的亲信。开始时他强调选用官员的标准是“能做事，不爱钱，不怕死”。他认为随自己作战多年的湘军将领大体上是符合这三条标准的，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即使是他亲自选拔的官吏，到地方做了官，几乎没有几个是这样的人。何况，湘军将领之多，保举做官之泛，他根本就控制不了，更何况，即使做官之前确实条件较好，但放到清朝那个腐败的政治体制之下，不久也就同流合污，所谓出污泥而不染者在当时只是一句空话，或者说微乎其微。所以，连他自己也只能承认，“凡能任事者，无不好名，无不贪财”，若果不为名为利，又如何能投到湘军之中拼命呢？

冷眼看一看他的湘军将领和由这些将领变成的地方官员，他才感慨地说：“安得有人乎？勇于事者皆有大欲存焉！”

现在，要由他自己来整顿他亲手提拔、保举的官吏。这些官吏表现什么样他不难知道，在战争中，尤其攻破金陵之后，湘军将领哪个不大掠大抢，由此闹得全国尽人皆知。所以，真要整顿起来，等于自我否定，自我大暴露。当时他所处的地位那么险恶，自己刚刚从前线败回两江，从官文等满贵的明枪暗箭丛中钻了出来，哪里还有勇气再动湘军将领及湘系官员的手术呢！

他自知吏治的重要，问题的严重，非整顿不可，但却无法下手，也不敢下手。他向赵烈文问计，赵回答他：要搞吏治，必须先从江苏布政使丁日昌开刀。丁日昌原为江西万安知县，因贪污庸劣而被革职，时值曾国藩在江西万分困难之际而投入幕府，为一厘局文员。同治元年（1862年）随李鸿章到上海，被李提为苏松太道，兼任江南制造局总办、两淮盐运使，后又被李鸿章保荐为江苏布政使。丁日昌为人贪婪成性，又任苏松太道和盐运使肥缺，贪名极重。赵烈文说：“使若辈在位，吏治非江河日下不已。”然而曾国藩听后却为难地说：“你知道我的苦心吗?丁日昌之流与少荃至好，我与少荃势同一家，丁虽是小人，他为少荃筹前敌财用，我又怎能裁治他的手下呢！”就是说，李鸿章的亲信就是他的亲信，丁日昌人虽贪鄙，但他把贪侵的钱供李鸿章军饷。所以丁再坏也不能裁治。连最明显的坏官都不敢轻动，又何谈整顿吏治？

看来，曾国藩对如何解决有大贪欲又“勇于事者”所造成的吏治腐败现象也深感为难。他想整顿吏治，却碍着湘、淮系官员而不敢行动，这使他非常苦恼。他多次向赵烈文诉苦，并检讨自己说，连自己管辖的“三吴吏治”都不能下手整顿，真是“负国负民”呀。

对于勇于任事而又有权势者的贪婪与腐败，或是与他们针锋相对以自己的能力进行整治和斗争，或是与他们井水不犯河水，各行其道，相安无事，或是与他们同流合污，自甘堕落。而以曾国藩的为人与品格，当他重回两江的时候，不可能选择后两种可能，而第一种可能又实感无能为力，这使他处于一种“欲罢不能罢”的尴尬境地，即使这样，他也不能不被那些贪欲之人视为眼中钉，加上因对无业游民哥老会组织给地方上造成的极度混乱的局面，曾国藩深感问题的严峻，陷入了又惊又惧的深渊之中。他常言：“我乡会匪勃发，各地被扰。这些无业游民，逐风而逞，剿之而不畏，抚之而无术。纵使十次被灭，而若有一次得逞，则桑梓之患，不堪设想，殊以为虑。”他焦虑地预计，若是哥老会大股发难，首先遭到攻击的一定是他们曾家（因为哥老会成员中有许多是被曾国藩裁撤没有得到太多实惠并对他们不满的湘军官兵）。所以，他不止一次地告诫曾国荃、曾国潢和家人，让他们在乡里夹起尾巴做人，多积些阴德，免得遭到愤怒群众的惩罚。同时认为早晚难逃“劫数”，让他们随时准备“避乱远出”。家里人一听非常恐慌，商量全家搬往南京，但又舍不得家产，左右为难。经与赵烈文等反复商量，还是把他自己的家眷子女接到了南京，避离湖南。曾国藩连自己的家人老小都顾之不及，何谈“肃靖”地方。好在他在两江总督的位子上没有多久，又被调为直隶总督，离开了哥老会集中的长江流域，也管不着那里的靖与不靖了。

对于成功者而言，也许他本身就是一个有“大欲望”之人，但更重要的是他怎样才能合理地使用好那些有“大欲望”而又“能任事”之人则是他应当解决好的难题之一。

卷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