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沉痛中的激昂

在某种意义上，巴顿与丘吉尔同属于一类人，他们都具有中世纪贵族的天性，缺乏保持沉默的自控力，生命与情感之火要比常人燃烧得更旺。正是这一点，决定了他们只有在战争时期才能出人头地。在和平年代里，丘吉尔只能当一位历史学家、文学家或者政客；而巴顿，如同某些人所说，很可能是个“捣乱分子”。蒙哥马利在他的《领导艺术之路》一书中对这一现象做了生动的描述：“一旦爆发危机，国家迫切需要主动性强的领导人，需要他们工作、办事、必要时冒险。……如同大海翻腾的波涛将杂物抛出水面一样，危机会促使性格坚强、目光远大之士脱颖而出。人们需要他。但当他完成使命后，很可能被弃之如敝屣。”丘吉尔在完成使命之后便被英国抛弃了。巴顿的命运则更惨，在战争刚刚取得局部胜利之时，他便开始面临厄运，其起因便是所谓“打耳光”事件。当然，巴顿对此是负有责任的。

从表面上看，巴顿是豪迈直爽，生性粗鲁的一员猛将，一副铁石心肠。但凡是长期与他相处的人都不难发现，在公众面前和私下里，巴顿判若两人。他善良敦厚，性格内向，很重情义，爱兵如子。巴顿讨厌医院，自己很少去医院就诊。但在战争期间，他只要有时间总要下医院去看一看，在他这样的高层指挥官中，是很少有人这样做的。一方面，他把看望伤病员看做自己的职责和一种重要的领导艺术，并认为这能够鼓舞他们战胜伤痛，再立新功。另一方面，他认为，创伤是军人英勇作战的标志，是一种莫大的光荣，他可以从他们身上汲取力量和慰藉。在医院里，他总是耐心地从一个病床走到另一个病床，用亲切温柔的语气与伤病员攀谈，慰问他们，并亲手给他们别上紫心勋章。在每一个病房，他都要停下来发表一番演讲，演讲的内容从不重复，但每一次都同样激动人心。每当巴顿看到那些牺牲的将士们的尸体，他总是要竭力控制住自己的感情，以免哭出声来。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他常常感到自己没有负一点伤是一种犯罪。人们清楚地记得，有一次，他来到一个生命垂危、戴着氧气面罩的士兵身旁，脱下钢盔，授给他一枚紫心勋章，然后对他轻轻低语……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流下了眼泪。

在战争期间，巴顿将看望伤病员视为自己的职责，并认为这有助于减轻他们的痛苦，他经常挤时间到医院去。图为巴顿在西西里和伤兵交谈。相反，对于那些临阵逃脱、无病呻吟的胆小鬼，巴顿不仅没有丝毫怜悯，反而感到强烈的痛恨，甚至疾恶如仇。他认为，这是对那些光荣负伤和牺牲的将士的一种亵渎，对这种人绝不能原谅和姑息。巴顿的这种情绪往往会发展到极端，以致失去控制。“打耳光”事件便是这一情绪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巴顿之所以采取了如此粗鲁幼稚的举动，客观因素也起了重要作用。

首先遇到的是蒙哥马利将军的重重阻挠。早在制定西西里作战计划时，蒙哥马利就施展种种手段，迫使盟军司令部推翻了“赫斯基8号”方案。根据他的计划，美军登陆点应由巴勒莫转至距英军登陆点不远的西南方面，其任务只是保护英军的侧翼。在蒙哥马利的强烈要求下，艾森豪威尔、亚历山大等人最终接受了他的新计划。

巴顿是怀着极不愉快的心情执行强加给他的作战计划的，但他仍然尽职尽责，全力以赴，开战后不久就打开了局面。但正当他的部队沿着预定路线胜利进军时，蒙哥马利又给他出了一个更大的难题：他擅自于7月13日将部队开进美军的行进道路——124号公路。这是一个严重违反作战计划的行动，严重干扰了美军的推进，给盟军作战带来混乱。对此，巴顿非常愤怒，但他克制住了自己，仍以大局为重，并希望把进攻方向转向西线，攻占巴勒莫。但亚历山大却发来指示，明确规定他的任务仅仅是保护英军的侧翼和后方。这等于死死地束缚了巴顿的手脚，不让他越雷池一步。对此，巴顿的反应是强烈的，在他的一再要求下，亚历山大才有条件地同意他转向西线。可以说，在通向巴勒莫的道路上，巴顿遇到了重重障碍，而这些阻力大部分来自盟军内部。这使巴顿感到十分痛苦，心力交瘁。

还有一个问题曾使巴顿大为恼火，愤愤不已。在西西里战役中，盟国空军第一次大规模直接支援地面作战，但由于缺乏实战经验和指挥上的失误，空中行动屡遭挫折。如前所述，7月9日夜间，空降部队进行的第一次行动以失败而告终，空降部队大部分没有抵达目的地。事隔两天，悲剧又一次重演，空降行动再次惨败，23架飞机坠毁，损失近400人。盟国空军的行动不仅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未能给地面部队提供必要的空中支援，反而多次发生误炸地面部队的事故。巴顿的部队曾多次遭到己方飞机的轰炸，造成了重大损失，巴顿本人也差一点遭遇不测。这真是雪上加霜。巴顿气愤地说：“我倒是要问一问这些空军老爷，他们的立场究竟站在哪一边。”

巴顿攻克巴勒莫之后，8月初挥师东向，进军墨西拿。在这里，巴顿部队陷入了空前的困境，西西里北部沿海地区山石林立，地形复杂，狡猾的德国装甲部队巧妙地依托这种地势，打打退退，尽可能地消耗盟军的有生力量。巴顿部队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极大的代价，进展十分缓慢。此时，巴顿最需要的是空军的支持，因此向亚历山大和布莱德雷求援，立即得到了首肯。但不幸的是，盟国空军对轴心国军队的轰炸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在空袭期间，竟发生了多起误击美军地面部队的严重事故。就在此时，巴顿发现了一个更令他不安的情况，部队的非战斗性减员突然猛增，许多并未受伤的人被运送到后方医院。这种情况在第1装甲师最为明显。

从战斗记录来看，第1师是巴顿最信任的一支部队，作战勇猛，敢打敢冲，屡建战功。该师师长艾伦是一员有胆有识的虎将，一向受到巴顿的倚重。但他脾气暴躁，待人傲慢，常常好自作主张。副师长罗斯福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儿子，他才华过人，作风朴实，体恤部下，深受官兵爱戴。由于两人的风格迥异，个性和自尊心都很强，所以相互间产生了隔阂和龃龉，并各有一帮支持者。在他们的溺爱和袒护下，该部队居功自傲，目无法纪，蔑视其他部队，并产生出一种自怜情绪，1943年8月，德军被驱逐出西西里岛。在一个村庄，意大利警察为美军士兵送水解渴。许多人不断跑医院，蹲病房。他们的行为在全军造成了极恶劣的影响，使巴顿不得不分心去处理这一问题。最后，巴顿打算忍痛割爱，将他们两人同时解职。

以上一系列问题已经闹得巴顿心烦意乱了，而英国BBC广播电台不负责任的报道更使他怒火中烧。英国的广播充满了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他们无事生非，大肆宣扬：在西西里岛，英国官兵正在前方浴血奋战，承担了大部分战斗，而美军却躲在巴勒莫豪华的王宫里，“一边喝葡萄酒，一边洗海水浴”。

在西西里炎热的夏季里，一身“热血与豪胆”的巴顿就是在这种煎熬之中度过的，巴顿把这称之为“一场剧烈的身心折磨”。他已经筋疲力尽了，忍耐力和自我控制的能力都达到了极限，数不清的矛盾冲突开始使他的心理天平倾斜了。“打耳光”事件就是在这时发生的，一发而不可收拾。

8月3日，刚刚考虑完第1师问题的巴顿在通往前线去的路上发现了第15后方医院的路标，他马上叫司机米姆中士把车开到医院去。本来，这次偶然的探访与往常没有什么不同——真诚的问候、深切的同情以及赠送紫心勋章等等。但正当他热情洋溢地与伤病员交谈的时候，他发现了第1师一个名叫查尔斯?库尔的士兵，蹲在一个箱子上，显然没有负伤。在巴顿的询问下，库尔战战惊兢兢地回答说：“我觉得受不了了。”医生说他得了“心理性神经紧张症”，这是第三次住院了。巴顿听罢大怒，多少天积累起来的火气一下子发泄出来，他痛骂库尔是胆小鬼，一边用手套打他的脸，一边怒骂道：“我不允许他躲在医院里，他的行为已经损坏了我们的声誉!”巴顿的所作所为使在场的医护人员都感到十分震惊。

由于当时战事吃紧，此事未造成大的影响，巴顿也没把它当回事，只是在日记中写道：“我遇到一个胆小鬼，我把他赶出了医院。”

8月5日，巴顿向高级军官发布了一份备忘录：

我注意到，一小部分士兵跑到医院，说自己神经紧张，不能参加战斗。这些人是胆小鬼，玷污了我军的荣誉，对于那些留守阵地坚强地承担作战危险的同志也是一种污辱，而他们却把医院当做避难所。

你们要采取措施，此类人员不要送往医院，而是在各自的部队处理。

意大利儿童向美军士兵献花。那些面对敌人胆怯而不愿作战的人员将由军事法庭进行审判。

但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战局仍然不乐观，敌人按预定方案边打边退，第1师似乎在被敌人牵着鼻子走，进展极其缓慢。巴顿当机立断，决定改变进攻线路，将进攻重点转至北翼，由特拉斯科特的第3师进行正面突破。但德军又一次抢得先机，他们控制了沿海路线上的几乎所有的制高点，占据了有利的地理位置，使第3师的陆路进攻严重受挫。没有办法，巴顿又决定改变战术，利用沿海地形乘登陆艇实施两栖跃进，时间定在9日。不曾想，在进攻前夕，德军有针对性地发起了一次空袭，炸毁了一艘登陆艇，美军的行动尚未开始就受挫。时间不等人，巴顿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下达了死命令：务必于10日晚间实施攻击。与此同时，他还下达解除艾伦和罗斯福职务的命令。巴顿此时的心情是焦虑而复杂的，他知道这一处分对于一个职业军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正是怀着这种心情，巴顿于10日中午赶往前线。

下午1时30分，巴顿在行车途中发现了第93后方医院的路标，马上命令把车开过去。于是又发生了下面的一幕。

与通常一样，巴顿亲切地与伤病员闲谈，赞扬他们的勇敢精神和业绩。但凡是熟悉巴顿的人都发现，他不像往常那样热情诙谐，神色显得沮丧而不自然。突然，他发现一名未受伤的士兵住在医院里，顿时怒火冲天。这个小伙子叫保尔?贝内特，患有中度的“弹震症”，一听到炮弹的呼啸声就异常惊恐。他面色灰白，语无伦次地告诉巴顿自己神经有问题。巴顿勃然大怒，大声叫骂：“你根本没病，你是个狗娘养的懦夫!……你马上滚回前线去……你应该被枪毙!”接着，巴顿打了他的耳光，并拿出手枪向着他晃动。直到走出病房，巴顿还在大声喊叫。

以上便是“打耳光”事件的来龙去脉。总之，巴顿之所以采取这种粗鲁幼稚的举动，从而酿成了他的个人悲剧，除了他自身的严重缺陷之外，主要是由于他所承受的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太大，远远超出了他的承受能力和忍耐力，使其心理的天平急剧倾斜，最终完全失去了控制，导致了歇斯底里大发作，使其性格中的所有弱点均暴露无遗。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因素对于巴顿的粗鲁举动有直接影响，即他对“战争恐惧症”问题缺乏科学的认识和理解。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战争恐惧症”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才真正得到了医学界的认可。对于患有战争恐惧症的人，轻者应使其得到必要的调整，重者则必须巴顿认为军人必须英勇无畏，视死如归，他从不容忍自己部队有贪生怕死的人。1943年8月10日，巴顿在西西里看到有1名未受伤的士兵住在医院，竟勃然大怒，给了他一记耳光。巴顿险些因此而断送前程。尽快送医院。这一方面可以使病人及时得到医治，另一方面又能防止恐惧情绪在军中蔓延。巴顿认为，一个军人必须英勇无畏，视死如归，不能表现出丝毫的动摇和怯懦。如果一个人的精神垮掉了，那么他就是个“上帝诅咒的胆小鬼”。在他的眼中，在战场上畏缩不前和开小差的人都是军人中的败类，必须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他这样做的目的完全是为了把他们从灾难中拯救出来，使他们获得了新生。否则，他们就会永远堕落在罪恶的深渊中。正是由于他采取了简单粗暴的举动，因此引起了严重的后果，几乎毁了他辉煌的军旅生涯。

“打耳光”事件发生后，巴顿内心也感受到自责，但由于战事紧张，他很快就把这件事忘掉了。但事情的发展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两天之后，第2军参谋长基恩少将和军医官阿内斯特上校来见布莱德雷。阿内斯特向布莱德雷汇报了“打耳光”事件的详细经过，并递交了一份有关报告。布莱德雷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当他得知这一报告尚无人知晓时，马上命令封存这份报告，严加保密。虽然布莱德雷对巴顿的做法十分反感，并有责任越级向上级汇报此事，但他选择了忠于巴顿的做法。这符合他一贯的处世方式，而且他了解巴顿和巴顿当前的处境。

但没有不透风的墙。很快，巴顿打人的消息就传遍了第7集团军，新闻界也议论纷纷。阿内斯特上校见布莱德雷不愿介入此事，便通过其他途径把报告直接交给了艾森豪威尔。

艾森豪威尔看到报告后感到既惊讶又棘手。此刻，巴顿将军正以征服者的姿态进入墨西拿城，全世界都在向他欢呼，意大利战场上还有许多更艰巨的任务等待他去完成。如何在这一时刻去处置一个十分特殊的人物呢?为了慎重起见，艾森豪威尔将此事严格限制在内部范围。他命令卫生顾问佩林?朗中校进行一次秘密调查，结果只向他一人汇报。同时，他以个人名义给巴顿写了一封信，严厉批评了巴顿的“卑鄙”行为，并责令巴顿，如果情况属实，必须公开向被打者、在场的医护人员和相关人士逐一道歉，以挽回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平息事态。事后，有人曾责怪艾森豪威尔的这一处理方式是轻描淡写。但他们不知道，对巴顿这样一位骄傲自大并刚刚取得重大战果的将军来说，这无异于一种最严厉的惩罚。事后，艾森豪威尔立即召见新闻界的代表，通报了事件的经过和采取的措施，并诚恳地要求他们，鉴于目前的军事形势和“过分”处置巴顿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不要把此事透露出去。与会者接受了这一请求。

直到这时，巴顿才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他在日记中写道：“显然，我的行动太轻率了，而且对情况的了解也很不够。我的出发点是正确的，因为谁也不能容忍装病逃避的现象存在，它会像传染病一样蔓延开来。我坦率地承认，我的方法是错误的，我将尽力改正。”

巴顿认真执行了艾森豪威尔的命令。在一个星期日的上午，被打士兵以及与此事有关的人员被召集到巴顿司令部。巴顿非常诚恳地向与会者表示道歉，认为自己“过于冲动了”。然后对自己的行动作了解释。他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的一个朋友因一念之差开了小差，后来承受不住精神压力自杀了。他说，如果当时有人粗暴地打他几个耳光，使他清醒，他是可能得救的。在场的人都接受了巴顿的道歉，并表示“忘掉”此事。临别时，巴顿与大家一一握手。事后，巴顿在一封信中向艾森豪威尔表达了悔改之意，并表示决不会再给他“惹麻烦”。但同时巴顿声称对那两个士兵“绝无苛刻或残忍之意”，他的目的仅仅是“设法使他们重新认识作为男子汉和军人的职责”，他是为了“拯救一个灵魂”。

此时，承受压力最大的是巴顿的顶头上司艾森豪威尔。如果按照某些人的要求去做，巴顿很可能被送上军事法庭，受到降职处分以致失去继续参战的机会。但艾森豪威尔清醒地看到，巴顿的行为虽然是残酷而愚蠢的，应该给以处分，但是，巴顿已经用事实说明自己是迄今为止盟军中最杰出的陆军指挥官和战术大师。而目前，他手头派得上大用场的美军将领寥寥无几。所以，艾森豪威尔决心要保护巴顿。他认为，这符合盟军的最高利益，也可以留给巴顿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这一决定充分显示了艾森豪威尔卓越的远见和对局势的高超的驾驭力。

在此后的几个星期里，巴顿一直把自己关在巴勒莫王宫的深宫里，闭门谢客。他是在闭门思过，还是在筹划下一阶段的军事行动?现已无人知晓。但对于正处在各种舆论包围中的巴顿来说，这一做法显然是明智而合乎时宜的。直至9月初，他才在接待美国红十字会主席诺曼?H．戴维斯的一次例行活动中公开露面，但未像平时那样发表演说。面对着向他鼓掌欢呼的官兵们，他故作严峻地开了一个巴顿式的玩笑：“我来到这里是想让你们看一看，我到底像不像某些人说的那样是一个王八蛋!”

事情到此似乎已经结束了。但11月21日，随军记者德鲁?皮尔逊违反诺言，将“打耳光”事件在媒体上公之于众。由于他不负责任地引用问接得来的材料，并加以夸张，很快便在美国社会和政界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各界人士纷纷发表意见，要求国会对这一事件进行彻底调查，解除巴顿的军职，并谴责艾森豪威尔等人袒护巴顿的“罪行”。但是，美国陆军最高领导层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致的，他们对巴顿所犯的错误表示遗憾和愤怒，认为必须使他接受这一教训，改过自新。但同时，他们决心使巴顿继续参加战争，发挥其不可替代的作用。陆军部长史汀生是巴顿的老战友，他指出，要从国家利益和军事需要的角度来考虑这一问题，保留巴顿的军事职务是绝对必要的。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不仅支持史汀生的主张，而且赞成把巴顿的永久军衔晋升为准将(巴顿的永久军衔原为上校)，并竭力为他辩护。对巴顿命运最关切的还是艾森豪威尔，因为他是巴顿的顶头上司，而巴顿则是他不可多得的猛将，他利用各种方式和场合来做挽救巴顿的工作。

11月24日，应陆军部的要求，艾森豪威尔发出了关于这一事件的最全面的报告，这是有关该事件的最权威的官方文件。报告详细介绍了事件的经过和他所采取的措施以及巴顿在改正错误方面所做的努力。报告还郑重地指出：“必须记住，一方面巴顿在这些具体事件中的行为是不可原谅的，了解此事的军官都莫不感到气愤；但另一方面，巴顿本人爱护、鼓励并在物质上帮助士兵的事例也是不胜枚举的。其结果是，在整个西西里战役中，第7集团军始终保持着高昂的士气。我亲自监督了这一事件的全部调查，并采取了在当时看来是适当的步骤。我相信，巴顿在任何进攻战中，都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而在这种进攻战中，作为一个集团军的指挥官具有忠诚、勇敢和一往无前的精神是非常重要的。……据多次给我的报告说，巴顿最近每次在他部队的士兵面前公开露面时，他都受到雷鸣般的鼓掌欢迎。”

由于各方面的努力，巴顿仍然留在艾森豪威尔的麾下。但是，在经过了这场风1943年9月3日，意方代表在西西里岛锡腊库扎附近盟军司令部签署停战协议。波之后，艾森豪威尔对他的这位老朋友兼部下有了更为全面的了解。这也就意味着，巴顿的军事职务已经达到了顶点了。艾森豪威尔是不会把巴顿提升到集团军司令以上的职位上去的。所以，尽管后来美军高层曾对集团军群和一些大战区的军事长官进行过多次调整，但艾森豪威尔从未考虑过巴顿。他认为：“巴顿具有某些令人遗憾的性格。他鲁莽、暴躁，有时容易冲动……可以让他担任一个集团军司令，我敢担保，他率领的部队肯定会所向披靡。”

征服西西里之后，巴顿的军旅生涯正如日中天，他满怀信心，准备攀登更辉煌的人生高峰。但是，“打耳光”事件却使他马失前蹄，陷入空前的窘境。在随后的日子里，巴顿似乎被打入了冷宫，是在无奈和期盼之中苦苦度过的。此时，欧洲的战局进入了一个极为关键的时期。在意大利战场上，盟军虽遭受了一定损失，但正在稳步推进，轴心国军队已经出现了全面崩溃的迹象，横渡英吉利海峡赴欧作战的“霸王”行动的筹备工作也已进入了实质性阶段。而战场上的常胜将军巴顿却似乎成了局外人，只能在巴勒莫金碧辉煌的王宫之中坐山观景，身旁只有一群同样百无聊赖的参谋人员。特别是当他看到克拉克又受到重用，在意大利战役中大显身手的时候，他心理的天平又一次失衡了。他愤愤不平，认为这简直是对自己的一种嘲弄，他甚至在私下里大骂克拉克，说他是一个“十全十美的平庸之辈”，并抱怨命运的不公。

其实，盟军司令部如此对待巴顿，既有“打耳光”事件的背景，同时也是出于特殊的策略上的考虑。由于巴顿在北非和西西里两大战役中表现出色，已经引起了德军的高度关注，德军统帅部称他是“最强大的攻击者”，是“美军中的隆美尔”，认为他指挥大规模坦克战的能力是无人能相比的。无论巴顿在哪里出现，都会引起德军的密切注意和猜测，因为他们认为，巴顿出现的地方很可能就是盟军的主攻方向。因此一段时间以来，巴顿已经成了德国情报部门秘密跟踪的对象，他的一举一动都会引起德国人的种种猜测。根据这一点，盟军司令部决定让巴顿虚张声势地四处巡视，以转移敌人的视线。

对于巴顿来说，这是一次带着“光荣使命”的“痛苦的旅游”。他奉命带着10名参谋在地中海地区巡游，到处招摇过市，还要摆出一副严肃认真的面孔，似乎身负着某种重要使命。他先后到过北非、西亚以及东地中海的许多大城市和重要海港，名义上是视察军事基地、机场和码头，进行勘测，绘制地图，为巴顿接管这些地区做准备，并不断地把消息泄露出去。实际上，这是一次真正的游山玩水。从某种意义上讲，巴顿很欣赏这次旅游，因为它使巴顿平生第一次亲身游历了这一地区的众多名胜古迹，其中一些是他从少年时代起就十分向往的。耶路撒冷、开罗、佛罗伦萨等历史文化名城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古老的城堡、记功柱、凯旋门、斗兽场和金字塔令他流连忘返。尽管如此，巴顿的情绪始终未能平静下来，他的心始终没有离开硝烟弥漫的战场。

1943年停战日(11月11日)那天，屡遭厄运的巴顿迎来了自己58岁生日。他十分伤感，但仍然表现出刚毅的性格和职业军人的风采。他觉得自己有些像古希腊悲剧作家笔下的英雄人物——为冲破命运的罗网而在苦苦挣扎，不屈不挠。他在战士公墓参加了纪念仪式，并发表了简短的讲话，说道：“我认为，为我们的国家而死死得其所。我们并不为他们的牺牲而感到遗憾，因为这些人仍然活着。”

战绩卓著的巴顿，由于其性格特点，往往得胜不得志。就在巴顿因“打耳光”事件而离开战场的短暂时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经历了一场重大的转折。在苏德战场、地中海战场和太平洋战场上，反法西斯同盟国都取得了重大胜利，战争的主动权已经完全掌握在了同盟国之手。但法西斯轴心国绝不会甘心失败，退却之中仍作困兽之斗，时时准备卷土重来。苏联迫切希望美英尽早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迫使德军两线作战，加速它的灭亡。美英两国领导人也认识到，重返欧陆的时机已经成熟了。1943年8月，美英两国政府首脑在加拿大魁jE克开会，双方经讨价还价，原则上同意实施“霸王”计划，决定美英部队大约于1944年5月在法国登陆，进攻德国腹地。同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美、英、苏三国首脑又召开了德黑兰会议，在斯大林的强烈要求下，会议正式确定了“霸王”作战行动的日期和地点。会后，盟军最高领导层决定，任命艾森豪威尔将军指挥这一伟大的军事行动。

得知这一消息的时候，巴顿正在西西里，他立即给在阿尔及尔的艾森豪威尔送去两只火鸡。这是一个很礼貌的暗示：巴顿近在咫尺，招之即来。巴顿知道，进行“霸王”战役必须组织一个集团军群，这就需要物色适当的指挥人选，巴顿早就盯住这一位置了，而且他自信地认为：这一职位非他莫属。但出人意料的是，艾森豪威尔大胆地采取了一个任用新人的方案。

在决定参与“霸王”战役指挥工作的人选时，艾森豪威尔当然也考虑过巴顿。巴顿在北非和西西里的战斗表现都证明，他是美军中最优秀的坦克专家和战术大师，其大刀阔斧、一往无前的进攻精神是无与伦比的。所以，尽管反对巴顿的呼声仍很强大，艾森豪威尔却早已决定要启用巴顿。但他也很清楚巴顿身上致命的弱点。他性情急躁，易于冲动蛮干，一旦发作起来像个任性的大男孩儿。掂量再三，艾森豪威尔认为巴顿最适合担当先锋官的角色。在马歇尔将军的支持下，艾森豪威尔最终选择了办事谨慎老成的布莱德雷来当此重任。但同时他认为，诺曼底登陆将是一场空前惨烈的战斗，美军不能没有巴顿这样一位敢于打硬仗的进攻型将领和战术天才，他的作用是谁也无法取代的。因此他决定任命巴顿为集团军司令。艾森豪威尔也考虑到，不久前巴顿与布莱德雷之间的那种上下级关系现在要颠倒过来，这是否会引起两个人的摩擦。但经过慎重考虑后，他认为，巴顿在受到严厉处分的情况下，最害怕的是坐失参战的机会，因此只要能参加战斗，他是会接受这一安排的。艾森豪威尔不愧为知人善任的帅才，他已经完全把握住了巴顿的脉搏。

1944年1月18日，巴顿得知了布莱德雷晋升的消息。对于巴顿来说，这不啻是晴天霹雳。他的梦想完全破碎了，集团军群司令的职务即将落入布莱德雷之手。其实巴顿本人也清楚，布莱德雷确实是最合适的人选。但他一时还是难以接受这一事实，自己的部下一夜之间超越了自己，而且他所得到的正是自己梦寐以求的东西。巴顿心中的愤怒和不平是可想而知的，他开始抱怨和贬低布莱德雷，说他“胆小怕事”，是个“谨小慎微的平庸之辈”。

1月22日，巴顿又接到了一个令他气馁的报告：他被免去了西西里战区的职务，调往英国待命。4天后，巴顿抵达英国，面临着捉摸不定的命运。

来到英国的初期，布莱德雷交给巴顿两项使命。一是继续在欺骗敌人的行动中担任主角(该欺骗行动代号为“刚毅”)。随着盟军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胜利，德国认识到盟军在法国登陆的日子已经日益迫近了，他们开始为防御这一登陆行动而进行准备。“刚毅”行动的目的是在进攻地点和时间上使德军判断失误。“霸王”计划已把登陆地点确定在诺曼底，“刚毅”的目的是告诉德国人，对诺曼底的行动只是佯攻，盟军的真正目标是加莱。为了进一步迷惑敌人，艾森豪威尔还设计了一个更复杂的诱骗行动：设立“第1集团军”，由巴顿担任司令，司令部驻扎在英国，作为进攻加莱的主力部队。这个集团军下设若干师，制作了许多形象逼真的假飞机、坦克和军舰，还集中了大量电台，频频发报，多方误导敌军。巴顿对这些工作已经十分精通了，但他仍十分谨慎，对一切工作都一丝不苟。

巴顿的第二个使命是出任第3集团军司令，这是他的真实身份。该部队的任务是一旦盟军登陆成功即进行扩张战果，向法国腹地大踏步推进。但巴顿接受这一任职时得知，该集团军目前还是一个空壳，其先头部队乘坐“玛丽皇后”号军舰正在前往英国的途中，其余的部队正在国内集结，他们刚刚完成了军事训练，是一支没有参加过实战的年轻部队。巴顿知道：自己又要从零开始了。但他愿意这样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用自己的品格和战斗作风去锤炼、塑造这支部队，使它成为一支勇敢刚毅、无坚不摧的钢铁大军。

巴顿接任第3集团军司令后做的第一件工作是组建他的司令部。巴顿的司令部设在纳兹福德的一个男爵庄园，他的办公室和寓所就设在庄园中的波维尔厅。巴顿的用人标准首先是必须忠诚，才能则处在第二位。他所要求的下属工作人员不一定非得才华横溢，但必须忠心耿耿，是他个人的延伸，像一架精密的仪器那样可以任他随意操纵，一丝不苟地、高效率地贯彻他的意志。同样，巴顿对他的部下也十分信任，并给予慈父般的关爱。正是由于这一点，他十分怀念他的第7集团军的原班人马。1月末，巴顿匆匆赶赴伦敦，会见了即将赴北非出任第7集团军司令的亚历巴顿将军经常驱车到各部队看望士兵。山大?帕奇将军。巴顿此举的目的是想说服帕奇把他的参谋班子交还给他。帕奇将军对巴顿的心情十分理解，答应了他的要求。这样，巴顿在北非和西西里时期的参谋班子又在伦敦团聚了。

巴顿现在的新家庭成员包括：参谋长加菲、副参谋长哈金斯、情报处长科克、供应处长马勒、副官戈德曼和斯蒂勒，以及医务主任奥多姆和传令兵米克斯。不久，他又多了一个亲密的小伙伴——威利。威利是一位牺牲了的英国飞行员遗留下来的小狗，面貌威武凶猛，但内心温顺。巴顿认为这颇有点像他的性格，因而对它关爱有加，甚至经常与它一起进餐，高兴时还抱在一起在地板上扭打，给他孤寂的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

巴顿对司令部属下的参谋部门予以特别的关注，认为参谋人员是指挥官的头脑和耳目。因此，他支持和鼓励参谋人员的工作，并给以充分信任。巴顿对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及其职责都了如指掌，如果需要，他会在任何时间替代他们的角色。巴顿还主张，各个部门每天都要派人到前线，实地了解战况，返回后立即向部门长官汇报，由部门长官选择其中有价值的情报于次日上午向集团军参谋部汇报。当然，如果有重大情报，必须立即上报，甚至可以直接上报巴顿本人。

当时，每支部队都有自己的肩章标志和秘密代号。第3集团军肩章标志的底色为蓝色，用绿色字母“O”把白色字母“A”围起来，原意为Army of Occupation，即“占领军”。这一标志据说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该部队是为在莱茵地区执行占领任务而创建的。不久，这支英雄的军队又将奔赴欧陆，去执行更伟大的占领任务了。第3集团军司令部的代号是“幸运”，这是巴顿的主张。这表明，在经历了几番风风雨雨后，巴顿内心深处的宿命观念开始迅速滋长，虽然建功立业的欲望仍那么强烈，但冥冥之中，他更加敬畏命运那神秘而巨大的威力了。

巴顿司令部所在地纳兹福德是一个平原小镇，虽说处在交通要道上，但由于位置较偏，又是农业区，因此人烟稀少。他办公和居住的波维尔厅是一座建于中世纪的木结构城堡建筑，整个建筑为浓密的青藤所覆盖，周围林木滴翠，芳草萋萋，富有浓郁的田园诗般的意境。巴顿在这里享受着舒适豪华的生活，与周围的名流显贵往来密切。然而，这个时期巴顿更喜欢在野外生活，认为这更富有战斗的气息。供巴顿野外生活和工作的住所是两辆拖车。生活车里面的设施虽然简单，但却完备实用，甚至还有洗澡用的设备，是巴顿平日里饮食起居的场所。办公车的原型是一辆冷藏车，内设有办公桌和电话，墙壁上挂满了地图，可以召开小型会议。

第3集团军是由多兵种组成的，除步兵外，还有装甲兵、炮兵(包括防空部队)、工兵、化学战部队、反坦克兵等等，以及强大的后勤保障系统。其主力主要由4个整编军组成：第8、12、15、20军，军长分别是特罗伊?米德尔顿、吉尔伯特?库克、韦德?海斯利普和沃尔顿?沃克将军。在过去的两年半中，该部队一直在国内的训练营地进行艰苦的实战训练，其司令官是克鲁格将军。克鲁格虽已年过花甲，却是一位著名的战术专家和军事改革家。在他的精心**下，该部队的技战术水平和军事素养有了很大提高。从官兵们的外貌上就有所体现——个个晒得肤色黧黑，精神抖擞。该部队的主要缺陷是缺乏实战经验，作风不够硬朗。

部队到位之后，巴顿立即投入了紧张的作战训练工作。他重新制定了严格的纪律和着装要求以及相应的奖惩条例，并狠抓落实工作。每到一地，他都要进行细致的督促和检查，亲自做示范或提出改进意见。他要求每一位指挥官：1．要亲自抓训练，而且要亲自示范，这样才能激发士兵的备战热情和积极性。2．尽量靠前指挥，以便于掌握第一手材料，减少传递信息的时间。3．作战计划必须简要明了。4．情报工作要常抓不懈，因为情报“就像鸡蛋一样，越新鲜越好”。5．“时刻使部队保持高度的机动性”。

就在巴顿紧张地进行实战训练之际，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插曲，使他差点参加了意大利战役。2月中旬，卢卡斯指挥第6军在意大利的安齐奥登陆，遭到了德军的顽强抵抗，被压制在滩头阵地上，陷入困境。在紧急关头，盟军几位主要领导人不约而同都想起了巴顿。英国首相丘吉尔和总参谋长布鲁克提出紧急动议：“让巴顿去安齐奥!”亚历山大则电告艾森豪威尔，要求派一个“像巴顿一样的利剑”去。于是，艾森豪威尔把巴顿召到伦敦。

由于是让巴顿接替卢卡斯指挥一个军，艾森豪威尔感到有些委屈巴顿，在向巴顿介绍情况时显得有些迟疑不决。但巴顿听完情况后却兴奋得大叫：“这哪里是委屈，我简直受宠若惊了。只要能去打那些狗狼养的，我愿意去指挥任何一支排以上的部队!”但是，由于克拉克的反对，最后亚历山大同意由特拉斯科特接任第6军军长。巴顿的安齐奥之行被临时取消了，这让巴顿着实恼火了一番，似乎一只到了嘴边的鸭子又飞掉了。

回到纳兹福德之后，巴顿不再想人非非了，全身心地投入了紧张的训练工作和其他战前准备工作。每到一地，巴顿少不了要发表演讲。他的讲话仍保持了他的一贯风格，粗话连篇，妙语连珠，充满了刺激和煽动。但在一些比较正规和重要的场合，他比过去有所收敛，话语不仅富有逻辑性和文采，有时还掺杂了点人情味。人们发现，巴顿对待自己的新部队和下属更为宽厚了。这说明，他已经认真接受了“打耳光”事件的教训。

为了深刻理解从而更好地把握横渡英吉利海峡在法国登陆作战的各个环节，这个时期，巴顿专门研究了英国传奇式的人物——惠林顿及其战例，通读了弗雷曼写的六卷本《诺曼征服史》一书。为了在欧洲大陆实施远距离大兵团作战，他还花了很多时间研究美国内战时期谢尔曼将军所进行的伟大远征。同时，他还与英国著名军事评论家利德尔一哈特就若干军事问题进行了多次探讨。例如：消除障碍快速运动；必要时切断与总部的联系，机动作战；长途奔袭；迂回进攻等等。巴顿从利德尔一哈特那里得到了不少忠告和有益的经验，而利德尔一哈特则对巴顿高超的军事素养深表钦佩。他认为，巴顿是一个天才的军人，对战争有敏锐的感觉和高度的理解力，巴顿对美军的整体素质和各方面的细节问题都了如指掌。

在这个期间，“霸王”计划日臻完善，战斗日益临近，一切都在顺利进行之中。但在这个时期，巴顿又两次陷入困境，差一点断送了参战的机会。

第一次要追溯到西西里战役时期。1943年6月，在战役即将开始之前，巴顿下部队去视察军事演习。这次视察使他十分兴奋，各个部队的表现都很出色。但他发现了一些问题，特别是对新参战的第45师不放心，担心他们经验不足。他认为需要对他们进行一次鼓舞人心的训话，一方面激发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另一方面向他们灌输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因此在训话中，巴顿在激励官兵们要为“自由”和“解放”而战，要在战场上赢得荣誉和自信的同时，鼓励他们“迅速而不停顿地、凶狠地”进攻，“杀死一切敢于抵抗我们的人”。他还告诫缺乏实战经验的战士，“战斗是残酷无情的……即使在德国人和意大利人表示要投降时，也要提高警惕。因为投降了的敌人也会乘我们麻痹大意而向我们开枪。”事实正是如此，45师后来参加的战斗打得都很艰苦，德国人在战场上如同嗜血的野兽一样残暴，他们不仅枪杀想交枪投降的意大利士兵，而且还出现了枪杀美军战俘的事情。于是，在战斗中出现了两起枪杀德军战俘的报复事件。在斯科格里蒂战役中，第45师的康普顿上尉用机枪打死了43名德军战俘，米斯特中士则枪毙了36名德军战俘。巴顿得知后，立即把这两个人送交了军事法庭。巴顿认为这件事已经处理完毕，很快就忘却了。谁知就在他正在英国训练第3集团军的时候，东窗事发，陆军部派监察官前来调查这一事件。虽然调查结果证明巴顿并没有鼓动部队屠杀战俘，但仍引起了艾森豪威尔的不满，他当面斥责了巴顿，命令他以后不要“信口开河”。

此事还未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又发生了“纳兹福德事件”，给巴顿造成了更大的麻烦。

4月25日，纳兹福德地区的妇女志愿服务人员准备为美军官兵开办一个“欢迎俱乐部”，她们多次热情地邀请巴顿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盛情难却，巴顿最终同意与会，但提出不要发表有他形象的照片，并“严禁记录”。会议主持人答应了。巴顿的讲话简短热情，但他尽量避开敏感问题，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他强调了英美团结的重要性，并感谢英国妇女在沟通英美双方的理解上所起的作用，就此他说道：“既然注定要由美、英、俄统治这个世界，那么，我们越是相互理解，事情就会办得越好。”事情就是这样简单。但是第二天，英国报刊违背了承诺，发布了这一消息，而且还不负责任地在报道中删去了“俄国”。要知道，在1944年，与苏联的关系是牵扯到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重大政治问题，因此是非常敏感的。很快，美国的各大报纸都刊登了这一消息，结果引起了一场风波，巴顿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攻击。共和党指责他是“国务院的帮凶”，是“军人干政”；左翼人士则指责他“破坏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这件事使得马歇尔和艾森豪威尔都十分恼火。诺曼底登陆战即将打响，事情千头万绪，而巴顿却像个难以**的孩子，不断惹是生非，屠杀战俘事件刚刚过去，又发生了“纳兹福德事件”。因此，马歇尔和艾森豪威尔都在考虑是否解除巴顿的兵权，把他送回美国。特别是马歇尔，因为此时他正在想方设法说服国会批准晋升包括巴顿在内的一批陆军军官的军衔，而这一事件可能影响到这些人的晋升问题，已经有人建议终止巴顿的晋升了。于是他打电报给艾森豪威尔，就此事进行了愤怒的质问。艾森豪威尔起初也很生气，想解除巴顿的军职。在4月29日发给马歇尔的一封电报中，他谈了自己的这一想法。

1944年4月25日，巴顿在英国纳兹福德地区妇女志愿服务者组织的“欢迎俱乐部”的开幕式上。对于巴顿来说，虽然对事情的结局感到惊愕不解，认为这些攻击是不公正的，但他已经能够坦然地面对命运对自己的摆布了。而且，巴顿心中有数：只要还有艰苦的战斗，国家就仍然需要他，因此会原谅他的一些小小的“失误”。在给奉命前来调查的休斯将军的信中，巴顿简单坦率地说明了事情的真相，然后指出：“我的抱负就是率兵杀敌，我不相信我所做的事情对此会有什么不良影响。”

果然不出巴顿所料，在经过一番波折之后，艾森豪威尔仍然决定留用巴顿。这主要是因为调查结果表明新闻报道与实情不符，另外，丘吉尔、史汀生等要人的介入也起了重要作用。他们认为此事无关大局，不能因一件小事而失去一员得力的战将，虽然巴顿生性鲁莽古怪，但他却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天才，而且，美国此时还很难再找到一位能取代巴顿的优秀的指挥官。艾森豪威尔在给华盛顿的一封电报中指出：“解除巴顿的职务会使我们失去他的指挥经验以及他在进攻中表现出的激发士气的热情。”同时，他也给巴顿写去一封信，对巴顿的“轻率”言行进行了严厉的训斥，同时表示将继续留用他，但正告巴顿必须谨言慎行，做一个“好的指挥官”。

就这样，一场风波平息了。巴顿看完艾森豪威尔的信后大声叫道：“战争结束了!”

巴顿又全神贯注地投入了紧张的军事训练和修改作战计划的工作。他知道，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他必须全力以赴，做最后的冲刺，决不能再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他经常驱车去各个部队视察，检查作训计划，组织针对性训练和小规模实战演习。每到一个部队总少不了发表一通纯粹巴顿风格的激动人心的演说。在登陆前的最后一次视察中，他对士兵们说：“在我的讲话中，我总是强调战斗和杀人，以及每个人各尽其责。那些胡说八道的记者们除了知道他妈的**之外，对真枪实弹一窍不通。军队中的每一个人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即使炊事员也不例外，甚至那些烧水让我们洗干净屁股的家伙也是如此!让那些混蛋来调查吧，这就是巴顿的第3集团军，我们要把一切敌人赶进地狱去!这样，20年后，当我们的孙子问你在战斗中做了些什么的时候，你就不会羞愧了。”