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身不可轻，用心不可重

【原文】

士君子持身不可轻，轻则物能扰我，而无悠闲镇定之趣；用意不可重，重则我为物泥，而无潇洒活泼之机。

【译文】

一个德才兼备的君子，待人接物不可有轻浮的举动，不可有急躁的个性，因为一旦轻浮急躁，就会把事情弄糟而使自己受到困扰，从而丧失悠闲宁静的生活。处理事情不可想得太多，凡事想得太多，就会受外界约束，从而丧失潇洒自如无拘无束的生机。

【解读】

持身不可轻，用意不可重，可以看作人的性格磨炼。做事情不能鲁莽急躁，否则就会欲速则不达，预想的效果不但没有达到，反而会因为急躁而把自己的生活弄得一团遭。但在考虑事情时，也不能顾虑重重，前怕狼后怕虎，否则就容易丧失成功的良机。 【事典】

“仁者用其仁，智者采其智”

能否用人，对事业的兴亡至关重要。刘备“三顾茅庐”，孔明感其知遇之恩，做出隆中对策，为之效忠竭智，才能由弱变强，称帝西蜀；孙权善于用“众智”、“众力”，听从鲁肃的“榻上策”，故能鼎足江东；曹操虚心求教于荀彧，遵其“深根固本以济天下”、“坚守官渡待变”之策，方能称雄北方。东汉末年，逐鹿中原者不乏其人，为何只有三国保存下来?不善用人是一个重要原因。袁绍雄踞四州，兵多粮足，谋士如云，官渡之战，他的兵力比曹操强得多，胜利本应属于他，因他既不听田丰、沮授之谏，又不从许攸之策，疑其所不当疑，决其所不当决，于是贻误军机，被动挨打，以失败告终。刘表居用武之国，拥九州之众，因其“善善不能用，恶恶不能去”，又无宏图大志，满足于现状，是他人俎上之肉，任人宰割，荆州被分解是必然之理。吕布被称为无敌将军，效忠于他的陈宫，为他尽智献谋，他当耳边风；对面谀而通敌图他的陈郃父子，却言听计从。在被曹操围困的危急关头，他不依靠张辽

等猛将以摆脱险境，而是想凭他的方天画戟和赤兔马以保妻子安全，结果被曹操所擒脑袋搬了家。

而曹操起家时势力不如袁绍，为何能后来居上，成就千秋霸业?我们说，曹操能够雄霸天下，是和他对人才能够各用其长并能互相配合的使用方法分不开的。曹操早在“惟才是举”令中很明确地表明了他的“因材授任”的思想。他引用了孔子所说的一句话，说如让鲁大夫孟公绰做晋国诸卿赵氏、魏氏的家臣，那是力有余裕的；但他却没有才能来做滕、薛这样小国的大夫。言外之意是，适宜做大国家臣的人，却不一定适宜做小国的大夫。孟公绰大概是一个廉静寡欲而缺乏实际才能的人，所以做赵、魏的家臣则有余，做滕、薛的大夫则不行。在这里，曹操意在说明德才各有短长，用人不能求全责备，必须因材授任。曹操进一步以管仲为例，说明不一定非得是廉士才可以使用。管仲年青时贫困，同鲍叔牙合伙经商，等到分财利时，管仲欺鲍叔牙而多自取，因此得了个不廉之名；后事齐公子纠

，又曾谋害小白(齐桓公)。但齐桓公不嫌管仲有不廉之名，也不计较他曾经谋害过自己，仍任用他为相，终于称霸诸侯。

曹操用人的最大一个特点是：仁者用其仁，智者采其智，也就是武将任其勇，文职尽其能，既善用人力，又善纳人言，择人任势，最大限度地用人之所长。曹操帐下有几种类型不同的人，有的性如烈火，视死如归(如典韦、庞德等)，每有大战恶斗，曹操总是派他们披坚执锐，冲锋陷阵；有的智勇双全，文武兼备(如曹仁、张郃等)，曹操平时把他们放在重要岗位，遇有战事，放手让他们统帅诸军，独挡一面；有的胆识不足，优柔寡断，曹操就因人制宜，将他们搭配在合适的主帅营中，当好配角。曹操量才任使，既善用人，又善用言的实例很多，只要有一技之长，他就抓住不放。对于不能征战的文人，曹操也爱不释手。如果不是曹操把那些著名的文士都收拢到自己周围，并发挥他们的作用，很难想象我国的文学史上，会有空前繁荣的“建安时代”。文学大师王粲，根据自己亲身经历，将曹操、袁绍、刘表做了对比，深有感触地说：袁绍虽兵多，然有贤而不能用，故奇士去之；刘表雍容荆楚，坐观时变，士之避乱

荆州者皆海内之俊杰，表不知所任，故国危而无辅。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车即缮其甲卒，收其豪杰而用之，以横行天下；及平江、汉，引共贤后置之列位，使海内归心，望风而愿治，文武并用，英雄毕力，此三王之举也。 〖HK〗衡量一个霸主是否高明，不仅看他招揽聚集了多少人，更要看他如何用人。聚才是为了用才，用好才能更好地聚才。人才再多而不善用，不是造成怨声载道，就是反使内耗丛生。这样，人才越多，反作用越大，不仅不能成事，反而坏大事，得不偿失。曹操用人能够人尽其能，善用人才，也能整合人才。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魏、吴两军在合肥进行了一场激战，曹操对这次战役的人事安排充分体现了他知人善任的能力。这次战役曹操安排的三个主将张辽、乐进、李典三人，都是曹操手下的大将，都立有赫赫战功。论资历和能力，三人相差无几；论地位和职务，三人也不相上下，这大概是“进、典、辽皆素不睦”的主要原因。安排这样三人守城，确有很大的危险性。但是，曹操自有高见，他在西征张鲁之前，就写好了一封密信交给了合肥护军薛悌，

在信封上特别注明：等吴兵来攻时再拆开看。曹操的葫芦里装的什么药，大家都不得而知。

等到曹操去远了，孙权果然率大兵来攻。危急中大家拆开密信，不看则已，一看都有点纳闷。只见信上寥寥数语：“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诸将皆疑。第一个明白了曹操意图的是张辽，他说：曹公的意思是说，他远征在外，如等他来救，敌人早已把我们打败。我们只有在敌人站稳脚跟之前，有守城的，有进攻的，打敌人个措手不及，才能以攻为守。是胜是败，在此一战，大家还怀疑什么!听张辽慷慨一谈，李典也有了同感。

曹操为何这么安排呢?这自有他的道理，且看张辽这个人，“少为郡吏，武力过人”，很早就当过并州刺史丁原的“从事”，以后跟何进、董卓等人征战，二十七岁时，在吕布手下“领鲁相”。吕布被曹操战败，张辽率部归降了曹操，被曹操“拜中郎将，赐爵关内侯”。跟曹操后，张辽曾不避大险只身到敌营威劝昌豨投降成功，又在败袁绍、攻袁谭、征柳城等大

战中屡建殊功。在别人看来办不成、不敢办的事上，张辽屡有独见，敢于一搏，所以多次得到曹操的赞赏。经历和实绩表明，这是个文武职务都任过、有胆有识的人物。曹操把他放在合肥，目的是清楚的，就是要他起组织和协调守军的核心作用。张辽果真不负曹操所望。令人费解的是，曹操为什么不让乐进出战而让他守护，不让李典守护而让他出战?史书记载，乐进“容貌短小，以胆烈从太祖，为帐下吏”，曹操称他“每临攻战，常为督率，奋强突固，无坚不陷，自援枹鼓，手不知倦”，为此封他个雅号叫“折冲将军”。不难看出，乐进

是个性烈胆壮的猛将。李典的气质与乐进有很大不同。“典好学问，贵儒雅，不与诸将争功，敬贤士大夫，恂恂若不及，军中称其长者。”李典跟随曹操的时间虽长，但独挡一面的经历很少；他虽然年仅三十五岁便死去，但早已得到“长者”的美称。不难看出，李典是个爱学习、有修养、善与人同、顾全大局的人才。按照用人常规，让李典守护较适宜，而让乐进与张辽一块出战更加合适。曹操偏偏将二人倒用，这不是费解吗?细分析，这正是曹操用人上的超常表现。三驾马车，绝无战斗力可言，如把互不和睦的三人拧在一起，必先有两人携手。

怎样把其中的两人团结起来，是能否打胜仗的关键。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曹操也表现出了超乎常

人的思维逻辑。在曹操看来，大敌当前，张辽置个人得失于度外是没有问题的，李典素有“不与诸将争功”的品格，如见张辽以大局为重，配合张辽行事也没有问题。令他二人出战，自然容易统一思想，相互支持，完成任务。有了这二人的团结和统一，就不愁把乐进带起来了

。如让乐进出战，很难保证乐进不与张辽争功斗气，如二人发生争吵，李典很难协调，那样三人就无法形成统一的整体。这里面还潜着一层意思：明明该由乐进出战而令其守护，是对他的“警告”和“将军”。就是说，你乐进如果以大局为重，就要在张辽指挥下与李典争着出战，即使你不争着出战，也要好好地将城守住。如果乐进争着出战，那么三人的凝聚力会更大。这才是曹操希望的第一方案；如果乐进不明白这个意思。老老实实地守护，也是很不错的第二方案。

曹操一封密信，为三人的团结对敌设了一个“双重保险”，无论出现哪种情况，都能做到万无

一失。果如曹操所料，张辽见信，率先表态，慷慨激昂地表示决一死战，紧接着附和的便是李典。《三国志·李典传》是这样写下李典附和支持张辽的：“辽恐其不从，典慨然曰：‘此国家大事，顾君计何如耳，吾何以私憾而忘公义乎!’乃率众与辽破走权”。《三国演义》描绘此战更为神奇：“这一阵杀得江南人人害怕，闻张辽大名，小儿也不敢夜啼。”

如果说，团结就是力量，那么人和就是战斗力。这件事也充分体现了曹操“仁者用其仁，智者用其智”的用人之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